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三年十一月十二日，隨著十八屆三中全會的閉幕，無論是左翼、右翼，還是那些中間力量無不翹首以待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公報，也公之于眾了。公報一經發表，不僅立刻吹散了壓在左翼和愛國中間力量心頭的滿天烏云，而且還更是給了會議召開前極度瘋狂的右翼、尤其是給了會議召開前極度猖獗的漢奸賣國勢力以沉重的打擊。因此在當前烏云壓頂、濁浪排空的形勢下，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的通過和發布，充分地彰顯了真正的中國共產黨人無不具備只有堅定的愛國主義者才擁有的那種英雄情懷。

　　盡管目前我國所面臨的國際和國內局勢是矛盾重重，但是民族矛盾、尤其是國際和國內同時存在著的雙重民族矛盾，仍然還是占第一位的。而今天的中國之所以深陷于國際和國內的雙重民族矛盾之中，一切皆是由于漢奸問題才造成的。因此，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是沉重打擊漢奸賣國勢力，有效解決國家安全問題的強力措施。所以如果暫且拋開階級的立場而只是站在中華民族的整體立場上來認識，那么十八屆三中全會，就是當今中國左翼和所有愛國力量所取得的一場決定性勝利的會議。

　　由于受腐朽的儒家文化的影響，特別是由于受孔子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這種思想的毒害，因此我們中國這才總是會自發地就能大量地產生漢奸。改革開放后新時代漢奸的產生，就更能充分地證明這一點。漢奸賣國的問題，歷來就是導致我們中華民族挨打受辱的主要原因之一。當年在爭取民族獨立和自由的不屈抗爭中，中國人民找到并選擇了社會主義，從而才挽救了瀕臨亡國滅種邊緣的中華民族。因此我國的社會主義，從來都是和愛國主義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我國的社會主義者，也從來都是天然的愛國主義者;而凡是愛國主義者，最終也必然會進步轉變成社會主義者。多年以來，經過我國左翼，特別是經過毛澤東主義者們對愛國主義的苦苦堅持，尤其是經過對那些漢奸賣國賊以及他們的漢奸賣國行徑持之以恒的揭露和批判，終于教育并喚醒了體制內的健康力量，因而這才部分接受了左翼的判斷和主張，斷然在黨中央的全會上決定“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完善國家安全體制和安全戰略，確保國家安全。”

　　十八屆三中全會之所以備受人民的矚目，就是因為自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了改革開放以來，歷屆的三中全會都會對如何進一步深化改革開發而做出重大的決策。對此，十八屆三中全會不僅當然不會例外，而且在面臨國際上的反華勢力和國內以“普世價值派”為代表的漢奸賣國勢力的巨大壓力下，還更有可能進行政治體制的改革。然而與以往的歷屆三中全會不同，面對三十多年來由于“分權讓利”和財富外流式改革開放而造成的國有企業破產倒閉、財富外流、公有制經濟體制動搖和由于漢奸賣國勢力的極度猖獗而給國家安全所造成的巨大隱患與威脅，十八屆三中全會不僅斷然否定了國外反華勢力和國內以“普世價值派”為代表的漢奸賣國勢力極力呼吁的政治體制改革并決定“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以維護國家的安全和確保改革能夠沿著正確的方向運行。而且還更是突出強調了“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和“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就是由于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極大地振奮了人心，所以許多左翼的同志才都做出了這樣或那樣的正面理解與積極的解讀。然而對這樣一些給了目前國內極度猖獗的漢奸賣國勢力以沉重打擊并必將推動社會主義回歸的重大決策和措施，也有不少的左翼同志卻仍然感到意猶未盡、心有不甘，因而便再一次犯了左傾急躁病，認為無論是去年的十八大政治報告，還是今年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盡管都提到了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雖然都提出了要堅持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但卻由于沒有提出要實現共同富裕，沒有提出如何解決目前我國日益嚴重的階級剝削和階級壓迫的問題。特別是當多達六十條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和習近平總書記的長篇《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公布之后，更是認為此屆三中全會不過仍然是在“打左燈向右拐”。至于公報中提到的要堅持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等，認為那不過就是為了安撫一下左翼而已。于是那些犯了左傾急躁病的左翼同志不僅絲毫沒有表示對黨內健康力量以應有的支持，不僅繼續否認黨內健康力量的存在，而且即使是對左翼內部對公報做出了正面理解與積極的解讀的其他同志，也更是不斷地進行著這樣或那樣的冷嘲熱諷，甚至是進行無端的謾罵。

