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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世清:終結西方經濟學在中國的話語權(八)——中華傳統文化與中國話語權

陳世清 · 2014-04-12 · 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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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近平最近指出,要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努力夯實國家文化軟實力的根基,努力提高中國的國際話語權。用國家文化軟實力來提高中國國際話語權說明,科學興國和文化興國是統一的。科學是什么?科學是由反映客觀規律的科學規律組成的理論體系。科學的對象是客觀規律,內容是科學規律,形式是語言。科學規律和語言組成概念、范疇與范疇體系,也即理論體系。在人類一次創業時期,社會科學是自然科學的組成部分,客觀性是一切科學科學性的標準。在人類二次創業時期,自然科學只是社會科學的環節,真善美的統一才是一切科學追求的目標。不能解決“為什么”、“怎么樣”的知識不是真正的知識,“善”和“美”本身就是“真”的一個環節。這種真善美統一,是什么、為什么、怎么樣統一的科學只能是文化。只有文化的才是科學的,只有文化的哲學才是科學的哲學,只有文化的經濟學才是科學的經濟學,只有文化的社會主義才是科學的社會主義。之所以中國傳統文化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力量之源,就是因為中華優秀的傳統文化是科學社會主義的主要思想理論來源。

  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著眼于系統的文明。從要素來看是文明;從系統來看是文化。還原論是文明,整體論是文化。 “天人相分”是文明,“天人合一”是文化。西醫是文明,中醫是文化。線性思維方式是文明,對稱思維方式是文化。牛頓力學是文明,量子力學是文化。西方原子論哲學是文明,中國道論哲學是文化。西方經濟學是文明,中國經濟學是文化。矛盾辯證法是文明,對稱辯證法是文化。文明是相對的、暫時的、可變的,所謂文化中的糟粕只是隨時空條件變化而被淘汰的“文明”。而文化則是文明中的深層結構。在大地震中表現出來的可歌可泣的舍己救人的行為,就是中華民族的文化,這種文化不會因為經濟轉型、制度更替而變化。在這里,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是文明,民族精神是文化。文明是名詞,文化是動詞。從靜態來看,是文明;從動態來看,是文化。從客體來看,是文明;從主體來看,是文化。從主體活動成果來看,是文明;從這些成果中滲透的人的主觀能動性來看,是文化。能在人類世代更替中傳承下來的是文化,不斷被新陳代謝的是文明。金錢是文明,道德是文化;價格是文明,價值是文化。以價格機制為核心的市場經濟是文明的市場經濟,以價值機制為核心的市場經濟是文化的市場經濟,只有文化的市場經濟才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從主流經濟學家所謂“大地震后災區重建可以帶來GDP增長”的理論來看,GDP增長與財產增長、經濟增長是兩個概念。GDP增長以及把GDP增長等同于經濟增長的經濟學是文明經濟學,提倡增產節約、把財產增長看成經濟增長的經濟學是文化經濟學。貨幣經濟學是文明經濟學,幸福經濟學是文化經濟學。“世界工廠論”是文明經濟學,“重新洗牌論”、“后來居上論”是文化經濟學。“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是文明經濟學,效率與公平的對稱是文化經濟學。貨幣GDP是文明經濟學,財富GDP、綠色GDP、社會GDP是文化經濟學。GDP經濟學是文明經濟學,對稱經濟學是文化經濟學。西方經濟學是文明經濟學,中國經濟學是文化經濟學。建立在文明經濟學基礎上的社會主義是空想社會主義,建立在文化經濟學基礎上的社會主義是科學社會主義。如果說經濟學是社會科學之王,那么科學社會主義就是社會科學的王宮。在社會主義國民核算體系中,要用文化GDP代替貨幣GDP;而所謂戰爭、大災難可以帶來GDP增長的經濟學是文明經濟學不是文化經濟學。我們不否認傳統GDP理論的抽象合理性與線性科學性,但要指導一國經濟發展、推動社會發展,絕不能僅靠貨幣經濟學、GDP經濟學等文明經濟學,而要靠文化經濟學。西方經濟學中的福利分析方法也說明:邊際分析方法本質上是價值分析方法,它同價格經濟學不兼容。在價格經濟學中運用邊際分析方法是價格經濟學的悖論。這個悖論說明:不管經濟學家們是否自覺,經濟學本身嚴格來講只能是一種文化;而以價格經濟學為基礎的數理經濟學只能是其中的一個環節。以價格經濟學為框架容不下福利經濟學,也就難以對社會經濟現象作出統一完整的解釋,價格經濟學不能作為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礎。作為文化的經濟學同道德是統一的,作為文明的經濟學同道德是對立的。經濟學理性與非理性的對立、規范與實證的對立、意識形態與科學的對立、效率與公平的對立,都源于非文化的線性思維方式。對稱經濟學之所以是主體性與科學性的統一、規范式與實證性的統一,就在于它是一種文化。經濟學是定位于文化還是定位于文明,是對稱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一切差別的根源。只有建立在對稱經濟學基礎上的社會主義才是科學社會主義。

