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題即不合時宜用了“滄桑沉重”四字，此顯然與特別是刻意強調的進步、發展與強大等等修飾詞相去甚遠，或曰，這是什么意思?又包藏了怎樣的居心?豈不聞國歌里還唱到“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刻”，而當下社會許多現象的確不容盲目樂觀。所以，個人認為，還是實事求是、低調些好。

　　新中國建國與不斷發展至今，有一種影響可謂是刻骨銘心。

　　但也可以稱是無限詭異。它就是對于開國領袖毛澤東同志的不同褒貶態度與毀譽各半評判。為什么對于個體的毛澤東，要有如此復雜與糾結的大相徑庭鮮明分界?在如何對待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功績，可以講是看法與態度各異。

　　根據改革后官方話語表態，是人為地將毛澤東同志切割為正反兩個不同時期。所謂的正，也即是毛澤東同志1949之前帶領全黨，團結全國各族人民，通過28年付出巨大犧牲的艱苦卓絕奮斗，終于成功推翻了一個舊政權，從而建立起有別于世界與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政權形式的人民民主政權。對于某些人來講，此不過話語形式上的表述而已，其具備的實質意義就是用暴力革命手段顛覆、推翻與趕走一幫凌駕于人民頭上的廟堂之上的驕奢淫逸、敲骨吸髓的利令智昏統治者精英;而代之以繼的是重新啟用一批被處于社會最底層的充任廟堂。于是，有昔日的最底層突然之間改頭換面、身份顯赫，好不容易歷經九死一生劫難，也總算跟對了人、站好了隊，才得以有了此后的身份置換，也才具備了重復此前歷代各朝統治者換湯不換藥的“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的政權易手政治游戲前提，對于那些抱有既定“入股”革命目的的人，那些僅認為革命終止于建立政權的非馬克思主義者，那些投機革命的機會主義者，終于等來了可以合法享受的時機了，卻不料毛澤東又作出繼續革命的文革大運動。于是，在毛澤東同志不可挑戰巨大威信的作用下，他們或是被政治靠邊站，或是韜光養晦作政治潛伏，更還有不甘于作政治寂寞者，違心作出一次次的檢討，企圖欺騙蒙蔽毛澤東的政治嗅覺，以便得以再次被起用的目的達到。

　　中共自建黨開始計，至1949年取得政權，其間歷28年。此中總有太多的兇險與犧牲相伴隨，也有背叛與分裂出現，不能否認，有一些人終于僥幸渡過一次次的險阻難關，迎來勝利的那一天。中共取得政權對于他們還意味著什么?身居高位，具備了開始愜意享受生活的相對條件，僅從此一意義論及，毛澤東也決不能作否定，而必須要肯定的。試想，倘使全面否定毛澤東，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存在，那些權力擁有者的權力所屬，豈不是都將變作無源之水?無根之木?而后的1976至今則不然，再試想，毛澤東所建立與領導的中共政權有別于一切舊政權的根本所在是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提出與政治踐行，都那樣了，精英們又該如何進行一己與家族享受?即如文革，正是由于文革的巨大顛覆性與對中國傳統政治的叛逆性，那些自視為人上人的權力精英，僅從一己私欲被受限，雖是居權力頂層卻難免還要看人民臉色，不能隨心所欲而行事，所以，在毛澤東同志告別人世之后，便才要迫不及待全面否定文革。那么，作為毛澤東自喻一生中所干最大兩件事中的一件，也將對中國人民產生更深遠意義的大眾民主嘗試，便這樣被“浩劫”論了。于是，又焉能不對毛澤東作出所謂”三七開“的蓋棺論定?

　　中共取得政權至今，歷經5代。一代擁有建黨、建軍與建立政權初始功績，即便是受“抗美援朝”、“鎮反”、“反右”以及“文革”“浩劫”的影響，無可避免要收獲一些社會與政治反對面，但我們還不能否定是新中國取得了日新月異的建設與發展成就。后來的歷次換屆政權，還依舊一葉障目般沿襲了“三七開”的針對毛澤東定位，即便是在毛澤東同志誕辰與逝世周年紀念時，還總不忘要特意指出毛澤東同志所謂的“三分錯誤”。連中國傳統觀念的“為尊者諱”、“為逝者諱”都不顧了，為什么?難道中共一代領導人中，唯只有毛澤東同志犯過錯?而其他之人、那些當年跟定毛澤東鬧革命的人，他們都是全人?否則，為什么單提毛澤東所謂之錯?而對于其他人都作了略過?

　　黃克誠同志當年復出后所作的一次講話就為之鳴不平，他說提及建國與建設的功績成就，就是全黨的智慧結晶;但要是提起建設中的失誤與過錯，卻又必須由毛澤東同志一人承擔。這公平嗎?客觀不?

