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如何鐵腕重拳抓干部隊伍道德建設

　　治國就是治吏，治國的水平，直接反映在治吏的水平。現今中國有數量相當驚人的官員，隨著喪失共產主義理想，官場道德的底線不斷失守，吃喝嫖賭、奢靡腐敗、荒淫無恥，已達到瘋狂墮落的程度，中國官場在很多地方簡直成了道德垃圾場。如此數量驚人的官員，如此奢靡的腐敗，如此腐敗的變態，翻遍中國的史書都絕難見到。

　　此時，人們不能不懷念毛澤東如何鐵腕重拳地抓干部隊伍道德建設;人們也不能不懷念毛澤東帶出的敢打硬仗惡仗，特別吃苦耐勞，十分清正廉潔，密切聯系群眾的干部隊伍，人們也不能不追憶毛澤東是如何抓的干部隊伍建設。

　　一、將政治道德擺到干部隊伍建設突出位置

　　“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是決定因素。”就從毛澤東將干部隊伍建設擺在政治路線之后，就可清楚看到毛澤東非常注重干部隊伍建設，而他抓干部隊伍建設中，更十分注重干部隊伍的道德品質建設。

　　1、共產黨人的道德建設具有鮮明政治性

　　沒有高尚的品德，絕不可能有高尚的理想;沒有高尚的情操，絕不可能追求高尚的理想。為人無德，為官絕無官德!尤其，共產黨人的道德品質修養，從來都同政治品德修養相一致。因為，共產黨人的道德品質修養，直接影響共產黨的政治追求。

　　為加強黨性修養中的道德修養，毛澤東寫下了《反對自由主義》、《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等名篇，劉少奇則寫下了被人們贊譽為“中國共產黨人的道德經”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他們的著作奠定了中國共產黨人的新型道德觀。毛澤東在其《為人民服務》中，首次比較全面地闡述了“為人民服務”的道德觀;毛澤東在1939年12月21日發表了《紀念白求恩》，更是倡導了“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共產主義道德境界，向全黨提出了做“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的道德要求。這是毛澤東對干部隊伍道德品質的核心要求。他也深刻表明了，共產黨人的道德建設不同于其他道德建設，它必須緊密聯系政治理想、價值取向、是非標準和行為準則，或者說，共產黨人的道德修養，具有鮮明的政治性。

　　2、“兩個務必”包含高標準的道德要求

　　1944年是中國農歷的甲申年，就是在這一年，郭沫若揮筆寫就一篇史論結合的《甲申三百年祭》。文中總結了李自成攻占北京后，不僅戰略上、組織上犯下了嚴重的錯誤，其縱聲色，奪名利，掠財物，殺功臣，在政治道德上更鑄成毀滅大錯。中央決定將其作為全黨的整風文件，“必須永遠保持清醒與學習態度，萬萬不可沖昏頭腦，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轍。”

　　正是基于對李自成失敗教訓的總結，毛澤東同志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要求全黨奪取全國政權后要“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燥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這“兩個務必”本身就包含了對全黨，尤其對黨的領導干部，提出高標準的道德要求。如果全黨能保持“兩個務必”，怎么能腐化墮落?怎么能搞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怎么能治黨失之于寬、失之于松?

　　二、用鐵腕懲治道德敗壞之徒

　　1、上海打響懲治道德敗壞“第一槍”。上海解放不到一個月，榆林分局一個25歲的南下干部民警歐震，奉命協查涉及國民黨軍官畢曉輝的一個案件，見到其姨太太，心有所圖。歐震置軍管會紀律于不顧，趁外出執行任務之機，踅進畢家，勒索畢家錢財，迫使朱氏答應從此與他同居。隨后將其霸占。雖然他沒有其他什么罪行，但道德敗壞也同樣能敗壞共產黨形象，也能敗壞共產黨的根基。歐震被捕后，各級領導對此都十分重視，最后經陳毅市長批準，執行就地槍決，被稱為新上海懲腐第一槍。這一槍明確無誤的表明，共產黨人的道德品質絕不僅僅是輿論譴責，共產黨人的道德品質絕不允許敗壞!