  量子力學與經濟學在科學性上有著驚人的一致性:都是復雜性科學,都是在無序中包含著有序。區別在于:前者的有序無序是自然的,后者是人為的;后者的人為不僅是自發的,而且可以通過自覺性活動,化無序為有序、以有序去整合無序。所以妄想離開量子力學與復雜系統論的思維方式,用經典力學的線性思維方式去追求經濟學科學性、實證性無異于拔著頭發離開地球,是方法與對象的不對稱。對稱本身就是蘊含在量子力學、復雜系統論中的根本方法論原則。這可以從量子力學、復雜系統論的歷史發展與邏輯發展看出來,也可以從經濟學的歷史發展與邏輯發展看出來。正因為市場經濟活動的量子力學特征,所以完善的市場經濟是有序與無序、自由與法制相統一的市場經濟;作為社會科學之王的經濟學,由于它的系統性、整體性、跨學科性質,只能用文化來定位,才能解決在具體經濟問題上的各種各樣的紛爭。只有文化的經濟學才是科學的經濟學,科學的經濟學的是什么、為什么與怎么樣是統一的,主體性、科學性、實證性與規范性是統一的,真善美是統一的。是什么通過為什么、怎么樣表現出來,操作性是其內部環節,工程方法是科學的經濟學方法中一切方法的落腳點。因此,理論與實踐、主體與客體、主體性與科學性、實證性與規范性統一的對稱邏輯,就是經濟學的邏輯----研究的邏輯與敘述的邏輯。在知識市場經濟時期,科學的經濟學是知識運營的組成部分;經濟學的科學范式應是以主體性為中心同科學性的統一。科學的經濟學在形成人的理念和心態、決定人是利己還是利人、商場上奉行狼圖騰還是羊圖騰方面,其作用不是描述性的,而應該是規范性的。在本體論領域,實證性包含了規范性。但在社會科學領域,規范性則包含了實證性。由于本體論包含了歷史觀,所以總體上仍然是實證性包含了規范性。本體論中的實證性包含規范性,就是通過社會科學領域中規范性包含實證性表現出來,后者是前者的環節。因此,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關系、市場經濟的規范性與實證性的關系,雖然在經濟學中屬于規范的范疇,但同它們在本體領域屬于實證的范疇并不矛盾。把道德看成是規范的,把經濟學不講道德看成是實證的;把合作看成是非理性的,把不擇手段競爭看成是理性的,沒有科學依據。把價值關系從人與自然的關系延伸到人與人的關系,把道德關系從人與人關系延伸到人與自然的關系,經濟與道德、經濟學與倫理學就是重合的。只有經濟與道德、經濟學的實證性與規范性得到統一,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才能得到統一,經濟學才能真正成為一門科學,社會主義才能真正實現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

  發展只能是對稱的而非線性的。人類經濟活動是系統工程,生產力是社會系統的整體功能。社會系統中,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斗爭是相對的、同一是絕對的;矛盾是相對的、對稱是絕對的。社會基本矛盾的運動規律實際上就是對稱運動規律。以對稱辯證法為哲學基礎的對稱經濟學是以知識經濟時代社會經濟化、經濟經營化為背景,以提高企業和國家生產力和競爭力為目標,以建構和諧社會為歸宿建立起來的完整有序的經濟理論體系。因此,對稱辯證法不等于矛盾辯證法,對稱經濟學性質不同于政治經濟學,科學的經濟理性是文化理性而不是技術理性,生產力是社會系統的整體功能,把握生產力的發展規律需要文化的思維方式即對稱的、五度空間的、復雜系統論的思維方式。根據對稱的、五度空間的、復雜系統論的思維方式,現代西方經濟學所走的實證道路并不代表著經濟學的科學化道路。現代經濟理論產生于西方,但經濟學本身并不以西方經濟學為源頭。西方經濟學是以西方特有的線性思維方式為背景,其本質與當代科學精神格格不入。線性科學精神以還原論為特征,從事物最小的單位——本原出發,逐漸演繹出其整體。就象固體物理需要建立在分子物理學的基礎上一樣,對社會總體的解釋建立在個體人的基礎之上,原本存在于市場中的那只“看不見的手”一定要從個體的偏好中尋求答案。這不是某一個西方先哲拍腦門子的產物,還原論的思維方式是歷史的必經階段。用對稱的、五度空間的、復雜系統論的思維方式來考察,當今世界三大經濟理論體系----馬克思主義、新古典主義與凱恩斯主義,都是在橫向的配置或生產關系上做文章,而從來不把著眼點放在縱向——通過主體創新—創造—創業而形成的資源再生上。在他們看來,后者只是技術工藝學,而不是屬于經濟學。他們一方面把自己的體系構成以明確的學科分類封閉起來,另一方面又試圖解釋社會復雜經濟有機體時,就不免顯得力不從心;他們所建立起來的一個個模型,要么脫離實際,要么互相矛盾;實際運用的結果,就是從悖論轉為悖境。中國人的對稱思維方式是整體論和還原論的統一。雖然作為中國國粹的中醫理論中充滿了氣血、陰陽這些無法量化的概念,很難找到它的微觀基礎,但沒有人能否定中醫的有效性,雖然它在西方人眼里不符合科學精神。所以建立一個符合中華民族對稱的、五度空間的、復雜系統論的思維方式的經濟理論體系才是經濟學通往科學之路。根據對稱方法、五度空間方法、還原論與整體論相統一的復雜系統論方法,從抽象到具體的過程是從本質到現象展開的過程。由于《資本論》對市場經濟的定位錯誤,所以它從抽象到具體的邏輯進程與市場經濟從本質到現象的展開過程不一致。《資本論》描述的客觀經濟過程與主觀政治目標不對稱。就客觀的經濟過程來講,需要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物資要素與人的要素的對稱;而在政治目標上,則要突出勞動者在價值增值上唯一的地位和作用。