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體與主體性
主體----具有自組織能力,“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孟子》),能為社會創造價值的個體和組織。絕對主體相對于客體而言,相對主體相對于他人和社會而言。在發達的市場經濟社會,經濟主體主要指企業。主體性----人和組織的個性、自組織性與創造性。個性是基礎,自組織性是核心,創造性是主導。所謂主體性,就是系統的自組織“能力”。“子曰: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論語》)主體性就是人作為系統的自我意識、自我設計、自我控制、自我發展、自我完善、自我實現的能力,就是企業作為系統同外界進行物質能量信息交流從而進行生產和競爭的能力。人的自我實現的需要是最高層次的需要,人的自我實現需要的滿足是人的最大幸福,滿足人的自我實現的需要靠發展——個人的發展與社會的發展。經濟主體的主體性,是人和組織通過自身自覺活動為社會創造財富的屬性。人的主體性是單位主體性的本質、基礎和前提。經濟主體性的高低取決于創造財富功能的強弱。經濟主體的主體性滲透在經營和發展的相互對稱的各個要素中,是使各種要素得以建立對稱關系的靈魂。沒有經濟主體的主體性,對稱關系無從建立,經營活動無從開展,經營規律和社會規律無所依托。經濟增長方式中知識運營的主體性滲透在經營模式與發展模式中。企業的主體性,團隊的主體性、區域的主體性,國家的主體性,是放大了的人的主體性,其本質都是人的主體性。如果不是從主體的角度來定義經濟人,那么也就無從理解企業主體、區域主體、民族主體、國家主體在經濟活動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就不能理解國際經濟關系,區際經濟關系。改革開放以前生產力發展不快的根本原因是經濟、超經濟強制對人的主體性的壓制,改革開放以后生產力快速發展的根本原因是人的主體性的解放。總體上改革開放的目標就是使國民整體上擺脫人身依附關系,實現起點平等,大大提高人的主體性,對人的行為從質和量兩方面作出有利于生產力發展的導向。如果改革開放是一切向錢看,用金錢人身依附關系代替行政人身依附關系,那么這樣的改革沒有意義。所以必須從主體的角度定位中國人。
從主體的角度定位中國人
從主體的角度定位中國人,就是以創造理性定位中國人。人的本質是社會主體,人的本質屬性是主體性。人的屬性包括自然、社會、意識性。人的本質的展開和社會的發展是同一個過程。人的本質和本質屬性是人的各方面屬性綜合起作用的結果。作為人的本質的展開和表現的人的一切社會關系(包括主體和主體,主體和客體,客體和客體的相互關系)只能通過人的創造性活動來建立,而人的創造性活動來源于人的創造性意識,人的創造性意識來源于人的創造理性。創造理性,就是創新、創造、創業思維。“天下萬物生于有,有生于無”,中國傳統文化中功利主義的價值觀,就是主體價值觀、勞動價值觀、創造價值觀、自由自覺的勞動價值觀。在知識經濟時代,所謂創造理性,就是通過創意→創新→創造→創業→二次創業,使知識運營帶動資本運營,資本運營帶動資產運營,資產運營帶動產品運營,通過強化主體的創造性、主客體關系的和諧性,強化以主體為中心同客體、相對主體為中心同相對客體的對稱與統一,使知識主體化、個性化、功能化、價值化、增值化,使主體和客體、主觀與客觀、相對主體與相對客體的統一具體化、微觀化;就是用創造的、再生的眼光看待經濟現象,而不是用選擇、配置的眼光看待經濟現象;就是用創造理性帶動選擇理性,用資源再生帶動資源配置,用再生經濟學范式代替配置經濟學范式。配置型經濟與再生型經濟,是GDP增長觀與對稱經濟發展觀的本質區別。在對稱經濟發展觀看來,只有再生經濟學范式與再生經濟模式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怎樣開發國內市場、怎樣提高老百姓消費能力、怎樣藏富于民等問題。而改善企業的經營環境,最根本的,也就是變配置型經營環境為再生型經營環境。科學的發展過程既是繼承的過程,也是創新的過程;既是“積累”的過程,也是范式轉換的過程;既是遵守舊規律的過程,也是創造新規律的過程;既是對錯誤的測試和驗證的過程,也是對內在因果必然性的邏輯分析過程。