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可能經常聽到勞動力價格是不是上漲或者漲了多少的說法,久而久之,對這個詞語的任何使用都漸漸習以為常,不會感到不適應。勞動力這個經濟學術語在某些社會的主導話語言論中的討論方式,正代表了一種典型的“人的商品化”的意識形態,它反映了某一種社會秩序最終可以通過話語暴力和意識形態的灌輸,而讓社會成員漠然認可。
由于所接受的教育、閱讀和社會經驗,我也曾經很長時間對國內中文話語中對“勞動力價格”的種種討論方式毫無懷疑,以為是理所當然—雖然以“我”來寫文章對于規范的社科討論而言是要盡量回避的。不過下面的認知確實是非常個人的,所以這里還是用“我”來引入比較好一點。英文里的labour是“勞動”的意思,也可以指集合意義上的勞動者,不過現在大家接觸得最多的,是“勞動力”這個交易性商品的指稱。我也曾經對馬克思學派里面的理論和文獻使用的“labour power”這個詞非常不適應,不過,雖然過去我一直想不明白為什么馬克思學派要在“labour”后面加上“power”,也就是力量這個詞來形容勞動者的生產能力。但后來閱讀了更多世界與國內歷史,以及在當前現實的教育下,尤其在持續意識到對“勞動力價格”的種種缺乏人性價值的討論方式所代表的那種意識形態統治后,我多少可以理解馬克思這一派理論家決定使用“labour power”這個詞來指代勞動,飽含了多少理想主義者們對“人的商品化”這一人類困境的深刻批判,以及在語言上也不放棄抵抗這種困境的一種精神特點。
馬克思這一學派是不存在對人本身的“供需”關系或者供需情景的討論(因為人是不能商品化),這是這一學派與馬爾薩斯那一學派最明顯的區別,盡管是否把人類社會中“人的供需”自身作為經驗條件來推導理論,并不是古典經濟學最終分裂、大家各自分道揚鑣的唯一或者最重要的原因。馬爾薩斯提出有些人的出生與生命本身不僅是毫無價值的,而且對人類社會是負面的,因為這些人的勞動是不被需要的,很容易被源源不斷的同類供應替代,徒增擁擠、負擔或搶奪。馬爾薩斯不但否定了有價值的“labour”和具體的人的所謂必然聯系,而且從根本上否定了所謂的生育權。從社會研究要從經驗出發這一原則考慮,我認可人類社會的“價值理論”要放在“人的供需”情景中討論,但是在倫理上我認為馬爾薩斯的價值邏輯有待改良,需要另外一個更具倫理和人類關懷的價值話語,來詮釋、解釋馬爾薩斯在經驗上發現,并且誠實陳述的那些困境。
用一個案例結尾:據媒體報道,某山區是給沿海地區輸送未成年工人。那些用冒名身份證就業的未成年人接受用工代理商的組織以及經過薪水代理克扣后的、低于最低工資的工薪水平。但是媒體調查發現,那些根本沒有能力供養好幾個孩子讀書畢業的眾多家庭,很高興未成年子女們出去做工,那些孩子們自己則說,相比較在家中不停地做農活也毫無歡樂的辛苦而言,出來沿海工廠做童工的辛苦,仍然是快樂的。對這種不正常現象,需引起社會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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