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社會管理學的視角看，文革，有一個社會管理權力的真空期。很長一段時間，在中央以下的省、地、縣、公社、大隊、生產隊六級權力機構全部被沖擊，處于癱瘓狀態。
在政府社會管理的權力真空期，社會是怎樣運轉的?社會秩序是怎么維持的?
文革時期的社會秩序，靠什么來維持?
當今,在人們越來越關注社會穩定及維穩方式和手段不斷變化升級的環境下,社會秩序的現狀及對人們生活影響仍不樂觀，有省級官員感嘆:窮人日子不好過，富人日子過不好!
多年來，隨著經濟的發展，維護社會穩定的力量,不斷壯大、增強，傳統的警種、兵力中又增加一種特殊的——城管隊伍。維穩成效不佳，社會沖突更有加劇之趨勢。
維護社會穩定的主要內容,從抓小偷、反走私到反搶劫、反綁架，從抓刑事犯罪到防恐、反恐。
維護社會穩定的基本形式，從農民工手持木棍協助民警維持社會秩序，發展到真槍實彈巡邏，又有城市坦克、裝甲車上街示威。
維護社會穩定的實現手段，從民間鄰里、居委會老大媽調解到勸訪、截訪、私設監獄、跨省追捕。
維護社會穩定的檢查方式，從對路人可疑的詢問、盤查，到乘機、乘車實名制、口罩實名制、汽油實名制。
維護社會穩定技術運用,從飛行安檢、信訪安檢到高考安檢。安檢將常態化，新增安檢的行業和范圍將會繼續擴大和增加。
社會矛盾的暴發形式，從溫和向極端轉變。從跳樓、自焚到被槍擊、被碾壓。從自殺向被他殺轉變，從對直接相關的人報復(引爆)向對無故的社會弱勢群體和社會公眾報復(爆炸)轉變。
超過軍費的維穩經費居高不下，也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之一。
改革進入了深水區，社會矛盾也到了暴發的極限。
隨著改革向農村深化，城市資金向農村轉移，圍繞農村土地轉移而引發的矛盾，在徹底完成土地大轉移后的長時期內無法避免，甚至更加慘烈。
社會穩定，是一個社會最基本的需求。維護社會穩定，成為一項壓倒一切的重中之重。可見破解社會穩定這道難題，已成為對各級政府的一個嚴峻考驗。
面對廈門公交縱火案，造成47人死亡，30多人受傷等問題,我想到了本文這個題目:
文革時期穩定的社會秩序，靠什么維持的?
文革，無論如何評價，不可否認，它是中外歷史長河中一段無法替代的特殊歷史時期，還有一個被遺忘了的特殊歷史階段。
從社會管理學的視角看，文革，有一個社會管理權力的真空期。很長一段時間，在中央以下的省、地、縣、公社、大隊、生產隊六級權力機構全部被沖擊，處于癱瘓狀態。
在政府社會管理的權力真空期，社會是怎樣運轉的?社會秩序是怎么維持的?
