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的力度再大，中國的官員們也不會造反

　　——駁反腐敗官員造反論

　　中國藥科大學張志坤

　　當代中國總有這樣一些人，舉凡執政者的所作所為，無論對錯與否，他們都一概加以反對，所謂“逢中必反”是也。反腐敗也不例外。自從中國政府喊出反腐敗口號以來，作為當代中國政治工程里的一個重要項目，反腐敗就一直受到猛烈的抨擊，并且已經發展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大致上從口號提出到中共十八大以前，在這個相對較長的階段中，對反腐敗的抨擊主要聚焦在真反還是假反的問題上，一些批評者聲稱，共產黨高調反腐敗，不過就是做做樣子，不是真反、也不會真反，是一邊打著腐敗的旗號一邊搞腐敗，其結果只能是越來越腐敗，無可救藥;中共十八大以后，執政黨反腐敗的決心、力度空前，所取得的成效也空前，預計今后還會掀起更大的高潮，反腐敗成了當代中國政治的最鮮明最有號召力的特征之一，社會各階層民眾的認可與認同度也越來越大。這樣一來，所謂共產黨對腐敗只是假反不會真反的說法不攻自破，所以對中國政府反腐敗的反對就得另辟蹊徑才行。

　　十八大以來針對反腐敗的質疑與批評，概括起來，大致上有三種論調：

　　第一，關于運動式反腐的批評

　　這種批評將目前的反腐敗斗爭貼上運動式反腐的標簽，認為此次反腐敗類似于過去曾經有過的政治運動。對于建國以來中國的政治運動，如筆者這樣上了點年紀的人大都耳熟能詳(由此可見提出這樣批評的人也一定年紀非輕)，一提起過去的運動他們就痛心疾首，認定是運動來了大張旗鼓，運動過后銷聲匿跡，當中泥沙俱下、魚目混珠，往往成事不足敗事有余。所以運動式反腐的標簽一貼上，結論就可想而知——運動式反腐只能越反越腐，只能造成混亂。

　　顯然，給當前熱火朝天進行當中的反腐敗貼上一個陳舊的不太好看的“運動”的標簽，這場反腐敗斗爭的政治信譽也就至少被打到了三折二折。

　　第二，關于選擇性反腐的質疑

　　對當前反腐敗斗爭的第二種批評是有關選擇性反腐的質疑聲。這一批評比上述第一種批評要嚴重得多，因為這樣質疑等于從根本上否定了反腐敗的善舉性質，而將其標定為一部分人整治另一部分人的工具，反腐敗于是就成了權力斗爭的需要。更深一步說，也可能是一部分腐敗分子在整治另一部分腐敗分子，雙方都借用反腐敗這個政治棍子打擊對方，借此鏟除政治異己。

　　顯然，如果這樣的質疑成立，那就等于從根本上抹殺了此次反腐敗斗爭的正義性。

　　第三，關于官員造反的恫嚇

　　這種論調先是擬定了一個所謂的反腐敗兩難前提，說什么，“當前中國反腐敗面臨兩難選擇”，“如果腐敗問題不解決，可能會亡黨，但是不太可能亡國”，“如果措施過于強硬，輕則政府官員可能會消極怠工，使政府處于癱瘓和半癱瘓狀態，重則導致政府官員造反”。簡單地說，所謂“兩難選擇”，就是要么亡黨要么亡國的選擇：不徹底反腐就要亡黨，徹底反腐敗就要亡國。這樣一來，“刮骨療毒”、“零容忍”之類堅決徹底反腐敗的決心也就值得商榷了。因為哪一個中國人敢冒亡國之險，哪一個中國統治者敢做亡國之君呢?

　　顯然，“兩難”之難，難于上青天，世間有誰還能找到解決這等難題的答案嗎?

　　所以，上述三種批評，真正具有顛覆性的是第三種。前兩種意見雖然也尖銳，但完全可以從積極意義上來理解，反話當正話聽，把反腐敗斗爭持之以恒地搞下去，蒼蠅老虎一起打，最終將事實勝于雄辯。但第三種批評則完全不同，這種意見不但擺出了一個天大的“兩難”，而且還給中國描摹出了一個“官員造反”的恐怖前景，這將是一場多大和多么空前的浩劫啊!

