市場經濟中所謂原始資本的積累是剝奪農民

　　——資本價值在市場經濟中的運動和作用（128）

　　我們已經知道，貨幣怎樣轉化為資本，資本怎樣產生剩余價值，剩余價值又怎樣產生更多的資本。但是，資本積累以剩余價值為前提，剩余價值以資本主義生產為前提，而資本主義生產又以商品生產者握有較大量的資本和勞動力為前提。因此，這整個運動好象是在一個惡性循環中兜圈子，要脫出這個循環，就只有假定在資本主義積累之前有一種“原始”積累（亞當·斯密稱為“預先積累”），這種積累不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結果，而是它的起點。

　　這種原始積累在政治經濟學中所起的作用，同原罪在神學中所起的作用幾乎是一樣的。亞當吃了蘋果，人類就有罪了。人們在解釋這種原始積累的起源的時候，就象在談過去的奇聞逸事。在很久很久以前有兩種人，一種是勤勞的，聰明的，而且首先是節儉的中堅人物，另一種是懶惰的，耗盡了自己的一切，甚至耗費過了頭的無賴漢。誠然，神學中關于原罪的傳說告訴我們，人怎樣被注定必須汗流滿面才得糊口；而經濟學中關于原罪的歷史則向我們揭示，怎么會有人根本不需要這樣做。但是，這無關緊要。于是出現了這樣的局面：第一種人積累財富，而第二種人最后除了自己的皮以外沒有可出賣的東西。大多數人的貧窮和少數人的富有就是從這種原罪開始的；前者無論怎樣勞動，除了自己本身以外仍然沒有可出賣的東西，而后者雖然早就不再勞動，但他們的財富卻不斷增加。例如梯也爾先生為了替所有權辯護，甚至帶著政治家的嚴肅神情，向一度如此富有才華的法國人反復叨念這種乏味的兒童故事。但是，一旦涉及所有權問題，那末堅持把兒童讀物的觀點當作對于任何年齡和任何發育階段都是唯一正確的觀點，就成了神圣的義務。大家知道，在真正的歷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殺戮，總之，暴力起著巨大的作用。但是在溫和的政治經濟學中，從來就是田園詩占統治地位。正義和“勞動”自古以來就是唯一的致富手段，自然，“當前這一年”總是例外。事實上，原始積累的方法決不是田園詩式的東西。

　　貨幣和商品，正如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一樣，開始并不是資本。它們需要轉化為資本。但是這種轉化本身只有在一定的情況下才能發生，這些情況歸結起來就是：兩種極不相同的商品所有者必須互相對立和發生接觸；一方面是貨幣、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所有者，他們要購買別人的勞動力來增殖自己所占有的價值總額；另一方面是自由勞動者，自己勞動力的出賣者，也就是勞動的出賣者。自由勞動者有雙重意義：他們本身既不象奴隸、農奴等等那樣，直接屬于生產資料之列，也不象自耕農等等那樣，有生產資料屬于他們，相反地，他們脫離生產資料而自由了，同生產資料分離了，失去了生產資料。商品市場的這種兩極分化，造成了資本主義生產的基本條件。資本關系以勞動者和勞動實現條件的所有權之間的分離為前提。資本主義生產一旦站穩腳跟，它就不僅保持這種分離，而且以不斷擴大的規模再生產這種分離。因此，創造資本關系的過程，只能是勞動者和他的勞動條件的所有權分離的過程，這個過程一方面使社會的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轉化為資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產者轉化為雇傭工人。因此，所謂原始積累只不過是生產者和生產資料分離的歷史過程。這個過程所以表現為“原始的”，因為它形成資本及與之相適應的生產方式的前史。

　　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結構是從封建社會的經濟結構中產生的。后者的解體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

　　直接生產者，勞動者，只有當他不再束縛于土地，不再隸屬或從屬于他人的時候，才能支配自身。其次，他要成為勞動力的自由出賣者，能把他的商品帶到任何可以找到市場的地方去，他就必須擺脫行會的控制，擺脫行會關于學徒和幫工的制度以及關于勞動的約束性規定。因此，使生產者轉化為雇傭工人的歷史運動，一方面表現為生產者從隸屬地位和行會束縛下解放出來；對于我們的資產階級歷史學家來說，只有這一方面是存在的。但是另一方面，新被解放的人只有在他們被剝奪了一切生產資料和舊封建制度給予他們的一切生存保障之后，才能成為他們自身的出賣者。而對他們的這種剝奪的歷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載入人類編年史的。