　　為什么要對毛澤東同志的所謂“三分錯誤”念念不忘?無非是要對外對內表明一種態度。對外是講，雖是中共的標示未變，但早已被解放思想、更新觀念且不斷與時俱進到了與毛澤東繼續革命思想相叛逆的地步。對內無非是表明，一個國家的政治生活必須由既定的精英來決定，老百姓只有接受河蟹與維穩的命運，在國家政治生活上，老百姓最好是愚民、是逆來順受的順民，豈不見毛澤東欲圖為你們徹底翻身當家做主的文革努力都被徹底浩劫論，那么，此也作為毛澤東政治生涯的一個不變污點持續存在，偉大如毛澤東者都如此，你們一群碌碌無為的P民又還想怎樣?

　　于是，對外是讓國際強權勢力、國際金融霸權者放下心來，中國的再發展絕不會威脅任何國家也不會威脅任何壟斷財團的利益，中共早先所持的意識形態之爭早已中庸化或是依附化，現在的發展，就正是表明自我放棄意識形態觀念的優勢，而再回頭來一心一意謀取什么經濟發展。那么，在此的回頭論，亦即所謂初級階段論，便是自降一等，自宮自虐般忍氣吞聲將自己無限順從般納入了世界資本主義發展的軌道，那么，由于后來者的身份定位，又還由于政治上依附化接鬼發展，軍事與外交領域的韜光養晦附逆裝孫子，這個國家的所謂進步與發展又將是怎樣的性質還不昭然若揭嗎?

　　不斷地對外做到讓別人放心，對內就必然要制造與催生出更多不放心因素的。于是，不斷強調毛澤東的“三分之錯”就無異于是對內的一種政治敲打，其醉翁之意當然不在酒的。如此政治敲打倘使不大管用了，還有“特別是”不遺余力的河蟹與維穩，再發覺也不大有用了，又有御用文人、特別是精英又不失時機推出了奉旨做夢復興的政治夢囈。其目的還無非是保證那樣一種屢試不爽的特別是政治雙簧得以持續演繹下去。

　　還必須講明一個問題，所謂的復興，前提條件是曾經無比闊過的，只不過現在由于其他原因，不能再提當年輝煌了。那么，又是怎樣的原因所致使?當初“闊過”的時候又是什么時候?是盛唐強漢?那不過是世界尚處于農耕社會，中國封建主義社會的官僚體系比較成熟化發展的產物，它的標志不過是外交上的強悍顯示。但總該搞清，無論盛唐還是強漢，它總歸還是私有化社會發展體系，無論有著怎樣的財富國力，還依舊難脫富貴者驕奢淫逸，貧賤者饑寒交迫、賃屋而居的鮮明社會對照臼巢。而對此，當年前往延安的黃炎培老先生曾以中國歷屆政權都難以走出的“歷史周期律”來請教于毛澤東，此也是“窯洞論”的出處了。而一句語焉不詳的“復興”并且是做夢擁有，以今日特共自表的“先進文化”與“先進生產力”之代表地位，難道是想再倒退回到昔日的封建制度?而連一個民主人士黃炎培都懂得的歷史周期律怪圈，自詡的特別是精英們難道對此無從知曉?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他們又依仗了怎樣的政治底氣來對待?

　　做夢復興加不遺余力維穩?

　　我們知道，特別是改革的一大不變特點是持續清除政黨組織對國家經濟的主導權與領導權，那么，經濟基礎才決定社會的上層建筑，但是現在有了改革的起因，經濟基礎逐漸由公有制變異為私有化狀態了，并且象征中共領導權力的有形標志對國家經濟領域的決定性作用也一再被淡化，這個黨持續存在的意義據稱是“黨要管黨”，那么，這個政黨組織繼續存續的意義又剩什么了?這是否可以視為是黨存在意義就在于要管好自己，再那么，如果不存在了豈不是就不用被“管”了?

　　看出了吧，后三十年私有化改革的一大成就堪稱是對毛澤東的否定與妖魔化有了一定之效，那么，它顯示的最決定意義是什么?就是全盤否定毛澤東創建的中共組織與開創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發展道路，時下的對公有制發展的持續深化改革，對中共整黨的一些具體措施實施，都可以視為是幾十年的私有化改革對公有制發展道路與中共領導地位的蓄意抵消與抹殺的那樣一種亡羊補牢之行。但是，上述舉措真的會顯示效用嗎?

　　我們說，私有化經濟形態與中共絕對領導，此即一個巨大的政治悖逆。在如此詭異的政治態勢主導下，什么樣的社會詭異之相也將被催生出來。即如庸醫治病，不從本論治，而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能真的管用否?

