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見識過不少極端化的表達,在極左與極右(右的這一面包含面更廣)言論中,尋常可見。比如土地革命時期也是王明極左時期,王明提出的口號:百分之百布爾什維克化;抗戰時期也是王明的極右時期,王明提出的口號:一切通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對此,毛澤東主席進行過有力的批駁。
不過,毛澤東主席也肯定過“絕對”:
1962年9月30日,毛澤東在會見非洲客人時說:按照唯物辯證法,世界上上一切事物包括馬克思列寧主義,都有一個發生、發展和終結的過程。也許一萬年以后,馬克思列寧主義會變成某種什么別的東西。但是唯物辯證法是不會變的,它是絕對真理,其余的都是相對真理。
可能有人會把“至上”這種詞語劃歸極端化的表達里吧,不過我想,不能一概而論,要看主詞是什么,我以為“人民至上”是合適的。
把人民擺進歷史的恰當位置,把人民作為事業的出發點,黨的十八大對于我們黨的宗旨的毫不含糊的重申,有著正本清源的作用,對一個時期以來思想戰線上一定程度的混亂狀況會起到撥亂反正的作用。
歷史是人的歷史,人是歷史的主體。《共產黨宣言》提出,“無產階級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毛澤東同志在《論聯合政府》里說,“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后來他還強調說,“我把唯物史觀的精髓概括成一句話。叫作‘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過去打仗,靠的是人民;現在建設,靠的還是人民。一切成就都來自人民自己的努力。”(轉引自熊向暉《歷史的注腳——回憶毛澤東、周恩來及四老帥》,P18)
1945年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七大閉幕式上,毛澤東說,“一定要堅持下去,一定要不斷地工作,我們也會感動上帝的。這個上帝不是別人,就是全中國的人民大眾。”共產黨人的信仰是人民,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黨的宗旨。
我們講實行人民民主專政,這里的人民的內涵是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的。1949年9月7日在新政協會議召開前,周恩來向政協代表做的報告中就說,“我們的國家是屬于四個民主階級的人民民主專政,反動的封建階級、官僚資產階級的分子不能列入人民的范圍。等到他們徹底悔悟和改造后才能取得人民的資格。” 9月22日,也就是新政協會議召開期間,周恩來做報告,再次說,“總綱中關于人民對國家的權利與義務有很明顯的規定。有一個定義須要說明,就是‘人民’與‘國民’是有分別的。‘人民’是指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以及從反動階級覺悟過來的某些愛國民主分子。而對官僚資產階級在其財產被沒收和地主階級在其土地被分配以后,消極的是要嚴厲鎮壓他們中間的反動活動,積極的是更多地要強迫他們勞動,使他們改造成為新人。在改變以前,他們不屬于人民范圍,但仍然是中國的一個國民,暫時不給他們享受人民的權利,卻需要使他們遵守國民的義務。這就是人民民主專政。這是對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團結和生產有利的。”人民的內涵,現在當然也發生了變化。
黨的十八大強調,必須堅持人民主體地位。這就要求把人民主體性在實踐中予以體現,十八大報告、習近平同志多次公開講話,之所以把形式主義作為需要堅決克服的大問題,之所以要在全黨開展聲勢浩大的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把形式主義作為反“四風”的重中之重,就在于形式主義是不講人民主體性的。
國內問題也好,國際問題也好,它們有一個或重或輕、或直接或間接的歷史觀問題在背后。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和建設,其基點是鮮明的人民史觀。按毛澤東主席的話語,就是破除英雄史觀,樹立奴隸史觀。人民至上,人民史觀是至關重要的一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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