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時代：蘇聯崛起

　　——經驗與教訓

　　蘇聯曾流傳一則苦澀的笑話：

　　蘇聯共產黨領袖勃列日涅夫把鄉間老母接來，向她展示自己

　　的眾多豪宅、名車和琳瑯滿目的珠寶，他問：感覺怎樣?

　　老母憂郁地說，這很好。可是孩子，共產黨來了你怎么辦?

　　共產黨——那一份崇高，是人民心底的圣潔;那一股豪情，是剝削階級揮之不去的恐懼。

　　然而，當“共產黨”和“剝削”畫了等號，圣潔便與齷齪同行，恐懼則成了虛張聲勢的恐嚇。

　　毛澤東的批判一針見血：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代表特權階層，“與帝國主義代表的階層實際上是相同的。”(見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毛澤東說：“特權階層侵吞蘇聯人民的勞動成果，占有遠比蘇聯一般工人和農民高幾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利用他們的特權地位，營私舞弊，貪污受賄，化公為私。”(《關于赫魯曉夫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

　　這是毛澤東對后斯大林時代蘇聯共產黨統治集團的定性。

　　然而，難道可以認為，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沒有為人類共產主義運動作出可貴的探索?那時的蘇聯共產黨，難道沒有在創造蘇聯崛起的奮斗中獲得永恒的榮光?蘇聯向世界擴張，難道沒有以社會主義深厚底蘊所爆發的吞吐天地之偉力，給予資本世界以至今猶存的戰栗?

　　如果說， 20世紀上半葉，斯大林通過原始積累抓住“重工業”龍頭，高度集中人力、物力和財力，以計劃經濟推動了蘇聯崛起;那么，20世紀下半葉，勃列日涅夫則以計劃經濟統領市場經濟，推動集約化生產，強勁發展資本壟斷即“國家資本主義”，實現了蘇聯崛起。

　　“社會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列寧在半個世紀前的矚望，被勃列日涅夫鋪寫出滿卷輝煌。

　　勃列日涅夫時代，從“冷戰”升級，到向美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全方位出擊，足以說明新生社會主義蘊含著沖決一切的強大生命力。

　　那是一個向帝國主義呼嘯進擊的時代。蘇聯攻勢咄咄逼人，“自由世界的任何一個國家甚至包括美國在內，都無法單獨對付蘇聯的挑戰。”(三好修：《蘇聯帝國主義的世界戰略》)

　　盡管淪為帝國;但是，蘇聯竟一時占盡春色，逼得整個資本世界“談虎色變”，疲于招架，則分明是幾十年社會主義的厚積薄發。

　　盡管終于解體;但是，勃列日涅夫已經化為時代之劍，耀目于20世紀的人類史冊。它宣告：社會主義有足夠的能量成為整個世界的新形態。

　　共產主義擴張，是任何力量也阻擋不住的。

　　——勃列日涅夫的證明!

　　勃列日涅夫胸前掛滿了沉甸甸的勛章。那是他在近乎天真的虛榮心驅使下，一次次伸手向人民討來的。

　　然而，勃列日涅夫無愧于這些勛章。

　　勃列日涅夫——蘇聯巔峰的象征。

　　巔峰之一：勃列日涅夫敏銳捕捉世界科技大潮的潮汛，將發展科技視為“頭等重要的任務”，最大限度地發掘了蘇聯模式內科技的潛力。

　　巔峰之二：勃列日涅夫順應世界經濟模式向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轉換，以“新經濟體制”拓展集約化生產，最大限度地發掘了蘇聯模式內計劃經濟的能量。

　　巔峰之三：勃列日涅夫全方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解放生產力，最大限度地發掘了蘇聯模式內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20世紀70年代的蘇聯，3/4的人口生活在城市，99%的人有讀寫能力，大學生在每萬人中的比例遠遠高于美國，許多尖端技術遙遙領先。蘇聯人公認：勃列日涅夫時代是人們生活最好的年代。(見吳恩遠：《俄羅斯民眾對20世紀俄國歷史的評價》)

　　消滅三大差別、建立無階級社會!

　　從十月革命以來，蘇聯共產黨領導人民開辟理想之路，使飽經磨難的俄羅斯大地50年強國，一路嘯吼，沖破資本主義圍剿而傲然兀立。“社會主義給了我國人民以最富的資本主義國家所沒有的東西：擺脫資本家的壓迫、對明天的信心。蘇聯人民不知道什么叫剝削，什么叫失業，而且以后永遠不會知道。”(勃列日涅夫：《在克里姆林宮慶祝十月革命50周年大會上的報告》)

　　勃列日涅夫延承斯大林、赫魯曉夫：蘇聯“早就消滅了剝削階級……被思想上的一致和政治上的一致凝結在一起的蘇聯人民，體現著擺脫了社會對抗和民族對抗的新的史無前例的人的一致。”(《在慶祝十月革命47周年大會上的報告》)

　　——“全民黨”!“全民國家”!

