憲政民主與文革其實不矛盾，而是異曲同功，甚至功效更大。

　　近期看到中國半官方網站環球網登載買官賣官新聞，終于讓人看到國家的希望。一個敢于正視歷史，敢于正視現實，敢于自我糾錯的黨，應該是建黨建國時期的本色。長期以來，中國放棄了毛澤東時期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執政理念，一些別有用心的御用文人故意攪渾政治信仰與政治理念等政治基本概念，嚴重困縛了傳統的監督彈劾機制，才會導致現實的亂象頻生。

　　由于基本政治概念上的混亂，一直以來，中國存在左右的無為之爭，那就是憲政與文革之爭。拋開集團利益之爭，就能發現文革與憲政并不是背道而馳的。它們的相似之處就在于監督彈劾機制的意義。

　　彌合這種分歧，首先需要純學術理念，而這種理念存在于邏輯思維方式。

　　一般來說，人們的思維和行動方式，不外乎兩種處理方式：一是簡單事情復雜化;二是復雜事情簡單化。把一個簡單的問題拆散成許多邏輯因子--復雜化，把這些邏輯因子，聯系，順序，量化等，從而把一個不可控的問題變成可控，不可知的問題變成可知---簡單化，這種簡單化實際上就是規律化，也叫尋求規律的歸納法。在宏觀世界(尤其是社會科學、哲學等)研究過程中，這種方法是常用的方法。而將簡單的問題復雜化屬于“微觀事物分析法”，通常是用在微觀世界(自然科學)的研究工程中。簡單說，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思維邏輯方式可以叫做歸納法和分析法，

　　在現代科學的發展進程中，新科技革命為社會科學的研究再次提供了新的邏輯思維的方法手段。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相互滲透，相互聯系的趨勢日益加強。但是，現代的人們往往只對獨立的社會學科做深入研究，缺乏從社會整體出發，通過社會關系和社會行為來研究社會的結構、功能、發生、發展規律的綜合性。

　　因此，徹底性否定文革成為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核心思想。研究中國近代歷史的社會學者，可能至今不明白“徹底性否定文革”已經給中國帶來了重大災難。這種災難就在于全面性貪腐無法根治，給監督彈劾機制帶來了癱瘓效應，這也是左派懷疑憲政民主的充足理由。

　　文革確實嚴重缺失了西方的憲政法制，但文革的成功是西方憲政民主無法比擬的。這也就是說中國的文革是另類憲政民主。

　　闡釋這一點需要全面軍事戰略觀，所以更需要對當時中國面臨蘇聯蠢蠢欲動的邊境侵略危機、美蘇爭霸等國際大局勢做詳細分析。從抗美援越、尼克松的來訪、壓制蘇聯的核武報復、中美建交等一系列相關重大國際事件看，文革保住中國整體的國家安全，犧牲的是官員階層的權利(非權力)。

　　肯定文革，真實的意義就在于肯定毛澤東在中國傳統的監督彈劾機制上的突破性發展。

　　了解憲政民主的意義所在，其實就在于監督彈劾機制。因此，我們就能明白憲政民主運動與文革運動不是背道而馳的。也就是說，文革與憲政民主的作用是異曲同工。當人們明白文革時期的歷史遺留困境以及面臨危險的國際格局困境，人們就更明白文革的意義遠遠超出憲政民主的功效。毛澤東在中國傳統的監督彈劾機制的突破性發展，是讓人民當家做主，真實監督彈劾官員階層。其具體表現就在于文革期間的民眾的“四大”權力到文革后憲法條款正式確立。“四大”包括“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興起于1957年的整風和反右派運動中,國家為了保障人民群眾運用這種形式實施參政議政，于1976年毛澤東逝世前的1975年寫入憲法。75年憲法第十三條規定：“第十三條　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是人民群眾創造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新形式。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以利于鞏固中國共產黨對國家的領導，鞏固無產階級專政。”

　　“文革”結束后一段時間,還繼續享有合法地位,直至1980年被廢除。

　　自從新中國成立，毛澤東就擁有無人撼動的至高領導、學術權威。把文革歸咎于黨內爭權奪利是不可告人的嚴重的誤導，闡釋這點，需要從“窯洞對”說起。

　　1945年7月1日，黃炎培、冷遹、褚輔成、章伯鈞、左舜生、傅斯年等六位國民政府參政員，應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主席的邀請，為推動國共團結商談，飛赴延安訪問。7月4日下午，毛澤東邀請黃炎培到他住的窯洞里作客，整整長談了一個下午，這次談話促使黃炎培從延安回來撰寫一本書，叫《延安歸來》。在書中黃炎培回憶了他和毛澤東的這段談話，就是關于“國家興衰周期率”的內容。

　　摘錄一段：

　　毛澤東問：“任之先生，這幾天通過你的所見所聞，感覺如何?”

　　黃炎培直言相答：“我生六十余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并且無法補救。也有為了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于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所驅使，強求發展，到干部人才漸見竭蹶，艱于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復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趨于薄弱了。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傊疀]有能跳出這周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個周期率的支配。”

　　(對黃炎培的這一席耿耿諍言)毛澤東莊重地答道：“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黃炎培聽了毛澤東的回答，十分高興，他說：“這話是對的，只有把大政方針決之于公眾，個人功業欲才不會發生。只有把每個地方的事，公之于每個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來打破這個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反腐敗需要肯定，但腐敗不是亡國的真正原因，權力監督制衡喪失，監察權失效，才是亡國的真正原因。這就是說，中國的問題不是反腐敗就能解決的，中國面臨急迫的真正問題是如何落實監督彈劾機制問題，是監察權的落實問題。

