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此信已郵寄原國家計委我的同事好友、現任中共中央政研室副主任鄭新立同志。由于信中交流的內容是關于深化改革的一些基本理論問題，特予全文公開發表，以期引起廣泛的關注和研討。】

鄭新立同志：

　　多年不見了，近來好?

　　2013年12月3日我從中央電視臺看到你在宣講《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精神，認為講得很好，不像別人全是套話，如講到市場時提到價值規律的作用，是別人沒有提及的。這引起我的興趣，在電視上又“回看”了兩遍。本想早日給你寫信，無奈多病纏身，……學習三中全會有關文件后，腦子里放不下寫信，擬同你探討《決定》提出的以下四個理論性的問題，作為老熟人之間交換看法。我知道你工作特忙，并不急于盼望你的答復。

　　我們原來都是國家計委的干部，彼此相互了解。我在原國家計委綜合局分管農業，又是局里的副總經濟師，參與搞綜合平衡，后來奉命參與起草國家計委的文件，也算是國家計委的一個秀才。你是清華大學計算機系的高材生，自調到國家信息中心(當時實際上歸國家計委管)后，進步很快，你一邊工作，一邊學習，自學成才，很快成了經濟專家。后來你又調國家計委政策研究室當主任，挑起的擔子更重了。這段時間我們之間有過直接的工作聯系，下面還要具體談。以后你高升了，進了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更加見多識廣了。所以現在你宣講《決定》，是很合適的人選。今天，無論在經濟理論或對實際情況的掌握方面你都比我要懂得多，因此要向你學習。

　　擬探討的四個問題是：一、政府與企業的關系問題。二、計劃與市場的關系問題。三、公有制與私有制的關系問題。四、股份制與經濟制度的關系問題。

　　討論這些問題，我想我們應本著二十幾年前我們合作時的態度，以務實的精神，摒棄大批判的剌激語言，擺脫經濟學的門戶之見，和各種學派的派別觀點。我們從社會發展的歷史，經濟運行的實際的角度，來觀察問題，互相切磋，可能使研討得出一些切合實際的結論，彼此能夠聽得下去，使認識深入一步。使用的數據，國外的，我用的是聯合國的或世界銀行等國際權威機構的;中國的，用官方的不用個人的數字，主要用國家統計局的，但統計局有些數字要作分析。下面就上述四個問題，一個一個地談談我的一些看法，拋磚引玉，請批評指正。

　　一、政府與企業的關系問題

　　《決定》說，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與企業的關系問題。因此，下面對這個問題要多說幾句。

　　首先有必要回顧一下歷史。人類社會在推翻封建制度以后，資本主義制度確立，自由放任的企業發展起來。企業完全獨立自主，除給官方照章納稅外，當時的政府并不干預企業的活動。這樣的自由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大約經歷了二百年左右。

　　到了十九世紀，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逐步突出起來。表現在供求關系上，就是廣大的勞動者、工人階級由于受剝削，在市場上的購買需求低，社會消費趕不上社會生產，商品供過于求。表現在階級關系上，就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尖銳起來，工人忍受不了資本家的殘酷剝削壓迫，生活窮困，就個別的自發的破壞生產工具和機器。以后，發展為群體的罷工。到1825年，經濟危機爆發了，勞動者所以忍饑挨餓，不是社會生產的東西太少了，而是生產過剩。正如傅立葉說的：“剩余成為貧窮困苦的泉源”。以后這種危機十年左右一次定期爆發，說明這種經濟制度的不合理性暴露出來了。

　　到1929年，爆發了資本主義有史以來最大的經濟危機，史稱三十年代大蕭條時期。當時為了解決生產過剩的問題，就消滅產品，破壞生產力，把牛奶倒到海里，糧棉就地燒毀，鋼鐵廠砸毀高爐平爐。銀行破產，企業倒閉，物價暴漲，工人失業，失業率創歷史最高水平，社會秩序混亂，似乎世界末日來臨，有的資本家和學者也精神崩潰，跳樓自殺。

　　在這同時，新興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與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倒退幾十年相反，第一個五年計劃提前完成，工業每年增長百分之二十幾，鋼產量達到593萬噸，農業實現集體化，原來經濟落后的沙皇俄國，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工業國。全世界都注視這個新生的工業化國家。

　　面對這種嚴峻的局勢，當時的美國總統羅斯福實行新政，一改過去的自由市場經濟，實行國家干預。直白的說，就是美國學蘇聯，資本主義學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計劃經濟。國家用財政政策促進經濟增長，政府也搞投資，興建一些大型項目，甚至在田納西河流域搞計劃試驗區。于是經濟停止了下滑，逐步回升。這樣，在理論上凱恩斯宏觀經濟學應運而生了。過去的市場經濟，個別企業是有組織的，整個社會呈無政府態。反映在意識形態上，傳統的經濟學只有微觀經濟學，從此西方經濟學既有微觀經濟學，也有宏觀經濟學了。

　　回顧這段歷史，是看到有的官員學者，受流行的新自由主義某些教條的影響，說什么不能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一看到國家搞建設，政府干預經濟，就認為與他們學到的本本不一樣，應當予以否定。實際上，正是當年美國實行羅斯福新政，國家干預經濟，從此才產生了政府與企業的關系問題。所以，這不是一個憑空出現的問題，而是經濟發展實際地產生的問題。因之不能從概念出發，主觀認為：只有搞自由企業制度，政府只管收點稅，不管經濟，才是好的。政府干預經濟，就是不對的。須知羅斯福新政實行政府干預，挽救了資本主義，這是歷史功績，是否定不了的。

　　特別是社會主義國家管經濟，那是按照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辦事：“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里，并且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由此可見，社會主義國家管經濟，這是天經地義的。你反對“共產黨領導的國家”管經濟，不是把你自己的資產階級頑固對立的立場暴露無遺了嗎?

　　《決定》關于實行市場經濟，在政府與企業的關系上，總結了三中全會二十多年來對發揮市場的作用，列舉了認識深化的過程。下面把這一大段話簡化和概括一下，就是：由十五大提出“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十六大以后的改革，主要是：

　　1、去掉了市場發揮作用的前提條件：“在國家宏觀調控下”。 2、市場發揮的作用由“基礎性作用”，改為“決定性作用”。

　　3、進一步明確“市場經濟本質上就是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經濟。” 這里就產生了值得研究的幾個重要問題：

　　首先，按照十五大文件的規定，當時特別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就是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

　　現在習近平“《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斷然去掉“在國家宏觀調控下”這個前提條件。既然如此，這樣的市場經濟，就不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了。那么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還要不要區別，還有什么區別?