　　1971年，勃列日涅夫在蘇共24大報告中說：“我國社會中的一個重大社會變化就是工人階級、農民和知識分子持續不斷的接近……形成了人們的新的歷史性共同體——蘇聯人民。”

　　1981年，勃列日涅夫在蘇共26大報告中說：“我們的目的是建立一個不把人劃分為階級的社會，我們正在滿懷信心地朝著這個偉大目標前進。”

　　勃列日涅夫拓展全民所有制，擴張國營農場，增加人民福利，不斷提高工資并向低收入者傾斜，使蘇聯工資水平進一步趨同。他自豪地鼓舞人民：“我國人民建成了社會主義，目前正在建設共產主義大廈。” (《在授予高爾基州列寧勛章大會上的講話》)

　　為著向共產主義進軍。勃列日涅夫莊嚴宣誓：共產黨絕不是“特權黨”;社會主義沒有特權階級和特權階層。“共產黨員除了對共同事業作出比別人更多的貢獻，比別人斗爭和勞動得更出色以外，沒有任何其他特權。共產黨員除了始終走在前頭，到比較困難的地方去這一權力之外，沒有任何其他特權。”(《在克里姆林宮慶祝十月革命50周年大會上的報告》)

　　明確的社會主義指向，贏得人民的持續認同;對實現社會公正的執著，奠定了蘇聯崛起的根基。

　　然而，沒有蘇聯模式的轉換，就沒有蘇聯的崛起。

　　蘇聯模式怎樣轉換?

　　——從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對立，轉換為在社會主義主導下與資本主義的統一戰線;

　　——從有著濃厚封建特色的社會主義專制，轉換為有著強烈資本特色的社會主義專制。

　　因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是對立的同一體。排斥了一方，另一方就不存在。社會主義必須尊重資本主義。

　　因為，世界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決定了資本專制的全球性。離開專制，離開國家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就會淪為國際壟斷資本專制的附庸。

　　勃列日涅夫強有力地促進了蘇聯模式的轉換。

　　在社會主義體制下改革開放!

　　勃列日涅夫廣泛開展與資本世界的合作。同時在國內開放資本主義：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獎金制度，物質刺激，向地方和企業放權，鼓勵城鄉居民副業和宅邊地經營……，市場經濟!

　　然而，市場經濟不能主導計劃經濟。

　　“指示性的計劃是主要的和決定性的，商品貨幣關系可以并且應該用來加強對國民經濟的計劃領導……”(柯西金：《關于第九個五年計劃的報告》)

　　計劃經濟——改革開放的主心骨。

　　勃列日涅夫提出“發達社會主義”。“發達社會主義的最重要的規律性和特點，在于不斷提高作為計劃性關系之表現的、有科學根據的計劃工作的作用。”(帕·伊格納托夫斯基：《發達的社會主義》)

　　計劃經濟——社會主義崛起之路。

　　計劃經濟甚至是現代資本主義的崛起之路。二戰勝利前后，“許多國家的政府都企圖偷偷地以斯大林為榜樣，宣稱他們也采取計劃經濟的方法。”(孫本亮：《斯大林傳》)

　　從羅斯福到戴高樂，從北美到西歐，從一戰后蔓延資本世界的經濟危機到二戰后的歐洲重建，蘇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成為資本主義復蘇與崛起的助力。

　　計劃經濟——人類進步不可逆轉的歷史指向!

　　無論“資本精英”們如何喧囂，資本世界的生命線，終究是表現為壟斷資本形態的計劃經濟。資本主義自由，終究是壟斷的附屬物。

　　擁有強大經濟實力的國際資本集團，只有逼迫全球市場“自由”開放，才能實現壟斷經濟的“計劃”掠奪。

　　這是資本專制與擴張的規律。“歷來受人稱贊的自由競爭已經日暮途窮，必然要自行宣告明顯的可恥破產。這種破產表現在：在每個國家里，一定部門的大工業家會聯合成一個卡特爾，以便調節生產。……競爭已經為壟斷所代替。”(恩格斯在《資本論》第三卷中的補文)

