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被許多人常提及的一個問題

　　——兼答：中國為什么不能走私有化發展道路?

　　——其實，對于私有化改革幾十年如此利令智昏、不遺余力的“摸石頭過河”，無論是社會還是網絡，是既得利益者還是平民百姓，都有著自己的各自認識，也都以各種形式表達對此形成的態度與觀點。但有一點似已無疑義，也不必對此展開什么爭論，那就是對于這場持日長久、影響廣泛，導致結果是飽受廣泛質疑與反對的私有化改革，如果是按滿分為100分的標準打分，它絕對不會被評以30分以上。那么，此前以網上開始的揭露、反思與抨擊等客觀社會現象可以視為是正在進行著對此怎么看的問題，而接下來再要被解決的問題就該是怎么辦的問題了。

　　經常會有人當面或網上提及，xx等左翼網站以及許多對當前社會展開批判的人們，總是抱怨私有化特色不對，但論及究竟該怎么辦?又沒有什么辦法。應該說這是一個經常會被提及的問題，也是一個容易使人陷入思想誤區的設置。好似是要是沒有對社會如何發展才合理的確切答案，那么，此前對私有化改革，對殖民化誤國賣國等等問題展開的揭露批判都不應該進行。因為即使連你們抨擊者自己也拿不出什么好辦法，又還有什么資格指東道西?所謂的揭露、批判，不過一番無用的牢騷罷了。

　　于此，有人是確屬疑問，但還有就顯屬是別有用心的設置。好像是一旦你對私有化展開質疑，就必須拿出能取代私有化改革的更好辦法，否則，還是閉嘴。而此顯然是一個悖論，即如女性賣淫問題，非但是有傷風化，影響社會與家庭的和諧，但若你不能為生活陷入困境又不想憑正常勞動付出而謀生的賣淫女找出一條既不出力還要賺錢的辦法，就還是不要阻止她們賣淫，更不要對她們展開指責。因為你畢竟沒有更好解決辦法。

　　我們說，對于一個特定社會客觀客觀存在的不合理或是逆常現象，作為這個社會的人民的每一個具體人，都有權利直指其非。也都有義務與權利通過暴露與抨擊這些社會丑惡現象，以期喚醒更多人們無奈、絕望甚至是麻木的心，而我們也對此明確表示，揭露與批判的意義并不在于單純的揭露與批判，而是期冀通過此而找出更好的解決之道。而此，才是體現當家做主權利的最真實反映。因為這個國家是十幾億人民共有的家園，并不是少數“特別是”私有化改革精蠅為所欲為的改革教練場、改革試錯場。通過幾十年不遺余力的私有化試錯我們也能明確看出，私有化改革的過程，亦即精蠅大肆斂取社會財富的過程，而諸多試錯的代價，到頭來還必須由十幾億人民來一起買單。所以，有些話不能不說出來。

　　但為了答復上述的疑問或是別有用心設置，今就對此展開一番探討。又還必須指出，一個社會，并不是誰說得對就會聽誰的，也并不是誰有了好辦法就能被用來實施。因為最終還要看符合誰人的利益，又是站在怎樣的角度來衡量。而對此，權力才是起決定因素的東西。一個政權是為什么人服務，為什么目的運行?相信通過幾十年的私有化改革踐行，只要還不是腦殘、做夢者，再或是別有用心的“特別是”精蠅以及那些無恥御用文人們，就應該都能有所感悟與定論。而于此，每個人的見解與認識又必然會有所不同。對此可暫不爭論。因為在此問題上有異議，于此被設置的問題就似無回復必要。不過，為答復這一被許多人們經常提及的話題，也為堵上一些別有用心者的嘴巴，姑且費番口舌也是勢所必然的了。

　　這個社會究竟要怎樣才能算是正常的發展之路了?

　　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必須先看當前的所謂發展之路是否合理？是否合乎更多數人民的共同意愿？是否最能有利于國家的利益的獲取？如果上述問題的回答是確定的，那么似無展開更深討論話題的必要了。而但若是否定的答案，要不要作改變似乎就不存在爭論的必要了。但接下來的問題就是怎樣改變?怎樣去做?又從那里做起?