　　自去年以來，國內的局勢可謂是更加撲朔迷離。在十八大召開前，美國人佐利克敢于公然帶著妄圖徹底摧毀我國國有企業的《佐利克報告》到我國來“傳經布道”的情況下，在去年的“兩會”正在進行中，由于重慶事件而造成了國內政局風云突變的情況下，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堪稱是《佐利克報告》翻版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所制定的“383方案”突然出臺和要求推廣轉基因水稻產業化的呼聲突然高漲的情況下，在近年來的賣國行徑越發地猖獗、尤其是在互聯網上的漢奸言論更是鋪天蓋地的情況下，因此當十八大政治報告和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公之于眾之前，除了那些洋奴買辦和漢奸賣國賊之外，哪一個真正關心當今中華民族前途和命運的中國人，沒有產生過命懸一線的這種感覺。然而十八大政治報告、特別是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的通過和發布，不僅必將有力地打擊漢奸賣國賊們的賣國行徑，而且或許還能在一定程度上阻止改革教徒掀起的新一輪瓜分國有資產的狂潮。

　　目前我國的工農勞苦大眾，的的確確是正在遭受著殘酷的階級剝削和階級壓迫。因此社會主義的回歸，也確實是他們的迫切愿望。然而不僅和當年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是一個艱苦漫長的過程相同，而且與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也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一樣。社會主義的回歸，也必然要經過一定的過程。改革開放后所出現的“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不過就是一種夸張性的描述而已。今天急切地盼望著能夠馬上回歸社會主義的那些人，“粉碎四人幫”時的載歌載舞，意識到這將是要回到解放前了嗎?漲工資、發獎金時的衷心歡呼，意識到這更是要回到解放前了嗎?從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到廠長(經理)負責制時的漠然視之，意識到這馬上就是要回到解放前了嗎?一直都沒有。直到開始“砸三鐵”并下崗、買斷、失業、失地這樣的痛苦加身，這才由于自身的痛覺而意識到了就是要回到解放前，但此時，無不悔之已晚。因此社會主義回歸的過程，首先就是一個工農勞苦大眾的階級覺悟和思想認識真正提高的過程。如果只是從自身的感受而不是從理論上來真正認識什么是社會主義，那么即使社會主義能夠實現在我國的回歸，但總有一天也還會再失去。

　　沒有“粉碎四人幫”時人民大眾的載歌載舞，人民大眾也就不會有今天的艱難痛苦。時至今日，一個當年人民大眾熱烈慶祝“四人幫被粉碎”的場景仍然會時常出現在電視畫面中：一隊身著艷麗的服裝，腰間系著彩帶，容顏十分姣好的女青年，興高采烈地扭著秧歌，臉上還洋溢著歡快的笑。她們的美麗，撩動得正處于青春期的我，內心躁動了許久。一晃三十多年已經過去了，不知她們現在到底怎么樣了，是當上了大款?還是傍上了大款?

　　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和汪東興等人最大的歷史功績，就是在毛主席逝世之后才剛剛兩年多的時間里就啟動了轉型接軌，從而使不少由于不追求道理而不懂道理并早已習慣了用自身的感受來認識事物的中國人，能在自己短短的一生里，就有幸經歷了蔣介石、毛主席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時代，而有些年齡在八十歲以上的中國人，還更是經歷了滿洲國或日本占領的時代。從而讓中國人通過自己前后的親身感受，來直接對比各個時代都給自己帶來了什么，對自己究竟都意味著什么。因此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和汪東興等，都應該被授予學習毛澤東思想最優秀輔導員的“光榮”稱號。

　　對任何事物，只有靠理論來觸及大腦皮層深處的理性細胞來達到理性認識的高度，才能夠形成深刻的認識。如果只是由于自身感觸這樣只是觸及到皮膚而形成的淺表性的感性認識，那么由于“傷疤好了不再疼”的因素使然，這樣的感性認識將會很快消失。所以，即使是因為如此，那么左翼也不應該再犯左傾急躁病，而是應當充分抓住當前私有化改革所造成的活生生的現實，通過前后兩個三十年的強烈對比，從而來引導更廣泛的人民群眾對社會主義理論形成更廣泛、更深刻的認識。建國以來社會主義制度在我國的確立和失敗的歷史證明了，引導更廣泛的人民群眾對社會主義理論形成更廣泛、更深刻的認識，遠比急于推動社會主義社會形態在我國的回歸更為重要。

