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執政的“前后三十年”和“第三大時代”

　　——從新民主主義到新民權主義的社會主義改革復興

　　導言

　　十八大前的中國共產黨，自領導中國革命勝利并建立全國政權以來，又經歷了社會主義制度初建的探索發展和改革開放這前后“兩個三十年”，既是艱難曲折又充滿矛盾困惑的發展歷程。

　　中共十八大按既定“僭主十年”的官僚承傳定式進行新一輪權力交接之時，正是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經濟高速發展的特定周期之后，各種經濟、社會、文化、政治矛盾反而空前激化，并突出表現為官僚主義膨脹、貪污腐敗泛濫、貧富矛盾加劇、社會關系撕裂、生態環境惡化等，種種外部勢力也趁隙而起地妄圖對中國現行政治秩序進行顛覆，以及對中國主權、領土、安全和利益覬覦的侵蝕、破壞和制亂，這樣的情形使令中共正面臨可能亡黨亡國的空前危機和嚴峻挑戰!

　　這一切也必然反映到黨內和政治高層，并實際形成，把馬克思主義演繹成了新國家主義并堅持在既定黨政官僚體系下進行市場化改革的體制堅守派，極力推行新自由主義全面資本主義的市場化并最終實現西方式自由民主的西化改革派，堅持以新民主主義為市場改革底線并真正實行共富發展的社會主義理想復興派之間，波詭云譎并異乎尋常的激烈斗爭。

　　在以上的黨內思潮和政治斗爭中，體制堅守派雖仍為主體，但被人們稱是“打左燈，向右轉”的改革卻面臨各種深刻矛盾，其龐大黨政官僚體系的陣營，也在早已開始的政治演化中不斷分化成了后兩者(甚至主要是前者)的實際組成部分。這一切的矛盾斗爭，在鄧小平“不爭論”的威權政治格局下，又十分吊詭地形成了大家都以所謂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和改革為體制正統和權力主導，實際展現的卻仍是中共“前后三十年”始終糾結的走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路線之爭。

　　正是這樣，十八大新任總書記習近平的主導思想和施政方向，就理所當然地成了大家的高度關切和特別企盼!

　　人們看到的是，習近平上任伊始就表示要繼續深化改革，并把改革目標確定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民族復興是一個任何人都不可能秉持異議的命題，“中國夢”則意味深長);繼而大刀闊斧地開始扭轉早為廣大人民痛恨的官場奢靡之風，打擊貪腐，治理各種社會亂象，提出改革就是要打破各種不合理利益關系日益固化的藩籬;針對長期的信仰迷失、價值錯亂、歷史顛倒、思想混亂，在集中控制輿論的同時，又提出“兩個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根本”，“意識形態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隨即在全黨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習的新一輪改革也被明確是包括經濟、社會、文化、政治、環境等一切領域的“全面深化改革”，改革指導思想的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也從十八大報告及以前的“就是‘鄧、三、科’”而再次地明確是包括“‘馬、列、毛’和‘鄧、三、科’”(最初是2013年3月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的政治局會上這樣提出，后不知為何又“全然規范”地回到了“就是‘鄧三科’”，十八屆三中全會又正式明確是包括“‘馬、列、毛’和‘鄧、三、科’”)……

　　至此，習近平“中國夢”的深度解讀正可謂：既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也是中國社會主義的復興，更是在當今全球化時代將真正代表人類現代文化價值理想和文明發展方向的馬克思主義即共產主義“新文藝復興”(或“新文化革命”)的“三大復興”。

　　習近平糾風反腐、關注民生、治理亂象、整頓秩序的舉措，受到民眾的普遍擁護和贊譽，有人甚至感懷，僅此之行，習總也是現行體制下不可多得的“一代明君”了。

　　習近平的施政表述也令早已被邊緣化的社會主義理想復興派的人們感到鼓舞。但許多人卻未敢太過樂觀。他們認為，近年來，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和社會主義理想價值的主體地位早已不復存在，不僅是被虛無化、邊緣化地束之高閣，甚至被妖魔化了，共富發展也成為口惠實不至，而貧富分化卻一直被人為地制造著和加劇了，市場化改革則在私有化的綁架下成為一些人瞞天過海、步步為營地實施資本主義的社會綱領，由此而制度性地產生和加劇的官僚主義和權力腐敗，更積重難返地使中國社會正震蕩在那個千年魔咒“周期律”的危險邊緣……如此，習這“一代明君”真的能夠力挽狂瀾并實現他所謂的“中國夢”嗎?