　　列寧以歐洲帝國主義為考察重點，指出帝國主義是壟斷和垂死的資本主義。

　　兩次世界大戰證明了列寧的論斷：歐洲帝國主義在垂死中終結。

　　然而，二戰后，資本世界開始自身模式的轉換;美國崛起，宣告世界帝國主義體系形成，同時展現出資本主義新階段的蓬勃生機。盡管這個“生機”不過是社會主義運動的資本形態。

　　壟斷，是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進步的活力躍動，也是資本主義垂死前的能量爆發。

　　列寧的論斷，將在世界帝國主義的壟斷和垂死中得到最后證明。

　　20世紀至今，依然是列寧主義時代——帝國主義和人民革命的時代。

　　二戰勝利后，西歐普遍實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以國家壟斷資本的崛起，成就20年經濟飛躍的“黃金期”;而美國正是依憑羅斯福高峰，以具有明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傾向的國家資本壟斷，攀向帝國主義之巔。

　　壟斷，在資本剝削與傾軋的血腥中，閃耀著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現代科學管理之光。

　　社會主義決不排斥壟斷，它應該是對資本主義壟斷的顛倒，即將資本利潤最大化轉換為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需要。

　　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是對立的同一體;資本主義壟斷與社會主義壟斷也是對立的同一體。

　　“否認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含有社會主義成分是毫無道理的。” B·明多林內寫道：“包括防止失業在內的相對的社會保障制度、相對的社會公正、平等的教育條件、免費醫療保健、國家對科學文化的支持……其理論與實踐的推動力絕不是帶有幾分國家性質的資產階級慈善事業，也不是自由主義，而是社會主義觀念、社會主義運動。”(《1917年十月革命與現代性問題》 轉引自羅·麥德維杰夫：《俄羅斯向何處去》)

　　同樣，否認社會主義含有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成分也是毫無道理的。列寧說：“社會主義無非是變得有利于全體人民的國家資本主義壟斷。就這一點來說，國家資本主義壟斷就不再是資本主義壟斷了。”(《列寧全集》32卷，轉引自羅·麥德維杰夫：《俄羅斯向何處去》)

　　勃列日涅夫的“新經濟體制”，便是資本主義壟斷的社會主義表達。

　　“新經濟體制”引進資本主義管理方法，重視價值杠桿的作用，對企業實行全面經濟核算。它賦予計劃經濟以現代科學的內涵，升華蘇聯粗放的經營管理，以集約化生產發展國家壟斷，開辟了蘇聯崛起之路。

　　發展國家壟斷就是發展國家資本主義。勃列日涅夫實現了列寧“社會主義+國家資本主義”的設想，邁出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統一戰線的腳步。

　　然而，尊重資本主義經濟規律，不等于放棄社會主義主導權。

　　勃列日涅夫堅決抵制政治理論和思想觀念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在共產黨已成為全民黨的時候，它絕沒有失去自己的階級性。就其性質而言，蘇共過去是，現在仍然是工人階級政黨。’(《在蘇共25大的報告》 轉引自李振城：《蘇聯興亡的沉思》)

　　改革開放不是復辟資本主義，而是強化社會主義體制。

　　什么是社會主義體制?

　　——社會主義專制。

　　專制!資本主義“羞”于出口，社會主義也“羞”于出口。只有毛澤東大喇喇地說：“與其你專制，不如我專制。”

　　毋庸贅言，專制是國家壟斷的指向。

　　20世紀是帝國主義時代。帝國主義對經濟壟斷的訴求，必然表現為政治的專制。帝國主義世界體系就是專制世界體系。

　　社會主義與帝國主義是對立的同一體。社會主義專制與帝國主義專制也是對立的同一體。

　　資本世界的統一性決定了社會主義專制的必然性。

　　蘇聯強化國家壟斷，不能不發展社會主義專制。

　　如果說，斯大林的社會主義專制帶有濃厚的封建色彩;那么，勃列日涅夫的社會主義專制則膨脹著資本的躁動與貪婪。

　　赫魯曉夫否定斯大林專制，卻衍生出他自己的個人專制;而赫魯曉夫專制，則是向勃列日涅夫集團專制的過渡。

　　因為，分散的小農經濟是個人專制的土壤。勃列日涅夫時代的蘇聯，已從類封建的落后國家崛起為現代國家，“國有制單位的職工(工人與知識分子)在社會人口中已經占據大多數——88.5%，集體農莊所有制的農民等已經成為社會的配角：只占人口的11.5%。”(黃立茀：《蘇聯社會階層與蘇聯劇變研究》)