　　工業資本家這些新權貴，不僅要排擠行會的手工業師傅，而且要排擠占有財富源泉的封建主。從這方面來說，他們的興起是戰勝了封建勢力及其令人憤恨的特權的結果，也是戰勝了行會及其對生產的自由發展和人對人的自由剝削所加的束縛的結果。但是，工業騎士之所以能夠排擠掉佩劍騎士，只是因為他們利用了與自己毫不相干的事件。他們借以興起的手段，同羅馬的被釋奴隸成為自己保護人的主人所使用的手段同樣卑鄙。

　　勞動者的奴役狀態是產生雇傭工人和資本家的發展過程的起點。這一發展過程就是這種奴役狀態的形式變換，就是封建剝削變成資本主義剝削。要了解這一過程的經過，不必追溯太遠。雖然在十四和十五世紀，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經稀疏地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的最初萌芽，但是資本主義時代是從十六世紀才開始的。在這個時代來到的地方，農奴制早已廢除，中世紀的頂點——主權城市也早已衰落。

　　在原始積累的歷史中，對正在形成的資本家階級起過推動作用的一切變革，都是歷史上劃時代的事情；但是首要的因素是：大量的人突然被強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資料分離，被當作不受法律保護的無產者拋向勞動市場。對農業生產者即農民的土地的剝奪，形成全部過程的基礎。這種剝奪的歷史在不同的國家帶有不同的色彩，按不同的順序、在不同的歷史時代通過不同的階段。只有在英國，它才具有典型的形式，因此我們拿英國作例子

　　對農村居民土地的剝奪。

　　在英國，農奴制實際上在十四世紀末期已經不存在了。當時，尤其是十五世紀，絕大多數人口是自由的自耕農，盡管他們的所有權還隱藏在封建的招牌后面。在較大的封建領地上，過去本身也是農奴的管事，被自由的租地農場主排擠了。農業中的雇傭工人包括兩種人，一種是利用空閑時間為大土地所有者做工的農民，一種是獨立的、相對說來和絕對說來人數都不多的真正的雇傭工人階級。甚至后者實際上也是自耕農，因為除了工資，他們還分得四英畝或更多一些的耕地和小屋。此外，他們又和真正的農民共同利用公有地，在公有地上放牧自己的牲畜和取得木材、泥炭等燃料。在歐洲一切國家中，封建生產的特點是土地分給盡可能多的臣屬。同一切君主的權力一樣，封建主的權力不是由他的地租的多少，而是由他的臣民的人數決定的，后者又取決于自耕農的人數。因此，雖然英國的土地在諾曼人入侵后分為巨大的男爵領地，往往一個男爵領地就包括九百個盎格魯撒克遜舊領地，但是小農戶仍然遍布全國，只是在有些地方穿插有較大的封建領地。這些情況，加上代表十五世紀特點的城市繁榮，就使大法官福特斯居在其《談談英國法律的優越性》一書中十分雄辯地描述過的人民財富能夠產生出來，但是這些情況是排斥資本財富的。

　　資本主義制度卻正是要求人民群眾處于奴隸地位，使他們本身轉化為雇工，使他們的勞動資料轉化為資本。在這一過渡時期中，立法也曾力圖使農業雇傭工人的小屋保有4英畝土地，并且禁止他們以自己的小屋招攬房客。1627年，在查理一世的時候，豐特米爾的羅吉爾·克羅克在豐特米爾的領地上修建一座小屋時，還因沒有撥出4英畝土地作為小屋的永久附屬物而被判罪；1638年，在查理一世的時候，還任命了一個皇家委員會來監督舊法律的實施，特別是關于4英畝土地的法律的實施；克倫威爾還禁止在倫敦周圍4哩的地區內修建未附有4英畝土地的房屋。在十八世紀上半葉，如果農業工人的小屋未附有1—2英畝土地，他還會到法院去控告。但是現在，如果小屋附有一個小園子，或者在遠離小屋的地方可以租到一點點土地，就是很幸運的了。

