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作審視 重造紐帶 重現凝聚

　　——對中國文化戰略路徑的思考

　　(注：這是《環球財經》雜志采訪我的錄音整理，發于《環球財經》2014年1、2期合刊)

　　中華民族正在經歷一場偉大的歷史復興，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國快速而深刻的變化，也無一例外地感受到了這個快步前行的巨人給世界帶來的震動。中華民族的復興注定不可能是靜悄悄的事件，它注定要成為全球矚目的大事。對此，國際社會對中國將帶給世界的影響有種種猜測是很正常的，中國國內的民眾也容易對自身的未來有種種不確定感。在這樣一個歷史時刻，中國將何去何從，的確是值得高度關注的問題。人們對此的關注不僅僅局限于中國經濟實力的增長，而同樣關注于經濟實力背后的文化。因為文化會決定經濟實力如何使用、經濟增長后勁是否充沛，以及我們將會成為怎樣的社會。

　　找到與傳統割裂的起點

　　黨的十八大提出的三個核心要素——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論自信體現了國家對當前及未來文化建設的新要求。三個自信要素提煉的很到位，非常符合實際，但問題是如何去建立這種共識并使之形成自信延續下去。

　　我認為，要達成這個目標，必須要有一個具備連續性國家文化戰略，去主動修復因快速發展造成的內外文化割裂。而要使國家文化戰略具備連續性，不光要重新審視改革開放的30年，還要去審視改革開放前的30年，甚至還需要再往前追溯，找到割裂的起點，找回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

　　“全盤西化”的悖論

　　中國近年來的快速發展，使得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未來產生了種種猜測。從文化的角度，我們很能理解西方世界這一不安猜測的原因。西方文化是一個富于侵略性的文化，西方大航海時代500年以來，西方文化在全世界的擴張，無一不伴隨著武力征服和侵略。

　　當我們今天某些人強烈主張全盤照搬西方文化的時候，西方從自己的歷史經驗出發，很容易就產生重大的疑問：難道未來中國強大了，也要像西方一樣，在全世界實行武力征服和侵略?當我們在文化上全盤接受西方文化時，不管我們如何強調“和平崛起”、“韜光養晦”，我們都無法消除西方的這一懷疑。中國只有明確樹立不同于西方慣于侵略的“和平競爭文化”，才能讓西方國家的無端揣測與指責，顯露出“小人之心”的狹隘。

　　由誰塑造新理論體系?

　　放眼全世界看，30年的計劃經濟歷程作為一場徹底的社會實踐，對中國而言是一筆巨大的財富，讓我們認識到理論存在階段性作用域，不能盲目照搬，更不能走極端。30年的改革開放更是如此，打開國門之后，本土的與外來的應該如何相處，種種又提醒我們再做內功的時候到了?？梢哉f，在新發展階段下對理論創新的需求，早已不是口號式的背書，而是主動尋找并構建與傳統文化合力的方式?！都t旗文稿》2010年第15-17期刊發的云杉文章《文化自覺 文化自信 文化自強》中已有表述——“過去，我們對文化作用的認識，也往往局限于把文化作為一種手段、作為一種支撐來強調。現在看來，文化作為歷史文明的積淀，作為社會發展方向的引領，解決的是人類‘從哪里來、到哪里去’的問題。”顯然后者意義更大，也更符合中國文化土壤的特性與傳統。

　　因此，現階段要求的理論創新不是一次性的研究報告，是不斷根據實際情況鏈接傳統文化的持續性創新，是從今到古的橋梁，客觀上要求具備獨立、客觀、公正的態度。

　　這里就出現了一個對于文化創新、理論創新應該怎么做的問題。根據過往的經驗，單靠政府投入的效果并不理想，僅僅是某些課題小組出幾篇報告、幾本書，是很難在理論創新上取得突破的。而“政府引導”本身，也易使外界對研究成果的獨立、客觀、公正持有疑慮，從而難以達到理想中的效果。

　　另外一個嚴峻的現實是，目前中國的知識分子精英階層中，有相當一部分向往并追求西方的體系與制度，存在著一股逆向種族主義思潮，更不可能完成實現中華民族“文化自覺、文化自信、文化自強”的理論創新重任。

　　與此同時，改革開放以后，很多西方智庫紛紛來到中國成立分支機構，我們可以注意到，這些智庫宣揚的依然是西方價值觀或美國價值觀，是西方中心論或“美國夢”的支持者。倘若冀望與由隸屬西方價值觀領導，或受西方資金支持的智庫來做關于中國夢的理論創新，明顯是無稽之談。

　　有一段時間，社會上流行炒作“民國時期的大師”。對這些“大師”如何評價是另外一件事，我們需要認識到的是：民國時代的一些大師由于不具有明確而強烈的政黨意識，因此保留了一部分獨立性，而獨立性正是其之所以可稱為“大師”的一個重要原因。