這種不對稱是造成社會主義運動左右搖擺的根本原因:右符合生產力的發展要求,然而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左符合馬克思主義,然而不符合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建國以來左右搖擺的悖境是《資本論》悖論在實踐中的展開,也是中國生產力發展不快的宏觀方面的原因。真正的社會主義就是市場經濟,完善的市場經濟就是社會主義。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是市場經濟從不完善到完善的發展;《資本論》和西方經濟學的共同要害,是把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劃等號,把社會主義和計劃經濟劃等號,因而都沒有把握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本質。因此,建立在政治經濟學基礎上的社會主義只能是空想社會主義,得不到也不可能得到實踐的證實。傳統計劃體制社會主義模式的缺陷說明,《資本論》只是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來源之一,不是科學社會主義唯一的理論來源,甚至不是科學社會主義主要思想來源。科學社會主義是人類一切文明成果的結晶,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才是科學社會主義的主要思想來源。科學社會主義是以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為基礎,對民主社會主義、斯大林模式的舊計劃體制社會主義、馬克思《資本論》的揚棄和融合,因此不能歸結為其中的任何一方面。只提出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未能提出社會主義具體模式的社會主義,不是真正的科學社會主義。如果說,工業經濟時期發生于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預示了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的歷史趨勢,那么發生在知識經濟時期的全球性金融危機,則揭示了社會主義具體模式。必須以全球金融危機為契機,根據中國范兒從對象、內容、方法、性質、宗旨方面建立新的經濟學范式即對稱經濟學范式,在此基礎上建立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

  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內核即對稱的五度空間的復雜系統論的思維方式、“天人合一”的世界觀、以“道”為核心的方法論、以規律為對象的科學觀、對稱的文化范式、功利主義價值觀、平等理念、中庸之道的行為方式、人的主體性意識、對策理性、道德與法制相統一的禮制的社會管理模式、民主集中制的社會組織形式,重義輕利、義利統一、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出污泥而不染的道德理念,和氣生財的經營方式,勤勞節簡、小富即安的生活方式,寧做雞頭不做牛尾的個人主體性特征。天和人、官和民、個人和社會的對稱關系構成貫穿中國幾千年奴隸與封建社會的主線,中國從未出現過西方貴族官僚宗教單向度的歷史時期。天人合一的世界觀形成中國傳統一以貫之的理性非宗教的人文思想文化體系,強大的理性力量最終征服了最初用武力征服中國的一切征服者,促進了科學技術的發展,為當今時代知識經濟創意經濟創新經濟的發展奠定了世界觀與方法論基礎;而主客體對稱的思維方式則產生了對稱邏輯,對稱邏輯是通過典型分析認識本質、發現規律、消解悖論、提出對策、推動量子時代科學與經濟發展的比形式邏輯更高級的科學方法,是把握復雜經濟現象建立科學經濟學必要的科學方法,也是建構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和實踐模式必要的科學方法。根據對稱邏輯的思維方式,把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統一起來的,不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而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實踐模式。資本主義完全競爭理論、馬克思《資本論》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理論與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理論都是建立在一般均衡論的基礎上,而實踐證明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不是科學社會主義,不能實現社會主義國家的可持續發展,科學社會主義與科學發展觀只能建立在主客體對稱的對稱論基礎上而不能建立在一般均衡論的基礎上。主客體從不對稱向對稱轉化是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平等是貫穿主客體從不對稱向對稱轉化過程的核心,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核心機制。