　　2、槍決劉青山、張子善鐵面無情。共產黨剛剛執政，出現歐震事件并非偶然。一時，黨內冒出一些大大小小的“李自成”，其中，劉青山、張子善就是突出代表。他們利用職權，非法經營;違反政策，投機倒把;以次充好，盤剝民工;嫖娼吸毒，腐化墮落。他們給國家造成的損失和非法獲利且不必說，僅個人從盜竊的國家資財中貪污、揮霍即達3.7億元以上，其中劉青山1.8億元，張子善1.9億元(一萬元等于現在一元)。如何處置劉青山、張子善這兩個老革命，很多人念其勞苦功高向主席求情，毛澤東非常震怒：“正因為他們兩人的地位高、功勞大、影響大，所以才下決心處決他們。只有處決他們，才能挽救20個、200個、2000個、20000個犯有各種不同程度錯誤的干部。我建議你們重讀一下《資治通鑒》，治國就是治吏，禮儀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之不國”。毛澤東毫不留情的下令槍決了劉青山、張子善。

　　3、用“三反”運動保中共金剛之軀不壞。毛澤東就處理劉青山、張子善的事件，嚴重注意到干部被資產階級腐蝕發生嚴重貪污行為這一事實，為保持干部隊伍的純潔性，為保持中共金剛不壞之身，毛澤東異常地焦慮地看到，依靠干部自律的反腐模式不行，毛澤東才下決心將在東北地區進行的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為內容的“三反”運動，親自擴大到在全國。毛主席公開表態：“三反”運動是壞人好人一起整，好人整了之后可以更好，壞人有多少反多少，開除400萬黨員還有180萬，在所不惜!這是建國后共產黨第一次對自己洗澡治病。在半年左右時間內，全國縣以上黨政機關參加“三反”運動的總人數為383萬多人。對有嚴重貪污行為的罪犯，判處有期徒刑的9942人，判處無期徒刑的67人，判處死緩的9人，判處死刑的42人。

　　三、用制度管理約束干部隊伍

　　制度帶有根本性，毛澤東時代十分注重對干部隊伍的制度性管理。這個制度分為兩部分，即，社會制度和干部制度。

　　一是社會制度。這是現在抓干部隊伍建設被普遍忽視的制度，也是史學家研究干部隊伍建設被忘記的制度，而這是最重要的制度。毛澤東時代最重要的基本社會制度，就是公有制和集體所有制，這也是管理干部的基本制度。毛澤東時代建立了世界最廉潔的政府，就是建立在公有制的基礎之上。試問：在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占絕對控制力的社會環境下，干部怎么能將企業、礦山、土地、道路等貪據己有?

　　歷史唯物主義有一個基本觀點，就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社會意識。站在公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的基礎上，干部才能想集體、為集體。而現在江浙等省的國有經濟只占到2%左右，有的省份所占比例更少;至于全國農村的集體經濟基本沒有了，在私有經濟像汪洋大海般的社會環境，公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的政治制度成了干部管理最短的短條，提倡集體主義，這個集體又在哪里?而中國現今干部隊伍存在的種種駭人聽聞的問題，無不同私有化緊密相連，無不同社會制度的改變緊密相連!

　　二是干部制度。毛澤東時代的干部管理制度有三大特點：

　　第一個特點是涵蓋很廣，規定很細。毛澤東時代干部管理制度從工資、住房、用車、招待等等，幾乎無所不包。工資標準全國統一，哪里有灰色收入?毛澤東時代的干部收入與普通工人差不了多少。工廠里的工人基本工資比干部高，有些危險工種的工人收入比干部高許多。諸如，煤礦部門的下井工人的待遇就比干部高，井下礦工每月倆條白毛巾，每年三套工作服，還有肥皂三條，這些待遇干部是沒有的。毛澤東時代的省部級干部到工廠調研，要和工人一樣到食堂排隊，自己掏錢買飯吃;縣鄉級干部下鄉，都是自己掏錢上各家各戶的農民吃飯。毛澤東時代的領導干部住房有明確標準，領導去世要將房子交回來重新分配。

　　第二個特點是領導做執行制度的榜樣。那真是“一級做給一級看，一級帶著一級干”。身教重于言教，尤其道德品質修養更是如此。毛澤東時代的干部敢叫響：跟我上!向我看齊!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看看毛澤東住的那張大木床，半邊堆著書;看看毛主席十三陵水庫午休的那張照片，那是躺在一塊門板上;看看毛主席穿的睡衣補丁好幾塊。江青是政治局委員，又是毛澤東的夫人，她喜歡攝影，想從毛主席的稿費中拿500元買部相機，鬧了幾次，毛主席都沒同意。“楚靈王好細腰”，上行下效!毛澤東時代的中央領導，哪一個不是道德修養的典范。

　　就是“文化大革命”中，作為“四人幫”中的王洪文，他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原工資68元不變，他最大的腐敗也不過是上海每月補貼他一百元錢。吳桂賢當了副總理，原工資67元2角不變，她知道參加國務院會議喝杯茶要交1角茶葉費，就只喝白開水。陳永貴在大寨掙工分，一個月出滿勤是45元。陳永貴繼續掙大寨工分外，山西每月補助他100元。中央每月補助陳永貴36元。經過30年的流逝，“四人幫”卻沒被遺忘，這說明至少在道德品質方面，我們現在做的沒他們好!