　　其次，對發揮市場的作用二十多年來強調的程度逐步升級，調子越來越高，由“起基礎性作用”，到加一個比較級形容詞：“更大程度上”;再到加一個定性的名詞予以修飾：“在制度上更好的”發揮作用;直到這次文件：“起決定性作用。”我認為，這樣在修飾詞上作文章好作，但一個會議的文件本身在邏輯上，起碼要瞻前顧后，不要前言不搭后語，正式文件《決定》與重要《說明》，不要互相矛盾。在理念上一些世界上通用的概念，要與國際接軌，好與別的國家對話。否則，一個世界第二號經濟大國，無法與別的國家交流。

　　這里且指出兩個文件互相矛盾的一例。在《決定》的“四、加快轉變政府職能”一節里，對宏觀調控，是非常明確的肯定是需要的。“科學的宏觀調控，有效的政府管理，是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內在要求。”這樣，對宏觀調控，一個文件斷然去掉，一個文件又說是內在要求。這不是互相矛盾嗎?

　　《決定》接著具體闡明了宏觀調控是干什么的。“宏觀調控的主要任務是保持經濟的總量平衡，促進重大經濟結構協調和生產力布局優化，減緩經濟周期波動影響，防范區劃性、系統性風險，穩定市場預期，實現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健全以國家發展戰略和規劃為導向、以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為主要手段的宏觀調控體系，推進宏觀調控目標制定和政策手段運用機制化，加強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與產業、價格等政策手段協調配相機抉擇水平，增強宏觀調控前瞻性、針對性、協調性。形成參與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的機制，推動國際經濟治理結構完善。”

　　我國現在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講宏觀調控，不妨先瞭望一下西方市場經濟大國是怎么做的，以免閉門造車，似是而非。西德是西方國家搞宏觀調控成績卓著的國家，他們的經濟在二戰后穩定發展，與其嚴謹的宏觀調控密切相關。西德的經濟制度，叫做“宏觀控制的社會市場經濟制度”。他們認為：“在市場經濟中也會出現違人心愿的發展，這時國家要努力通過預算、稅收、社會福利和競爭政策來抵制這些發展。”1967年國家還制定了《穩定法》，來規范宏觀調節。他們的宏觀調節目標有四：一、經濟持續適當增長;二、保證物價水平穩定;三、實現高就業率;四、做到對外經濟平衡。由于嚴格的這樣做，促進了經濟持續平穩發展。從1960至1986年，經濟增長了1.2倍，年均速度3.1%。同時做到了物價基本穩定，從1976年到1986年，消費物價指數平每年只上升1.9%。這樣，西德經濟實力猛增，人民生活大為改善。1985年國內生產總值達到6250億美元，人均10243美元。經濟總量在世界上排名第四，貿易額排名第二。(以上資料摘自《德國實況-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貝爾特爾斯曼辭書出版社。因該書沒有系統的統計表，互相關聯的數字有的找不到同一年的，以致有些數字顯得不銜接。)

　　對照德國的宏觀調控的理念和實際，看看我們的《決定》關于宏觀調控的規定，就會發現起草人在這里寫了這么一大段，好象是照抄某個學派的教課書的語言，文字還有點啰唆。表面上看來條條是道，但有的是不好執行的。因此這些宏觀調控任務是否正確，還值得研究。

　　例如，提出要“參與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推動國際經濟治理結構完善。”現在沒有世界政府，怎么去做這樣的事情?目前國際局勢的實際情況，主要是美帝國主義在世界上橫行霸道，企圖獨霸全球，在各大洲干涉別的國家的內政，到處駐軍，殺人放火，進行侵略，謀取殖民利益。英法等大國有時對美國助桀為虐，合伙以大欺小，以強凌弱，侵略亞洲、中東、非洲等第三世界國家，占領戰略要地，攫取石油等戰略物資資源。有時滅了別人的國家，還沒有找到出兵的理由。現在美帝國主義戰略重點東移，首要的目標是中國。不少愛國的學者都說，美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他扶植疆獨、藏獨、臺獨，想分裂中國。前不久，美國總統奧巴馬在華盛頓接見了藏獨頭子達賴喇嘛，干涉中國的內政。最近在昆明發生的暴力事件，就是疆獨制造的，造成死傷300人的慘案。

　　在這同時，美國現在仍繼續在搞文化侵略，培養一批又一批親美留學生，再派回中國當官員、科技和經濟工作者，在各自的崗位上為美國服務。還通過福特基金會(美國特務機關中央情報局對外的牌子)以資助的方式，收買一批批西化學者、官僚、買辦。

　　他們是1949年評白皮書中所說的“相信美國什么都好，希望中國學美國的人們”這樣一大群洋奴漢奸買辦知識分子。去年一位通曉美國福特基金會這種作法的海外愛國華人學者，在互聯網揭發了分布在我們的研究機構、大學、政府機關，成百名披著華麗外衣，公開或暗中拿著美元，從內部顛覆社會主義中國的專家、學者、官員的名單，令人觸目驚心。看到這批有名有姓(有的我們認識)的人士，既憎惡、又惋惜，一個人為了幾個臭錢，怎么墜落到這種地步，連起碼的人格、國格都不要了!美帝國主義從庚子賠款起積累了一百多年文化侵略的經驗，現在的回報可豐厚了。但是這筆賬，中國人民心中有數，遲早是要算的。

　　眼看美國這樣耀武揚威，橫行無忌，歐洲大國這些老牌帝國主義國家也不甘示弱，結成歐盟，企圖與美帝抗衡。二十多年前他們搞起的歐元區，與美元霸權對抗，已經取得可觀的成績。在美國的扶植下，日本的經濟實力不斷壯大，現在軍國主義正在復活，政府領導人參拜靖國神社，想重溫當年大東亞共榮圈的美夢。在經濟上，世界上各個大國都在打貨幣戰爭，搞貿易磨擦，追求本國的經濟利益，哪有什么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你如果要入伙哪個帝國主義集團，同他們搞政策協調，想分一杯羹，那就成了帝國主義的幫兇，必將遭到全國人民和第三世界國家人民的反對，被他們所唾棄。