　　在當今中國的特殊環境下，只有那些不僅不懼任何風險，不僅能夠經受得起生死的考驗，不僅能夠經受得起時間的考驗，而且還更是能夠經受得起來自同一陣營的冷嘲熱諷而始終不改對毛澤東主義信仰的人，才堪稱得起是今天中國的左翼。而那些乘機要為自己樹旗幟、拉隊伍、造聲勢，甚至就連在互聯網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還要特地標注上轉載須署名的人，無論其觀點是多么的正確，不管他在口頭上是多么的崇拜與捍衛毛澤東，那也算不上是當今的左翼。

　　我國有著這樣一句廣為流傳的俗話，同時也是一種長期而廣泛存在的社會現象，那就是“棍棒底下出孝子”。對于“棍棒底下出孝子”的這種社會現象，當代的中國人無不認為它是我們中華民族一種長久的種悲哀。然而在我們這個講求孝都講求了兩千多年的民族中，之所以會長期而廣泛地存在著“棍棒底下出孝子”的這種悲哀，就是由于我們的民族傳統文化中沒有多少道理。由于沒有道理，所以父母也就只能用“烏鴉反哺”和“羊羔跪乳”這樣的現象而不是用富含邏輯的道理來將自己的兒子培養成為孝子。而兒子同樣由于也不懂得為什么要做一個孝子的道理，因此更難理解“烏鴉反哺”和“羊羔跪乳”這樣的現象，于是孝子也就只能在棍棒這種嚴重的家庭暴力下產生了。一個全人類人口最多的且又歷史悠久的民族，其傳統文化中卻竟然沒有多少道理，這確實不能說不是一個民族的整體悲哀。也正是由于沒有多少道理來使人的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的高度，而只有自身感觸的這樣淺表性的感性認識又很容易消失，所以我們中國人這才總是“好了傷疤忘了疼”。于是兩千多年來，這才輪回上演著一幕幕總是挨打的民族悲劇。

　　“事不關己，高高掛起”，認為個人的命運與國家的命運沒有什么聯系，是大多數的中國人由于在沒有多少道理的儒家文化中浸泡了兩千多年而養成的愚的這種惡習。創作于抗日戰爭時期的我們的《國歌》中有著這樣一句歌詞：“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后的吼聲”。抗日戰爭是一場事關中華民族存亡的生死之戰，然而卻又有多少中國人發出了最后的吼聲?八年的抗戰期間，中國共產黨人不僅用大力鼓動宣傳這樣的言教，而且更是用浴血奮戰這樣的身教，才把共產黨領導下的八路軍、新四軍和民兵發展到了三百多萬人。而蔣介石的國民黨，更是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抓了一千多萬的壯丁。抗戰時的中國，人口就已經多達了四億多人。可是在這場事關民族存亡的生死之戰中，卻不僅只有幾千多萬的中國人才投入到了這場保衛中華民族的生死之戰中，而且其中還有不少人是被迫的。而另外的那些總數都超過了四億的中國人，卻竟然都一邊苶呆呆地充當著歷史的看客，一邊還都在各自做著自己的致富夢或是發財夢。就是由于把沒有多少道理的儒家思想作為了自己的統治思想，就是因為把沒有多少邏輯的儒家文化當作了是自己民族的主流文化，所以特別講求孝的中國人，這才會變得愚孝，這才只能是“棍棒底下出孝子”了。

　　由于受沒有形式邏輯知識的儒家文化的影響，特別是由于受儒家文化的那種只注重事物的變化結果而卻忽視事物的變化過程和起因的實用主義毒素的毒害，有的中國人形成了極難理喻卻又易于利誘并非常崇尚權力、甚至是崇尚暴力的這種性格。因為理喻的結果，一般是不會即時出現的。而權力、尤其是暴力的懲處。卻是馬上就可以加身的。就是由于受腐朽無能的儒家文化的毒害而養成的膽小懦弱的這種性格，所以有的中國人在崇尚權力、甚至是崇尚暴力的同時，又非常懼怕權力，特別是非常懼怕暴力。因而從古至今，我國始終是只有權力或暴力崇拜，而卻從來沒有產生過真正的個人崇拜。