　　我們知道，一個國家的對外表現形式有許多方面。但若從大的領域論及，也還是有幾個決定性的方面。即如政治、經濟、軍事、科技、外交、教育等等。

　　該作怎樣的政治取向？

　　一個國家的政治取向是什么?它并不一定非要有一定之規。政治是什么？誰到底還是為國家利益服務的，為人民利益服務的，為社會穩定與發展服務的。而如果一個特定社會的政治取向，非但是于國家不利，于絕大多數人民不利，更還于社會穩定、和諧、發展不利，那么，它一定是非要作出變革了。我們說，所謂變革之法有二，第一是主動的變革;再是因了當前利益所惑，或是受了怎樣的脅迫而勉力維持，那么，被動地接受變革，就一定非要付出慘重代價了。

　　而此，就是歷史的必然。它決不為人為意志的改變而改變。

　　所謂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取向，它是當初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領導人經過對世界各國的具體發展道路，對中國歷史上王朝興替的根本致因進行類比推敲，對當時社會主義發展起典型示范意義的蘇聯所發生巨大建國成就也一定產生過極其重要影響作用，再還有要履行對當初追隨革命的廣大人民所作出的政治承諾（因為人無信不立，更何況一個新興政黨組織）等等綜合因素作用的結果，所以，才選擇了一條符合最大多數人民利益的，能促使國家迅速恢復戰爭創傷，發展經濟，帶領與組織起全國人民一起來通過長期的艱苦奮斗達到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發展道路。

　　自從人類社會產生，除過原始社會與社會主義兩種社會制度之外，迄今為止還沒有真正出現介乎于公、私兩種所有制形態之外的第三種社會制度。所謂的特色社會主義，雖是還依然保持公有制社會制度的上層建筑，但其在經濟領域不斷改革乃至于持續深化再是“啃硬骨頭”“壯士斷腕”的結果便是以私有化取代公有制發展社會制度的過程。所以，任再是人為為自己戴上怎樣的桂冠，又用以怎樣的冠冕堂皇之詞粉飾包裝，都掩飾不住去公營私的真實面目。

　　對于中國進行私有制發展也即資本主義發展的問題，毛澤東同志很早以前即明確指出這是行不通的。而對于中國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制度選擇，應該是通過深思熟慮的比較才作出的實施結果。即如1965年5月毛澤東同志重上井岡山與時任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的一段談話即可看出：

　　毛澤東認真地說：“我為什么把‘包產到戶’看得那么嚴重？因為中國是農業大國，農村所有制的基礎變了，中國的整個經濟體制就會改變，就會走上資本主義道路。但中國走資本主義的道路走不通，因為帝國主義們不會讓中國真正富強起來的。美國對西歐資本主義國家還是既合作又排擠，怎么可能允許落后的中國獨立發展，后來居上？況且中國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會歷史長，近代又被帝國主義弱肉強食，搞得民不聊生。我們在這樣的條件下搞資本主義，只能成為別人的附庸。”

　　這里毛澤東說了他不同意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第一個理由：“帝國主義國家不允許中國后來居上，中國搞資本主義只能成為別人的附庸。”

　　毛澤東接著對張平化說：“帝國主義從第一天起，就眼睛盯著中國這個大市場，準備對我們弱肉強食。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更是有優勢，如果我們搞了資本主義，外面的帝國主義和國內的資產階級來一個內外夾攻，聯合起來壓迫榨取老百姓，到時候我們怎么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就要犧牲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這就違背了共產黨的原則宗旨。”

　　這里毛澤東又說他不同意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第二個理由：“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就要犧牲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

　　毛澤東繼續對張平化說：“戰爭時期容易檢驗路線的正確不正確，打勝仗的路線就是正確路線；和平時期檢驗路線的正確不正確，就要難得多，不能光看成績和錯誤，還要看舉什么旗幟，走什么道路。走資本主義道路，在一定的時間內可能會有些成績，但長久地看，就不行了。過去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今后中國要走資本主義道路，我看還是走不通。要走的話，國內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都會激化，我們這個國家就不安穩了。搞不好，還會被敵人所利用，四分五裂，危險得很。印度不是分裂了嗎?”

　　這里毛澤東再說他不同意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第三個理由：“中國搞資本主義，搞不好，國家就有分裂的危險。”

　　最后毛澤東說：“我反復說，我們一定要高舉馬克思主義的旗幟，堅決走社會主義的道路。我沒有私心，我想到中國的老百姓受苦受難，他們是想走社會主義道路的。”……

　　毛澤東最后表明自己的心跡：“我不是出于個人的私心要走社會主義道路，而是中國的老百姓希望走社會主義道路。”

　　……

　　但是，對于今天來講，這樣的道路發展模式是否過時了?是否不能代表廣大人民的共同意志了?