　　現在回過頭來關注國內的實際經濟問題。多年來我們的政府一再強調要實行宏觀調控，2009年國務批轉九個部委《關于抑制部分行業產能過剩若干意見》，明確指出粗鋼、水泥、平板玻璃等產品都屬于產能過剩之列。但這個文件發布五年來，這些產品非但沒有受到抑制，反而呈直線上升的態勢。如粗鋼，由2008年的50306萬噸，增至2012年的71716萬噸，2013年又增至77095萬噸，當年增加5379萬噸，比1986年全年的產量5220萬噸還多，相當世界上一個大國的鋼產量。水泥，相應由142356萬噸，增至2013年的242216萬噸。去年比前年增加21216萬噸，比1990全年的產量20971萬噸還多。平板玻璃，相應由2008年的59890萬重量箱，增至2013年的79987萬重量箱。去年比前年增加8273萬重量箱，比1990年全年的產量8067萬重量箱還多。工信部發言人指出，現在我國的24個行業，有21個行業存在不同程度的產能過剩。這樣做的結果，毫無經濟效益，勞民傷財，浪費了許多投資和進口礦石所花的大量外匯，污染了環境，白花了許多的勞動力，賠了本錢在外貿上還落了個傾銷的名聲，受西方國家的制裁，增加了貿易摩擦，可見這是一樁有害無益，多么不合算的事情。前三十年一些好的經驗，如在工業生產建設中，要充分利用“三廢”(廢水、廢氣、廢渣)。后來規定在新建項目時，要求做到“三個同時”，即治污工程必須與主體工程同時設計，同時施工，同時投產。1972年周總理提出中國環保工作的方針：“全面規劃，合理布局;綜合利用，化害為利;依靠群眾，大家動手;保護環境，造福人民。”這個方針，在當年召開的斯德哥爾摩人類環保會議受到與會各國的贊揚。這樣一些寶貴經驗，怎么全都拋棄了呢?

　　現在我國這些產能過剩的行業，都是一些破壞資源，污染環境，損害勞動力的行業。有鑒于這樣的問題，多年前國際經濟學界提出要計算綠色GDP，我們國家的領導人胡錦濤也說過，“要研究綠色國民經濟核算方法”。我在2009年探討了這個問題，寫了一篇《試算中國的綠色GDP》的文章。所用數據，都是根據中外權威部門的資料。如中國科學院提出，我國每年在生產方面因資源破壞和環境污染造成的損失，相當GDP的15%;國際經合組織(OECD)估計，中國環境污染對人的傷亡造成的損失，相當GDP的13%。兩項損失合計，共相當GDP的28%。當時公布的2008年的GDP為30萬億元，兩項損失共為8.4萬億元(30萬億元乘28%)，這是一個多么巨大的數字啊!而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08年GDP，同上年的25.7萬億元相比，增加了4.3萬億元。但如果扣除損失8.4萬億元，則當年GDP增加額是一個負數，即虧損4.1億元。我據此得出結論說，這是：“吃祖宗飯(祖宗留給我們的是青山綠水，環境優美)，造子孫孽(我們這一代和子孫因工礦企業安全條件差而身體受摧殘，喪失勞動力即被開除。沒有醫保，自家養著，許多人實際上是在家抱病拖著等死。肥外國人(當時外商在中國累計投資一萬多億美元，開辦外資企業幾十萬家，外商說：‘把利潤都帶走，把GDP留給中國。’”這是多么嚴酷的現實啊!世界勞工組織說，“中國是個血汗工廠。”這是符合我們的實際情況的。我這篇文章《試算中國的綠色GDP》，還沒有遇到知音。個別統計專家的研究還只停留在需要建立哪些指標，如何從基層起建立計算綠色GDP的制度。鄭新立同志，你是高級經濟專家，我這篇文章希望得你的正確評估、批評和指正。

　　回過頭來，再說在我國的經濟管理中，宏觀與微觀、政府與企業的關系如此脫節，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認為，這是因為在理論政策上存在的嚴重的誤區造成的。一方面在宏觀上，也提出要搞政府調控;但是另一方面在微觀上，又要實行企業自由，把宏觀與微觀看成互不聯系的兩張皮。實際上從哲學的觀點來說，宏觀與微觀這對矛盾既是相互對立的，但又是相互聯系的。原來實行的這種市場經濟政策，講政府宏觀調控實際上只是空喊一下口號而已，現在《說明》則進一步把兩者完全對立起來，甚至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在資源配置中到底是市場起決定性作用，還是政府起決定性作用?由于現在信奉市場經濟萬能論，于是下決心乾脆去掉政府的作用，在“理論上作出新的表述”：“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市場經濟本質上就是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經濟。”

　　過去的表述，企業摸透了上面的精神，喊政府宏觀調控，那是喊口號，講空話;讓企業在資源配置上起“基礎性作用”、則是著力要實行的。于是他們的膽子大了起來，又有投資決策權，不需要政府審批，就投資于他們認為有利可圖的項目。這樣，鋼鐵、水泥、平板玻璃等行業的生產能力過剩，就成為不可避免的了。現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貫徹下去，產能過剩更會有增無已，給國民經濟帶來的后果將不堪設想!

