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書就是要人讀書。(隨友人走訪朋友被送一本)2012年9月總第207期《各界》雜志，過去也知道，多年不見。本期的各類各篇文章精雕細琢、下了功夫。從不經意的細微處著眼，從閑情逸致的趣事中寫起，反共反社反革命反文革的貶損意味滲透在各種軼聞細微的片段中，很多又無從查考，真偽難辨。嘲笑、挖苦、詆毀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手段高明，影射達到了“潤物細無聲”。

　　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很狡猾的地方在于最主張政治掛帥，以階級斗爭為綱，堅持政治原則永不變，但從不明講。用“作詩貴在曲”的表述方式把政治體系貫徹在各方面的具體活動中，硬是打出了一個世界霸主地位，還一貫高喊民主、自由、人權等所謂的普世價值。自己造了據說能把地球毀滅幾遍的核武器，別人干點就不行。在中國邊部署了無數的導彈核武器，卻到處散布“中國威脅論”，黑說白道的能力十分過硬。《各界》雜志的各類文章，就是此類手法。用非常美麗的詞藻把自己陰險攻訐的用心包裹其中。

　　人類社會發展至今，雖然取得了很多進步，有些問題解析了，有些仍然沒有，留下了一時無法終結的歧義，既給革命者也給反革命們留下依據。“改開搞”初，一伙舊世界的衛道士要打開當時尚未打開的非毛化“禁區”，給以后反共反社的復辟倒退找出理論依據，惡意的展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全國大討論。這就又引出一個至今未能解決的理論難題。

　　實踐當然包括社會實踐。社會實踐有強制性，排它性和不共溶性的本質。西方世界搞帝國主義就不能干社會主義，毛主席時代只允許存在農業社、國企和集體企業。以后相反。從來沒有在相同的國度相同條件下同時施行兩種不同的社會實踐(制度)，彼此不容，人們無法如新舊產品一樣在比較中證明優劣。

　　美英法從100年前搞社會主義到現在好，還是吊死在資本主義一棵上好?各說各的理。搞社會主義起碼沒有經濟危機、失業和“紅燈區”。中國從1949年起按毛式社會主義好，還是搞鄧式或是蔣式社會制度好?不能象種莊稼一樣比對優劣，這就留下了無窮無盡的話題，盡管能辯真偽，卻十分蹇澀。黑格爾可能是意識到了這個難題，按自己的哲學理論不能解釋，講了那句“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名言。其實很多存在是不合理的，就需要人們在對立中予以改造。

　　中國搞成新民民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好不好?當然好，不搞是什么狀況，失去了實證上的比較。要叫一些人內心認同，遠沒有電燈泡與日光燈的比較容易認識統一。社會劃分為不同的階級，要和平的認可一些問題，就更加復雜曲折。《各界》雜志的許多文章立意，如硬在新機器上找某個零件的缺失，在舊機器上搜尋某個零件還有的使用價值，在大合理小不合理和大不合理小合理中以舊反新，技法高刁。

　　中華民族歷來在愚弄人民的孔孟之道和封建社會制度的束縛誘騙下，較少爭取進步，較多恪守中庸，在先進中找不足、短處，在落后中找優點、長處。“對求新的機遇求全責備”。在這種厚重的人文環境中，一些好制度因為得不到認真貫徹而失去了應有的先進功能，取得的一點進步很快被復舊勢力擊潰，因而毛主席未雨綢繆，發動文革著力改造。

　　封面背頁有豎排的“民國人物”字樣，“才高狂傲劉文典”為題。“恃才傲物者，古今有之。近代名士中，劉文典當屬一個”。劉有《莊子補正》共10卷，曾有人問陳寅恪，“古今治莊子者的得失，他口出狂言，在中國真正懂得《莊子》的”，“一個是莊周，一個是劉文典”。也算是為民國貼金吧，陳講此話也是無知的表現。

　　莊子、孔子、老子等生在東周列國時期，人的認識水平很底，社會學理論很不系統，只有些直觀感性的記載，文字本身和表達也極其寬泛粗簡，晦澀的文言文。之前的《周易》對主客觀世界作出的解釋僅是符號式的。時代久遠了，今人當然生疏。《莊子》在當時也可能出類拔萃，時間的推移也就漸失先進科學性，不過是舊社會的斑斑點點，如現代考古挖掘的陶器而已。舊八股教育，那些文人故弄玄虛，顯擺自己比人能。《莊子》和劉的“10卷”對當時抗日有何意義?