　　在十六世紀，宗教改革和隨之而來的對教會地產的大規模的盜竊，使暴力剝奪人民群眾的過程得到新的驚人的推動。在宗教改革的時候，天主教會是英國相當大一部分土地的封建所有者。對修道院等的壓迫，把住在里面的人拋進了無產階級行列。很大一部分教會地產送給了貪得無厭的國王寵臣，或者非常便宜地賣給了投機的租地農場主和市民，這些人把舊的世襲佃戶大批地趕走，把他們耕種的土地合并過來。法律保證貧苦農民對一部分教會什一稅的所有權，也被暗中取消了。

　　在十七世紀最后幾十年，自耕農即獨立農民還比租地農民階級的人數多。他們曾經是克倫威爾的主要力量，甚至馬考萊也承認，他們同酗酒的劣紳及其奴仆，即不得不娶主人的棄妾的鄉村牧師相比，處于有利的地位。甚至農業雇傭工人也仍然是公有地的共有者。大約在1750年，自耕農消滅了，而在十八世紀最后幾十年，農民公有地的最后痕跡也消滅了。

　　勞動者2015年1月13日

　　市場經濟中所謂原始資本的積累的結果

　　——資本價值在市場經濟中的運動和作用（129）

　　1，十五世紀末以來懲治被剝奪者的血腥立法。壓低工資的法律。由于封建家臣的解散和土地斷斷續續遭到暴力剝奪而被驅逐的人，這個不受法律保護的無產階級，不可能象它誕生那樣快地被新興的工場手工業所吸收。另一方面，這些突然被拋出慣常生活軌道的人，也不可能一下子就適應新狀態的紀律。他們大批地變成了乞丐、盜賊、流浪者，其中一部分人是由于習性，但大多數是為環境所迫。因此，十五世紀末和整個十六世紀，整個西歐都頒布了懲治流浪者的血腥法律?，F在的工人階級的祖先，當初曾因被迫變成了流浪者和貧民而受到懲罰。法律把他們看作“自愿的”罪犯，其依據是：只要他們愿意，是可以繼續在已經不存在的舊的條件下勞動的。

　　在英國，這種立法是在亨利七世時期開始的。

　　亨利八世時期，1530年，允許年老和無勞動能力的乞丐行乞。但對身強力壯的流浪者則加以鞭打和監禁。他們要被綁在馬車后面，被鞭打到遍體流血為止，然后要發誓回到原籍或最近三年所居住的地方去“從事勞動”。多么殘酷的諷刺！

　　愛德華六世在他即位的第一年（1547年）頒布的法令規定，拒絕勞動的人，如被告發為游惰者，就要判為告發者的奴隸。主人應當用面包和水，用稀湯和他認為適當的肉屑給自己的奴隸吃。他有權用鞭打和鐐銬強迫奴隸從事一切令人厭惡的勞動。如果奴隸逃亡達14天，就要判為終身奴隸，并在額頭或臉頰打上S字樣的烙印，如果第三次逃亡，就要當作叛國犯處死。主人可以把他出賣，遺贈，作為奴隸出租，完全象對待其他動產和牲畜一樣。如果奴隸圖謀反抗主人，也要被處死。

　　伊麗莎白執政時期的1572年的法令規定，沒有得到行乞許可的14歲以上的乞丐，如果沒有人愿意使用他兩年，就要受猛烈的鞭打，并在左耳打上烙印；如果有人再度行乞而且年過18，又沒有人愿意使用兩年，就要被處死；第三次重犯，就要毫不容情地當作叛國犯處死。

　　詹姆斯一世時期，游蕩和行乞的人被宣布為流浪者。即決法庭的治安法官有權當眾鞭打他們，把第一次被捕者監禁6個月，第二次被捕者監禁2年。在監禁期間，治安法官認為適當就可以隨時鞭打他們，要打多少就打多少……不可救藥的危險的流浪者，要在左肩打上Ｒ字樣的烙印，并要從事強制勞動；如果他再度在行乞時被捕，那就要毫不容情地處死。這些條例直到十八世紀初還有效，到安女王十二年頒布第23號法令時才被廢除。