　　如果還自承是社會主義國家制度，還要以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取向為奮斗目標，以實現國家富強、中華民族復興為最終追求目的，就必須承認只有公有制發展道路才是實現這一最終目標的最捷徑與唯一制度模式。就必須否認所謂“先富帶后富”的欺詐性與虛偽性，而且這樣的所謂“帶動致富、共富”根本就是走不通的。要保持GCD的本質不變，政黨就必須作人民性回歸，社會發展制度也要作公有制發展的回歸。

　　但是，這樣一來，就決不能再是嘴上以一套冠冕堂皇的說辭作政治演戲而實際還是私有化改革大步向前，步步深化。就決不能只是堅持所謂社會主義的上層建筑，而任由“特別是”經濟基礎(生產關系)打著所謂“改革”名目而對公有制作最徹底的顛覆。

　　要保證政治上的回歸，也決不能只是嘴皮子功夫而實際依然如故。我們知道，當路線制定以后，干部就是決定性的因素。因為一切的政策實施還必須通過他們去實際踐行。解決這一問題的必要手段，就是進行真正的整黨運動，整黨的前提還必須是符合共產黨的奮斗綱領——消滅私有化，消滅剝削與壓迫制度。如此，非但是政黨自身開始凈化，更還要動員全社會之力幫助與監督實施。惟其如此，才能保證整黨不走過場。也才能真正做到黨組織本身的凈化。

　　政治是什么?有傳言說毛澤東同志說過“政治就是把我們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敵人變得少少的”，這只是從方法論角度論及。我們說所謂政治其實歸根結底還是社會物質財富的分配。政治的本質屬性決定了各種人群對社會財富的分配原則。如何才能滿足于占社會更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就是社會主義制度下政治的取向原則。在此決沒有什么權宜之計、變通原則可以被使用。政治就是老老實實為社會某一特定人群謀利益。而政治的虛偽性與欺詐性一定決定了政權的必然腐朽性與最終滅亡性。

　　必須逐漸完成對私有化經濟發展的有效終止再是引導、改造其重歸公有制發展道路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有什么樣的經濟基礎就一定會產生與之相適應的上層建筑。這個絕不以人為意志而發生轉移，更不是憑借強勢權力的人為作用就可以使其固定不變的。我們很難想象一個私有化的經濟基礎會長期與建立其上的一黨制領導相適應而不發生矛盾。所以，所謂的“特別是”詭異政治態勢要一直保持不變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中國搞私有化發展，是被近現代歷史證明走不通的。從鴉片戰爭至1949之前，幾代王朝的社會模式無不是私有化發展，但中國國家因此而富強了?我們說，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早已形成利己、成熟、排外的一整套發展規則后，中國再來趕資本主義這趟末班車，只能是經濟發展的被殖民地，社會化大生產的原材料掠奪地、過余商品的傾銷地以及大量廉價社會勞動力的利用地。三十多年的“特別是”改革，已絕對再清晰不過地印證了上述推理。

　　我們所講的向社會主義公有制發展回歸，可以重點從農業與工業兩方面來講。

　　有鑒于農民工問題的客觀出現，還有農產品價格的相對低廉，而土地耕作成本卻并未下落等等情況，導致農民對土地的生產熱情已悄然下降已成為不爭事實。還有目前土地價格的攀升，政府土地財政、房地產畸形發展還有所謂農村城鎮化建設等又致使對農村土地展開的新一輪掠奪已經展開。而如此必將致使一個十幾億人口大國吃糧問題出現緊張、短缺。這是最為危險不過的一個問題，倘若不能得以糾正，它必將導致政權危機還是其次，一個民族的正常生存都會出現全民恐慌性威脅才是最可怕的事情。而要改變這類現象，靠什么來填充農村生產領域的嚴重不足?無論是對農業的資金投入還是人力投資，科技、水利化建設與有效利用等現實問題靠私有資本的土地兼并來完成?靠國際資本集團的資金注入來填充?而無疑這些都是飲鴆止渴的“自宮” “自裁”之為。