　　現存問題是，毛澤東樹立了正確的道路發展航向標，但特別是精英卻偏棄之不用，他們要與外接鬼、對外普世，走所謂的發展道路。經濟上資本主義發展，政治上還要力行一檔領導，再有是，中國式發展，早已制造了一大批先富群體，中共能否代表他們的利益?若不能，由于這些人們在社會上的強勢地位，對其領導地位必將構成挑戰就是一個不爭事實;若能代表了他們的利益，又該怎樣解釋持續多年的大規模先富出國熱?難道中共還能滲透到境外去代表特別是先富者利益?再那么，由于一個特定社會的不均衡發展所致使，持續拉大的兩極分化矛盾必將不斷被催生，再那么，處于如此社會的領導政黨又怎么來代表各個不同利益群體的利益?如果不能，又有什么理由來保證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也許是巨大的利益誘惑，讓特別是精英不敢選擇公有制發展道路，缺乏足夠底氣來肯定建國后的社會主義探索與毛澤東的繼續革命理論與實質踐行。于是，我們還可以看到，中共自從建立政權，共計歷經5代，自二代之后，就由于政治歧義而否定了一代的政治與經濟發展路線。那么，這個政權雖是從表面看來還是承繼性的一個政權組織，事實上也客觀繼承了毛澤東所開創的巨大政治資源，但他們只是繼承了毛澤東所開創的這筆政治資源，至于繼承之后怎么辦?反正權力在手，怎樣有利于利益攫取、怎樣有利于河蟹時代的持續就怎樣辦。

　　如此反展下去，這個政黨、這個社會能走向什么樣子?由于巨大的利益蒙蔽，掩耳盜鈴的政治把戲大約難以持久的。這也是圍繞毛澤東展開的不同評判的最深層政治原因。還更經不起質疑是，一個繼承了政治資源的政黨組織，卻出于難以名狀原因對毛澤東不敢做出客觀、公正評判，而政治奴性十足般進行掩耳盜鈴沿襲說;而占社會層面的最廣大底層人民，卻在特別是不遺余力的維穩與河蟹下，沖破種種被設置阻力對毛澤東同志展開衷心紀念。所以說，毛澤東正在被淡出特別是精英的心中，他們如此拒絕毛澤東還是出于一己利益的擁有與維護;同理，人民群眾衷心紀念毛澤東，仍是有鑒于利益被逐漸剝奪。所以才要說，毛澤東才代表了中國社會的正確政治取向，才代表了中國人民的最普遍利益。

　　如果講一句結實話，試問中國經由幾十年的私有化改革，又取得了什么驕人成就?即使歲幣外交，也難改外面沒有一個朋友，即使不遺余力堅持維穩河蟹，而里面大都收獲敵人。那么，此是否意味著一條不可持續的所謂發展道路該走到盡頭了?譬如有網論道：

　　“特別是們一直以經濟發展自居，滿以為他們就是世界上‘最有能耐’的一些人。滿以為把發展牌打出去，可一‘俊’遮百丑。然而他們不是俊而是罪惡，百丑更是遮不住。用焦頭爛額黔驢技窮來形容他們的處境一點都不過份。經濟發展以全面私有化為方向犧牲百姓的利益為權貴大肆斂財使階級矛盾異常激烈;以犧牲環境、人民的健康為代價正受到來自各方的強烈抨擊;以大量送錢(國家買債券，權貴轉移財富)到國外出賣民族利益為中國歷史之最;以招商引資為名引狼入室殖民我國經濟被人民罵為賣國賊。雖然放權于‘民資’進入七大行業，鼓吹‘混合經濟’，但他們何嘗沒有嘗到風起云涌的罷工高潮給他們帶來的巨大苦頭和困擾?!何嘗沒有看到那些‘私企’、‘民資’的惡劣行徑給他們帶來的麻煩?!”

　　“房地產不景氣，產能嚴重過剩，消費乏力，投資困難，出口停滯，銀行呆賬大增，政府負債累累，經濟下滑勢頭明顯……。”

　　也許還將要算上“疆獨”、“東突”分裂分子的猖狂縱惡，這許多無法掩飾的觸目驚心社會矛盾，我們講說到底還無非是階級矛盾所導致。那么，如果還依然掩耳盜鈴般遮掩，還閉著眼盲人摸象般持續“摸石頭過河”的“貓論”發展，此去前方將會是什么難道還不顯而易見?

　　上述種種，都是一個社會走向沒落的鮮明象征。他提供了一個鮮明信號，只有足夠重視它，正視它，找出肇始之因皆源自于私有化以及殖民化的所謂與時俱進改革與普世接鬼，根本原因還在于偏離了毛澤東思想的指導。而如果對這些根本原因不去顧及，依然盲人瞎馬、夜半深池將私有化改革持續神話下去，那么，事實所為只能與改革的初始愿望越來越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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