　　我國的官方和相當一部分西化派學者，他們理論脫離實際，認定市場經濟中政府是不能管經濟的，這是新自由主義的想當然。這里且舉美國為例。美國是當今世界上最大的最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他們總的是崇尚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經濟。但在政府與企業的關系問題上，兩種觀點經常在碰撞。美國在政治上實行兩黨制，共和黨力主企業自由放任，政府參與監管越少越好。而民主黨則堅信政府應發揮更大作用，認為對企業的監管是不可或缺的。這樣，在政治上的搏弈，贊同私營企業的主創性，反對政府干預，被稱為保守派。積極主張政府干預，也支持私營企業的，被稱為自由派。盡管思想上的認識兩黨或兩派有差異，但是美國人總的是務實的。美國的實際情況是：“至20世紀90年代初，國會已授權百余個聯邦管理機構，所有這些機構都有一個共同點：以保護公眾利益為宗旨。它們對一大批領域內的活動實施監管，從貿易到電信，從核能到產品安全到就業機會。監管機構的運作，受到政府中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個部門的影響。他們由行政長官或委員會領導，前提是兩個主要政黨的代表人數相當。…每個機構的工作人員經常在一千人以上。”這就是說，美國政府從事經濟管理的公務員在10萬人以上。(以上觀點和數據，引自美國大使館《交流》雜志，2003年秋季刊第7頁)

　　這里還要說一下我國的西方經濟學家所不知道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美國的農業，是政府管理的部門。美國這樣一個市場經濟國家，市場調節主要在工業部門和城市經濟中運行;而農業，是不受市場調節的，這已載入美國的經濟史冊。從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羅斯福新政起，“農業已基本上變成一個‘被管理的部門’，制定價格和分配資源的決定因素，已不再是供求關系的市場力量，而是政府。”(《近百年美國經濟史》第29頁，1983年中國社科出版社)

　　這是過去的歷史，現在是不是變了?美國學者D.格林沃爾德主編的《現代經濟詞典》指出：“美國基本上是一種市場經濟。然而，美國仍有許多不受市場指導的活動，如許多農產品的產量是由政府規定的種植面積和所支持的價格決定的。”(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275-276頁)

　　改革開放之初，我們的領導人以為廢除了人民公社集體經濟，樹立了小崗村包產到戶的樣板，農業就會自發地迅速走向資本主義。趙紫陽總理公開寫文章要取消農業補貼，甩掉這個300億元的包袱，拿去搞工業建設去。其實，這是不知道個體小農經濟，發展到資本主義，對農民來說，是一個漫長的痛苦的過程;對國家來說，這同我們急劇的工業化進程也是很不相適應的，會拖后腿。而且在價值規律自發的調節下，土地、勞力、資金等生產要素將由農業轉向工業，由農村轉向城市。八十年代后期，這種情況在加速進行，可以說，農業汲汲可危。1992年鄧小平為農業犯愁，于是派江澤民到江漢平原調查糧食，朱熔基到華北平原調查棉花。我聽傳達后，寫了一篇《促進九十年代農業穩定發展的建議》，在國家計委研究中心的西化派負責人要槍斃此文，我就把它逕送國務院，滿足了官方的急需。于是國務院把個人的文章作為國務院《參閱文章》印發，并加編者按說，此文提出了“一些發人深省的意見”，上送中央領導，下發各省市自治區執行。我在建議中指出，農業是個弱質產業，需要政府支持。在美國，農業是政府管理的部門。美、歐、日等各國對農業都是實行財政補貼的。我國對農業需要實行指導性計劃，前三十年一些行之有效的農業政策，如農業補貼，合理的價格政策，農貸政策，農產品預購合同制度，獎勵政策等要繼續實行。要提倡科教興農，擴大農業規模經營。這些政策措施貫徹執行后，農業連續多年獲得持續穩定發展。

　　這里對老熟人要順便說一下，在這前后，我在宏觀管理、財政政策、貨幣政策、通貨膨脹、國企改革、農業領導、分配政策等方面多次向國家計委(發改委)和中央提出切合實際的意見和建議，因此國家發改委在2004年過年時以人事司的名義給我賀年時說：“劉日新同志：多年來，您虛心治學，敬業求實，對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和改革開放提出了有價值的意見和建議，為政府部門決策做出了重要貢獻。”我自己認為，黨和人民培養我幾十年，過去和現在我做了一些自己能做的事，是應該的。離休一二十年了，單位沒有忘記我，倒是應當感謝的。

　　言歸正傳，這里還需要弄清幾個概念：什么是市場?什么是市場作用?有人說，市場就是交換，并以古書上說的“日中為市”為證，似乎遠古就有市場，就發揮了市場作用。這不準確。古書《易經》上確實說過：“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易.系辭下》)但這里所說的為市，那是原始公社末期的物物交換。至于市場，城市，那是私有制的奴隸社會才出現的。由于出現了社會分工和商品生產，有了貨幣這個交換的媒介，這時才有市場的。列寧說過：“哪里有社會分工和商品生產，哪里就有‘市場’。”因此，所謂市場，正確的說法，就是社會生產力發展，有了社會分工，生產者把自己消費不了的產品，在一定的交換場所，通過貨幣，出售給購買者，這就是商品交換。這是與物物交換完全不同的交換，這就是所謂的市場。簡言之，市場就是商品交換。鄭新立同志，這樣歸納，對嗎?

　　關于市場的作用，我同意你在宣講時說的，就是讓價值規律起作用。在經濟生活中，發揮市場的調節作用，實際上就是發揮價值規律的作用，通過價格的漲落來配置資源，“讓生產力魔術般的涌現出來。”你后面一句話是文學語言，有點夸張，經濟學家說出來未嘗不可。

　　有的年輕人可能以為市場、商品生產、價值規律，都是我國十九世紀、二十世紀引進西方經濟學以后才有的新名詞。其實不然。中國是一個文明古國，據郭沫若考證，3700多年以前的商朝，商品生產就比較發達了，所以這個朝代取名為商。商朝末代帝王紂王，所以能夠搞酒池、肉林，就是因為酒、肉這兩種消費品商品，生產比較多了。有商品生產，就有價值規律。到了春秋戰國時期，大體在2400多年以前，孟子對價值規律有比較深刻的認識。他說：“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與小屨同價，人豈為之哉?”(《孟子》滕文公章句上)用今天的經濟學語言說，就是：各種物品價格不是整齊劃一的，是因為它里面凝結的社會勞動量不等，或相差一倍或五倍，或相差十倍或百倍，或相差千倍或萬倍。你把它們的價格等同起來，必將天下大亂。大鞋子與小鞋子一個價，誰還去做大鞋子呢?