　　農業的根本出路還在于現代化耕作模式。但它必須以也土地的集約化經營為基礎。不可否認，從上世紀后期實施的農村聯產承包其實是土地私有化耕作，短時間的權變之計不過是為后續的全面私有化社會作先導之用，而私有化發展，無論被假以怎樣的面具，戴上怎樣“與時俱進”的桂冠，其實還是為少數人謀利益的社會倒退之舉。

　　還要說句決不能被忽視或是遭致蓄意回避的話：一個社會對外顯示強大與不可侵犯的必須基礎，有軍隊威懾力因素，有代表國家意志的捍衛主權領土完整的強大決心，但還必須有來自社會層面團結、強大的民眾力量為支撐，但保證這一社會因素得以實現的必須方式，就是以組織形式體現團結精神的社會客觀條件必須具備。而無論是對工人還是農民群體而言，對他們最好最有效的組織方式還是以生產資料所有制共有形式將其團結起來，以社會化生產方式實現對其的團結與組織。惟其如此，才是對一個社會最好的組織形式與方式。

　　但私有化即是對上述所說的社會組織與團結最險惡與最捷徑的拆散方式。更是最別有用心的一種險惡手段。只有置全國人民于一盤散沙狀態，從實施組織的可能上摧毀人民團結，才最有利于“特別是”精蠅對人民的持續剝削與欺壓。更有利于賣國精蠅對其洋主子作巨大利益的輸送而人民無法作出有效抵抗。

　　中國農村生產活動的發展，農業經濟的根本出路還在于土地集體化發展道路與機械化、水利化得以有益實施。針對當下農村困局：土地的分散耕作，不同程度的被閑置化、浪費化，糧食生產在一定程度上不能自給和依賴進口，還有轉基因的肆虐化發展等等，都必須制定出相應的措施來改變這一切。對于土地閑置并不能投入勞動力進行生產的農戶，可以允許其上繳名下所擁用的土地，但不是以錢贖買，而是以土地形式入股，讓有生產興趣并能投入一定生產時間、生產資料的農戶有條件進行農業的集約化生產。但是，土地的歸屬還是不變。土地國有的性質決不能改變。要絕對警惕打著任何名義對農民土地進行私有化再繼之以收買化的圖謀。為了眼前利益，我們不否認為了眼前利益有不少農民是會出賣土地的，但是以后他們必將流為破產農民與城市游民，這是社會最不安定的致亂因素。即便從十幾億人口的大國吃飯安全與有效保障這一角度考慮，農村土地決不能被丟棄。也決不能任城市投機資本、國際熱錢進入中國農業領域，他們的目的決不是為了解決中國人民生死大計的吃飯問題，他們只不過是具備了資本的赤裸裸套利、投機與掠奪心理，而一旦是這種行為不能得以有效遏制，再是從眼前利益出發，政權作出傾向性態度與逢迎行為，必將導致中國農村、中國農民被陷入萬劫不復的災難深淵。而一旦那樣，一個政權的執政基礎就必將地動山搖了。

　　農村這塊陣地是否能被很好占領與利用，它直接決定了一個政權的執政地位是否穩固。而如果利令智昏到任其資本的進入與搜刮、掠取，那么，到了一定程度，中國幾億農民是會用暴力手段來表明態度的。我們講，對于個體的、少數的不利于特色穩定力量，是可以動用政權之力去不遺余力的作河蟹。但一旦是幾億乃至更多農民被“特別是”逼迫為所謂的社會不安定因素，即使請來精蠅的國外主子也將無濟于事。一旦到了那時候，必然要有好戲看的。對此，勿謂言之不預也。不信的話，且拭目以待了。讓時間來驗證。

　　中國的工業領域，決不能再任其無限私有化發展與所謂外資利用化經營了。

　　工業是唯一生產現代化勞動手段的部門，它決定著國民經濟現代化的速度、規模和水平，在當代世界各國國民經濟中起著主導作用。工業還為自身和國民經濟其他各個部門提供原材料、燃料和動力，為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提供工業消費品;它還是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源泉，是國家經濟自主、政治獨立、國防現代化的根本保證。除此以外，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工業的發展還是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的物質基礎，是逐步消除工農差別、城鄉差別、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差別，推動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前提條件。

