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敗是一個歷史性問題，也是一個世界性問題。古今中外歷史發(fā)展證明，無論是發(fā)達國家還是發(fā)展中國家、無論是法治國家還是人治國家、無論是實行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還是實行計劃經濟體制的國家，腐敗始終是一個被社會廣泛關注的問題;在世界歷史發(fā)展的某一個階段或者在一個國家前進的某一個歷史時期，腐敗甚至成為社會最為關注的焦點問題。

　　中國的文明歷史是悠久的，同時，中國歷史上出現(xiàn)腐敗問題有文字記載的也是久遠的。遠在黃帝時期任職的炎帝的后裔、緒云氏的兒子就是：“貪于飲食，冒于貨賄”。當然這不是后世嚴格意義的貪污受賄行為，而是貪饞行為，但已經有了貪賄的因素。到夏朝末年，貪污賄賂風氣已相當嚴重。據《荀子·大略》記載，當時成湯求雨的禱詞中，提問六件失政之事，三件是貪污賄賂問題。商末惡名昭著的殷封王—帝辛，大肆聚斂，其奸臣費仲就是一個大貪污犯。文王被囚于姜里監(jiān)獄時，周人正是通過費仲向封王賄賂珍寶、美女、良馬等，封王大悅便釋放了文王，最終導致殷商王朝的崩潰。春秋時，被吳國打得“敗鱗殘甲滿天飛”的越國，“飾美女八人，納太宰”，太宰便說服吳王夫差許越求和，從而導致養(yǎng)虎貽患、越興吳滅。

　　秦統(tǒng)治時間雖短，但因最高統(tǒng)治者對荒淫生活的無度追求，直接毒化了政治風氣，其中一個很明顯的現(xiàn)象就是各級官吏紛紛上行下效，頻頻借宴請、迎送之機索賄斂財。如沛縣縣令之舊友呂公定居該縣，眾縣吏都前去祝賀，賀禮“不滿千錢，坐之堂下”。看來宴請是按賀禮的多少確定就坐的位置，而眾官吏如此大方，不外乎是借機討好并向縣令行賄而已。

　　漢武帝堪稱一代明君，駕馭臣下極嚴，但他也不能完全禁絕官吏們?yōu)橹\取升遷等私利而相互行賄、受賄的歪風。如在武帝朝初期擔任執(zhí)政要職的大貪官——田粉，就公然索賄、受賄，丟官在家的韓安國為重新得到朝廷高位，便把“五百金”的財物送給田粉，遂如愿以償?shù)乇蝗蚊鼮楸钡囟嘉尽⒋笏巨r。漢武帝時期，像田粉這樣大肆受賄的貪官絕非少數(shù)。

　　隋煬帝是一個善于偽裝的人。在隋文帝時期，他以生活節(jié)儉、不好聲色而博得隋文帝夫妻的喜愛。開皇九年(即公元589年)，他作為平定陳朝的統(tǒng)帥，又因“封府庫，資財無所取”，而“天下稱賢”。然而當他稱帝之后，則一改往日清心寡欲的面目，不斷追求奢侈與豪華，從而成為中國歷代帝王中驕奢淫逸的代表。大業(yè)元年(即公元605年)五月，隋煬帝下令在洛陽西郊修建方圓二百里的西苑;大業(yè)二年(即公元606年)，隋煬帝下令制作新的輿服，總之“役工十余萬人，用金銀錢物巨億計”;隋煬帝最寵信的大臣宇文化只要知道誰有珍貴東西都要索取來，他還以權給大富商人及很多胡人子弟“以恩意”，凡得到“恩意”者都與他結為父子干親，并爭著給他貢獻金銀財寶;與宇文化共掌朝政并專典機密的真世基，《隋書·虞世基傳》說他“舒官賣獄，賄賂公行，其門若市，金寶盈積”。