　　習近平的系列表述則令自由派的精英們和各種利益集團大為不滿，他們或是冷嘲熱諷，或是針鋒相對，或是柔性應對。如對“兩個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就反詰道，“難到文革也不能否定?反右擴大化，習仲勛反黨集團的冤案，也通通都不能否定嗎?”更多的人則利用他們在上層建筑的各種“講座”、“論壇”、“沙龍”、“會所”、“讀書會”等，分析形勢，研究對策，提振信心，組合力量。有人表示“大家對未來要有耐心、有期待，市場化已不可逆轉，只要能再搞一段‘開左燈，向右行’，就必定會在未來的五至十年贏得大家期待的憲政民主”。更有人鼓吹“大家要有信心，繼續在體制內外，里應外合，改變中共”。也有人提出“不要期待這一代(領導)會有改革突破，這只是過渡性的一代，由于政治歷史淵源而有毛澤東崇敬的情結，但這種情結已是一種歷史絕響，絕不可能再沿襲和影響到未來一代了，另外，他們長期的基層生活經歷，也不大可能要回到過去，所以大家應在各自領域繼續推動改革，改變現狀，以待未來”。還有人表示，“現在大家還不要急于提什么‘一人一票’的民主，這只能讓民粹主義占得優勢，對自由派反而不利，所以只能先搞好‘頂層設計’，把經濟基礎改變過來，實現自由民主，也不要在乎是初一還是十五，而要有一個較長期的準備，以待水到渠成……”

　　其實，中國思想混亂和社會分裂的現實情景遠比以上陣線分明、截然對立地進行“道路之爭”雙方所表現矛盾沖突的情形更令人擔憂。這就是，我們整個民族在長期以來先是左的傷害，后是右的破壞而形成的茫然無奈中已喪失了理想和信仰，大家對現實不滿，卻沒有了“主義”，雖生活在一個以馬克思主義為標榜的“社會主義國家”，卻對什么是馬克思主義，什么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早已沒有了感覺，甚至是逆反……我過去在工廠時就認識一位很有代表性的老工人師傅，他平日里也知道要緘口慎言、不談政治，但酒后又往往會真情流露、信口開河。“文革”后期“批鄧”時的一天，他就酒后激言道：“鄧小平要發展國民經濟和改善人民生活就是復辟資本主義?他媽的，要是這樣，我倒覺得，要復辟就趕緊復吧，我們成天吃的是清白苦菜，過的是什么日子啊?就讓鄧小平趕緊復辟吧，我早就等不得了。”相當一些這樣的工農群眾也曾是改革開放的熱情支持者，但當他們及家庭子女在不斷遭遇下崗、失業和“新三座大山”，淪為弱勢群體后，又開始懷念毛澤東，盼望“救世主”。更多那些“70后”、“80后”及更后的新生代們，則完全無法想象他們父母一代還曾有過一段充滿革命理想主義的“激情燃燒的歲月”，而是一開始就生活在一個完全自我，充滿生存競爭和冷酷無情，雖五光十色卻陰郁黯淡的世界上……我女兒中學時的一位同學，因父母單位陷于什么糾紛要去的處理而在我們家住了幾天，她很自然地述說道，“本來責任在對方，但他們買通了公安，又買通了法院，要敲詐我爸的單位……”這個小姑娘眼中的現實社會，也許從來就是一個金錢萬能、權勢縱橫、無是無非的昏天暗地。所以這一代人也往往會成為個人自由主義的擁躉。我是一個對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和社會主義運動發展都有過認真研究的批判思維者，也是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堅定信仰者和積極宣傳者，但卻深深地感受到，生活周圍的大多數也算是社會中堅和知識群體，甚至同學、朋友、同事圈的相當一些人，在對各種社會不公有著強烈批判的同時，卻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等已不假思索地都會表示拒絕和排斥，并成了自覺的自我主義者和不自覺的自由主義者，更愿意奉行所謂獨善其身、自我實現、捷足先登的一套精英主義哲學，而不再理會什么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和實現共富發展之類的大眾主義哲學(認為這只是統治宣傳的忽悠和口號)，并將后者十分貶義地斥為所謂的“民粹主義”;一些在黨校工作的朋友也毫不諱言地聲稱，就思想認識而言，他們已成了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掘墓人”。更有甚者的是，人們也不斷地看到，甚至是中央黨校的一些高級教授們在共產黨的殿堂里公開極力地貶低馬克思主義和馬克思的政治經濟理論，宣傳資本神圣的社會哲學，甚至鼓吹“共產黨也應是一個特殊的利益集團”……更多一些高居廟堂、身為國策顧問的主流經濟學家更是公開鼓吹，“改革就是要犧牲幾千萬工人和幾億農民的利益，這是改革必須付出的代價”，“經濟學家就是為利益集團服務的”，等等等等……更令人們擔憂的是，我們的黨政官僚體系在相當程度上正在迅速地形成干部生成官僚化、政客化、幫派化、利益集團化、品行劣質化的趨勢和“劣幣驅逐良幣”的逆淘汰化機制。當我們干部隊伍中良心尚沒泯滅的大多數人感到無奈和迷茫之時，在人們視野所及的相當一些單位，真正能夠如魚得水、飛黃騰達的往往是些不擇手段、吹牛拍馬、鉆營投機的勢利之徒和機巧之輩;在官僚機制內生邏輯的各種權利平衡中，也往往會形成總是一些平庸乖巧而不作為者上位的庸人政治格局;如此陳陳相因，我們黨真是情何以堪，又將走向何方呢?