　　工業是國民經濟中最重要的物質生產部門之一。

　　但我們無法想象是，一個大部私有化與外資掌控化的國家工業領域經濟建設，能發展出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的物質基礎來。無論是私有化發展還是利用外資所作的所謂發展，它們產生的經營利潤中大部分會被資本占有，而僅余的少許部分才是工人的勞動力報酬。而資本貪婪的本性所致使，它們進行生產活動的唯一目的只是對于利潤的最大化謀取。在此條件下，對于工人勞動力支出報酬，對于國家的利潤上繳，對于社會的穩定而言，注定私營資本與外資投入都是以消耗自然資源、污染自然環境與剝奪社會勞動力血汗為前提的謀一己之私的利潤剝奪與掠取。再是國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形成，導致后續進行資本主義發展秩序的國家，只能屈做資本的附庸。而資本主義的本質致使，后來國家只能是被處于國際化社會大生產生產鏈條最末端。而最末端有著三大弊病。即如：資源浪費，環境污染與勞動力剝奪。而“特別是”私有化改革的三十多年社會實踐業已無可置駁表明，這個被別有用心特色后的社會所謂發展，所謂的發展業績GDP數值，不過是殺雞取卵式決不能再繼續的自殺式發展。所致結果非但是導致社會急劇的兩極分化，還有對子孫后代生存必須的資源透支掠奪。而從一定意義上講，這種生產方式非但是不可持續的，更是對中華民族的犯罪化實施。

　　新中國成立時重工業基礎極其薄弱，借鑒蘇聯優先發展重工業的經驗，在第一個五年計劃實施期間，我國以蘇聯幫助興建的156個項目為中心，先后施工的工業項目有一萬多個，以鞍山鋼鐵公司為中心的東北工業基地形成了，沿海地區原有的工業基地得以了加強，華北和西北也建立了一批新的工業基地。從此，我國開始改變工業落后面貌，向社會主義工業化開始邁進。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發展原則的大前提之下，我國工業生產以舊中國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發展，其增長速度之快居世界首位. 我國一些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如煤、原油、發電量、鋼、布、水泥等不僅增長速度快，且多位居 世界前列或首位。(補充：我國鋼鐵產量在1996年已超過日本，居世界第一)。 綜上所述，社會主義公有制發展的業績是巨大的。而后的私有化改革倘與之相比，明顯是一個別有用心的顛覆。倘使公有制發展是失敗的，那么，重新回頭再來“補上”資本主義這一課還確屬必要。但明顯是公有制發展成就巨大，卻為什么要反其道而行之大搞私有化?這顯然是講不通的。所以，“改革教主”在顛覆發起之初就用了“不爭論”的強盜邏輯。因此還是要說，要想將中國的事情辦好，只有靠中國人自己的力量。任何的非分之想都是錯誤的，更是謬論。

　　提及中國工業的公有制發展回歸，有鮮明的前三十年發展經驗，有“兩參一改三結合”“鞍鋼憲法”精神，應該說現在回頭還為時未晚。

　　無論是后來的“特別是”對毛澤東時代作怎樣蓄意詆毀評價，正是這個中國現代工業革命時期為中國現代經濟發展奠定了根本基礎。使中國從一個完全的農業國家初步完成了向工業化發展的轉變。譬如1952年工業只占國民生產總值的30%，農業產值占64%;而到1975年，這個比率顛倒過來了，工業占國家經濟生產的72%，農業則僅占28%。即如美國學者莫里斯.邁納斯的客觀中肯評價：其實毛澤東時代遠非是“特別是”后來蓄意詆毀的經濟停滯更還有瀕臨崩潰時代，而是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現代化時代之一。與德國、日本、俄國等幾個現代工業舞臺上的后起之秀的工業化過程中最劇烈時期相比毫不遜色。

　　世界各國如何實現工業化，即如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走過的路，從發展輕工業開始，一般花了五十年到一百年的時間才實現工業化。而新中國，從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的1953年算起，至毛澤東同志逝世的1976年，其間不過二十多年時間。試想，如果不具公有制發展的整體優勢，又怎么實現近代以來無數仁人志士在追求民族獨立的同時所夢寐以求的理想——實現國家工業化的偉大歷史進程?

　　無論上述的農業還是工業領域建設，公有制發展的成就是非凡的，更是偉大的。是私有化幾千年的中國根本無法實現的難以奢求目標。而此，就難以抹殺掉毛澤東時代的公有制發展成就。但不如此別有用心的進行歪曲宣傳、惡意誤導、險惡蠱惑，又怎么再為私有化改革張目與制造貌似合理的所謂依據?