　　這樣，被暴力剝奪了土地、被驅逐出來而變成了流浪者的農村居民，由于這些古怪的恐怖的法律，通過鞭打、烙印、酷刑，被迫習慣于雇傭勞動制度所必需的紀律。

　　單是在一極有勞動條件作為資本出現，在另一極有除了勞動力以外沒有東西可出賣的人，還是不夠的。這還不足以迫使他們自愿地出賣自己。在資本主義生產的進展中，工人階級日益發展，他們由于教育、傳統、習慣而承認這種生產方式的要求是理所當然的自然規律。發達的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組織粉碎一切反抗；相對過剩人口的不斷產生把勞動的供求規律，從而把工資限制在與資本增殖需要相適應的軌道以內；經濟關系的無聲的強制保證資本家對工人的統治。超經濟的直接的暴力固然還在使用，但只是例外地使用。在通常的情況下，可以讓工人由“生產的自然規律”去支配，即由他對資本的從屬性去支配，這種從屬性由生產條件本身產生，得到這些條件的保證并由它們永久維持下去。在資本主義生產在歷史上剛剛產生的時期，情況則不同。新興的資產階級為了“規定”工資，即把工資強制地限制在有利于賺錢的界限內，為了延長工作日并使工人本身處于正常程度的從屬狀態，就需要并運用了國家權力。這是所謂原始積累的一個重要因素。

　　雇傭工人階級是在十四世紀下半葉產生的，它在當時和后一世紀內只占居民中很小的一部分；它的地位受到農村的獨立農民經濟和城市的行會組織的有力的保護。在農村和城市，雇主和工人在社會上是接近的。勞動對資本的從屬只是形式上的，就是說，生產方式本身還不具有特殊的資本主義的性質。資本的可變要素大大超過它的不變要素。因此，對雇傭勞動的需求隨著資本的積累而迅速增加，而雇傭勞動的供給只是緩慢地跟在后面。后來變成資本積累基金的一大部分國民產品，在當時還是工人的消費基金。

　　2，資本主義租地農場主的產生

　　在英國，最初形式的租地農場主是本身也是農奴的管事。他的地位和古羅馬的斐力卡斯相似，不過活動范圍狹小一些。在十四世紀下半葉，管事被由地主供給種籽、牲畜和農具的租地農民所代替。這種租地農民的地位同農民沒有多大的區別，不過他剝削更多雇傭勞動。他不久就成為分成農，半租地農場主。他籌集農業資本的一部分，而其余部分則由地主提供。雙方按合同規定的比例分配總產品。這種形式在英國很快就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真正的租地農場主，他靠使用雇傭工人來增殖自己的資本，并把剩余產品的一部分以貨幣或實物的形式作為地租交給地主。

　　在十五世紀，當獨立農民和那些既當雇工同時又獨自耕作的雇農靠自己的勞動而富裕起來的時候，租地農場主的境況和生產范圍都同樣是中等的。十五世紀最后三十多年開始的、幾乎在整個十六世紀（但最后幾十年除外）繼續進行的農業革命，以同一速度使農村居民破產，使租地農場主致富。對公有牧場等的掠奪，使租地農場主幾乎不費代價就大大增加了自己的牲畜數量，這些牲畜又為他的土地的耕作提供了更豐富的肥料。

　　在十六世紀，又加進了一個有決定意義的重要因素。當時，租約的期限很長，往往達99年。貴金屬價值從而貨幣價值的不斷下降，給租地農場主帶來了黃金果。把前面已經指出的其他一切情況撇開不說，這種下降也降低了工資。工資的一部分變成了租地農場主的利潤。谷物、羊毛、肉類，總之，一切農產品的價格不斷上漲，不費租地農場主一點力氣，就增大了他的貨幣資本，而他必須支付的地租，卻是按照以前的貨幣價值簽訂在契約上的。