　　唐太宗可以說是中國封建歷史上最英明的帝王之一，他在位期間是整個隋唐時期政治最清明、貪污腐化最為收斂的時代。唐太宗時期貪污腐化只是最為收斂，因為各級官吏貪污受賄問題還是不斷出現(xiàn)。如在即位之初，發(fā)現(xiàn)有司門令史受賄一匹絲織品，太宗盛怒之下把他處死，后來他接受了民部尚書裴矩的諫言，對長孫順德受賄數(shù)十匹絲織品案和右衛(wèi)大將軍陳萬福違法索取釋站數(shù)石麥數(shù)案等貪污受賄案件，他都采取儒家思想以羞辱的方式來處理。

　　宋代貪污賄賂之風令人震驚，貪官污吏充斥朝野，貪污的行為和數(shù)額沒有有無之分，只有多少之別。北宋后期貪污腐敗之風更是愈演愈烈，形成“大小循習，貨賄公行”的局面。當時最著名的貪官是受宋徽宗寵信而被時人稱為“六賊”的蔡京、王黺、童貫、梁師成、李彥、朱勵等人，他們在職時，大肆貪污，各種損公肥私之巧無所不用其極。據《宋史》說：“蔡京為六賊之首”，“侵私以千萬計”。

　　明太祖朱元璋是中國古代著名的用嚴刑猛政治國的皇帝，他把官吏廉潔與否提高到事關國之存亡的高度，立下了“殺盡貪官”的決心，采取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措施。朱元璋查辦最為有名的兩樁大案是“空印案”和“郭桓案”。按照當時規(guī)定，每年布政司和府、州、縣衙都要派計吏到戶部(戶部相當現(xiàn)在的國家財政部)報告錢糧、軍需等財政收支項目，經戶部審核完全符合者才準許報銷，否則整個報銷冊便被駁回重新填造。因布政司普遍離京師較遠，所以為了減少麻煩，計吏都習慣帶有預備好的蓋過官印的空白文冊，“遇部駁即改”。洪武十五年(即1382年)，朱元璋發(fā)現(xiàn)了這一情況，認為其中必有貪贓舞弊行為，決定嚴加查辦，自尚書至守令皆被處死，其他被判處杖刑并發(fā)配邊關者不計其數(shù)。這就是有名的“空印案”。繼“空印案”之后，洪武十八年(即1385年)，朱元璋又查處了一件侵吞秋糧的貪污案件——“郭桓案”。郭桓是戶部侍郎(相當現(xiàn)在國家財政部副部長)，他利用職權與各司郎中(相當司長)、員外郎(相當副司長)結成團伙，勾結地方官吏，采取多收少納的手法大肆侵吞秋糧。由郭桓經手的浙西秋糧共450余萬石，但他只上交了260余萬石，其余190余萬石被他和其他官吏貪污。結果被一位御吏揭發(fā)，朱元璋大為震驚，親自審理此案。經查證，發(fā)現(xiàn)郭桓等人除貪污秋糧外，還侵吞了大量金銀財寶，折合成米2200余萬石，連同秋糧共計2400余萬石。于是他下令將郭桓以下貪官“皆處死”。“空印案”和“郭桓案”共牽連到8萬人之多。盡管如此，朝廷內外貪污賄賂照樣盛行。朱元璋感慨地說：“我欲除貪贓官吏，奈何朝殺而暮犯!”由于朱元璋治貪嚴酷，從洪武元年到十九年(即從1368年到1387年)，竟然沒有一位官員任期屆滿的，普遍是未及終老就遭貶或被殺頭。因殺戮和罷免的官員太多，以至有的地方衙門無人辦公。他不得不實行“戴死罪、徙流還職”的辦法。這是明初的情況，明代中后期的大貪官——內閣首輔嚴篙，位居要職二十多年，唯知一意媚上，賣權索賄無孔不入。《喻世名言》第四十卷(沈小霞相會出師表)寫道：“他(指嚴篙)父子濟惡，招權納賄、賣官離爵。官員求富貴者，以重賄獻之，拜他門下做干兒子，即得超遷顯位。”他倒臺后，所抄家產共計，金32960兩，銀265500兩，其他珍寶玉器不計其數(shù)，超過了皇帝珍藏。明武帝時期的大宦官劉瑾，大肆收受賄賂，貪贓枉法。無惡不作。劉瑾被處死后抄家財產共計，金24錠又57800兩，銀元寶5百錠又1583600兩，寶石兩斗，其他珠寶金銀器皿無數(shù)。