　　再至于其它如軍事、科技、外交、教育等等，軍事的猥瑣化面目已屢屢被無情的事實一次次揭穿，從美國的軍事戰略包圍到南海、東海的主權危機，再到前不久的海軍軍演期間被日本作時達三天之久的明目張膽羞辱，就將一個所謂的發展、進步的，強大、負責任大國的私有化改開搞面具無情揭穿。而”特別是“后三十多年科技方面的鮮有亮色業績，外交部變為“援腳部”或是“抗議部”、“撒嬌部”的屈辱現實;教育方面變為一種可盈利項目被政府進行生利經營;還有文化領域的殖民化、奴性化“特別是”進程……綜上種種，都是丟棄社會主義發展而回頭搞資本主義私有化的必然體現。

　　……

　　提及社會主義，還必須申明，由于社會主義是一種嶄新的社會主義，研究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必須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因此，我們有責任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努力研究新情況、新事物、新問題，認識和正確運用社會主義的經濟規律，來探索和解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過程中提出的許多理論和實際問題。而決不是以別有用心目的，以所謂“解放思想、更新觀念、與時俱進”等蓄意名目對社會主義發展進行徹底否定，再取而代之以資本主義私有化發展。還假以“特色”社會主義的虛偽畫皮。我們決不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看作某種一成不變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東西;恰恰相反，我們深信：它只是給一種科學奠定了基礎，而以此理論基礎為先導，運用辯證唯物論分析，與社會實踐相結合，再作出可行性發展計劃，才是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最好的繼承。

　　我們還要具體分析當下社會的內部矛盾。毛澤東同志講過，矛盾存在于任何事物之中，任何事物都自始至終存在著矛盾。而只有認識了事物的內在矛盾，才能夠認識事物的本質。矛盾是社會發展的動力，沒有矛盾，社會也就不可能向前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是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但是企圖撇開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孤立地來研究社會主義社會這個歷史階段，這樣就把社會主義看成凝固的、一成不變的東西，而用這樣的方法是不可能真正認識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的。那么，再以此而論，所謂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又是客觀存在著怎樣的內部矛盾?我們通過多年來的特定社會運行可以得出結論如下：

　　那就是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之外，還要加上客觀存在于社會之間的不同階層人群間的矛盾，隨著私有化的愈演愈烈，更還會出現官民之間的矛盾尖銳化加劇。而此前我們一再指出，名義上社會主義(名存實亡)上層建筑與客觀上演繹的資本主義經濟基礎(社會經濟發展本質)之間絕對不能共存的。而它們間不能作調和的現實矛盾是必然存在的。更是將由此導致、催生出政黨領導地位遭受挑戰與埋下社會動蕩致亂之因的必然禍端。

　　究竟“特別是”中國該作怎樣的發展?它首先必是涉及經濟領域的公有制回歸。只有經濟基礎回歸了公有制發展，才能保證社會主義制度名至實歸。也才能保障人民的各項合法權益得以落實體現。也只有如此，中共的領導才能得到全國人民的熱烈擁護。

　　為什么要說只有公有制發展才是中國的最佳出路？回想近代以來我國屢屢挨打被欺的事實，再有“特別是”私有化改革以來的所謂韜光養晦裝孫子(其實不用再裝了就已是不折不扣的真孫子了)，為什么？但若私有化能使得中國真正強大與崛起起來，那么，從鴉片戰爭以來再至中華民國，還有“特別是”的私有化發展偽裝，為什么要每每被凌辱與相欺？再至偽強大面具被無情撕穿？而唯有中間三十年的毛澤東時代，才是中國人民真正揚眉吐氣，中國國家彰顯大國威嚴的時代。究竟怎樣的發展有利于國家與人民，通過此一對比還不顯而易見嗎？

　　還據人民日報文章，“特別是”改革已然走出“摸論”誤區，已經有了明確的改革方向了。如果從“摸”著走到明確私有化改革方向算是一個質的飛躍，那么，可以說是從不斷私有化的無數次量變終于開始了向質變的過度。