因此無論是科學發展還是技術突破都不是線性“傳遞”的過程,而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進的過程,經濟技術落后的國家通過自身努力 “首創”、“填補世界空白” 實現后來居上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從主體的角度定位中國人,就是以人的主體性為中心,用創造性的資源再生來帶動資源配置,用直接投融資帶動間接投融資,用創業帶就業;以資本為中心,就是用純資源配置的眼光來解決投融資問題,解決就業問題,為就業而就業。實踐證明:當今時代用就業來解決就業問題是舍本求末,只有用創業解決就業問題才是根本;創業是用增量改革促存量調整的社會系統工程,而不僅僅是現有產業的提升和擴大。要使中國經濟足以消化大學生就業,首先需要足以消化中國經濟的再生經濟——創業經濟學范式。一個國家,不管它是先進還是落后、發達還是發展,融入全球化是必然的、不可逆轉的趨勢;問題的關鍵不在于要不要全球化,而在于全球化過程中能否堅持自身的主體性。如果能堅持自身的主體性,那么全球化就可以趨利避害;如果不能堅持主體性,那么全球化就是一場災難。一個國家的經濟主體性,以知識主體性為主導、以金融主體性為核心、以資產主體性為途徑、以產品主體性為歸宿。使我國制造業處于國際分工條件下的產業鏈低端的根本原因,是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的民族主體性問題,是能否在堅持民族主體性的基礎上實現本國知識經濟與經濟全球化的統一問題,是經濟全球化條件下本國發展模式問題。改革開放30年的實踐經驗證明,開放不等于放任,在經濟全球化的國際大分工、市場國際化中不能把中國發展戰略定位于“世界工廠”、原料產地與出口導向。發展模式轉軌的基礎是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產業結構提升、產品技術升級,核心是經濟主體性的轉移。經濟主體性包括自主創新、內需導向、民族資本為主。經濟主體性中,內需導向是自主創新的基礎,自主創新是內需導向的主導,民族資本為主是把這兩個環節統一起來的核心,內需導向、自主創新、民族資本為主共同構成了經濟民族主體性的三個基本環節,堅持經濟民族主體性是一個系統工程;經濟民族主體性又是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本國產品技術升級、產業結構提升、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保障,是使知識經濟與經濟全球化統一起來的紐帶。民族與國家的主體性是金融安全性的前提,金融安全性是民族與國家主體性的保證。金融的虛擬性、流動性、綜合性特點,使之具有承上啟下、牽一發而動全身的關鍵作用。所以,當我國講經濟主體性,強調要樹立自有品牌、擁有自己核心知識產權、控制重要資源時,不要忘了金融安全。金融安全首先是國內經濟增長方式和國際經濟增長方式的對稱。經濟全球化與知識經濟時代的出口導向型經濟,其國內生產方式同國際經濟增長方式不對稱或落后于人類總體增長方式轉變的腳步,必然隱含著巨大的危險;即使沒有全球金融危機,也會造成國內泡沫經濟。如果說,此次全球金融危機是由西方經濟發展模式與經濟增長方式的不對稱引起,那么國內經濟危機則主要是國內低端制造業為主的生產方式與全球經濟增長方式不對稱使然。像中國這樣的大國,要建立經濟危機的防火墻,就必須做到經濟學范式與經濟發展模式的對稱、經濟發展模式與經濟增長方式的對稱、國內生產方式與人類經濟增長方式的對稱。金融發展的邏輯、當前金融體制的發展方向是什么?如果說,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是全球性的然而非全球化的,那么此次美國的由次貸危機引起的金融危機則不但是全球性的而且是全球化的——美國的全球金融霸主地位,使其金融危機不僅有象征意義而且有實際意義——美國的金融危機將通過其世界性的廣泛而緊密的聯系波及全球。這將標志著國際舊金融體系——以間接投融資為主導的金融體系在苛延殘喘十年后已走向全面崩潰;直接投融資將主導國際金融新秩序。中國政府應該自覺順應這一趨勢,用扶持再生型、創業型直接投融資,代替扶持圈錢型“直接投融資”,把救市——救股市、救房市、救銀行的政策資源,轉為扶持再生性創業工程。必須限制間接投融資的發展、避免貸款膨脹引發金融危機和國際金融炒家利用熱錢制造金融危機,禁止私人、民間、外資在中國開辦或參股銀行和保險公司;商業銀行和保險公司應全部國有國營,不得上市融資,并限定金融衍生品的使用范圍,使其不致成為投機的工具;商業銀行、保險公司、社保基金除了可以購買國庫券外,嚴禁商業銀行、保險公司、社保基金參與直接投融資業務;鼓勵與支持私人、民間、外資創辦或參股投資銀行。