　　清代第一大貪官就是大名鼎鼎的和坤，也是清代以“貪鄙成性，估勢營私，俊妄專擅”而被誅殺的職位最高的官員。和坤的確具有非凡的才干，不僅是善于理財和斂財?shù)哪苁郑矣捎谄湔Z言的天賦和后天的勤奮學習，能通曉漢、蒙、滿、藏四種語言。他踏上仕途是乾隆三十四年(即1769年)，這一年剛20歲，承襲當時爵位不顯要的三等輕車都尉。和坤從乾隆四十一年(即1776年時和坤27歲)，到嘉慶四年的二十三年里，擔任軍機大臣長達二十三年;以軍機大臣又兼步軍統(tǒng)領二十二年;以軍機大臣、步軍統(tǒng)領又兼戶部尚書、內務府大臣和崇文門稅務監(jiān)督長達十五年之久。他長期身兼數(shù)職，集軍事、行政、財政和民族、外交、文化、教育大權于一身，權傾朝野，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由于其生性刻薄，以及狡詐的性格特點，加之貪鄙的本性，常常利用手中的權力，排斥異己，網絡親信，征求財貨，“內外官員畏其聲勢。不敢違拗”。新登基的嘉慶皇帝對和坤的長期專權和種種不法。頗有感觸，新政之初，要整飭內政。挽救大清江山，必須盡早誅除和坤，這就是嘉慶皇帝等待了三年的“韜晦”。嘉慶四年(即1799年)正月初三乾隆皇帝病逝;正月初四，和坤即被革職;初七日，和坤被嚴訊;正月十一日，嘉慶皇帝發(fā)布上諭，將和坤被革下獄原因公之于世;正月十六日，嘉慶皇帝發(fā)布上諭，諭旨中正式宜布和坤的二十大罪狀：“……設立享殿，開設隧道，致附近居民有和陵之稱，其大罪十四;伊家內所藏珠寶珍珠手串竟有二百余串……其大罪十五;” ……所藏其寶石頂有數(shù)十余個，而大塊寶石不計其數(shù)……其大罪十六;家內銀兩及衣物等件數(shù)逾四萬，其大罪十七;且夾墻藏金二萬六千余兩，私庫藏金六千余兩，地窖內并有埋藏銀兩百余萬，其大罪十八;附京通洲、薊洲地方均有當鋪錢店，共計費本又有十余萬……其大罪十九;”……其余貪縱狂妄之處尚難悉數(shù)，實從未罕見罕聞者……”，兩天后，和呻被“令其自盡”。

　　50多年前，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用小米加步槍推翻了號稱有800萬以美式裝備武裝到牙齒的軍隊——蔣家王朝，靠的是中國共產黨的英明領導，靠的是人民，靠的是三大法寶。但是不可否認，國民黨反動派腐敗嚴重也是它失敗的重要原因。

　　的確，中國無論哪個朝代都存在有腐敗問題。正如著名學者王亞南先生在《中國官僚政治研究》一書中指出的：“歷史學家昌言中國一部二十四史是相殘史，但從另一個視野去看，則又是一部貪污史。”可以說，中國無論哪個朝代走向衰敗滅亡都與腐敗有著直接的關系。朝朝相因，代代如此。又如著名學者王春瑜先生所總結的，中國古代各“王朝初年狠抓反貪斗爭一王朝中葉后反貪斗爭漸漸有名無實一王朝末年貪污腐敗猖撅，民不聊生，王朝滅亡—‘新’王朝初年狠抓反貪斗爭一‘新’王朝中葉后……成了走不出的輪回。”實為可悲，實為可嘆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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