　　第三個特點是制度是剛性制度。世不患無法，患無必行之法;世不患無制度，患無剛性制度。毛澤東時代的干部制度，最可貴的是它極具剛性，無論是誰，若違反了干部相關管理制度，就要受到處理和處分。特別對涉及生活作風的男女關系，更有規定甚嚴。毛澤東時代的干部，甭說包二奶、養小姘、敢嫖娼，就是搞婚外戀試試?

　　毛澤東評價王近山：他是一個常勝將軍。可就這樣一代名將，為搞婚外戀都付出慘重代價。王近山20歲當紅軍師長，42歲當上北京軍區副司令員、公安部副部長。但他同小姨子(一個年輕的大學生)搞起了婚外戀，還執意要離婚，他夫人韓岫巖無奈把訴狀遞給毛主席。毛主席批示劉少奇處理，中央組織部將王近山：開除黨籍、軍籍，撤銷一切職務，轉業到河南西華縣黃泛區農場當副場長。

　　公道地說，王近山搞婚外戀和今天的貪官找情婦完全兩碼事。但這樣一代赫赫有名的開國中將，為一場婚外戀也付出如此慘重的代價，這是告誡全黨：道德是大節問題，絕不能掉以輕心。其實不僅王近山，在毛澤東的時代，黨員干部有任何婚外性行為，一旦被發現，就要受到黨紀政紀的嚴處。

　　四、發動群眾監督干部很難墮落

　　毛澤東時代的一個突出特色，堅持群眾性的大民主監督，就是隔幾年就搞個群眾運動。群眾是照相機和錄音機，黨員干部的一舉一動都在群眾的監督之下;不停地進行群眾運動，不停地讓群眾給黨員干部洗澡，不停地給黨員干部敲警鐘，這是防止黨員干部腐化墮落的一條帶根本性的措施，這是對黨員干部隊伍愛護的提供的最好防護服。包括毛澤東發動德文化大革命，他是要繼續破除干部隊伍中的特權，它是黨員干部繼續保持本色不變。1966年7月18日毛澤東說：“文化大革命是個驚天動地的事情，能不能、敢不敢過社會主義這一關?這一關就是最后消滅階級，縮短三大差別”。

　　抓干部隊伍的道德品質修養，絕不僅僅是潔身自好，也絕非孤立進行，它是同一個偉大的革命進程緊密相連，也是用道德品質建設推動這個偉大進程。為此，在加強群眾監督的同時，毛澤東還千方百計鏟除滋生腐敗腐化的土壤，不斷破除領導干部的特權，不斷破除資產階級法權，不斷教育干部要抵制腐蝕，堅持干部參加勞動，堅持學習焦裕祿，堅持從嚴治黨，時時不忘“斗私批修”，千方百計的防止“和平演變”。毛澤東時代的干部，哪個能腐化?哪個敢腐化?哪個搞腐化沒顧忌?哪個搞腐化不付出沉重代價?

　　就因如此，毛澤東時代的干部隊伍，尤其是領導干部，他們成為全社會道德品質修養的典范。那時的同學中，誰的爸爸是黨員、干部，那讓同學多么羨慕!那時的群眾對干部又是多么尊重!

　　王婆賣瓜（101）

　　筆者結合本文的寫作，就詩文的思想表現，有幾點體會和博友交流。

　　其一、我在思想。人與動物的重要區別，就在于人能用語言去思想。而文章的靈魂，就是用文字去組織和表達思想及情感。沒有了思想，就沒有了人類;沒有了思想;就沒有了詩文。一個人思想開拓的深度，思想觸及的廣度，直接表現為思想成熟的程度;一篇詩文的優劣比較，核心就是思想水平的比較。詩文的無病呻吟，就是詩文沒有思想。而我的每一篇詩文，都是我在思想。將事物聯系起來看是思想，而提出用社會制度去管理干部等獨有的觀點，更是一種思想。

　　其二、我能思想。思想不僅是一種愿望，也是一種能力。能思想出獨有的見解，更是一種成果。能思想，有思想，這需要依托扎實的理論功底和理論思辨，這需要站在很高的角度及有很高的眼光，這需要有深入的社會實踐和對實踐的長久積淀，這需要懷有自覺的使命和對使命的責任。我有這個能力，我能思想，我應該思想。

　　其三、我還要思想。思想總連著憂慮，思想總連著揪心。思想是一種痛苦，痛苦中折磨出思想。大思想更是一種大痛苦，大痛苦折磨出大思想。我直面痛苦的現實，我緊抓著的痛苦的主題在思想。我的人生還在走，我需要用思想將我前行的道路照亮，我也愿意將自己點燃，我愿意用點燃自己的思想，去為前行的同志們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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