投行與銀行的最本質區別,就在于投行通過直接投融資為實體經濟服務。必須嚴禁投行開辦間接投融資業務,投行的虛擬直接投融資必須落實為實體直接投融資。中國的外匯儲備只能拿來進口國內再生型直接投融資、特別是再生型基本建設所需要的緊缺物品,而不應購買國外投機性極強、風險性極大的金融產品。一個國家的金融安全也并不必然以其它國家的金融安全為前提。如果以經濟全球化、金融全球化為名,自作多情地把建立金融危機的防范體系捆綁在某些大國身上,對于其它國家的金融危機自覺地擔負起救火隊員的角色,而不是筑起一道自身金融危機的防火墻,那么其結果,就是使危機變成機會,只不過是權貴階層把我國金融資產拱手送人、中飽私囊的機會。建立金融危機防范體系也不僅是靠揭露國際金融炒家陰謀、外匯管制、人民幣不可完全自由兌換、匯利率高低、人民幣升貶、巨額外匯儲備等來調控,不僅是靠“理性預期”的調整、“危機預警”的掌控。“政策調控”的作用只能是有限的;在知識經濟與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僅僅著眼于金融政策與監控措施的“金融危機防范體系”將捉襟見肘、左支右絀,難以抵擋全球化的金融危機。應該淡化銀行功能、強化財政功能,并把提高財政能力作為提高政府執政能力的最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只有(要)從資金源頭上堵住金融投機、特別是國際金融投機的漏洞,才(就)能防范虛擬經濟演變成虛幻經濟,引發金融危機。金融危機防范體系看成是以國家和民族主體性為中心,經濟學范式與經濟發展模式對稱、經濟發展模式與經濟增長方式對稱、國內生產方式與人類經濟增長方式對稱的社會系統工程,這個系統工程既是防范全球性金融危機對國內沖擊的必要條件,又是防范全球性金融危機對國內沖擊的充分條件。只要堅持經濟全球化中的民族主體性,金融危機是可以有效防范的。
“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從主體的角度定位中國人,就是以民為本。所謂“關注民生”,不是一種仁政,不是一種施舍,而是體現民有、民享、民治的原則;改革的成果本來就是人民的,而不是與人民“分享”改革成果。
“兼相愛,交相利”(《墨子》),“和為貴”,“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從主體的角度定位中國人,就是從合作的角度定位中國人。人是社會的動物,“人生不能無群,群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離,離則弱,弱則不能勝物。”(《荀子》)人與人之間應該在差異中尋找同一,在否定中尋找肯定,在揚棄中實現發展;和諧社會只能是社會各種力量平衡作用的結果,而不可能在單向度的社會中實現。改革開放以來所存在的大量消極問題,其中最本質的,是由少數既得利益者獨享改革成果,而改革成本由全社會負擔并由此造成國內嚴重的貧富兩極分化。改革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吸收現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合理因素,實現傳統社會主義與現代資本主義的揚棄與雙向融合。總體上,改革開放、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而對于改革開放以來存在的種種問題通過法治與民主控制權力腐敗的途徑來解決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自我完善。因此,堅持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就是把改革開放定位于社會主義自我完善。