　　在中國歷史循環往復的周期里，幾乎每一個能贏得200~300年長治久安的朝代，而強盛一時的秦朝存在14年就滅亡了，以往研究中國歷史的學者眼中，秦朝是不成功的，絕大部分是徹底否定秦朝的進步意義，而毛澤東是第一個肯定其歷史進步意義的。僅憑此，一些反毛派認定毛澤東屬于獨裁尤其荒謬。從“窯洞對”到文革的“四大權力”：“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到四大寫入憲法，可以完整梳理出毛澤東治國理念就是專制“獨裁”的治國理念。我們無須去肯定秦朝的破除諸侯分權制度的歷史進步意義，只要探索“彈劾監督機制”的產生和出現就知道，秦朝是世界最早實施彈劾機制的。

　　從中國歷史進程的表面看，腐敗是導致亡國的根本原因。而產生腐敗的真正原因，就在于監督彈劾機制失效。也就是說，監督彈劾機制喪失，是導致亡國的真正原因。所以，腐敗導致亡國是非常淺薄的政治思想理念。這種理念卻存在于中國前任領導人的公開言談中，這不得不說是中國政治學術界的悲劇。

　　可以說，“三權分立”是西方領先于中國進入到“分權制衡”的第二階段，從孫中山的五權憲法中提到的監察權到毛澤東把監察權與治權完全分開和落實，中國再次領先于西方政治戰略，到達了權力制衡的第三階段。從這點上看，提倡黑貓白貓摸石論的鄧小平徹底性否定文革，就是政治理念上的無知。

　　從“窯洞對”到文革的“四大”權力，毛澤東的治國理念的意義實際上遠不止于此。與西方比較，毛澤東的治國理念雖然在治權上沒有做好“以權制權”的三權分立，但毛澤東把治權與監察權區分開了。從孫中山的五權憲法中提到的監察權，到毛澤東非常重視監察權，中國的歷史一直是在進步的道路上前進。而到了鄧小平改革開放后，尤其是80年把四大權力從憲法中刪除后，以權制權的權力分立沒有，監察權與治權不能夠形成獨立，由此，中國的治國理念進入到無序階段。加上黨政沒能夠及時分立，“一把手制”到“一言堂”，地方黨委權力監督成為真空，權力膨脹逐漸形成千萬計新諸侯的黨皇制，買官賣官盛行，腐敗全面性蔓延。所以，中國改革面臨的現實問題根本不屬于經濟改革的問題，而是機制改革問題，重中之重是權力的監督彈劾機制近乎喪失。

　　通過對比分析，在歷史循環往復的周期里，每次朝代更替都是從打破原有社會結構，通過實施相對更公平的制度開始。在農業社會里，“田”即土地，是最主要的生產資料，“均田地”就成為主題。每一個能贏得200~300年長治久安的朝代，都屬于成功的朝代。而其不成功之處在于權力的膨脹不可控，權力膨脹一旦到了不可控制，正是朝代更替的到來時。

　　日吞并朝鮮，是近代東亞歷史上的重大事件，中國朝野反應強烈。中國人民在同情朝鮮的滅亡與譴責日本殖民侵略行徑的同時，更多的是進行自身的反省以及對中國內政改革的訴求。無論是立憲派，還是清政府官員，乃至于一般民間輿論，大都注目于立憲。由于日本吞并朝鮮加重了中國民族危機，在各種憲政勢力的壓力之下，清廷也被迫調整了憲政改革的策略，縮短了預備立憲的期限，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憲政改革的進程，但并沒有取得挽救清王朝命運的實在效用。

　　接下來，孫中山的憲政民主思想在蔣介石的黨國制下直接破滅。這也說明毛澤東不重視憲政民主是有緣由的。

　　從中國的歷史發展看，春秋戰國的諸子百家思想，到八國聯軍踐踏中國之后的五四運動思想，兩次所反映的是大亂之后思治的真實意義的思想，這是值得中國珍稀的難得民族思想財富。從“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也”到“治國先治吏”的總結，從宋朝皇朝家規不殺諫士，到毛澤東時期的批評與自我批評以及四大權力寫入憲法，治國思想理念的歷史進步意義是重大的。

　　但自從進入經濟改革后，憲法(沒有公投)失去人民真實意見反映的多次修改，尤其是97憲法修正案的寬官嚴民，不得不說是一種重大倒退。

　　中國許多次的朝代更替，正是權力膨脹導致不公，新政權每次建立都是必須補上“公平”這一課題的。倡導資本主義的孫中山先生尚且要“平均地權”、“節制資本”，防止私權操控國計民生產業，鄧的經濟改革出發點卻完全違背這一歷史意義，從這點看，所謂的經濟改革又是一種大倒退。

　　一個國家存在左右之爭并不是壞事，但最壞的事情是御用文人故意混淆邏輯概念，在政治信仰和政治理念等思想領域上制造迷惑。端正思想，甄別學術概念，才能真正復興國家和民族。中國現在的社會主義制度自信應該歸功于文革的監察權的獨立，中國沒有遭遇前蘇聯集體否決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就在于文革以及之后還保留了五年的四大權力真正賦予人民高度的監察權。但是，包括左右在內，今天很多的政治戰略界人士還是把監察權歸集于治權的概念范疇，這不是無知，而是荒謬的卑鄙之作。認識不到這點，中國的改革還會進入死胡同，注定是失敗的命運。因為政治戰略決定其他戰略，政治戰略進入不了正軌，再強大的軍事、經濟、科技戰略也會遭遇重大影響。這并不是說現在的中國必須照搬文革的四大權力，了解毛澤東的監察權運用以及孫中山的五權憲法真實意義，以及中國傳統治國理念，重視西方的憲政民主內在的監督彈劾機制意義，中國走出困境，超越美國政治的改革已經不是什么困難的改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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