　　《馬寅初的脾氣》，(1頁)李興濂文。前半部講馬任職浙江省財政廳時，有人用錢賄求當縣長，馬勃然大怒，“真是蚊子叮泥菩薩--找錯人了”。買官者泡湯。又寫馬侄子在杭州市政府負責花酒稅事，喝酒使公款兩千銀元被盜，市長想敷衍，馬認為要從嚴處理，后被撤職。用此鋪墊馬的人品正直。“在1957年3月的最高國務會議上，馬寅初就‘控制人口’問題發表自己的主張，受到極不公正的待遇”。“批判文章多達200多篇啊!”以此來暗指新中國、毛主席不容直述意見的人，誣不接受馬的建議，未重視抓計劃生育。非毛化中有“批錯一個人，多生幾個億”的說法。馬爾薩斯的人口論也有不妥之處，依據資本主義不變研究人口問題。人民向生產的深度和廣度進軍沒有止境，人按幾何率增加，人的能量不按幾何率增加?

　　李舜臣文“‘挾天子以令諸侯’是場大忽悠”(2頁)，對歷史理解不夠。認為曹操未能統一作皇帝，是因為被“荀彧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建議”束縛，“難以逾越道德障礙”，“還落了個漢賊之名”。當時孫劉占據半個中國，條件不成熟。落漢賊的原因是，從公元184年(漢靈帝光和7年)黃巾起義，到唐朝618年建立，期間三國、西晉、東晉和16國、南北朝、隋共434年，才結束了戰亂分裂，其中只有晉隋很短時間的統一。

　　根據《中國歷代人口略計表》等資料，東漢永壽三年(157年)全國有5648萬多人口。公元280年西晉時有人口1616.4萬，370年南北朝時僅有998.8萬人。三國紛爭人口被殺戮降至767萬。人口變化足以證明人民長期掙扎在兵荒馬亂中，活命朝不保夕，向前看無希望，回憶漢時還相對好些。漢被廢在曹家父子手里，對此后幾百年的災難形成有責任，同干掉農業社、國企對目前的亂象有責任一樣。以后司馬家族為代表的晉朝事干的不好，引發長期兵燹不止，“漢賊之名”和捧劉備、神化諸葛亮均由此而來。

　　“日記是一種珍貴的史料，農民日記因其少見而彌顯珍貴。合陽縣路井鎮”“農民候永祿的《農民日記》堪稱‘珍稀’”。李巧寧的“五、六十年代的農婦日常生活”(6頁)的素材來自此日記，真實與否?文中的趙菊蘭是候妻。

　　“1958年10月，菊蘭隨全隊男女社員一起參加冬季植樹育苗活動，從早上一直干到日落西山才往回走，中間不能回家給嬰兒喂奶”，“心里一直惦記著豐勝娃不知餓成啥樣了”。58年大躍進，不準給娃喂奶失真，是作者的發揮。文中凡引“日記”中的是楷體，此段是宋體。

　　1960年12月，菊蘭又生了個孩子，“晚上餓得不行了，在炕洞灰里煨上個蘿卜，就算吃上好營養品了”。1960、61、62三年困難時期，還能生育，和有些人編的餓死了3000萬大不相同。“1961年，口糧標準低，生活困難，只有多分點糧、分點錢，而分糧、分錢全靠工分。為多掙工分，社員都搶著干活，尤其是工分大的活”。“她一直為了掙更多工分，輕重不避，不管臟凈，隊里派啥干啥，甚至干和男性一樣下大力氣的活”。“1961年冬她除了白天一響不落地下地干活之外，攬下了大隊彈棉花的活”，“天天晚上去，經常是大半夜”。中國人民很勤奮。此文證明當時絕不是在將餓死的狀態中，如果饑餓至極，怎能黑白勞動?

　　“趙菊蘭是1949~1965年間千千萬萬個陜西農村婦女中的普通一員，也是平平凡凡的中國農村婦女的縮影”。暗喻人民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苦難辛酸。那樣困難人民為什么熱愛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因為會同舊社會比較。

　　時空錯位，用現在的標準回望過去，試圖證明社會主義并無多少優越性，反而違背人的正常需求。對社會主義寄以過高的期望值，對照現狀，以此證明社會主義搞錯了，這是一種高明的反社方法。1949年前的幾千年到底都干了些什么?社會主義才幾年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以此抨擊非常謬誤。爭取一點進步是艱辛的。社會主義并未許諾不勞而獲，只是給人民開辟了一條到達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美好幸福境界的實現要靠人民自己辛勤勞動。私有化社會，只有地主資本家的幸福才不必自己干辛苦的體力勞動。