　　許多人還深以為憂地感慨道：當老革命家的一代領導人過世后，我們干部隊伍中的理想主義也正在拜金主義的催化下迅速地淡出了;在已然是政怠宦成和逆淘汰的官僚格局中，像習近平這樣，以革命元勛后代的特殊政治優勢，繼續保持著理想主義情懷和歷史擔待精神，而不必自我扭曲于異化的官場生態，并從基層一步步走來，最終成為黨和國家最高領導者的情形，也許正如一些自由派精英所說的“已是一種歷史絕響，而絕不可能再沿襲和影響到未來一代了”;就真正意義上的消除貪腐，改革根深蒂固的官僚機制障礙和打破不合理利益關系固化的藩籬而言，有人甚至感懷，這幾乎就是“習近平一個人的戰斗”，并不由地產生了一種悲觀主義的憂情……

　　許多人“擔憂”而另一些人在“期待”的正是：習近平的“中國夢”真的只是“一代之功”而終將跳不出“人亡政息”的那個歷史宿命嗎?

　　我倒認為，人們大可不必如此的悲觀，畢竟是：歷史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

　　也許，在中國的社會發展將發生最重大歷史轉折的關鍵時候，習近平在我們現實黨政官僚體系的權力交接和政治傳承中成為了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并非是一種政治必然而只是某種歷史幸運。但由堅持社會主義理想的習近平，而不是一個什么“庸人”或“瘟神”接班，這難道不是中國人民一個莫大的歷史幸運嗎?

　　另外，一個蘊含著最廣大人民利益的偉大事業，豈能只是“習近平一個人的戰斗”，又為什么不去到最廣大的人民中去獲得最堅不可摧的力量來推動這一偉大的人類事業呢?

　　這個“蘊含著最廣大人民利益的偉大事業”，正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也是中國社會主義的復興，更是在當今全球化時代將真正代表人類現代文化價值理想和文明發展方向的馬克思主義即共產主義的“新文藝復興”(或“新文化革命”)。

　　這“三大復興”的決定要素乃是，中共黨人必須要不辱使命地首先完成好“兩個重建”的重要基礎建設——即：通過嚴肅、認真、系統、科學的自我反思和歷史批判，并在當今全球化時代真正是代表著人類現代文化價值理想和文明發展方向的馬克思主義“新教運動”(即重建運動)和共產主義“新文藝復興”(或“新文化革命”)中，首先完成這一新文化體系真理價值核心的共產主義理想精神重建(即意識形態重建)，并在這一新文化體系真理現實性的意義上，切實地完成人們全面社會關系重建的基本經濟制度和全面政治制度的構建。

　　這后一個重建，正是要在共產主義真理現實性的新民權主義意義上(一種以建立普遍民權為社會基礎而非僅是少數人的私有權)，通過全面的社會改革來實現社會主義共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和社會市場機制的重建，以匡正既往那種由少數人在所謂自覺納入全球資本市場體系和引入國際資本統一游戲規則的“瞞天過海”的私有化設計下，實際上形成少數人以對社會掠奪的罪惡方式，建立起一套完全是由資本或資本人格化的精英利益集團來主導社會發展，即馬克思批判是“少數人靠犧牲大多數人利益來壟斷社會發展”的資本主義制導機制，以切實解決好當今中國社會發展所面臨的種種問題和矛盾，并在真正奠定了人民民主應有的新民權主義(即普遍民權)經濟政治基礎之后的自我升華中，最終地建立起一個富強、文明、自由、開放和全面現代化的社會主義新型民主制度!

　　這一切的實現正應從習近平“兩個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這個當下中國最現實政治問題的反思和總結開始。

　　我們對“兩個三十年”的科學態度應是都要批判地繼承。

　　中共執政的前后“兩個三十年”展現了中國共產黨在社會主義理想堅持和實踐發展的探索中，既飽含著積極努力和銳意進取，也充滿了艱難曲折和矛盾沖突的“兩個大時代”——毛澤東時代和鄧小平時代。

　　我們正是應通過對“兩個三十年”的批判繼承、科學總結和超越發展，而迎來中國共產黨將實現全面復興和自我升華的“第三大時代”的嶄新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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