　　生產關系的變革無可置疑地表明：蘇聯開始拒絕“個人專制”。

　　赫魯曉夫的“個人專制”是否定“個人專制”的前奏。

　　勃列日涅夫以階級的集團專制推翻赫魯曉夫個人專制，是蘇聯人民否定斯大林專制的延續。

　　20世紀是資本世紀。當蘇聯從類封建關系跨越到類社會主義關系時，也就是跨入類資本關系中。因為，一定意義上，社會主義就是資本主義。

　　在中世紀，封建地主階級專制集中地表現為教權或皇權的個人專制;在現代，日漸成熟的資本主義則明確否定個人專制，資產階級的階級專制集中地表現為資本壟斷的集團專制。

　　勃列日涅夫的集團專制，正是資本壟斷集團專制的社會主義形態。

　　崛起的社會主義蘇聯與崛起的資本主義美國，在對立中同步跨入代表階級專制的集團專制。

　　羅斯福之后，美國政府立足私有制，把國有企業廉價讓渡給大資本家，形成資本主義形態的壟斷集團專制;而蘇聯國有企業立足于公有制，把管理、支配全民財產的權力賦予上層官僚，形成社會主義形態的壟斷集團專制。

　　赫魯曉夫曾以個人專制倉促沖擊“干部終身制”，一度使干部隊伍陷入恐慌，給予蘇聯社會體制和經濟發展以巨大動蕩;而勃列日涅夫否定赫魯曉夫這一舉措，穩定各級官僚，調動了他們的積極性，從而以集團專制的進步，為蘇聯崛起準備了龐大的干部隊伍。

　　集團專制——勃列日涅夫促進蘇聯模式轉換的坐標。

　　它體現著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在發展階段上的同一性，更體現著蘇聯社會從新民主主義初級階段向高級階段轉化的內在呼聲。

　　從“個人專制”向“集團專制” 轉換，是借助資本主義對蘇聯模式的更新，是切合蘇聯社會進步節拍的民主擴張。它遠不是社會民主的實現，卻是向社會民主邁出的艱難而重要的一步。

　　這一步足以顯示階級專制的威力，它實現了蘇聯的崛起。

　　蘇聯在擴張中崛起。

　　蘇聯社會自身的民主擴張，煥發蘇聯模式的活力，必然地轉化為社會主義向資本世界的擴張。

　　擴張是崛起的太陽!從古至今，幾千寒熱，哪一個崛起的民族國家或社會制度，不舞動著擴張的劍之凜凜和旗之獵獵!

　　在階級社會，擴張就是階級斗爭。

　　資本的本性是擴張。沒有擴張，資本就會枯萎，資本主義就不能存在。

　　全球一體化并不僅僅是地域的銜接，而是向全球的擴張。天上、地面、海洋，經濟、政治、軍事，好萊塢、巴菲特、可口可樂……資本主義擴張被“司空見慣”，每分每秒都在理直氣壯地進行中。

　　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是對立的同一體。社會主義的本性同樣是擴張。如果沒有擴張，社會主義就會被資本主義習以為常的擴張所淹沒。

　　無產階級向資產階級擴張，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擴張，是共產主義者始終不渝的信念。

　　赫魯曉夫偏重于“和平共處”妥協的一面，為資本主義擴張打開了方便門。美國政治家杜勒斯時不我待，為資本擴張敢死隊督戰：“處于守勢是不夠的，自由必須成為能夠滲透進去的積極力量。”(轉引自《兩種根本對立的和平共處政策——六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

　　勃列日涅夫針鋒相對，突出“和平共處”進攻的一面。

　　在蘇共25大上，勃列日涅夫強調：“緩和與和平共處……決不是取消而且也不可能取消階級斗爭的規律。”

　　勃列日涅夫指出：“資本主義體系和社會主義體系這兩大體系在經濟和政治領域，當然還有在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斗爭，將繼續下去。” (《論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50年》)

　　勃列日涅夫吶喊：“在加強蘇聯實力的道路上的每一步驟，都是對帝國主義的沉重打擊，都是對整個解放斗爭的實際支援。”(《走向共產主義新時期》)

　　勃列日涅夫出擊：“社會主義處于歷史性的進攻地位，而資本主義則處于防御地位。”(《論共產主義青年團在目前形勢下的任務》)

　　這是民主向專制的進攻。

　　因為，20世紀是資本世界。資本世界的主導是帝國主義專制。資本主義已經沒有民主。民主屬于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向帝國主義的進攻，當然是民主向專制的進攻，是人民意志向壟斷資本的進攻。

　　資本世界被勃列日涅夫沖擊波強烈震撼：“莫斯科把緩和僅僅看成是按蘇聯模式建立世界秩序的一種戰術手段。……蘇聯領導人相信蘇聯模式的國際秩序終究會統治世界，這是歷史的潮流。他們堅韌不拔，嘔心瀝血，制定了咄咄逼人的霸權戰略。”(三好修：《蘇聯帝國主義的世界戰略》)

　　美國斯坦福研究所戰略研究中心主任理查德·福斯特同樣認為：不論平時還是戰時，蘇聯的目的都是擴張蘇聯模式，用社會主義世界秩序取代各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轉引自三好修：《蘇聯帝國主義的世界戰略》)

　　“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李大釗)

　　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世界!