無論是平等還是均衡都是一種平衡,但作為平等的平衡與作為均衡的平衡有本質的區別:后者只是客體和客體的平衡,前者是主體和客體的平衡;后者的平衡是消極的、靜態的,前者的平衡是積極的、動態的;后者的平衡是自發的,前者的平衡是自覺的,是通過公有制為主導的政府宏觀調控與微觀經濟活力的統一來實現的。所以科學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基礎是對稱論而非均衡論,中華傳統對稱文化才是科學社會主義的主要思想理論來源。如果說博弈論以均衡論為邏輯前提,那么對策論則是對稱規律論的邏輯結論,中國傳統認識規律以智取勝不打無把握之戰的對策行為方式奠定了比西方“風險越大機會也越大”的盲目博弈行為方式更具主體性的通過創造機會來把握機會的行為方式基礎。中國重義輕利、義利統一、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出污泥而不染的傳統道德理念在推動中國社會有序發展過程中的作用說明,市場經濟的規范性與實證性是一致的,合作與競爭是統一的,所以必須用道德理性取代西方“經濟人”的自私經濟理性、誠信原則取代狼性法則、藍海戰略取代叢林法則作為市場經濟的游戲規則,用和氣生財、雙贏競爭、共同發展的經營方式作為市場經濟的經營方式。中國勤勞節簡、小富即安、高儲蓄率的生活方式和寧做雞頭不做牛尾的個人主體性特征為創新精神、創業經濟、創業工程奠定了個人主體性基礎。中國傳統的民本思想是科學社會主義反剝削的思想基礎,但同時中國固有的系統論思想也說明,經濟系統是一有機整體,按包括資本在內的要素分配不等于剝削,只有一切向前看、為了賺錢不擇手段坑蒙拐騙假冒偽劣官商勾結投機操縱市場強取豪奪盤剝百姓才是剝削。中國傳統的功利主義價值觀說明,市場經濟的核心機制是價值機制不是價格機制,發展經濟是創造財富不是創造GDP,經濟學是經世致用的實用科學不是堆砌公式的符號數學。不患寡而患不均、相對利益高于絕對利益的個人權利訴求、心理平衡方式與社會分配方式雖然在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形態下有可能導致平均主義,但其中所包含的要求平等的內核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將被揚棄,成為效率與公平相一致、權利與義務相統一的市場經濟核心價值,而平等作為市場經濟的核心價值也是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法律本來要以道德為基礎,司法審判離不開道德審判。在一個人情大于天的社會里,也必然更加講究面子與道德。重人情也許不利于抽象的、純理性的法制建設,但卻為建設具體的、人情與法治相協調、道德與法理相一致的法制社會提供了良好的社會條件。中國歷來人治主導法治、法治承載人治,人治、法治同法制建設之間從來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中國道德與法制相統一的禮制的社會管理模式使長期困擾西方市場經濟的道德與法律的悖論得以化解,使市場經濟法治與德治得以統一。在中國禮制傳統中,道德是無形的法律,法律是有形的道德;法律是強力推行的道德,道德是約定俗成的法律;道德是法律的基礎,法律是道德的凝固,法律與道德從來沒有截然分開。市場經濟本來既是法制經濟也是道德經濟;如果說中國封建社會的超穩定結構是宏觀方面的德治與法治交替運用、儒家與法家各領風騷的結果,那么市場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必然要求微觀方面法律與道德的相輔相成。市場經濟是有序經濟,市場自由與競爭是充分的,但不是完全的;只有“三綱五常”才能保證市場的有序運作、規范運作。中央集權,在小商品經濟時代固然會限制經濟自由化的發揮,但在經濟宏觀化時期用宏觀經濟主導微觀經濟倒有得天獨厚的有利條件。如果說,“買官賣官”更符合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心目中的“經濟理性”,那么“學而優則仕”由于相對來講更有利于人的主體性成長,因而也更具有新時期所需要的道德理性。“官本位”曾經在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條件下成為人的主體性發揮發展的桎梏,并限制了小商品經濟、平面市場經濟的發展,但在市場經濟的立體化時期則是對“錢本位”的一種制衡,只有這種制衡才能使市場經濟的價值多元化,使市場經濟成為真正的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政府的經濟職能與服務職能是統一的,完全自由的市場經濟不是完善的市場經濟,要建立完善的市場經濟離不開政府的宏觀調控,政府宏觀調控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組成部分是封建官本位的揚棄。官商勾結固然是“官本位”和小商品經濟、不健全的市場經濟相結合的產物,但這是經濟轉型過程中必然出現、也只有在深化改革和市場經濟進一步發展過程中才能解決的現象,是經濟形態、經濟模式問題而非文化問題。在文化層面,中華民族歷來“官”和“商”的界限還是分得清楚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構過程也就是官商分離規范政府行為消除權力尋租土壤的過程。因此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內核就是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相對于人與人是狼的小商品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來講,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也許是先天劣勢;相對于科學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來講,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是先天優勢。