　　到了2150多年前，漢武帝時的司馬遷對商品生產、價值規律有更加全面深入的認識。他在《史記》中寫了一篇“貨殖列傳序”，是一篇高水平的發展商品生產的專著。論及價值規律時，有兩點值得特別注意：一是說：“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這就是說，物價是波動的，物價便宜了，就預兆著要上漲;物價貴了，就預兆著要下跌。“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這不是有客觀規律在自然地起作用嗎?二是指出商品生產的目的，就是追求利潤。“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這樣概括，是非常準確的。如果這些文獻早幾百年翻譯到海外去，那么十八世紀提出勞動價值論的亞當.斯密，十九世紀提出剩余價值學說的馬克思，也會驚嘆兩千多年前的中國古代文明太偉大了!

　　你去冬在中央電視臺宣講時，談到市場的作用，就是發揮價值規律的作用。這是完全正確的。當某種商品供不應求而價格上漲時，生產有利可圖，勞動力和生產資料就被吸引到這個部門來。反之，當某種商品供過于求而價格下跌時，生產會發生虧損，勞動力和生產資料就會從這個部門轉移出去。這樣，價值規律就自發地將勞動力和生產資料這些生產要素或資源在各個部門進行分配，使社會生產和社會需求保持適當的比例，順利向前發展。如果比例不適當，在小商品生產的條件下，也有發生危機的可能性。

　　在不同社會制度下，商品生產的范圍不一樣，價值規律的作用也不一樣。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價值規律一般是自發地發生作用。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如毛主席所說：“價值法則（這是老話，現在叫價值規律）是一個偉大的學校”，要算賬，要利用它。實際上過去也曾這樣做過。記得國家計委成立初期，曾經設置了一個成本物價局，1954年我曾在這個局實習過。當時這個局的局長是老經濟學家駱耕模，內設成本、物價等處。他們經常下去調查一些主要工農業產品的價格變動，研究如何降低成本，制定計劃價格，確定各種比價，以促進經濟發展，改善人民生活。大躍進時期，劉少奇、陳伯達否定商品生產、價值規律，在河北省徐水縣搞共產主義試點，搞窮過渡，攪亂了是人們的思想，給經濟造成莫大損失。文革十年，凍結物價，使價格長期背離價值;凍結工資，違背按勞分配規律，造成嚴重的后遺癥。到八十年代實行“八字方針”(調整、改革、充實、提高)，才調整物價，補償工資，如有的連升三級，作了一些補救，但也帶來一些混亂，這是一個嚴重的教訓。

　　應當指出，發揮市場作用，發揮價值規律的作用，對經濟社會發展既有正面促進作用，有時也有反面促退作用。如果只肯定正面作用，那就不好解釋：美國2008年為什么爆發特大經濟危機，漫延至歐洲，出現“占領華爾街風暴”。歐美的游行群眾安營扎寨，在大街上高呼：“市場經濟狗屁不如!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我們是99%的窮人，反對1%的富人。時間過去五六年了，這次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危機迄今為止沒有過去，歐美幾個大國的經濟一直低迷，沒有復蘇，速度一般只有1-2%，而失業率則很高，美國高達8%，歐洲國家更高達10%以上。因此，盲目相信“市場經濟是最好的經濟制度”，是不符合實際的。在危機的關鍵時期，美國政府動用了一萬四千多億美元財政資金救市，中國的總理也擅自動用了兩千億美元為美國救市，并且高調說：“救美國就是救中國自己。”這個近期的事例，也足以說明只要企業，不要政府，是多么片面，是多么不符合實際。

　　二、計劃與市場的關系問題

　　人類社會的發展，人們由渾渾噩噩，到“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語見《中庸》)，這是一種歷史性的進步。用現代話說，由原來糊里糊涂，到做事認真，事先有預計、有準備，有計劃，事情就辦成功了，否則就要失敗。這是古代人們的經驗總結，這是值得肯定的。在對待計劃與市場的關系問題，不要忘了古人的這一經驗。

　　把計劃與市場的關系看成勢不兩立的，是西方資產階級的某些學者和機構的觀點。如哈耶克新自由主義，污蔑“計劃經濟是通向奴役的道路”。世界銀行1996年世界發展報告標題《從計劃到市場》(這里用的是大概念，指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是從計劃經濟轉軌為市場經濟)，封面上的“計劃”二字為黑色，“市場”二字為粉紅色，意味著由黑暗走向光明。這都是一些低級手法，不足取。我算是個“老計劃”，在國家計委(后改稱發改委)工作四十年，認為我們中國的實際情況表明，我們實行計劃經濟，并不排斥市場的作用。

　　恢復時期，實行了三個“年度控制數字”，實際是三個簡易的年度計劃，執行“四面八方”政策：“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實際是利用市場，利用價值規律，大力恢復和發展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國民經濟三年就恢復到了抗日戰爭前的最高水平。

　　“一五”計劃時期，與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相適應，我們的計劃管理形式也是多種多樣，不同于蘇聯實行單一的指令性計劃。我們對國營經濟，實行直接計劃;其中部屬中央企業計劃比較全面，下達指令性計劃，指標也多一些;地方國營企業，計劃只下達幾個主要指標。對私營資本主義經濟，實行間接計劃，并不下達指標，由省市計委估算其工業產值和主要產品產量。對個體手工業也是這樣。對個體農業，只作一個估算性計劃。農業合作化以后，仍然實行間接計劃，計劃指標并不下達到合作社，農業計劃的基層計劃單位是縣。糧棉等主要農產品計劃產量，靠一系列政策措施引導農民來實現。

　　在利用市場和價值規律方面，“一五”計劃安排了商業計劃，規定了消費品商品流通的規模。在生產資料商品流通方面，通過編制物資平衡表，制定物資計劃，按低于市場價格的調撥價格在國營企業之間進行交換分配。還安排了外貿計劃，規定了進出口商品交換的總額。“一五”本本明文規定：“為了保持物價的穩定，不論工農業產品價格的提高或降低，必須根據市場的供求情況，考慮價值規律的作用。”大躍進和文革時期在這方面走了彎路，已如上述。

　　八十年代，對經濟實行指令性計劃、指導性計劃和市場調節三種管理方式。這里的所謂市場調節，就是對經濟生活的某些方面不作計劃，由價值規律自發的調節，任其“無政府”、“盲目”地生產和交換。

