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任何一位中國領導人來說，其面臨的首要任務是確保經濟以足夠快的速度增長，從而能夠支撐就業、維護社會穩定。從這方面看，即將離任的領導人胡錦濤和溫家寶在過去10年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國經濟增長強勁、就業率維持在高位、中共的統治得到了保障。

　　但在表象之下，有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中國社會存在種種疲態：出口和房地產行業面臨巨大壓力;民營企業家被擠出市場;不平等和腐敗現象激增;人們擔心胡錦濤及其團隊推行的改革不足以支撐下一個十年的經濟增長。

　　在中南海主政10年之后，胡錦濤在經濟方面交出了一份怎樣的答卷?《中國實時報》欄目制作了多張圖表為您一一梳理：

　　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快速增長，胡錦濤在位期間中國經濟年均增速超過10%。由于有效應對了全球金融危機，中國贏得了世界的喝彩。中國經濟增速和就業率在危機發生后仍然維持在正常的軌道上，并為世界經濟的復蘇做出了貢獻。

　　快速增長的經濟令中國一躍超過英國、法國、德國和日本，成為僅次于美國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這令中國市場成為全球各企業的目標，使中國領導人在全球治理中得以發揮更大的作用，并促使西方批評家在人權問題上軟化了立場。

　　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Hilary Clinton)在2009年2月時說，在人權問題上向中國施壓不能對全球經濟危機、全球氣候變化危機以及安全危機造成影響。從中可以明顯看出其語氣的轉變。

　　中國民眾也受益于快速增長的中國經濟，生活水平大幅上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數據顯示，按購買力衡量的中國人均GDP水平從2002年的2,800美元增加到2012年預估的9,100美元，增幅達到兩倍多。

　　快速增長的中國經濟毅然決然地把中國帶出貧窮國家的行列，進入中等收入國家群體。但幾乎沒有跡象表明中國開啟了民主化進程。中國也并沒有向外界預期那樣，出現財富增加催生政治改革的現象。

　　中國經濟保持10年快速增長的確是一個了不起的紀錄。但其中很大一部分功勞要歸于胡錦濤的前任江澤民。江澤民引導了影響深遠的改革，為這10年的經濟增長奠定了基礎。不過，這些改革對經濟的拉動作用眼下已經不斷減弱。

　　中國在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令中國迎來了一個出口繁榮期。從2002年至2007年，中國出口年均增速接近30%。但隨著中國成長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國，其在全球市場的份額超過10%，中國出口進一步擴張的空間也變得有限。不斷上升的工資水平和不斷升值的人民幣均削弱了中國出口競爭力。

　　溫州男杰剃須刀廠負責人陳朱南說，中國加入WTO之后出口業迅速蓬勃發展。溫州的生意非常紅火。

　　現在情況就沒有那么好了。陳朱南說，2007年是一個分水嶺。在此之前出口行業生意不錯，但2007年后情況越來越糟。特別是今年，生意真的非常難做。2012年頭十個月出口增速同比回落至7.8%的水平。

　　房地產行業走上了一條類似的道路。1998年，隨著中國城市中的工廠宿舍和破舊住房升級為現代公寓，政府開始放開房地產市場，啟動了逾10年之久的建設狂潮。從2002年至2010年，新建住宅施工面積以每年平均17%的速度增長，房地產成為推動內需的最重要行業。但隨著飆升的房價與百姓收入脫節，政府被迫采取嚴格的控制措施，以遏制購房需求。

　　其結果是，供應過剩使中國城市周邊出現大量無人居住的地區，市區里留下很多爛尾樓。2012年前10個月，新建住宅施工面積同比下降了12.7%。

　　江澤民和當時的國務院總理朱镕基改革中國臃腫而不賺錢的國有企業，關閉了成千上萬家低效企業。這為私營企業的繁榮發展創造了空間，為過去10年的經濟增長打下了基礎。

　　在胡錦濤主政時期，由于政府大力支持大型國有企業，之前取得的一些成果付之東流。雖然國有企業在企業總數中所占的比重持續下滑，2011年降至5%，但由于國有企業仍在經濟的制高點占有主導地位，其產出在總產出中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在相對較高的26%。

　　勞動力和資本存量的迅速增長推高了中國的經濟產出，胡錦濤也因此受益。他的繼任者們將不會這么幸運。

　　過去10年，中國適齡勞動人口增加了數千萬人。這提高了生產力，使工資保持在較低水平，進而極大地提高了出口競爭力。聯合國的預測顯示，未來10年中國勞動人口數量將見頂并開始減少。