　　說實話，中國人對“造反”一詞是相當熟稔的，中國歷史上有許多精彩的造反劇目，如農民造反、工人造反等，不久前的上一個歷史進程中也充滿各種各樣的“造反”，但還從未聽說有“官員造反”一說，當然，官員謀反司空見慣，但“謀反”畢竟與“造反”大相徑庭，擺出“官員造反”這樣一個全新的概念，并且指出中國官員有可能因為反腐敗力度太大而“造反”，這簡直就是開辟人類新天地、劃出歷史新紀元的奇聞!

　　那么，中國的官員真的會因為反腐敗力度加大而造反嗎?

　　我們說，這完全是在胡說八道!

　　不錯，鑒于現如今中國官僚隊伍的現實，全面深刻的反腐敗勢必要導致大批官員倒下，甚至有可能出現局部政權坍塌的現象，有關這一點，筆者在《大批官員倒下，中國社會能夠承受的沖擊》一文中早有預言，但不管多少官員因此倒下，也不管多少局部或地方政權因此塌臺，中國都不會出現政府官員“造反”的奇景。

　　首先，造反是有條件的，官員們沒有相應的條件。這些條件包括思想理論根據、力量憑借、動員組織等。比如陳勝吳廣造反，還要喊出一句“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口號為號召，還要依靠戍卒做骨干力量，還要用“大楚興、陳勝王”的辦法來加以組織動員。中國官員如果造反，難道能夠以“貪污有理”、“腐敗萬歲”為號召嗎?難道可以組織官員上街游行嗎?這些條件根本就不存在，做為一個個以個體方式存在的官員，又怎樣“造反”呢?難道用腦袋撞政府大樓嗎?

　　其次，造反是要有勇氣是要犧牲的，官員們既沒這等勇氣也不能去犧牲什么。一個簡單的道理是，貪官之所以貪，完全是利欲熏心之使然，讓他們去付出去奉獻去犧牲，怕是天下再也沒有這等滑稽不成立的事情了。他們可以用各種手段謀求自保，但就是造反一途與他們無緣，工人可以罷工，學生可以罷課，商人能夠罷市，官員能夠罷什么呢?他們能自己“罷官”嗎?保官還唯恐來不及，何敢言“罷”呢?

　　最后，造反要有明確的奮斗目標，而官員們無法提出這樣的目標。面對越來越嚴厲的反腐敗，貪官們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隱藏摘清自己躲過一劫，二是出逃境外遠走高飛，這就是他們為之奮斗的目標，除此之外別無出路。追求這樣的目標注定是個體的、分散的、暗中進行的，無法組織也不能組織，難道他們還能夠集體行動起來，亮出旗幟，要為建立一個“不反腐敗”、“貪污自由”的社會而奮斗嗎?

　　因此，無論歷史上也好，還是現實的中國也罷，可以造反的人很多，唯有官員是不敢造反、無法造反、也根本不能造反的。所謂反腐敗“如果措施過于強硬導致政府官員造反”的說法根本不能成立，中國不會有因為反腐敗而導致亡國的任何危險，不管中國政府怎樣加大力度反腐敗，中國的官員們都不會造反，而且不但造反不可能，連政府癱瘓或者半癱瘓的可能性都沒有，相反，政府將因為大批貪腐官員被清汰而煥發新的生機，增添新的活力，這是中外一切執政者的基本經驗，也是自古以來的基本規律。

　　但是，如果簡單地認為提出“兩難”命題就是危言聳聽和虛聲恫嚇，那也未免太小瞧別人了。這一命題本身沒有任何價值，關鍵在于通過這一命題描摹出了一付統治者再也統治不下去的場景，這才使該命題具有了哲學意義。其實，所謂的“兩難”一點都不難，這里面焦點在于執政者一手攥著政黨，一手里攥著政權，只要放棄其中的一個，一切就都OK了。之所以危言聳聽的提出一個“兩難”命題，無非是要狠狠地“將“當局一“軍” 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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