　　到了九十年代，西化派急于搞資本主義，認定計劃經濟是他們的主要障礙，因為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征。只有取消計劃經濟，才能推翻社會主義，復辟資本主義。于是刮起一陣要撤銷計委，取消計劃的妖風，掀起了一場驚心動魄的斗爭。國家計委是黨中央的經濟參謀部，是計劃經濟的首腦機關，這股妖風是他們對社會主義的致命一擊。在上層，搞市場化的急先鋒趙紫陽總理對姚依林副總理兼國家計委主任說：“你知道改革是干什么的嗎?改革就是要改掉你們計委的。”他要姚依林這個計委主任自己出來說話。(趙紫陽的秘書鮑彤揭露)姚依林是領導“一二九”運動的老革命，沒理這個荏。在下層，那些西化精英學者大造輿論，說美國是市場經濟搞得最好的國家，沒有設國家計委，沒有編制和實行計劃。蘇聯改制后，馬上撤銷了國家計委，不搞計劃了。現在改革到了攻堅時刻，要“攻克三里河這個頑固堡壘”(北京市西城區三里河是國家計委機關所在地)。當時的形勢，可以說是“黑云壓城城欲摧”。鄭新立同志，你作為負責研究計劃改革的國家計委政研室主任，首當其沖，你當時的心情我說是憂心如焚，可能是恰當的。你在委內四處問計，也問到我。我說正面爭論，他說要撤銷計委，你說要保留;他說不要計劃，你說要計劃，沒有說服務力，不如拐個彎說。恰好我1991年應中國國際咨詢公司邀請，訪問過南朝鮮，于是先同你口頭說了，后來寫了一個材料《市場經濟國家權力最大的綜合部門--韓國經濟企劃院簡介》。這個被西方國家稱之為“超級部”的機構，制定并實施了六個五年計劃，南朝鮮就由一個農業地區，變成了一個新興的工業化國家。此材料登在國家計委內部刊物上，可能是你的作用，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簡報》予以轉載。李鵬總理作了批示，國家計委主任鄒家華看到很高興，說這不是我們自己的嗎，當即布置整了八個國家和地區(美、英、德、法四個發達國家和“四小龍”)如何搞宏觀調控的材料，上報了中央，為黨的十四大提供了背景材料。于是十四大決策：計劃和市場兩種手段都要用，要發揮兩者的長處。國家計劃是宏觀調控的重要依據。這樣，國家計委總算逃過了被撤銷的一劫，此后每年繼續編報計劃，計劃經濟的根基被保留下來了。最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十二屆二次會議，表決通過了一項議案：“2013年計劃執行情況和2014年計劃”。這說明十四大決策仍在貫徹執行。

　　去年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指出：“健全以國家發展戰略和規劃為導向、以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為主要手段的宏觀調控體系，推進宏觀調控目標制定和政策手段運用機制化，…”這就是說，今后還要繼續制定和實施國家計劃。由此可見，鄭新立同志，你這個當年的國家計委政策研究室主任，促進正確處理計劃和市場關系的當事人，作出了歷史性貢獻。你可能認為過譽了，我卻認為這是實事求是的評價。

　　還應當指出，西化派堅決否定計劃，突出強調市場，但他們卻不知道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關于宏觀調控的主要任務，講的就是實行國家計劃。如“保持經濟總量平衡，促進重大經濟結構協調”，這實際上就是制定國民經濟計劃，安排經濟發展的規模和速度，各項總量指標要綜合平衡，相互協調，保持合理的比例。如果不作計劃，不通過五年計劃和年度計的安排，宏觀調控的這些任務怎么實現?

　　關于“生產力布局優化”，這是計劃工作的一項重要任務。原來國家計委設置了一個地區局，在綜合局和基建局綜合平衡后，就是由他們負責具體安排生產力的地區布局。該局按六個大區下分各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研究安排的重大工農業建設項目和基本建設投資，是否協調。年齡大一點的人可能都記得，在前三十年計劃經濟時期，改善我國生產力布局一項重大戰略措施，就是“三五”計劃開始，“四五”計劃完成，大規模進行的“三線建設”，國家共花了兩千多億元投資，在西南、西北搞了許多大型工業交通建設項目。由于貫徹執行得好，使我國生產力布局發生了歷史性變化，原來我國工業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現在東部、中部、西部的經濟出現了空前的繁榮，使我國整個經濟面貌一新，并且積累了經濟建設豐富的經驗。如果沒有計劃工作的這些經驗，恐怕現在也寫不出“生產力布局優化”這樣的話來。鄭新立同志，我這樣說，不算偏頗吧。

　　三、公有制和私有制的關系問題

　　這也是一個人類社會發展自然而然地出現的問題。原始社會很微弱的生產力，是公有的。從奴隸社會起，出現了生產資料私有制。封建社會，繼續實行生產資料私有制。這兩種私有制，共有幾千年的歷史。以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社會，也存在370多年了。無數善良的人們看到其對勞動者的殘酷剝削，生產關系阻礙生產力的發展，設想以新的社會制度代替資本主義制度，促進社會更好的發展，于是各式各樣的社會主義出現了。如封建的社會主義，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空想的社會主義等等都出現了。但這各種社會主義沒有科學性，無法實行，如大浪淘沙，被歷史淘汰了。只有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既具有科學性，因它吸收了人類社會的先進思想，包括德國的哲學，英國的政治經濟學，法國的社會主義思想;又具有實踐性，受到工人階級的歡迎，成為他們進行斗爭的思想武器。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運動相結合，就產生了物質力量，經受住了歷史的檢驗，站住了，變成了現實社會的新生事物。馬克思主義提出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建立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從理念上說，只有170年歷史;從實踐上說，不到100年只有97年歷史。關于公有制與私有制的關系問題，從哲學上來說，按照辯證法是從肯定--否定--否定的否定過程。具體說，是肯定(肯定原始公社的公有制)到否定(奴隸社會的私有制否定原始公社的公有制;封建社會私有制，從所有制來說，仍然是私有制的繼續)，再到否定之否定(共產主義公有制否定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發展。從階級關系說，實際上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種世界觀的斗爭。資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實行私有制。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實行公有制。

　　無產階級信仰馬克思主義，主張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人人平等。大家都勞動，沒有剝削，沒有壓迫，“我為人人，人人為我”。在共產主義的低級階段，“各盡所能，按勞取酬”;高級階段，“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勞動者都擁護這種制度。