　　在互聯網大行其道的今天，其傳播能力與傳統的電視網絡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但同時也沾染了電視網絡金錢為王的惡習。不能說它們傳播的全部是有害于國家民族利益的負面信息，但至少在華夏共同文化的維護上，沒有起到更好的引導作用。而網絡媒體的傳播速度更快，輻射面更廣，所有權問題更加復雜，在利潤驅動下，更難保證以后的內容選擇上到底傾向“誰的夢”。

　　在傳媒業市場化，以及學術機構市場化的影響下，如果由我們政府主導的研究機構去做這件事，很容易在效率與效果上失分，變得事倍功半。因此，對能夠承擔責任并符合中國國家利益的本土民間智庫，不妨給予一定的政策傾斜，并成立由國有企業資金支持為主，民營企業和社會其他散戶力量為輔的專項資金，既能對話語權有所保證，又能淡化政府色彩，由其著力去解決代表中國夢的理論創新的文化內容與當前媒體環境的對接問題。

　　改變“誰有錢誰有話語權”的局面

　　國家文化戰略一方面是要構建自身核心價值體系，主要由官方及民間的研究機構、大學、智庫等承擔。文化戰略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是核心價值觀念的傳播，對此，媒體將肩負重要的職責。但是，結合西方國家的現實，我們會看到在核心價值體系的構建和傳播上，財富或金錢的力量往往起著巨大的主導作用，這必將導致一個社會的價值體系從內容到傳播都傾向于資本勢力。

　　美國是智庫相當發達的一個國家，生存狀況好壞千差萬別。我們不難發現：凡是符合大資本利益的智庫，活得都挺好，否則就未必。這種現象不光存在于各類智庫，同樣存在于包括大學在內的各類學術研究機構中。資本主義社會在用金錢力量推動有利于資本勢力的理論價值體系建設的同時，還大肆利用資本手段在全社會傳播符合資本勢力的價值觀念，非常鮮明地樹立了“誰有錢誰就有話語權”的規則。這是一種不合理的現象，中國的國家文化戰略在構建和傳播核心價值體系時，應對這一現象保持高度的警惕。

　　我國政府將文化產業化、文化市場化作為未來的發展方向之一，與之相伴的還有一些人長期主張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開放報禁等。這些主張純粹從理論上說并不都錯，但在實際操作中，不可避免地要面臨這樣一個問題——誰有錢誰就有話語權。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的現行市場化規則必然導致這個結果，產業化也必然導致這個結果，其手段主要有兩個，一是所有權私人化，二是廣告，廣告就是錢與話語權的結合體。這個問題在當今中國也已開始呈現，雖然我們在媒體及文化傳播機構的所有權方面還比較慎重，但廣告或者說資本力量主導文化傳播的現象已經非常明顯。這一現象如不加警惕，即便我們形成了合理有效的社會核心價值體系，也很可能難以獲得有效傳播，在與資本勢力鐘情的價值觀相抗衡的傳播較量中處于下風。我們不能只看到文化產業的經濟性，卻忽略其中潛藏的風險。對此，我們也不必簡單化地反對一切市場化、產業化的做法，而是應該看清資本主義制度“誰有錢誰有話語權”的實質，改變或修正他們的市場規則，避免私人壟斷資本操控話語權的不良局面。

　　深層次文化交流打消偏見

　　另外還需要有對外交流的通道。對西方大眾與西方學者要采用靈活的交流方式。對于大眾的宣傳影響要盡量簡練，以產生快速留下深刻印象為主。對西方學者要更側重于文化的深層次交流。

　　如亨廷頓的《文明的沖突》一書，對美國政治產生了巨大影響，但亨廷頓本人對中國幾乎就不了解。如果我們跟類似亨廷頓這樣的人有更多的交流，可能書里對中國的描述就不是那樣，可能就會對美國政治產生另外一種影響。組織與西方社會中的學術、思想界精英階層進行更深入的交流，讓他們更深入地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觀，打消他們的偏見。

　　中國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傳統文化，歷史上就是具有極大包容力的，多元化的概念在我國歷史上每一個鼎盛時期都得到了充分的體現，是一種常態。共同文化作為多元化的基礎，是維系這種和諧關系的紐帶，它的繁榮程度體現著文化融合的成效。改革開放以來，西方的文明思想也循例成為了多元化中的一員，文化融合的進程又一次被啟動，只要我們對歷史發展觀有充足的認識，能夠通過審視得出兩者選擇必然性的辯證關系，主動做出文化戰略的調整與創新，就一定能夠師之勝之，為中國夢的早日實現增添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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