面對這樣一個歷史大課題，本人提出這個問題，并舉一個事例。
我大學在讀4年，應屆為69年畢業，由于文革全國延遲分配至70年離校，參加甘肅省組織的由產業工人帶隊的農村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接受農村勞動鍛煉1年。71年8月正式分配工作，到平涼縣報道，派往索羅人民公社。72年底，在各級黨委恢復以后，全國開始恢復文革中多年被停頓了的共青團、工會、婦聯等群眾組織。我被調回縣委參加籌建團縣委，73年初當選為共青團平涼縣委副書記。
當選后的第一件工作抓春耕生產，下鄉到縣西北部的回民聚居區昔陽公社，當時公社書記丁澤生，不久調地區籌備并擔任平涼團地委副書記，一年后派回，擔任平涼縣委書記、縣革委會主任。
在昔陽公社下鄉期間，一位縣委工的作同志講過這樣一件事。
我現將這件事的經過及當時的社會背景一并作如下敘述：
從1966年下半年開始，在經過全國紅衛兵的串聯和沖擊之后，又經過了奪權，成立戰斗隊、造反兵團，武斗、大聯合階段。直到1968年革委會正式成立，開始例行社會管理職能至，在這長達一年多的時間內，各級黨、政組織全部癱瘓，各級領導失去了權力，也喪失了權威，不再發號施令，每個人都是自行的做著自己認為應該做的工作。
主要權力機關、單位已無日常公事可辦。工廠、商店、糧站等服務單位照常工作，水電正常供應，蔬菜、糧油供給標準渠道沒有變化和停頓現象，人們正常的生活沒有受到影響。社會完全處于自行運轉，自我管理，政府管理權力停頓的權力運行真空期。
當時的社會秩序，有人稱為：路不拾遺，夜不閉戶，是有點夸張。
雖說，人人有事做，個個有飯吃，對困難戶每人/月5元的救濟費能夠滿足溫飽，但當時小偷小摸還是有的。夜晚人們入睡，兩扇對開的木門，還需一根木棍閂著或頂著，主要為防大風和防動物闖入。
既是在武斗階段，出現真槍實彈，街頭對壘，阻斷通行，劃分勢力范圍，但雙方均不擾民，不影響群眾的正常生活。
1967年的一天上午,他們照例去縣委,不是上班，而是去學習、看報、聽廣播，從中央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志)中了解新政策、新動向，確定自己應該做什么?怎樣做?這是當時基層群眾能夠感受到唯一的領導的聲音和權威的存在。
當他們準備進入縣委，路過縣委門前人民廣場時，看見有四五個工人模樣的人拉著架子車，拿著采伐工具，開始砍伐廣場西側一棵高大的古柏樹，這棵柏樹有百年以上的歷史，在平涼廣場既是一個文物，又是一個風景，平涼群眾對此愛護有加。許多人發現后駐足觀望，中午發現大樹已倒，開始鋸成丈把長的園木，過路人們都在猜測他們的砍伐的意圖和用途。
下午，當他們把碩大的園木抬上車，拉運離開現場。人們發現，不是走向單位機關，而是向廣場外走去，大家的不解變成可疑，人們上前盤問，這些砍伐者無法作出合理的回答，更多的人聚集過來，他們被街頭行人團團圍住。
這時，人們終于搞清楚了，原來是這幾個人合伙利用這個沒有官員、沒有警察、無人管理的社會權力空檔，在光天化日之下，視“公共財物”為“無主”之物，明目張膽的私自砍伐，據為已有。
柏木，在平涼屬最上等木材，一般為少數富人做棺木用料，很少做其它用材。他們為了倒賣而謀利。
這伙盜取破壞公物者，自知理虧向大家承認錯誤，坦白他們的動機和過程，也有人乘機逃跑，被圍觀的群眾抓住不放。
可是，當事實真相已經核實清楚，犯錯者也承認錯誤，愿意接受處罰時大家可犯難了!怎么處理?交誰去處理?成為一個難題!此事如何定性?個人的責任如何分擔?幾人人分屬不同單位如何通報?木料歸于何處?……。通過大伙商議，最后意見一致，送交公安局!這幾個人及木料車輛被眾人們押送到縣公安局。
可是，公安局大門敞開，因長期既無民事糾紛、也無刑事犯罪，組織癱瘓，既無領導，又無分工，均表示無法承接、辦理。最后，還是眾人和門房值班員(為正式公安干部)協商出暫時處理辦法：
1、當事人分別寫出檢查，說明過程和認識態度，存放公安局。
2、已砍伐的木料與木材，交公，送到縣委大院內存放。
現場，有人打趣的套用電影列寧在1918年的話：等新政權處理!
在眾多群眾的監管下，兩項工作完成，這件事就這樣結束了。使犯錯誤者受到了教育，制止了錯誤，挽回了損失。當時，那幾個盜竊者心悅誠服，大家對此事的結果也表示滿意。
誠然，這樣的事件只是那個特殊年代的一個普通案例，沒有照搬及復制的條件和基礎。
在人民當家作主的時代，群眾能以主人翁的姿態參與管理社會。
當人民淪為弱勢群體時，群眾或成為社會穩定的破壞者和刁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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