　　蘇聯模式躍上巔峰。共產主義擴張所向披靡，“蘇攻美守”，一時成為世界主旋律。

　　然而，曾幾何時，蘇聯竟敗下陣來。

　　物極必反。

　　勃列日涅夫爆發了蘇聯模式的最后能量，實現了蘇聯崛起。

　　崛起的蘇聯同時宣告了自身的終結。

　　因為，在共產主義擴張的正義之旗下，堂而皇之地崛起一個肆意嘲弄共產主義的類封建特權集團。

　　勃列日涅夫沒有完成蘇聯模式的“轉換”。

　　勃列日涅夫“再次證實了蘇聯政治的一條基本規則是，上層集體統治最終要集權于一人，但他表明了那是一種必須經由集體同意的獨裁統治方式。他辦事像一個‘董事會主席’，雖然是一個握有無限權力的主席。”(約·多恩伯格：《勃列日涅夫——克里姆林宮的明爭暗斗》)

　　“董事會專制”創造了勃列日涅夫的輝煌;然而，“董事會主席”的無限權力，卻使蘇聯社會重新籠罩在勃列日涅夫“個人專制”的陰影下。

　　站在金字塔的頂尖，俯視等級階梯上“安分守己”卻心懷叵測地向上爬的官僚們，勃列日涅夫意滿志得;然而，蘇聯社會卻在因循茍且中漸失活力。

　　毋庸辯駁，社會主義是比資本主義更先進的社會制度。然而，當社會主義外殼下蠕動著一個封建等級制的肥碩軀體，它還比資本主義先進嗎?

　　共產主義擴張是民主向專制的擴張。然而，當共產主義被充滿封建朽氣的特權集團攫為私有領地，它又豈是資本帝國的對手?

　　“民主”總在虛張聲勢。然而，“民主”總在虛張聲勢中進步。20世紀宣告：人類史上的個人專制走上不歸路。

　　幾百年資本主義發展，堆積出帝國主義專制;但幾百年社會主義運動的沖擊，已經使這個專制被“人民主權”強烈制約。它必須表達對“全民”的尊重。

　　相反，勃列日涅夫的社會主義專制雖然張揚人民主權的呼聲，但蘇聯社會并沒有從傳統的封建關系和等級觀念中掙脫;對個人專制與官僚體制，依然潛在地有著巨大的“全民”認同。

　　蘇聯學者認為：“官僚是一個特殊的封閉的管理階層，它以某種方式體現了統治階級的利益并將本身的利益視為全民的利益。”(見黃立茀：《蘇聯社會階層和蘇聯劇變研究》)

　　可悲的是，這個“全民”同樣將自身利益視為統治階級的利益;換句話說，人民在公有制的自詡中，默許著官僚集團的等級特權。

　　處于巔峰的蘇聯模式竟成了大小官僚的“封地”!“各加盟共和國和各省份領導人的地位，就像中世紀的貴族一樣：只要他們忠于莫斯科的總書記(他們的國王)，并吹捧莫斯科的政策，他們就可以在自己領地里為所欲為。”(杰·馬特洛克：《蘇聯解體親歷記》)

　　蘇聯社會，仍處于從封建體制向現代國家的痛苦“蛻皮”中。

　　勃列日涅夫沒有完成“蛻皮”。

　　勃列日涅夫改革為中國改革、越南改革、古巴改革……，規定了一個不可變異的模式：社會主義主導!

