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海南80后局長、清華大學碩士肖明輝因貪污1611萬元，被海南省二中院判處無期徒刑。消息傳開，掀起了輿論熱議。

　　曾經何時，清華大學一直被視為中國政治家的搖籃。與北大人崇尚民主自由、思想解放、難受約束的作風相比，清華人往往偏理工科思維，認真嚴謹，踏實肯干，聽話守規，正適合做接班人。不信，數一數畢業清華的政治局常委，竟有十四人之多。現任的胡錦濤總書記、吳邦國委員長、習近平副主席都是清華出身。這就造成了清華畢業生從政熱情高漲，自我期許甚高。

　　自我期許高雖不是褒義詞，但也有好處：志在追求長遠目標，不易為眼前的好處費打動，更能經得住挫折和考驗。長此以往，“清華牌”干部聲名鵲起，所到之處，往往機會更多，提升更快。

　　所以，頭頂多個“杰出青年”耀眼光環的80后局長的倒下，讓人嘆息：難道“清華”牌也要倒了？

　　從大趨勢上說，干部們確有一代不如一代的嫌疑。且不說那些經過戰火考驗的老一輩領導人，原則性極強，甚至連一張公家信紙都不私用，就說那些上世紀五、六、七十年代的干部，既有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又經歷過整風、四清、文革，被群眾雪亮的眼睛監督著，兢兢業業工作，也堪稱楷模。上世紀80年代以后，輿論開始鼓吹“抬頭向前看，低頭向錢看；只有向錢看，才能向前看”，給領導干部們送煙送酒漸成家常便飯。進入上世紀90年代，干部們漸漸出臺了新的“四項基本原則”：“工資基本不動，煙酒基本靠送，老婆基本不用，房子基本靠貢。”到了21世紀，又上新臺階：“不是比別墅有多大，而是比別墅周圍的湖面有多大；不是比有多少名車，而是比有多少個專職司機；不是比資產有多少，而是比有多少個上市公司；不是比包了多少個二奶，而是比包了多少個主持人??”

　　從政，其實是高危作業，誘惑多多，陷阱重重。在這種大趨勢下，“清華牌”已經算是經得起考驗了。

　　應該怎樣避開這重重陷阱呢？

　　最根本的辦法是拒絕種種誘惑。新中國成立初期，毛主席就一再告誡全黨干部，務必要保持謙虛謹慎、艱苦樸素的作風，要“拒腐蝕、永不沾”。但是，歷朝歷代，清官少，貪官多，“千里做官只為財”。

　　新中國一度風清弊絕，是因為有了共產主義信仰，樹立了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更重要的是最高領導人以身作則，身體力行。這樣，就從人心深處改變了游戲規則。那時的干部人數少，責任重，壓力大。白天出門各當一面，晚上回來碰頭商討。鄉級干部七八個人，縣級干部幾十人。每個人都要負責一大片，聯系一大片。沒聽說過什么分權制衡，沒有林立的機構，卻效率很高，人民很滿意。嚴格來說，那時干部有來自群眾的監督，來自上級的壓力，來自內心的動力，卻很少有來自同級的分權制衡。

　　現在權力已經高度細分了，看看一個縣級政府：縣委大樓，縣政府大樓，縣人大大樓，縣政協大樓，縣武裝部大樓，水利局大樓，林業局大樓，農業局大樓，教育局大樓，工商局大樓，稅務局大樓，公安局大樓，檢察院大樓，法院大樓，如果再加上郵政局大樓，各銀行大樓，更不得了。每個大樓里都有各科各股各室，各司其職，分權制衡。

　　兩相比較，孰優孰劣？老百姓心里最清楚，一句“官官相護”就點了相互制衡的命門，一句“供不起”道出了權力細分化、流程化、制衡化、高薪化的高昂成本。

　　但是，大多數人并不明白這個道理。這不，新華網發文《被好處費撂倒的杰出青年》，除了肖明輝案外，還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消息：據海口市檢察院統計，近5年來，查辦40歲以下的年輕干部職務犯罪166人，占立案總人數的38.5%，且呈現涉案金額大，大案、要案多等特點。可見，曾經有信仰的老干部有“59歲現象”，臨退休才想起謀私，沒有信仰的年輕干部是29歲現象，剛剛畢業就處心積慮鉆空子。為此，文章作者沉痛地強調，權力還需要進一步細分、制衡和監督。我相信，這位清華碩士一定也持這種觀點：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誰讓你們把工程招標的絕對權力放到我手里的？換了誰都會貪污啊！有本事你把權力分割了，制衡了，我沒有機會了，自然就不貪污了。

　　可見，與新華視點類似的觀點，看上去是要從制度上反腐敗，實際上是在替腐敗分子開脫個人責任，是在鼓勵干部們進一步喪失信仰，鼓勵政府修更多的大樓，鼓勵黨進一步脫離群眾。

　　“清華牌”干部之所以也開始腐敗了，是因為大學課堂也已經被法律迷信所占領。肖明輝這一代人，可能長期被教導“自律不可靠，慎獨不可行，道德很虛偽，法律才有效”。但試想一下，法律能包羅萬物嗎？如果法網嚴密到無空子可鉆，制衡、監督與司法的成本該有多高呢？

　　肖明輝們本來就信仰淡薄，加上西方思想人性自私論的邏輯論證，再有腐敗風氣的耳濡目染，那一個年輕人不躍躍欲試想嘗一嘗腐敗這塊“聞著臭，吃著香”的臭豆腐呢？

　　從深層次說，權力是很不容易受到監督的。什么是權？權者，衡也，分寸也。社會生活是一個復雜的矛盾綜合體，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在公理和婆理之間尋找平衡，這就是行權。所以，權力很微妙，看上去可以受公和婆的監督，實際上，事情越復雜、越長遠，行權者就越容易脫離外在監督，而需要靠內心的良知。行權很有點像中醫開藥方，需要靠同仁堂藥店的對聯：“修合無人見，存心有天知。”個中道理與甘苦，不易為他人理解和監督。

　　遺憾的是，改革開放以來，越來越多的人不再相信人性之善，不再相信為人民服務，不再相信慎獨，不再相信“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不再相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于是，“放僻邪侈無不為已”！一個肖明輝倒下了，千百個肖明輝站起來，前腐后繼！

　　說到這里，不能不反思“批清官”理論。過去，我們從階級斗爭理論出發批清官，認為清官緩和了階級矛盾，阻礙了階級斗爭。現在，輿論又繼續批“清官”，認為盼“清官”思想是封建思想，阻礙了民主思想。但是，站在普通老百姓的立場上，有什么干部比清官更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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