　　正因為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具有無比的優越性，共產黨是信仰馬克思主義的，所以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和《說明》都說：“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

　　但必須指出，《決定》和《說明》在寫了堅持公有制的同時，又強調“必須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激發非公有制經濟活力和創造力。”宣布兩個“毫不動搖”，這是主觀上認為，公有制和私有制似乎是并行不悖的。但實際上，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的過渡時期，兩種所有制的斗爭是激烈的，是你死我活，此長彼消的。如果是真正的共產黨，就要堅決實行《共產黨宣言》：“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共產主義的特征并不是要廢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廢除資產階級的所有制。”“共產黨人可以用一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有制。”當然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我們的政策是有計劃有步驟的實行的。但現在不能籠里籠統的說要鼓勵私有制經濟的發展。宣布兩個“毫不動搖”，豈不是腳踏兩只船，想兩全其美嗎?但這是辦不到的。

　　實際上，三十多年這種政策執行的結果，現在私有制經濟已經三分天下有其二，公有制經濟不到三分之一了。國有制為主導也完全被顛覆了，國有工業被當作改革的對象，在工業總產值中所占的比重，國家統計局宣布，1997年為25.5%，比剛解放的 1949年的26.2%還要低。十多年來國家統計局不發表所有制變化的資料了，據我根據統計年鑒計算，現在更只有百分之十略多一點了。鄭新立同志，你在信息中心呆過，現在更是高級經濟專家，對兩種所有制經濟實際的情況，肯定比我要清楚得多。試問目前這種公有制向私有制倒退的狀況，還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嗎?這還是成立九十多年的共產黨所追求的目標嗎?

　　四、股份制與經濟制度的關系問題

　　我們仍然從社會發展的歷史，經濟發展的實際，來討論股份制問題。舊中國是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官僚資本主義出現后，更多的是采取壟斷企業、獨資公司形式，自由資本主義沒有得到充分發展，可以說解放前沒有像樣的資本主義股份制企業。因此，我的看法，總的來說我國的經濟學界對股份制問題的知識是比較淺薄的，許多這方面的學問都是舶來品。

　　世界銀行1984年提出在中國推行股份制來改造國有大中型企業，說什么股份公司的董事會有戰略決策權，可以避免政府干預，適當分散國有企業的自有資本，從多種所有制籌集資金，調動廣大職工的積極性，實行社會主義股份所有制。這是一些花言巧語。我國的全民所有制國有大中型企業經過三十年的拼搏，對把我國建設成為獨立自主、初步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國家，作出了重大貢獻。帝國主義和走資派要改變中國的顏色，就非把我們的國有大中型企業搞垮不可。世行的股份制改革倡議，其目的是要摧垮我國社會主義國有大中型企業。

　　當時我國有的官僚西化派他們要走資本主義道路，是司馬超之心路人皆知，但其理論水平低為人所共知，對股份制可以說更是懵懵懂懂，似懂非懂，因世界銀行一提倡，更重要的是聽到上層走資派領導人說“股份制勢在必行”，就在1986年最先提出“股份化是社會主義企業的新起點。”打響了股份制問題大論戰的第一炮，但其影響并不很大，因為人們經過現實的教育，并不相信“官大學問大”了。厲以寧作為北大的教授，名聲在外，緊接著在1987年提出“股份制是明確國營大中型企業財產關系的最適宜和最有效的形式”，旗幟鮮明，目標明確，就把論戰的陣勢鋪開了。

　　于是一批西化派學者，包括童大林、何偉、張伍常等等，都陸續出場了。由于得到官方支持，隊伍較大。我所以說西化派以厲以寧為首，因為他是名牌大學北京大學的教授，又是名師陳岱孫的弟子。他寫的書又很多。

　　但陳岱孫這個我國西方經濟學的泰斗，與厲以寧的觀點可以說是完全不同的。陳岱老三十年代畢業于美國哈佛大學，回國后執教于北大。他對西方經濟學有看法，認為它描述的只是一些現象，許多觀點是假設，沒有得到實踐的證明。他指出，過去我國理論界對它只是批判，一概排斥，是不妥當的。但現在又盲目崇拜，全盤照搬，更是危險。用于教學，會毒害年輕人的心靈;用于指導發展和改革，會誤導經濟社會發展的方向。

　　與陳岱老觀點相反的厲以寧之流，是一群書齋里的學者，對中國和西方大國的實際經濟情況都不了解。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我國的官方要改革開放即搞西化，厲以寧這樣的人才就正當行時了。許多人對股份制感到新鮮，厲以寧又竭力提倡，于是給他取了個渾名：“厲股份”。他也以改革派自居，經常發表宏論。許多學者和群眾毫不留情的批判他所謂改革的觀點。我對這種西化改革派學者，也不以為然。盡管也曾同他有一面之識，開過會，握過手。2008年他曾躊躇滿志，賦詩喻意改革：“隋代不循秦漢律，明人不著宋人裝。陳規當變終須變，留予兒孫說短長。”對此我曾和詩一首，錄此以博一笑。“長江滾滾東流去，變法竊鉤好漢裝。一枕黃粱君莫喜，此生后世罵名長。”

　　與西化派對仗的傳統派，包括馬賓、吳樹青、蔣學模等，因為與官方觀點不一致，有一定風險，人數較少。我之所以說傳統派以馬賓為首，這是因為馬賓既從事過實際經濟工作，又學貫東西。當過我國最大的全民所有制鋼鐵企業鞍山鋼鐵公司的總經理，又當過工業部長，對中國的實際經濟情況比較了解。又留過學，懂幾門外文，出國考察過。還懂經濟數學方法(計量經濟學)，是搞經濟數學模型的專家，總之，傳統派在理論上比較過硬，既懂馬列主義經濟學，對西方經濟學也頗為知曉。他們最初論戰的主要對象，是對準世界銀行1984年提出在中國推行股份制來改造國有大中型企業。由于西化派都是擁護世界銀行觀點的，在對仗中當然要同他們進行論戰。在論戰中馬賓出過五本關于股份制的書，第一本《企業改革與股份制》，曾送我。書中對股份制經營的名稱，列出：在德國叫康采恩(Concern)，在英國叫辛迪加(Sidicate)，在法國叫卡特爾(Carter)，在美國叫托拉斯(Trust)。這是很實在的知識。過去許多學者對股份制經營的名稱，只知其然，現在讀了馬賓的文章，也知其所以然了。