　　10年前，中國的工廠缺少生產產品的機器設備，城市缺少將產品運至市場所需的道路和鐵路。甚至是在2012年，中國的資本存量依然遠遠低于美國的水平。但經過10年狂熱的支出后，單位投資創造的效益開始下降。

　　日本一橋大學(Hitotsubashi University)中國數據研究專家伍曉鷹(Harry Wu)估計，從2001年至2010年，中國每增加一個單位資本，能增加0.13個單位產出，單位產出量低于上世紀90年代的0.17和80年代高點時的0.24。伍曉鷹還是世界大型企業聯合會中國經濟與企業研究中心(The Conference Board China Center for Economics and Business)的高級顧問。

　　2009年至2010年中國為應對金融危機而大幅增加的放貸也損害了未來的經濟增長前景。據“中國實時報”欄目估計，未償貸款與GDP之比從2002年的約116%上升至2011年的172%。要想降低這個比率，需要將信貸增速降至名義GDP的增速以下。中國新一代領導人不能依靠大規模放貸來支持經濟增長。

　　胡錦濤將和諧發展──即更公平地分享財富不斷增長帶來的好處──作為其戰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盡管如此，中國的貧富差距已經擴大到令人擔憂的水平。

　　貧富分化的程度在官方數據中沒有得到體現，這一定程度上是因為中國的精英階層不愿向政府統計人員披露其財富的詳細情況。但學術調查顯示，中國的分配不公已經達到了拉美的水平。

　　王小魯2008年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中國城市居民中收入最高那10%的人每年平均可支配收入為人民幣13.9萬元，比普通收入者高出六倍，比收入最低那10%的人高24倍。由于富有家庭的儲蓄率比貧窮家庭的儲蓄率要高，因此收入不公現象有助于解釋中國的高儲蓄率和低消費現象。

　　中國精英階層收入非常高的原因之一是腐敗。政府控制著重要投資項目和土地等清廉指數(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中國以3.6分(總分10分)的得分排在第七十五位，跟同為“金磚國家”的巴西和印度差不多。

　　和征地、環境惡化等問題一起，腐敗等因素導致社會進一步動蕩。可靠數據很難取得，但清華大學教授孫立平曾說，2010年群體性事件有180,000起，高于2002年胡錦濤當上總書記時的50,000起。怎樣管理不再那么和諧的社會，將是中國新一屆領導層的面臨的一個挑戰。

　　在改革方面，胡錦濤及其團隊并非完全無所建樹。

　　他們的最大成就，是改善了公共服務和福利供給。2011年教育支出占GDP的4%，高于2002年的2.2%。醫療、養老保險范圍擴大，而取消農業稅有助于提高中國6.5億農村人口的收入。

　　在金融行業，四大國有銀行上市，在它們的貸款決策之中加入了市場約束的元素。作為經濟再平衡關鍵工具的利率也已經部分自由化，這意味著家庭儲戶的回報率提高，這是朝著增加收入、提振消費的方向邁出的一步。

　　同為再平衡工具的匯率也已自由化。人民幣從2005年與美元脫鉤以來，已相對美元升值31%。2012年，人民幣波動區間擴大，讓市場對其走勢有了更大的決定權。

　　人民幣走強從一個方面降低了中國對外貿易的失衡，2011年經常賬戶順差占GDP比例已經從2007年10.1%的高位降至2.8%。

　　再平衡也獲得了政府控制范圍之外力量的支持。勞動力供應的減少帶來工資的快速上漲。來自江西省的40歲農民工劉興順(音)目前在深圳一家家具廠工作。他對“中國實時報”欄目說，2000年他一個月工資在1,000元(合160美元)左右，現在一個月能掙4,000元到5,000元。

　　工資上漲對于推動中國家庭消費增長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然而，改革議程中的關鍵元素仍然未解，比如放開經濟中被政府控制的行業，引入競爭，又如強化農民土地權利，改革不公正的城鄉戶籍制度等。

　　在胡錦濤引退之際，一些初步跡象表明，人們等待已久的中國經濟再平衡可能終于開始了。

　　家庭消費占GDP比重從2002年的44%降至2010年的34.9%，遠低于美國或亞洲鄰國的水平。2011年又小幅升至35.4%。按國際標準和歷史標準衡量，這個比例仍然非常低，但正在朝著正確的方向變動。

　　2012年，家庭收入的增長超過了GDP的增長。家庭收入占GDP比例的增加──這樣消費者可以拿更多的錢去購物──是再平衡的核心所在。

　　這些變化到底是投資、出口暫緩之際的曇花一現，還是中國經濟實現再平衡這個趨勢的開始，將是確定胡錦濤經濟遺產的一個關鍵因素。

　　Tom Orlik

　　(更新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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