從主體的角度定位中國人,就是“經世致用”的價值觀,就是把價格還原為價值,交換價值還原為使用價值。產品的本質是使用價值。使用價值就是價值。只有實現的價值有使用價值,只有在使用的價值才是實現的價值。西方哲學的“意義”是邏輯上的自洽是主觀對客觀的符合,中國哲學的意義是價值,即對人的有用性。非功利主義的哲學觀造成了西方經濟學主客體的對立和不對稱,功利主義的價值觀形成了中國哲學主客體的統一與對稱。價值理性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與精粹。根據價值理性,經濟不等于金錢,以經濟為中心不等于以金錢為中心。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主流經濟學”實際上是西方的價格經濟學,而價格經濟學就是社會貨幣化、一切向錢看、把經濟和金錢畫等號的經濟學。所以要批判“以金錢為中心”,就必須從源頭上批判西方價格經濟學。“以經濟為中心”和“以金錢為中心”這二者有本質區別——一個屬于價值經濟學,一個屬于價格經濟學。衡量國家、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效益標準應該有不同的參照系。如果說民營企業可以以利潤為效益標準,那么國家、國有企業則應該以價值為效益的根本導向,用社會效益來主導經濟效益。經濟不等于金錢,利益不等于利潤;利潤不是經濟的根本目標,也不是經濟的唯一指標。如果不加區別地把利潤看成經濟的根本目標、唯一指標,將破壞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我們之所以反對“國退民進”,不是因為國有企業的盈利能力不亞于或高于民營企業,而是國有企業有民營企業不可替代的社會作用。知識經濟時代,隨著經濟社會化與市場宏觀化,微觀經濟與宏觀經濟已經逐步走向統一,宏觀經濟固然以微觀經濟為基礎,但微觀經濟也要靠宏觀經濟的整合和主導。要走真正的社會主義道路,就要變“以金錢為中心”為“以經濟為中心”,真正的社會主義道路的理論基礎只能是價值經濟學而不可能是價格經濟學;只要不根本改變現有指導中國改革的西方價格經濟學范式,那么在以經濟為中心的同時不以金錢為中心,就像一個人拔著自己頭發離開地球一樣根本不可能。所以必須對“以金錢為中心”的理論基礎價格經濟學進行批判。
從主體的角度定位中國人,就是用對策而不是用博弈來定位中國人的理性。中華民族幾千年文明史,就是一部對策戰勝博弈的歷史。對策和博弈的區別不是表面上的,而是有著主體論的依據。對策和博弈的關系還可以用下棋和打牌的關系來比喻。下棋靠全局謀劃,靠智慧取勝,打牌僅靠靠運氣和冒險“優化配置”手頭有限資源。西方的“風險越大機會也越大”的經濟學、投機經濟學、GDP經濟學、完全競爭的市場經濟學就是博弈經濟學,稀缺資源的優化配置就是打牌經濟學;中國再生經濟學、全國一盤棋經濟學、注重宏觀調控充分競爭的經濟學是下棋經濟學、對策經濟學。我把博弈經濟學稱為葛朗臺經濟學,是小商品經濟在市場經濟中的放大,只著眼于成本收益最大比、利潤最大化,沒有全局觀、長遠觀、整體觀。因此對策經濟學是可持續發展經濟學,博弈經濟學是不可持續發展經濟學。誠然,消費是生產的根本目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生產是為了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從最終意義上,是消費決定生產而非相反。但消費分消費行為與消費需求兩方面,消費需求又分眼前需求和長遠需求、整體需求與局部需求、根本需求和表面需求、個人需求與國家民族需求、精神需求與物質需求幾個方面。消費決定生產根本上是通過消費需求決定生產來實現,直接消費行為決定生產只是消費決定生產的表面現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區別之一,就是社會主義國家秉持經濟發展的整體觀、全局觀、長遠觀,并有可能通過政府的宏觀調控,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社會主義國家基本建設投資不但是為了滿足國家和民族的長遠的、整體的、根本的需求,而且其產生的投資杠桿效應也是滿足人民群眾眼前、局部、表面需求的必要基礎。因此加強基本建設投資與消費決定生產的經濟學基本原理并不矛盾,而是統一的。但在GDP統計數據上顯示出來的,基本建設投資只能是“鋼筋水泥”GDP,能構成消費GDP的,只能是眼前的消費行為結果。GDP經濟學是只看現象不看本質、只看數量不看質量、只看眼前不看長遠的“博弈論”思維方式的產物。這種把經濟學原理數量化的博弈論思維方式,會使我國經濟陷進不可持續發展的困境,甚至和資本主義國家一樣頻頻發生經濟危機。