　　3，農業革命對工業的反作用。

　　工業資本的國內市場的形成。我們已經知道，對農村居民斷斷續續的、一再重復的剝奪和驅逐，不斷地為城市工業提供大批完全處于行會關系之外的無產者。與獨立的、自耕的農村居民稀薄化相適應的，不僅僅是工業無產階級的稠密化。雖然種地的人數減少了，但土地提供的產品和過去一樣多，或者比過去更多，因為伴隨土地所有權關系革命而來的，是耕作方法的改進，協作的擴大，生產資料的積聚等等，因為農業雇傭工人不僅被迫加強了勞動強度，而且他們為自己進行勞動的生產范圍也日益縮小了。因此，隨著一部分農村居民的游離，他們以前的生活資料也被游離出來。這些生活資料現在變成可變資本的物質要素。被驅逐出來的農民必須從自己的新主人工業資本家那里，以工資的形式掙得這些生活資料的價值。國內農業提供的工業原料也同生活資料的情況一樣。它變成了不變資本的一個要素。

　　一部分農村居民的被剝奪和被驅逐，不僅為工業資本游離出工人及其生活資料和勞動材料，同時也建立了國內市場。

　　事實上，使小農轉化為雇傭工人，使他們的生活資料和勞動資料轉化為資本的物質要素的那些事件，同時也為資本建立了自己的國內市場。以前，農民家庭生產并加工絕大部分供自己以后消費的生活資料和原料。現在，這些原料和生活資料都變成了商品；大租地農場主出售它們，手工工場則成了他的市場。紗、麻布、粗毛織品（過去每個農民家庭都有這些東西的原料，它把這些東西紡織出來供自己消費），現在變成了工場手工業的產品，農業地區正是這些東西的銷售市場。以前由于大量小生產者獨自經營而造成的分散各地的許多買主，現在集中為一個由工業資本供應的巨大市場。于是，隨著以前的自耕農的被剝奪以及他們與自己的生產資料的分離，農村副業被消滅了，工場手工業與農業分離的過程發生了。只有消滅農村家庭手工業，才能使一個國家的國內市場獲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需要的范圍和穩固性。

　　但是，真正的工場手工業時期并沒有引起根本的改變。我們記住，工場手工業只涉及國民生產的很小一部分，它一直以城市手工業和農村家底副業作為廣闊的背景。它在某種形式下，在某些工業部門，在某些地方消滅城市手工業和農村家庭副業，同時又在其他地方使它們重新出現，因為它需要它們把原料加工到一定的程度。因此，它產生了一個新的小農階級，這些小農以種地為副業，而以工業勞動為主業，把產品直接或通過商人賣給手工工場。這就是首先使研究英國歷史的人困惑不解的現象所以會產生的一個原因，雖然不是主要的原因。研究英國歷史的人看到，從十五世紀最后三十多年起怨聲不斷（只是有時中止），抱怨資本主義經濟在農村日益發展，農民日益被消滅，另一方面又看到，這些農民不斷重新出現，雖然他們人數在減少，處境日益惡化。

　　4，工業資本家的產生

　　工業資本家不是象租地農場主那樣逐漸地產生的。毫無疑問，有些小行會師傅和更多的獨立小手工業者，甚至雇傭工人，變成了小資本家，并且由于逐漸擴大對雇傭勞動的剝削和相應的積累，成為不折不扣的資本家。在中世紀城市的幼年時期，逃跑的農奴中誰成為主人，誰成為仆人的問題，多半取決于他們逃出來的日期的先后，在資本主義生產的幼年時期，情形往往也是這樣。但是這種方法的蝸牛爬行的進度，無論如何也不能適應十五世紀末各種大發現所造成的新的世界市場的貿易需求。而中世紀已經留下兩種不同形式的資本，它們是在極不相同的社會經濟形態中成熟的，而且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時期到來以前，就被當作資本了，這就是高利貸資本和商人資本。

　　高利貸和商業所形成的貨幣資本在轉化為工業資本時，曾受到農村封建制度和城市行會制度的阻礙。這些限制隨著封建家臣的解散，農村居民的被剝奪和一部分被驅逐而消失。新的工場手工業建立在通海港口或不受舊城市及其行會制度控制的內陸地區。因此，在英國，享有公會特權的城市對這些新的工業培養所進行了激烈的斗爭。