　　對于私有化的誤國與禍國本質，許多人們一直在展開不停的揭露。前述提到，這僅是解決了對這個社會“怎么看”的問題，而關鍵還是要解決“怎么辦”的問題。一個特定社會的運行軌跡，明顯是大錯大謬，但要作出改變，它必須要有力量來進行。那么，靠什么來進行?此前許多時間以來對所謂“體制內健康力量”所作的呼吁與期望，它顯示了依靠上層作出改變的一種愿望。一般說來，依靠上層促變有兩種可能：一是自己主動變革;再是有人利用非常的政治手段促成變革(即如1976)。以上僅只是存在了理論上成立的可能，但這樣的愿望如果遲遲不能得以實現，而社會進程的客觀現實又不容再無限期的一屆再復一屆等下去，那么，人民就只好不再希望，不再奢求，也將不再依靠。也就是說，除過自己，人民對誰都不再相信了。而一個被人民徹底拋棄的政權，除過依靠利益鏈條維系的一整套官僚體系之外，即使國家的政權機器部分也還是由人民組成的，那么，再除了已經轉移的境外身份、存單、親人、情人……他們又還能再擁有什么?

　　對于社會的變革而言，是當局主動開始促變還是依靠政權力量竭力作茍延殘喘的維持?一般而言，還是以后者居多。但若以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看問題，變是必然的。沒有一成不變的事物，問題只是看怎么變?什么時候變?無非是現在變不了，以后變。這一代變不了，下一代甚或是更下一代變。

　　其實，對于私有化改革幾十年如此利令智昏、不遺余力的“摸石頭過河”，無論是社會還是網絡，是既得利益者還是平民百姓，都有著自己的各自認識，也都以各種形式表達對此形成的態度與觀點。但有一點似已無疑義，也不必對此展開什么爭論，那就是對于這場持日長久、影響廣泛，導致結果是飽受廣泛質疑與反對的私有化改革，如果是按滿分為100分的標準打分，它絕對不會被評以30分以上。那么，此前以網上開始的揭露、反思與抨擊等客觀社會現象可以視為是正在進行著對此“怎么看”的問題，而接下來再要被現實面對的問題就該是“怎么辦”的問題了。

　　當下是否已到了解決這一問題的最好契機?人們所看到的還依舊是對公有制發展作的反向逆奔。

　　我們是不能否認，當一個社會變革的要求已迫切需要進行下去的時候來到了，也就是說進行變革的歷史機遇來臨了，這個問題必然是要被得到答復的。促使這一問題得以解決必須符合下述條件：

　　一)：歷史機遇來臨;

　　二)：解決該問題的各種社會基礎與條件業已具備;

　　三)：對此成熟的思考與方案出現;

　　四)：有人站出來做“帶頭大哥”，并能不負眾望的完成這一歷史巨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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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從當下看，這一問題顯然是還要持續被擱置下去的。如果套用機械的政治經濟學概念，就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還能相容共存的結果。但又必須說明，生產力是最活躍、最革命的因素，永遠不會停留在一個地方。所以，在生產關系不適合生產力狀況、生產力受到束縛時，生產力仍然或快或慢、或怎樣或那樣地發展著。正因為這樣，不斷發展的生產力同束縛它的舊生產關系的矛盾就越來越激烈、越尖銳，以致變得不可克服，預示著總有一天新的生產力要炸碎束縛它發展的舊生產關系的外殼，以求得自身的解放。

　　無論是談發展、進步、強大、崛起什么的，它針對的主體只能是國家。而這個國家有著十幾億之巨的人民。如果所謂發展的結果，改革的紅利不能惠及人民，反倒是被國際壟斷資本與國內極少數精蠅所掠奪與獲取，那么，再任是怎樣的蠱惑、誘導、被做夢，甚至是被維穩與被河蟹，但所述的這一切也僅只能是暫時的、短期的一種詭異社會行為。決不可持之長遠。

　　中國人民有十三億之巨，誰也不要輕視這個社會群體的力量。人民也不會總是處于麻木、等待、觀望、期待、希望、依靠與持續做夢中。一旦夢醒，一旦發覺被欺騙……嘿嘿，不敢往下想了。說出來還真怕嚇著誰、嚇壞誰的!……也就與河蟹局面大相悖逆了。

　　有一個決不能被忽視的常識，一個社會越是追求什么，恰才證明了就越是缺乏什么。當下社會，無孔不入、不遺余力，甚至是不惜動用軍隊維穩的原因還是需要河蟹，要營造社會河蟹的所謂穩定局面。為什么會是這樣?對內是這樣，而對外呢?一個將所謂韜光養晦每每掛在嘴上的國家，除過以此作為承受屈辱與凌侵的托辭，我們實在不知道又還有什么作用?而所有一切，難道與三十多年不遺余力的私有化改革能脫了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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