　　排除人類社會處于早期蒙昧狀態時的那種渾然無知的神性崇拜，其余的無論是個人崇拜，還是權力、金錢崇拜，都是人們有意識的活動。除了世襲制度的時代，任何人的權力都不是與生俱來的。因此，即使是真正有誰具有無限的權力，那么他的權力，也只能是靠他個人的能力獲得的。而他獲得個人權力的能力，往往就代表了真理和道義。所以真正的個人崇拜，在某種程度上說就是對真理的崇拜，就是對道義的崇拜。因此崇拜某位個人，實際上就是在追求真理，就是在追求道義。只有這樣的崇拜，才是發自內心的崇拜，才是精神上的崇拜，才是崇高的崇拜。而權力崇拜不同于真正的個人崇拜，崇拜權力，或是由于懼怕權力，或是為了追求個人利益。所以權力崇拜，是屬于低級趣味的物質崇拜。因而權力與權利這兩個詞的含義，才會是有些接近的。就是由于只有權力崇拜、甚至是暴力崇拜而沒有道義崇拜或是真理崇拜，因此非常講求忠的中國人，這才會變得愚忠，這才會“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中華民族的民族解放和社會主義制度在我國的確立，是以兩千八百萬革命先烈的生命為代價才換來的。盡管這兩千八百萬革命先烈不可能個個都是先知先覺者，但最起碼也都是具有一定的自覺意識和民族氣節的人。而只有產生了一定的自覺意識，人們才能認清事物的本質，才會意識到社會主義對自己究竟意味著什么。當年從“粉碎四人幫”到改革開放，絕大多數的中國人無不歡欣鼓舞。而直到下崗、失業、失地這樣的痛苦加身了，于是這才意識到社會主義對于自己究竟意味著什么，因而這才要急于回歸社會主義。當年毛主席之所以不僅一再號召工農兵要學哲學，一再號召要組建宏大的工人階級理論隊伍。而且還更是一再告誡我們“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里?就在共產黨內，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修正主義上臺，就是資本主義上臺，而且是最壞的資本主義，是法西斯主義”。“資本主義一旦復辟，勞動人民就要吃二遍苦，遭二茬罪”。就是為了讓工農大眾僅僅從理論學習上，就能夠認識到社會主義對于自己的重要，從而倍加珍視并去堅決捍衛社會主義。然而由于受儒家文化的毒害太深，所以絕大多數的中國人并沒有去認真學習毛主席的著作，并沒有能夠真正領會毛主席的教導，從而辜負了毛主席的一片苦心。于是終于在改革開放的年代，吃上了二遍苦，遭上了二茬罪。因此可以說，改革教的教主，就是中國人民學習毛主席著作的“最優秀輔導員”。是他用殘酷的現實把絕大多數的中國人都“輔導”成了毛澤東主義者，都“培養造就”成了推動社會主義在我們中國回歸的主要力量。只不過就是這樣的“輔導”，使被“輔導”者所付出的代價實在太大，甚至是太慘。是靠理論學習，還是由現實“輔導”才能夠認識事物本質的差別，就在于認識者所付出的代價不同。而在歷史向前發展的過程中，我們中國人之所以往往都要付出慘重的代價，就是由于在沒有多少文化營養的儒家文化中浸泡得太久而幾乎形成了一種宿命。而要擺脫這種宿命，那就不僅要進行文化大革命，而且還必須做到像毛主席當年所說的過七、八年就再來一次那樣的多次。否則，中國人將永遠也無法擺脫這種宿命。正是因為如此，所以社會主義在我國回歸的過程，絕不能也更不會是一個急于求成的過程。沒有體制內外健康力量的共同努力，實現不了社會主義在我國的回歸。沒有廣大勞動人民的真正覺悟，社會主義即使實現了回歸，那么也必將再次失去。因此在爭取實現社會主義回歸過程中已經先行覺悟了的左翼同志，絕不要患上左傾急躁病。

　　今天我國的工農大眾，確實是正在遭受著殘酷的階級剝削和階級壓迫。但是如今的整個中華民族，卻同樣也正在遭受著民族剝削和民族壓迫。因此我國左翼的前途，就在于如何才能首先解決中華民族所遭受的民族剝削和民族壓迫的問題，其次才在于如何解決工農大眾所遭受的階級剝削和階級壓迫的問題。