　　美洲金銀產地的發現，土著居民的被剿滅、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礦井，對東印度開始進行的征服和掠奪，非洲變成商業性地獵獲黑人的場所：這一切標志著資本主義生產時代的曙光。這些田園詩式的過程是原始積累的主要因素。跟踵而來的是歐洲各國以地球為戰場而進行的商業戰爭。這場戰爭以尼德蘭脫離西班牙開始，在英國的反雅各賓戰爭中具有巨大的規模，并且在對中國的鴉片戰爭中繼續進行下去，等等。

　　原始積累的不同因素，多少是按時間順序特別分配在西班牙、葡萄牙、荷蘭、法國和英國。在英國，這些因素在十七世紀末系統地綜合為殖民制度、國債制度、現代稅收制度和保護關稅制度。這些方法一部分是以最殘酷的暴力為基礎，例如殖民制度就是這樣。但所有這些方法都利用國家權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組織的社會暴力，來大力促進從封建生產方式向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轉變過程，縮短過渡時間。暴力是每一個孕育著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種經濟力。

　　現在，工業上的霸權帶來商業上的霸權。在真正的工場手工業時期，卻是商業上的霸權造成了工業上的優勢。所以殖民制度在當時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和歐洲各個舊神并列于祭壇上的“一位陌生的神”，有一天一下子把所有的舊神都打倒了。殖民制度宣布，賺錢是人類最終的和唯一的目的。

　　公共信用制度，即國債制度，在中世紀的熱那亞和威尼斯就已產生，到工場手工業時期流行于整個歐洲。殖民制度以及它的海外貿易和商業戰爭是公共信用制度的溫室。所以它首先在荷蘭確立起來。國債，即國家的讓渡，不論是在專制國家，立憲國家，還是共和國家，總是給資本主義時代打下自己的烙印。在所謂國民財富中，真正為現代人民所共有的唯一部分，就是他們的國債。因此，一個國家的人民負債越多就越富這一現代理論是完全合乎邏輯的。公共信用成了資本的信條。隨著國債的產生，不可饒恕的罪惡，已不再是褻瀆圣靈，而是破壞國債的信用了。

　　公債成了原始積累的最強有力的手段之一。它象揮動魔杖一樣，使不生產的貨幣具有了生殖力，這樣就使它轉化為資本，而又用不著承擔投資于工業，甚至投資于高利貸時所不可避免的勞苦和風險。國家債權人實際上并沒有付出什么，因為他們貸出的金額變成了容易轉讓的公債券，這些公債券在他們手里所起的作用和同量現金完全一樣。于是就出現了這樣產生的有閑的食利者階級，充當政府和國民之間中介人的金融家就大發橫財，每次國債的一大部分就成為從天而降的資本落入包稅者、商人和私營工廠主的手中，——撇開這些不說，國債還使股份公司、各種有價證券的交易、證券投機，總之，使交易所投機和現代的銀行統治興盛起來。

　　用國家的名義裝飾起來的大銀行，從一產生起就只不過是私人投機家的公司，它們支持政府，依靠取得的特權能夠把貨幣貸給政府。因此，國債積累的最準確的尺度就是這些銀行的股票的不斷漲價，這些銀行的充分發展是從英格蘭銀行的創立（1694年）開始的。英格蘭銀行開始營業的第一筆生意，就是以8％的利率貸款給政府；同時它由議會授權用同一資本鑄造貨幣，這同一資本又以銀行券的形式貸給公眾。它可以用這些銀行券來辦理期票貼現、抵押貨物、購買貴金屬。這樣，過了不久，這些由銀行自己制造的信用貨幣又變成了鑄幣，英格蘭銀行用這些鑄幣貸款給國家并代國家支付公債利息。它一只手拿出去，另一只手拿更多的進來，這還不夠；當它拿進來時，它仍然是國民的永遠債權人，直到最后一個銅板付清為止。它逐漸成了國家的貴金屬必然貯藏所和全部商業信用的重心。在英國，當人們禁止焚殺女巫的時候，卻開始絞死偽造銀行券者。至于銀行巨頭、金融家、食利者、經紀人、證券投機家和交易所的豺狼這一伙人的突然興起，對同時代人曾產生怎樣的影響，當時的著作如博林布羅克的著作可以證明。

　　勞動者2015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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