　　厲以寧在1988年冬，他以答記者問的方式，提出“全面推廣股份制的時機已經成熟”。馬賓則針鋒相對，著文說：“全面推廣股份制的時機永遠不會成熟”。這里不想重復他們爭論的觀點，只想著重講一下在當時學術界的爭論中，有兩個值得注意的重要觀點：

　　一是在資本主義條件下，股份制通過積聚資本，可以辦單個資本辦不了的大事。對此，馬克思予以充分肯定：“假如必須等待積累去使某些單個資本增長到能夠修建鐵路的程度，那末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還沒有鐵路。但是集中通過股份公司，轉瞬之間就把這件事完成了。”(《資本論》第一卷第688頁)

　　馬克思這句話，傳統派和西化派都引證，為我所用。傳統派認為，股份制把單個資本變成集體資本，并不是如西化派所標榜的，是一種新的所有制。這是因為單個資本變成集體資本，小額資本變成巨額資本，其基礎仍然是生產資料資本家所有制，其性質沒有變。

　　其實，股份制并不是什么新鮮玩意兒，是資本主義的陳年舊貨，十七世紀在歐洲就出現了股份公司，十九世紀后半期就廣泛流行于資本主義各國。隨著股份公司的普遍發展，資產階級豢養的學者就宣揚這是資本的“民主化”;資本家還搞什么“職工持股”，員工也可成為股東，于是他們吹噓資本主義已進入“人民資本主義”時代。這都是資產階級的宣傳，是騙人的花招。事實上股份制企業的資本主義私有制，并沒有變;他們分享的股息，仍然是工人階級創造的剩余價值，并沒有變。

　　二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把國有企業改成股份制企業，實際上是把新生的進步的全民所有制，向背時的沒落的資本主義私有制邁出了一步，這不是什么改革的創舉，而是所有制的倒退。十五大報告提出股份制是“公有制的實現形式”。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把股份制稱作“混合所有制經濟”，這是重復八十年代被傳統派批判過的觀點，在理論上站不住，現在堂而皇之地寫入了官方文件，這是令人難以理解的。

　　《決定》還把公有制、多種所有制、混合所有制都統統裝進“基本經濟制度”這個籠子里。《決定》還說：“產權是所有制的核心”。我認為，這里概念有些混亂，有商榷的必要。

　　首先，經濟制度本來是一個非常明確的經濟學范疇，指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生產關系，主要是所有制。人類歷史上曾經發生過五種經濟制度，已如上述，如果再把它們歸納，可分為公有制和私有制兩類。在現在的世界上，公有、私有兩種經濟制度涇渭分明，大家看得很清楚。要么實行公有制，搞社會主義;要么實行私有制，搞資本主義。可現在文件卻在非常明確的經濟制度概念前面，加一個“基本”二字，作為一個修飾詞，意義含糊，是不科學的。有人指出，經濟制度是所有制，在經濟制度前面，加基本二字作為修飾詞，文理不清了。實際上，其用意是要修正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經濟制度，想搞資本主義吧了。這樣分析，不知符合不符合文件的本意。

　　關于“產權是所有制的核心”，這是把兩個不同學科的概念簡單拚揍在一起，含義不清，不知想要說明什么問題。什么是“產權”?對此我曾作過一些研究。1994年在國家教委社科研究中心召開的西方經濟學討論會上，我曾提交過一篇論文：《中國的經濟改革與西方經濟學的產權理論》。我在此文中指出，產權，是財產所有權的簡稱，是個法學名詞，因為財產關系不過是生產關系在法律上的表現而已。權利與義務，是法學研究的對象。所有制，是個經濟學名詞，是表述生產關系的，是經濟學研究的對象。這篇文章收入了會議文集《西方經濟學與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主編高鴻業老教授把它作為第五篇，排在文集兩本書幾十篇文章的前面，可見得到了著名西方經濟學家的肯定。因此，說“產權是所有制的核心”，是把兩門不同學科的范疇堆在一起，實際上其內涵指的是同一事物。如果直白的都用經濟學的語言說出來，就是“所有制是所有制的核心”，這是想要說明什么問題呢?文件起草人真是使人莫明其妙啊。鄭新立同志，對此你有何看法?

　　對不起，扯長了，請原諒。

謹致敬禮!劉日新

　　2014年3月22

　　【劉日新簡介：劉日新，1929年生于湖南省湘鄉縣(現為漣源縣)。祖父劉立堂在上世紀二十年代湖南農民運動興起時，被推選為鄉農民協會會長。父親劉丘文是個窮苦知識分子，曾任鄉農會秘書，1939年在陜北國民黨榆林監獄坐牢時逃至綏德王震部隊，參加革命。

　　劉日新少年時因家貧，在家鄉上初小輟學，后經補習，考入湘鄉縣立初級中學，后又考入湖南第一師范。1949年5月，與志同道合的同學離開第一師范，到寧鄉參加了共產黨領導的游擊隊，迎接湖南解放。1950年初，考入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1952年轉到計劃系，學國民經濟計劃專業;1954年本科畢業，留校讀研究生;1957年副博士研究生畢業后，分配至國家計委國民經濟綜合局工作了近四十年，研究員，曾任局副總經濟師，直至離休。

　　劉日新在國家計委工作期間，參與起草國民經濟發展五年計劃、年度計劃、專項規劃和計劃體制改革等文件,并在報刊發表了大量理論文章，是國家計委的一個“秀才”。1963年，在《人民日報》發表探討我國實現農業現代化的文章，毛主席看到該文后，在中央領導小范圍內給予了高度評價。在離休前，主編和參加編寫、翻譯的經濟著作有：《計劃工作手冊》、《當代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當代中國的經濟管理》、《中國經濟發展四十年》、《蘇聯關于制定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的方法規定》等。曾應邀向全國人大、全國政協和國務院辦公廳專題匯報過研究心得，到有關部委、省市、大學講課作報告。離休后出版的著作有：《新中國經濟建設簡史》、《國有工業企業改革及其比重問題研究》、《中國通貨膨脹論文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講義》、《新中國經濟60年論文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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