  根據中華民族對稱的、五度空間的、復雜系統論的思維方式,經濟全球化與民族主體化、經濟主體化不但不矛盾,而且是雙向同步過程——經濟全球化與民族主體化、經濟主體化是對稱的。新自由主義右派經濟學的要害:西方線性非對稱思維方式導致時空錯位——用近代定位當代,用西方統馭東方,用客體吞并主體,用洋人代替祖宗,用“科學”消解人性。他們不理解社會發展的辯證法,也不懂歷史發展的螺旋式。他們不懂歷史。他們不懂中國的過去,不懂中國的現在,更不懂中國的未來。他們否認中國在經濟全球化和知識經濟時代,可以把民族文化的傳統優勢轉化為后發優勢使中國經濟后來居上,建立比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更先進更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西方已經步入人性化管理的今天,新自由主義的右派經濟學卻主張作為社會主義的中國要步西方近代資本原始積累的歷史階段,再經歷一次血和淚的洗禮;他們認為,中國要重演近代史,要重頭再來,要補資本主義的課,要經過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谷”,要成為西方資本榨取中國人民血汗的世界工廠。他們有一副典型的洋奴嘴臉。他們背祖忘宗,挑起了一次又一次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所謂“合法性危機”,從思維方式(“天人合一”)到哲學到宗教到歷史到文學到中醫到文字到民族象征;似乎只有西方文化是合法的,中國傳統文化都是非法的;在用合法來代替“非法”的過程中全盤西化,在全盤西化過程中,他們在各個領域取而代之,取得領導權與話語霸權。他們不懂對稱辯證法,因而也不懂對稱經濟學。實踐證明:隱藏在右派經濟學家話語霸權后面的“科學觀”就是線性觀,他們的經濟發展觀就是線性發展觀。在他們那里,腐敗之所以是社會發展的潤滑劑,中國之所以只能做世界工廠,大量國有資產之所以可以容許流入少數人的腰包,是因為這是科學,是趨勢,是提高效率的需要,是帕累托改進的需要,是資源優化配置的需要!而公平?只是效率的補充,小菜一碟不值一提。他們之所以把市場化等同于私有化、金錢化、產業化、自由化,把中國改革定位于走資本主義道路,源于以西方市場經濟為市場經濟的標準模本,在理論上把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畫等號。當舊計劃體制失敗、作為舊計劃體制的理論基礎的傳統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出現信仰危機、改革開放只能摸著石頭過河時,中國出現了理論真空。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卻有著一套相對完整的市場理論體系,并有著似乎在西方成功的經驗,這就使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得以乘虛而入,并在中國大地上橫行霸道,成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主流經濟學”。此間雖有過馬克思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論戰,但由于缺乏抵擋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基礎,使論戰僅停留在要不要堅持社會主義的政治層面。當后者給前者扣上反對改革、想走回頭路的帽子時,前者要還手還真的底氣不足。但全球性金融危機說明:公平與效率、自由與監管、主體與客體、全球化與區域化是對稱的兩極,任何一方失去了對方,自己這一方也就不復存在。這有點像對立統一,但不等于對立統一——作為“矛盾”的“對立統一”的雙方,其同一性是相對的,斗爭性是絕對的,斗爭性是事物發展的根本動力;而對稱,其雙方的同一性是絕對的,斗爭性是相對的,不對稱向對稱轉化的驅動力即雙方的同一性是事物發展的根本動力。如果說,傳統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左派經濟學的矛盾辯證法離對稱辯證法只有一步之遙,那么右派經濟學——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非對稱思維則與對稱辯證法風馬牛不相及。所謂左右派經濟學實際上只不過是對稱經濟學的不對稱展開;揚棄它們,才能實現經濟學的規范性與實證性從不對稱向對稱轉化、經濟學與經濟發展從不對稱向對稱轉化。對稱哲學與對稱經濟學是把改革定位于社會主義自我完善的理論基礎,是抵御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使改革堅持科學社會主義正確方向的理論武器。