　　然而，勃列日涅夫改革失敗了。

　　并不是“社會主義主導”錯了。

　　社會主義改革開放，本是對自身遺存的封建特權的剝奪，以及對人民主權的擴張。然而，當官僚集團吞噬改革成果，將“社會主義主導”異變為“資本壟斷主導”，改革也便胎死腹中。

　　并不是勃列日涅夫蓄意復辟資本主義。

　　但是，勃列日涅夫發展國家資本主義，就不能不認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相應的資本主義交換與分配方式;也不能不發展起具有特權地位的國家壟斷資產階級。1973年美國《紐約日報》一語中的：蘇聯工業管理改革以利潤為方向，“抄襲了美國公司的做法”。這是蘇聯崛起付出的代價。

　　并不是勃列日涅夫不該發展國家資本主義。

　　但是，勃列日涅夫受制于斯大林理論瓶頸，割裂生產與交換、分配的鏈條，拒絕給予資本主義合法地位，將國家資本主義強行規定為社會主義，則不能不嘗受養虎遺患的惡果。

　　事實上，生產方式的變革，已經實現了社會主義生產與資本主義生產在對立中的同一;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統一戰線，已經客觀存在。

　　在斯大林時代，國家資本主義發展不充分，只能屈身于社會主義范疇;而勃列日涅夫時代，國家資本主義一騎絕塵，獨領風騷，絕非社會主義可以容納。

　　資本主義要求“正名”， 要求分享政權。要求在交換與分配方式上實現自我。

　　這是資本主義的合理要求。社會主義必須尊重資本主義，明確二者的統一戰線，發給 “影子經濟” 合法的身份證。只有這樣，才能發展社會主義主導， 規范資本主義，使其成為社會主義 “能夠加以限制、能夠規定其活動范圍的資本主義。” (列寧)

　　勃列日涅夫展開了與資本主義的合作，但他恪守蘇聯模式，對資本主義只是利用，卻拒絕承認。

　　蘇聯是“發達社會主義”，已經消滅了資產階級，因而無從為資產階級“正名”，無從建立與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線，自然也談不上對資本主義的規范和制約。

　　資本主義不得不委曲于社會主義形態中。然而，在虛幻中向著巔峰奮進的社會主義，卻被資本主義一口一口實實在在地嚙咬著。蘇聯社會在“崛起”的沉迷中，積聚著巨大危機。

　　那是對蘇聯社會主義的釜底抽薪：封建特權與資本壟斷相互為用，膨脹起一個吞噬人民財富的管理階層。他們在公有制的土地上，以“全民”的名義，發展資本主義交換與分配，掠取利潤，聚斂特權私有化，形成資本壟斷的集團專制。

　　這個集團專制為自身創造了“不受懲罰和恣意妄為的環境，……特權階層在‘赫魯曉夫被撤職以后，作為強大的政治力量最終形成’。” (黃立茀：《蘇聯社會階層和蘇聯劇變研究》)

　　蘇聯模式在巔峰中完成畸變。

　　毋庸諱言，斯大林專制是社會主義與封建等級特權的嫁接;而勃列日涅夫則在社會主義專制形態下，實現了封建等級特權與資本壟斷的嫁接。

　　斯大林的個人專制堅持社會主義主導;而勃列日涅夫的集團專制則完成了從社會主義主導向資本主義主導的過渡。

　　葉梅利亞諾夫在《斯大林：未經修改的檔案》中寫道：斯大林的許多親戚和斯大林住在一起，但是，“斯大林從來沒有任命他們擔任有利可圖的職務。斯大林在世時，‘家族’概念并不表示國家一號人物的一批在國家機關和經濟部門占據關鍵崗位的人。”

　　共產黨享有崇高的禮贊。因為，共產黨人“不能像資產階級和貴族那樣終生穩定地享有財富和權力，也不能將特權轉移給子女或親屬。”(若·麥德維杰夫：《戈爾巴喬夫傳》)

　　然而，勃列日涅夫嘲弄了人民的信念，他一巴掌將共產主義的偉岸身軀打矮了半截，使其成為私有制和特權的奴仆。麥德維杰夫接著寫道：沉溺于蘇聯巔峰的勃列日涅夫唯我獨尊，任人唯親，耽于享樂與保守，到處安插親信，經營幫派圈子，培植兒子、女兒、親戚朋友成為特權階層的上層人物。

　　蘇聯共產黨形成諸多利益集團。他們享有高額收入、巨額補貼和名目繁多的特殊待遇，相互間以權力換利益，以利益保權力。“組成高級社會中堅的數千家最顯赫的家族。”(默·馬修斯《蘇俄的階級和社會》)

　　紅色家族統治!