從主體的角度定位中國人,就是社會發展的道德尺度與歷史尺度的統一。文天祥:“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岳,上則為日星。于人月浩然,沛乎塞蒼冥。”浩然正氣寓于大自然中。誠信經濟與綠色經濟是統一的,道德經濟與市場經濟是統一的,科學的經濟理性是道德理性而不是叢林理性。市場經濟是等價交換、公平交易、平等競爭的經濟形態,市場的邏輯既是科學的邏輯也是道德的邏輯。正好像最講平等競爭的體育競技場也最講游戲規則,最講平等競爭的市場經濟也最講游戲規則。“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故制禮義以分之。”(《荀子》)道德是保證社會公平得以實現,使“禮者,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荀子》)的游戲規則。人的浩然之氣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由天地養成,人的“貴者敬焉,老者孝焉,長者弟焉,幼者慈焉,賤者惠焉。” (《荀子》)的道德素養在好的市場經濟中形成。好的市場經濟離不開人的道德素養,社會歷史的發展規律就是人性、人的本質、人的理想的實現規律;歷史發展的科學尺度與道德尺度、歷史尺度與道德尺度是一致的。歷史進步以道德進步為標準,道德進步以歷史進步為根本。歷史尺度與道德尺度一致的基礎,在于人是歷史的主體,而不僅僅是人;人的自我實現、自我發展是同其他方面相平衡相協調的,而不是某一方面的片面發展。所謂發展是以人的主體性和全面發展為基礎、途徑和目標的“增長”,不同于以GDP為目標的“增長”。生產力發展的前提是主體性,改革開放成就的根源是主體性的解放和發揮。完善市場體制的根本是主體性的完善。是否有利于人的主體性的提高與人的全面發展,是發展與增長的區別。只有把人看成是主體,才能全面、正確地理解人本主義和科學主義、人性的發展和社會發展的統一和一致。
從主體的角度定位中國人,就是人的全面發展。人的發展的全面化過程,就是人和社會的主體化、人的主體和社會的主體的系統化過程。因此人的全面發展就是系統化的主體和主體的系統化。所謂人的全面發展的人類化社會,就是在全面分工的基礎上人的全面交往,使人的個性的充分發展和人的社會性的充分發展以前者為基礎達到有機統一。人的本質是社會主體。人分為勞動者和非勞動者,前者是真正的主體,后者是非主體或負主體,是主體的異化。勞動者的本質是勞動;主體化的勞動者的本質是自由自覺的勞動。把人與人關系僅僅看成是社會關系,同僅僅把人與人關系看成是自然關系一樣,都是片面的;人與人的關系本質上是自然關系、社會關系、精神關系的統一,這種統一的歷史發展,必須以個人、相對主體為中心。在這里,人與人的邏輯關系,是歷史關系的濃縮;人與人的歷史關系,是邏輯關系的展開。人與人的關系,是人的本質的外部表現;人的本質是人與人關系的根據和基礎。從空間和時間、歷史和邏輯的統一來觀察,人的全面發展實質上就是人的主體化。經濟規律與人的主體性、生產關系與生產力從不對稱向對稱轉化,從消極對稱向積極對稱轉化,是舊體制向新體制轉化的最深層本質。這種轉化提供了無數的機會,也提供了巨大的動力,主體方面的動力和客體方面的潛在機會的結合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生產力發展的根本原因。改革本質上就是解放人的主體性。
提高中國人主體性的根本原則是經濟發展的主體性原則。經濟發展的主體性原則滲透在人的一切經濟活動中,是人的一切經濟活動的根本原則。經濟發展的主體性原則就是在人的經濟活動中自覺按照人的主體性發展規律,提高人的主體性、推動社會發展的原則;就是作為人的主體和作為物的客體以作為人的主體為中心、作為人類個體的主體和作為人類集體的主體以個體為本位、人作為目的和作為手段以目的為歸宿的原則。人的目的性原則和人的創造性原則是經濟活動主體性原則的兩個基本層面。以人為中心是經濟活動主體性原則的核心。經濟活動的主體性原則是自覺的人在自己的一切經濟活動中必須自覺遵循的根本原則。提高中國人主體性的根本途徑是進一步解放思想,進一步解放生產力,進一步解放社會活力;而緊緊依靠人民,把人民群眾的利益作為改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把人民滿意度作為衡量改革成敗的根本標準,站在人民的立場上處理改革的重大問題,又是三個進一步解放的根本途徑。
來源:中國改革論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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