  根據中華民族對稱的、五度空間的、復雜系統論的思維方式,所謂完善的市場經濟,就是規范與實證的對稱、控制與自由的對稱、公平與效率的對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充分的而不是完全的自由,充分的而不是完全的競爭。完全的自由,是只要效率不要公平、或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自由,是無政府主義的自由。充分的自由,是以平等為核心、平等制約下的自由。完全的競爭,是弱肉強食、不擇手段、不按游戲規則出牌。充分的競爭,是法律、誠信制約下的競爭。因此不完善的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完全自由、完全競爭的市場經濟。完善的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充分自由、充分競爭的市場經濟。完全自由、完全競爭的市場經濟是平面的市場經濟,充分自由、充分競爭的市場經濟是立體的市場經濟。平面的市場經濟產生于線性的思維方式,立體的市場經濟產生于對稱的思維方式。線性的思維方式產生價格經濟學、貨幣經濟學、市場原教旨主義、市場實用主義,對稱的思維方式產生對稱經濟學、對稱經濟學的形而上學。對稱經濟學的形而上學就是對稱辯證法;因此只有懂得對稱辯證法,才會懂得對稱經濟學。在對稱經濟學看來,政治與經濟是對稱的;政治與經濟的對稱集中體現了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的對稱。如果政治體制改革不能同經濟體制改革相配套,使政治體制成為民主與法制相統一、微觀經濟與宏觀經濟相對稱的、政府對經濟活動進行有效宏觀調控的制度保障,經濟自由化的結果只能是泡沫經濟與經濟危機。如果說,經濟危機的根源是微觀經濟發展的現狀、趨勢同宏觀調控手段的不對稱,那么傳統社會主義經濟與迄今為止的改革開放并未消除所有經濟危機的根源。相反由于在制造新的不對稱,因而形成新的經濟危機,主要表現在生產效率低下(改革開放以前)與泡沫經濟(改革開放以后)。社會主義的經濟系統是資本主義經濟系統從不對稱轉向對稱的必然結果。如果說資本主義(包括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是宏觀經濟落后于微觀經濟、因而不足以實現對微觀經濟的有效調控,那么傳統社會主義經濟則是用宏觀經濟來否定微觀經濟,造成對微觀經濟的過度控制。只有對二者的揚棄才是全面的真理——科學社會主義就是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對稱的社會形態。因此,根據中國范兒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有本質區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基礎是對稱經濟學與價值經濟學,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基礎是價格經濟學與一般均衡理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經濟基礎是共有制,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經濟基礎是私有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經濟主體是勞動者,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經濟主體是投機者;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核心機制是價值機制,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核心機制是價格機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動力機制是合作機制,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動力機制是競爭機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核心價值是平等,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核心價值是效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條件是充分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條件是完全自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途徑是工程化,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途徑是產業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目標是人的全面發展與共同富裕,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目標是利潤最大化、經濟規模最大化與兩極分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完善的市場經濟,是市場經濟發展的高級階段;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不完善的市場經濟,是市場經濟發展的低級階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模式是主客體對稱、五