　　勃列日涅夫時期的官吏階層穩定擴大，盤根錯節，“送禮行賄之風席卷基層到高層，形成制度性腐敗。‘蘇共的許多書記、州委書記、邊疆區書記、中央委員都卷入了骯臟的勾當。’……賄賂成風，很多領導干部以權謀私得到了巨額的無形收入。……普通職工平均工資不足200盧布，而向官員行賄動輒上萬和數十萬盧布。”(黃立茀：《蘇聯社會階層和蘇聯劇變研究》)

　　兩極分化，貧富懸殊。蘇聯共產黨的墮落和向剝削制度的回歸，充分證明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同一性。

　　同一性的主要特征是轉化。盡管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轉化的指向是必然的，但是，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轉化的現實力量則是強大的，甚至難以阻遏。

　　蘇聯官僚特權集團與美國壟斷資本集團合流。

　　英國《衛報》社論寫道：“隨著蘇聯在經濟組織方面變得更像美國，兩國的對外政策也愈益變得相稱，像競爭一個國際市場的兩家大公司一樣。”

　　英國《約克郡郵報》社論寫道：“俄國發生了變化，而且正變得同列寧——更不用說馬克思了——原來打算或者期望的那樣比起來面目全非了。”

　　勃列日涅夫宣告了蘇聯模式的終結。

　　——社會主義邁出了與資本主義建立統一戰線的步伐，“社會主義主導” 卻異變為特權集團的“資本主義主導”。

　　——封建體制實行了向現代國家的全面躍進， “社會主義專制” 卻異變為特權集團的“帝國主義專制”。

　　社會帝國主義粉墨登場。

　　蘇聯宣告解體!社會主義宣告解體!

　　社會主義專制絕不是特權專制。它是民主的凝聚，是人民意志的集中和人民力量的展現。它是對帝國主義專制的抗爭。

　　然而，社會主義專制不能不由工人政黨的領袖集團來實行。當這個領袖集團淪為壟斷資本的奴仆，社會主義專制也就異變為帝國主義世界專制體系的構成。

　　同處體系中，便是狼與狼的共舞。勃列日涅夫揮動全球爭霸的爪擊，將探索共產主義進步畸變為特權集團的帝國擴張，以嗜血的貪婪撲向世界資源，展開對勢力范圍的劫奪。

　　“實用主義”成為勃列日涅夫擴張的利器。蘇聯揮動“共產主義”大棒，監管社會主義陣營，侵略捷克斯洛伐克，占領阿富汗，陳兵中蘇邊境，在全球各地建立軍事基地，駐扎軍隊，與美國爭霸，攪得四海翻騰，五洲震蕩，煞是風頭出盡，不可一世。

　　然而，“色厲”難免“內荏”。爭霸者尤其如此。

　　20世紀70年代，斯大林的家底和社會主義物質與精神的積累，以及勃列日涅夫對蘇聯模式的強力轉換，使蘇聯走向強盛，其國防預算超過美國，軍事實力甚至與美、日及西歐各國軍事實力的總和相近。但蘇聯底氣不足，國民經濟收入在最高年份只有美國正常年份的3/5強。美國像一個三角形底邊在下的穩當冰山;蘇聯卻把三角形的底邊撐到上面，強盛冰山之表象所遮掩的，分明危若累卵。

　　不僅如此，上層社會醉心于巧取豪奪、聲色犬馬，下層社會沉湎于消極怠工、酗酒鬧事，俄羅斯大地在壓抑中窒息，而人民抗爭的地火，已經滾動隱隱雷聲。

　　勃列日涅夫感受著危機的困擾。1974年，他會見美國總統尼克松，“本要討論限制雙方毀滅地球能力的可能性，但都轉為討論兩國內部崩潰的可能性了。”(戴維·斯泰格沃德：《六十年代與現代美國的終結》)

　　“內部崩潰”的陰影令勃列日涅夫心驚肉跳，他不敢吹破蘇聯帝國的泡沫，因為只有這個泡沫，才鼓脹得起專制統治和“超級大國”的充氣囊。

　　“共產主義”泡沫化。

　　共產主義以正義與崇高之“人類精神”，給予蘇聯擴張以巨大能量;而當勃列日涅夫特權集團墮落為資本之間為金錢財富的撕咬與搏殺，信念的支撐沒有了，人民的支撐沒有了，歷史底蘊的支撐也沒有了。

　　蘇聯擴張，內囊漸空。

　　激發人民為共同利益和理想而奮斗的價值體系坍塌，強權與擴張成了主旋律。“蘇聯在國際上失去了意識形態的感召力，在經濟技術方面也被西方國家拋在后面。手中只剩下最后一張王牌，那就是國內靠克格勃、對外靠軍事實力以及以軍事實力為后盾的訛詐外交。”(三好修：《蘇聯帝國主義的世界戰略》)

　　蘇聯從巔峰沉淪。

　　科學進步促進蘇聯崛起，科學落伍導致蘇聯衰亡。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

　　然而，科學技術真的是第一生產力嗎?

　　20世紀70年代，世界滾動科技革命大潮，資本世界爭相融入其中，美國更是威風八面，潮頭弄潮，引領歷史進程。

　　蘇聯被甩在身后。

　　蘇聯為什么被甩在身后?

