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屆魯迅文學獎的一名獲獎“詩人”受到了廣泛的質疑。在我看來，對那位所謂詩人的“詩作”進行評價，基本用不著專業人士，一名普通的文學愛好者就能作出恰當的判斷;之所以還能讓其獲獎，已經不是文學問題，而是其他問題了。

　　王蒙作為中國文學界的一名赫赫有名的人物，這點是能夠認識到的。然而奇怪的是，王蒙就此“指出”的是，該獎項本身的命名方式、內涵可以商榷;此前他曾提出過，不要叫“魯獎”，“魯獎也并非一定代表著魯迅的風格、魯迅的特色。”其實也不奇怪，作為新時期的一位有特色的人物，王蒙有其一貫的表達方式，這次也不例外。

　　以魯迅命名的文學獎，本來就不是“一定代表著魯迅的風格、魯迅的特色”的，就如茅盾文學獎與茅盾作品的風格、特色沒有必然的聯系一樣;還比如諾貝爾文學獎的命名，與諾貝爾這個名字也毫無關系。評獎風波與獎項名稱也沒有關系。生拉硬扯，把不同的事情一鍋煮，本就是王蒙面對魯迅的作風，本就是王蒙討論問題的作風。

　　大約在1995年初，王蒙說，“世人都成了王朔不好，但都成了魯迅也不好——那會引發地震!”隨后又說，“我們的作家都像魯迅一樣就太好了么?完全不見得。文壇上有一個魯迅那是非常偉大的事。如果有五十個魯迅呢?我的天!”王蒙的意思是說，魯迅是隨便可以“成為”的。一個以文字來安身立命的人，說出這樣的話，讓人無語。

　　我可以有把握地說，王蒙是把魯迅當作對立面來對待的。他固執地認為，自己是講寬容的，而魯迅則是絲毫都不寬容的。王蒙開始把魯迅先生視為對立面，與“新時期”一樣長。魯迅先生寫過一篇《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王蒙便以《論“費厄潑賴”應該實行》來拉響號角：因為魯迅提出了“費厄潑賴”應該緩行，所以，“費厄潑賴”在1957年、1964年、1966年、1973年、1976年就緩行了，“看樣子，緩行快要變成了超時間、超空間的真理，快要變成了‘永不實行’，從而根本否定了‘緩行’了。”大約對自己所提倡的費厄潑賴太滿意了，后來他還自我表彰過。

　　雖然講寬容，王蒙卻有著對于批評他的文章絲毫也不寬容的表現，他的反駁方式是：我是名家，批評者是在“企圖吐一通口水就給自己夠也夠不著的眾名家抹黑”，是想“踩在名人的肩上”“樹立一點什么形象”。并且，向他所贊賞的寬容大師梁實秋學習，暗示可以進行某種處理，這種“批評”方式已經牽涉到人的品質了。

　　新時期以來，我們見識了一大奇觀：那就是像王蒙、劉心武、張賢亮這些名人意識極強的人物，不能批評，無論來自那方面的批評都不行;誰批評他們了，誰就是想借此出名、得利。不過要說王蒙是浪得虛名，也是不確的，畢竟他寫出過《在伊犁》這樣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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