度空間與復雜系統論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模式是線性非對稱、純客體均衡論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趨向是國進民進,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趨向是國退民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市場結構是微觀經濟與宏觀經濟的統一、民間自由與政府調控的統一、政府是市場經濟的組成部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市場結構是微觀經濟與宏觀經濟的對立、政府屬于市場外部性、宏觀經濟歸結于微觀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政治體制是共產黨一元化領導下的立法、司法、行政三權獨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政治體制是多黨輪流執政下的三權分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是可持續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伴隨周期性的經濟危機,發展是不可持續的。完善的市場經濟是中國社會發展的自然歷史過程,是傳統社會主義中的國家宏觀調控能力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的現代企業制度的揚棄。應該用五度空間的相互轉化來理解轉型,而不是把轉型理解成步西方資本主義的后塵。科學社會主義融合了傳統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優點,所以能容納生產力比資本主義更快的速度發展。

  東西方文化的差別表面是空間地域上的,本質是層次與時間上的。法國思想家狄德羅這樣評價中國:中華民族歷史悠久,文化、藝術、智慧、政治、哲學的趣味無不在所有民族之上。英國哲學家羅素說:中國人認為正確的道德品質比細致的科學知識更重要,現在的西方人正好相反,認為技術上的功效最可貴而道德毫無用處。中國人能自由地追求符合人道的目標,溫文而雅,他們所要求的是正義和自由,而不是追求白種民族迷戀的戰爭、掠奪和毀滅。中國人的文化比起我們的文化更能使人類快樂。羅素認為中國人應找到自己獨特的路,將中華文化與西方文明連結起來,并貢獻于世界文化。羅素預言:中國將給人類一個全新的希望。西方歷史學家湯因比也預言:中國文化將統一世界。中國文化之所以能統一世界,根本在于中華民族的思維方式。之所以只有文化的才是科學的,是因為人類進入量子時代只有文化的思維方式才是科學的思維方式。所謂文化的思維方式,就是中華民族整體的、綜合的、全方位的思維方式,就是中華民族自然和社會、經濟政治和思想文化統一的思維方式,就是中華民族對稱的、五度空間的、復雜系統論的思維方式。中西方文化的根本區別就是思維方式的區別;相對來講西方線性思維方式為特征的文化只是文明,中華對稱非線性思維方式為特征的文化才是真正的文化。如果說中華文化的核心是對稱文化,那么中華文化的精粹就是對稱的思維方式。根據對稱的、五度空間的、復雜系統論的思維方式,歷史的規律性就在歷史的主體性之中,歷史的實證性就在歷史的規范性之中;歷史雖然不是任人打扮的女孩,但歷史的必然性確實滲透在歷史的主客體相互關系、英雄和時勢的雙向互動中。中國文化是人類文化的組成部分,中國文化的發展離不開人類文化發展的總體脈絡,由各民族文化、東西方文化組成的人類文化的發展是主體與客體相統一,時間、空間、層次相統一,邏輯與歷史相一致的過程。人類文化的發展過程是人類文化從本質到現象的展開,人類文化發展的邏輯過程與人類文化發展的歷史過程是一致的,人類文化的發展過程既是從抽象到具體的揚棄,也是從具體到抽象的展開,是遵循人類文化發展的普遍規律的螺旋式上升、波瀾式前進的過程,是環環相扣、大圓圈套著中圓圈、中圓圈套著小圓圈的人類文化發展的自然歷史過程,是時間、空間、層次相統一,通過空間交替展開時間之矢的自然歷史過程。從東方文化中心到西方文化中心再到東方文化中心,是文化上的時間連續關系。中西方文化的關系不是橫向的“中體西用”、“西體中用”的關系,而是縱向的揚棄、綜合、升華,應從時間和層次的差別來理解中西方文化的空間差別。只有人類文化的發展規律,而沒有獨立的并行不悖的東西方文化發展規律,東西方文化發展規律只能從屬于人類文化整體的發展規律;在一般、整體規律的基礎上產生出來的特殊、部分規律,受一般、整體規律的制約。中國傳統文化同西方文化的空間差別正體現了兩種文化發展的層次上的不同與時間上的不同階段。中國經濟學范式就是中華民族固有的天人合一思維方式所蘊含的對稱邏輯、對稱哲學萌芽運用到現代成熟的經濟學中,形成主觀與客觀、思維與存在、經濟主體與經濟客體相對稱的經濟學范式,是通過中國經濟學范式體現出來的人類一般經濟學的范式。作為對稱經濟學的中國經濟學代替西方經濟學成為人類經濟學的主流正是通過空間交替展示時間之矢的經濟學整體發展的自然歷史過程,因此作為對稱經濟學的中國經濟學就是國際化的經濟學,而現有的西方經濟學只不過是西方本土化的經濟學。包括馬克思《資本論》在內的西方政治經濟學的范式缺陷說明,西方線性非對稱的思維方式不可能建立科學的經濟學,也就不可能在科學的經濟學基礎上建立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與實踐模式;只有對稱、非線性的中華民族的思維方式才有可能建立科學的經濟學范式,并在此基礎上建立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體系與實踐模式。