　　對今天的中華民族由于正在遭受著國際資本的殘酷剝削和壓榨而面臨著新的亡國滅種危險的這一問題，由于帝國主義只是夾著皮包回來了，而并不是拿著真槍真炮打上門來，所以有些左翼的同志還沒有能夠認識到。于是便認為中華民族新的亡國滅種的這一危險，只是存在于理論上而并沒有產生于現實中。然而理論上的存在，卻不等于在今后某些條件具備的情況下，就不能轉化為現實的存在。特別是在生產力高度發達的今天，理論上的存在轉化為現實中的存在，將會是在瞬間就能完成的。因此對于中華民族新的亡國滅種的危險，我們不能不對其有所預見。然而對于那些因為在沒有形式邏輯知識但卻又充滿了實用主義毒素的儒家文化中浸泡了兩千多年，因而養成了只注重事物變化的結果而卻往往忽視事物變化的起因及過程的這種惡習，所以造成了預見能力嚴重不足的人，卻是很難用理論從正面去教育和喚醒他們的。因而這才會出現只有當“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才會“每個人都被迫著發出最后的吼聲”的這種情況。毛主席生前之所以一再表揚反面教員，就是反面教員從來都是用事實而不是用理論來教育及喚醒我們中國人的。而這樣的教育，對于那些嚴重缺乏預見能力的人來說，效果也從來都是極好又極快的。只是當某些事物的結果出現了之后，一切也就悔之晚矣!

　　每個人的世界觀的轉變和階級覺悟的提高，都必須要經過一定的過程。健康力量的成長與聚集，更需要有一個過程。然而這個過程對于目前我國的左翼來說，卻絕不應該是一個被動等待的過程，而是應該一個通過對漢奸賣國分子的漢奸賣國行徑進行堅決揭露和批判，是一個通過對毛澤東與文革的堅決捍衛，來教育、喚醒和啟發更多的工農勞苦大眾的主動過程。而這個過程，注定了是一個艱苦、甚至是兇險而漫長的過程。

　　十八屆三中全會，的確是我國左翼獲得的一場偉大的勝利。這場勝利，可能都出乎了許多左翼同志的預料。近年來，面對國內漢奸賣國行為極其猖獗的這個問題，左翼同志所能做的也不過只能是一再呼吁要設立一部《叛國罪法》或是《懲治漢奸法》，以制止漢奸賣國行為并懲處那些漢奸賣國賊。而今十八屆三中全會卻不僅接受了左翼的呼吁，而且還更是一步到位。通過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從而不僅在認識上和行動上，而且更是在組織上保證了對那些漢奸賣國行為能夠實施嚴厲的打擊。

　　認為十八屆三中全會不過仍然是在“打左燈向右拐”的這種認識，實實在在是落后于了今天社會形勢的發展變化。今天的國內國際局勢，早已不是改革開放之初了。而今已經進行了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盡管出現了由于買斷、下崗、失業和失地而造成的殘酷階級剝削和階級壓迫的這種現象，但卻由于并沒有出現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所擔心的“老貧農、老工人和老干部通不過”的那種情況，因而如今的改革教不僅早就不屑再自找什么像“打左燈向右拐”那樣的麻煩，而且都已經敢于“打內燈向外拐”而導致國內的財富大量地向美歐外流了。“上海自由貿易區”的設立和“383方案”的出臺以及高聲呼吁外資參與我國的養老產業等，就是最好的明證。

　　今天社會主義的回歸過程，不僅是一個健康力量的成長和聚集的過程，而且也更是一個與漢奸賣國力量斗智斗勇的過程。而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前所進行的濟南審判，不僅就充分地體現出了習總和熙來的政治智慧，而且也更是反映出了體制內外、甚至是國內外正反兩方面力量激烈搏殺的現狀。

　　三十多年的轉型接軌，不僅摧毀了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而且也更是培養造就了一大批竭力要推動深化改革，甚至是要以開放促改革這樣“倒逼開放”的強大力量。然而在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面旗幟的掩護下而造成陣線不明的時候，體制內高層中的健康力量不僅很難得到人民的信任，而且目前的力量也還不夠強大。濟南審判，就不僅很明顯地讓中國人看到了高層內健康力量的存在，而且還更是一個體制內外健康力量成長與聚集的絕好機會。