　　因為，資本世界率先涌動起私有化大潮。

　　沒有私有化大潮之滾浪，就沒有科技革命大潮之揚波。

　　二戰勝利后，各國普遍實行國有化，促進了經濟的飛躍。然而，無論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國有化曇花一現，都無法避免悲劇的命運——管理階層借國有之名對國有資產的掠奪。

　　在“公有制”名義下，極少數人占有全民財富，公然鼓脹起一個特權階層的極端私有制。

　　分明是偽公有制!

　　偽公有制寒透人心。人民的積極性被壓抑，勞動者的創造熱情被熄滅，整個社會的內在能量無法釋放。偽公有制成為生產力的桎梏。

　　歷史之斧，向偽公有制砍去!

　　私有化浪潮再現。

　　這是以全民私有的形式，沖擊極少數人的特權私有;以變通的形式落實公有制，使人人獲得創造財富的可能和希望，從而解放生產力，激發人們的創新精神。

　　資本世界以對私有制的全面回歸，推動起科技革命的大潮。

　　那么，社會主義國家能不能堅持公有制的柱石，給予私有制以充分的尊重和全面的開放呢?

　　也就是說，蘇聯模式能不能成功地實行轉換呢?

　　勃列日涅夫執政前期，全面推進赫魯曉夫開始的改革，放權于人民;尤其以對“個人所有制”的法律認同，鼓勵發展私人經濟，調動人民為自身創造物質財富的積極性，激發社會活力，迅速推動了蘇聯經濟的進步。

　　——人民是第一生產力!

　　勃列日涅夫尊重私有制，推行按勞分配，實行對偽公有制即特權私有化的剝奪，擴大了人民主權。

　　這是“善的等級制”。它表明私有制的合理性，表明私有制與公有制在對立中的同一，更表明私有制是公有制不可或缺的助力。

　　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不能排斥私有制。

　　然而，勃列日涅夫執政后期，改革流產，體制僵化，特權階層一手遮天，“偽公有制”鋪天蓋地，甚至改革措施也早成了官僚們名正言順的“小金庫”。蘇聯《經濟問題》載文指出：物質獎勵基金的絕大部分為特權階層所侵占。

　　在特權集團極端私有化的層層重壓下，人民的私利被剝奪，社會的創造活力被扼殺。“國家充當了壟斷所有者的角色，變成了官僚階級進行絕對統治的工具，而生產者則失去了主動行動和表現事業性的可能。”(戈爾巴喬夫：《對過去和未來的思考》)

　　蘇聯社會陷于停滯，完全失去投身世界科技革命大潮的動力。

　　特權私有制是惡的等級制，是最壞的私有制。它縱容少數人對社會財富的聚斂，扼殺人民大眾的生產積極性和科技創新精神，使蘇聯在世界科技革命中落伍，促成了自身的崩潰。

　　興也速，亡也忽，竟是蘇聯帝國的宿命!

　　勃列日涅夫——蘇聯崛起的抽象，也是蘇聯在世界歷史上地位的抽象。它冷酷地揭示：20世紀，是人類的資本—帝國世紀。任何革命的沖擊都不足以改變這個世界的帝國主義屬性;而任何革命的成果都難免在資本的巨大引力下向帝國主義傾斜。

　　20世紀30年代，斯大林重申列寧關于帝國主義垂死的論斷，斷言“資本主義總危機”;20世紀50年代，在美國帝國主義蓬勃上升之際，斯大林透過資本主義煥發生命力的表象，進一步斷言“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危機”。

　　斯大林錯了嗎?

　　其實，在人類文明史上，“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危機”延續三、五十年，甚至一、二百年，原不過彈指一揮間。

　　斯大林期待社會主義在全世界的勝利。然而，資本世界的生命力并未終結。甚至斯大林專制所形成的特權階層和蘇聯帝國的崛起，推動蘇聯本身也滾入世界資本主義總危機中。

　　蘇聯是資本主義總危機的重磅構成。

　　蘇聯在資本主義總危機中解體，蘇聯解體是美國帝國主義世界體系總崩潰的序幕。

　　正劇已經開始。

　　列寧主義是歐洲帝國主義沒落的產物;列寧主義將在世界帝國主義體系的沒落中證實自己：

　　帝國主義是腐朽的垂死的資本主義，是人民革命的前夜。

　　(本文摘自《中國：21世紀宣言（世界篇）》; 《中國：21世紀宣言（中華篇）》已出版， 可向本人免費索取電子書，郵箱：[email protected] )

　　薛 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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