通過建立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與實踐模式、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實現了中華文化對包括《資本論》和新自由主義在內的西方文化時間上的超越和層次上的升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來就不是什么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實踐模式。之所以要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說成是什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因為沒有真正搞清楚科學社會主義的真諦,把馬克思《資本論》看成科學社會主義的唯一思想來源,把斯大林模式看成科學社會主義的實踐模式。當斯大林模式失敗、馬克思《資本論》從整體上被實踐證偽、實行計劃體制的社會主義國家必須進行市場化改革與開放時,無法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找到理論依據,就只好先是把改革開放本身當做方向“摸著石頭過河”,然后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說成“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來自圓其說。這說明:要把科學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統一起來,必須把握科學社會主義的真諦,重新定位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來源。科學社會主義的主要理論來源就是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就是中國范兒。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必然性和中華傳統文化的邏輯必然性是一致的,中華傳統文化的邏輯必然性與人類文化發展的歷史必然性是一致的,科學社會主義在中國產生的歷史必然性要到中國人民世世代代創造出來的文化中、在人類文化發展的時間空間層次相互轉化的必然性中尋找。在16、17世紀以前的一、二千年間,中華文化作為人類最鼎盛的文化,中華文化都占有主導地位。只是到了近代,中國逐漸衰弱,人類文化才由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西方文明獨占鰲頭。經濟全球化時期,全球經濟是一個巨型系統,一個民族如果沒有自己的文化根基就沒有自己的經濟主體性,就不能使自己處于同全球經濟系統中其他要素的對稱關系中,實現能量、信息、物質的交流與再生;有了以自己文化為根基的主體性,才能在經濟全球化中使自己處于同其他要素的對稱關系中,在全球經濟重新洗牌中得天時、地利、人和之利,從而實現跳躍式且可持續發展。國際化視野、全球性眼光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民族主體性是一致的,民族主體性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內涵之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應該成為比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更完善的市場經濟形態,更完善的市場經濟形態與更高級的文化、更先進的理論、更科學的思維方式是對稱的,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本質力量應該成為以主體為中心同客體統一、相對主體為中心同相對客體統一、規范性與實證性統一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道路、制度、發展模式的文化優勢,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踐將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展開絢麗多彩的畫卷。以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踐作為自己的催化劑,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將充分展示自己的深厚底蘊使自己重放光彩,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將通過建構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把中國建成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家而再次展示自己的生命力。

  來源:中國改革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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