……

　　從濟南審判到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設立，充分體現了黨內高層健康力量的高度政治智慧。盡管左翼多年來一再呼吁要設立《叛國罪法》或是《懲治漢奸法》，以打擊和防止漢奸賣國行為。但不管是多么完善的法律制度，如果沒有強大的組織力量作保證，那么也不過就是一紙空文。然而縱然是一紙空文，可是在當前的形勢下，恐怕也行不通。根據我國現行的重要法律都只能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來制定并表決通過的這一法律規定，那么只要看看如今那些全國人大代表的身份構成，《叛國罪法》或是《懲處漢奸法》還有通過的可能嗎?就是因為如此，所以黨內高層的健康力量這才抓住黨領導一切的這一歷史慣性，繞開國家法律程序，在黨的全會上決定了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

　　十八大之后，我國向社會主義回歸的進程明顯地加快了。其表現，就是當前的民心所向。如果說濟南審判和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設立，體現的是高層健康力量高度的政治智慧。那么“兩個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的厲聲斷喝，則更是體現了一個共產黨人的過人膽魄。既然改革教用“打左燈向右拐”的辦法完成了私有化的改革，那么左翼當然也可以“打右燈向左拐”把它再改回來。

　　在我們中國人的普遍印象中，社會主義就是毛澤東的時代。而毛澤東所親手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的被改變，也就是從否定和妖魔化毛澤東與文革開始的。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自述的其一生所做的與打跑了日本侵略者和趕跑了國民黨反動派并列的兩件事之一。而文革十年，又全部涵蓋在了毛澤東時代的三十年之內。在改革開放仍在持續的今天，習近平總書記的“兩個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的厲聲斷喝，就是在制止任何人再繼續否定和妖魔化毛澤東與文革。公開不準他人否定，其實就是表白了自己的肯定。結合習近平總書記的身份與我們中國人崇尚權力的傳統習慣，因此“兩個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的厲聲斷喝，效果是極其強烈的。所以像陳小魯那樣要繼續否定和妖魔化毛澤東與文革的人，雖然有賊心，但卻由于沒有賊膽，于是也就只好玩弄起“文革道歉”這樣曲線否定和妖魔化毛澤東與文革的鬼把戲了。

　　我國三十年的轉型接軌之所以能夠走到今天這樣，就是由于改革教很好地玩弄了一手“打左燈向右拐”的鬼把戲，因而這才把我們中國人稀里糊涂地就領到了吃二遍苦，遭二茬罪的悲慘境地中。而我們中國人當年之所以會稀里糊涂，就是由于相信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得國民經濟到了瀕臨崩潰的邊緣”等這些極其無恥的謊言。因此左翼的同志必須要在習近平總書記“兩個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的厲聲斷喝所創造的有利氛圍中，用對改革教徹底的揭露，來還文革的真相，來還毛澤東的清白。而當文革的真相大白于天下的時候，當毛澤東重回中國的時候，社會主義在我們中國的回歸，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教育、喚醒更多的體制內健康力量以推動社會主義的回歸，不僅畢竟是一條終南捷徑，而且還能最大限度地減少損失，能最大程度地避免不必要的犧牲。盡管毛澤東主義者從來都不畏懼個人的犧牲，但卻不能不考慮在目前這種極其復雜兇險的國內國際局勢下推動社會主義的回歸，如何才能減少中華民族的犧牲。

　　當今我國的體制內，尤其是在中國共產黨的內部，的的確確是存在著一股健康力量的。毛主席曾經這樣說過：“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的存在”。左、中、右的存在，是客觀的事實，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就像在當年如此反動腐敗的國民黨內，尚且還有張學良、楊虎城、張自忠和張治中等這樣健康力量的存在，更何況毛主席親手締造的中國共產黨了。

　　在推動社會主義回歸的過程中，體制外的左翼絕不能放棄還文革真相和還毛澤東清白的這個大方向，絕不能放棄對漢奸賣國賊的賣國行徑的徹底揭露和批判。只有堅持不懈地對漢奸賣國賊的賣國行徑進行徹底的揭露和堅決的批判，才不僅能為體制內健康力量的成長和聚集爭取更多的時間，而且還更能使體制內外的健康力量統一的聚集在黨內高層健康力量的旗幟下，從而形成推動社會主義回歸的強大力量。而在推動社會主義回歸的過程中，要堅決克服左傾急躁病，要牢牢地把握住明確的政治方向。而在目前，狠狠地打擊那些漢奸賣國分子，揭露和批判他們無恥的賣國行徑，就是在最有力地推動社會主義的迅速回歸。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