　　“陶鑄最后的腳步”(10頁)，是傷痕文學的繼續，極度渲染文革是“浩劫”。目睹而今社會主義被走資派們踢踏的“片甲不留”，再看這些文章，深感社會主義時期的階級斗爭、路線斗爭是十分復雜的。用社會主義的成敗衡量，黨內那些客觀上斷送社會主義的大人物，毛主席當時采取限制、教育措施也不為過。

　　美共并沒有推翻美國的資本主義，但麥卡錫時代美國政府打擊美共人員比文革中的批判要嚴格一萬倍，《各界》雜志那么多文化人，不可能不知道這一點。“不拘一格，總有一格”，先進與落后，正確與謬誤的矛盾一萬年也不可能消失，人類社會的革命任務仍然任重道遠，雜志的這類文章、這些人便是腳注。

　　劉長久，《“賣國賊”曹汝霖的律師生涯》(13頁)。“歷史教科書中國簽署‘21條’而被定義為‘賣國賊’的外交次長，曾被幾代人唾棄。所幸，隨著時代的開放和輿論的寬容日臻，歷史正在以多樣化的展示而逐漸恢復它的真實。從這個視角，看曹汝霖的律師生涯，也別有一番味道”。荒唐!這樣認為“歷史多樣化的展示”，曹也就不成為賣國賊了。日本的東條英機、岡村寧茨等侵華罪魁只是在侵華時才成為罪魁，以前也是正規的日本官員。以前可以抵消以后?

　　《我親歷的“四清”運動那些事》(16頁)，作者謝承年。在“何來‘三分之一的政權不在我們手里’”一段寫道，“社教期間，我先后兩次聆聽工作隊傳達一個內部重要精神，聽毛主席說，‘有三分之一的政權不在我們手里’。我當時覺得毛主席這句話分量太重，簡直難以置信，但思想馬上轉了回來，認為毛主席的話不會錯”。

　　“《23條》明確提出：‘這次運動的性質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整個工作中，我們始終是緊緊圍繞這個‘性質’和‘重點’來開展的，實質上就是奪取‘不在我們手里的政權’這個陣地和權力的工作。但是辛辛苦苦工作之后，總覺得‘很別扭’、‘不對味’，不知道資本主義在哪里，誰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盡管我知道有個《五一六通知》，廣播里也傳來一些過激聲音，但還是第一次領會‘不可思議’這個詞的真正含義”。“資本主義在哪里”，誰是走資派，現在不會不可思議了吧?

　　《中美合作所并非屠殺集中營》(28頁，鄧金倫、戴小河)，“歷史學家研究發現，作為抗日戰爭時期的歷史產物，中美合作所并非‘反共’、‘反人民’的‘法西斯集中營’，‘與軍統集中營’并無任何的直接聯系”。

　　“不過，因為中美合作所的中方負責人是在國民黨內外名聲都不大好的軍統局負責人、特務頭子戴笠”，“美方副主任，反共分子梅樂斯又不顧美國當局的禁令竭力介入國共兩黨沖突的內政”，“該所訓練的作戰人員，警察和特工獲得的美式武器與設備器材，后來都被國民黨當局用到反共內戰中，因此該所便有了一個‘挾蔣反共’的惡名，遭到了來自中美兩國一些人士的強烈批評”。“由于意識形態的對立，在中美合作所撤消之后，在其原址及其附近發生的監禁、虐待和屠殺政治犯的罪責，便被新政權算到了它的帳上”。

　　“中美合作所是1943年至1945年在歌樂山建立的國際情報組織”，“重慶解放前夕發生大屠殺時”，“已經不存在”。作者要求“拂去歷史的塵埃，澄清誤會，還原出中美合作所的真實面孔”。如果作者的認識成立，恐怕得再一次“澄清誤會”，武器和器材都被國民黨利用來打共產黨人，讓其怎么還原出一個什么面孔?非常反感的是一些中國人逢美必捧，逢中必反，吃里扒外成了如天天的和尚念經。現在也允許出國定居，到你的理想彼岸去不好嗎?那么熱愛美國還能得不到“人權”?

　　34頁的“反華影片《中國》揭秘”，(殷孜涵)。“意大利人安東尼奧尼到河南林縣拍攝紀錄片《中國》，林縣因修紅旗渠全國聞名”。安“希望拍真實的中國人和一些具有象征意義的細節”，“在世界級電影大師中”，安“也是唯一紀錄了中國那段歷史的的人”。

　　“1973年1月，220分鐘的大型紀錄片《中國》首映式在意大利首都羅馬舉行，其中林縣部分占30多分鐘”。“該片產生了巨大轟動，也受到了西方的追捧”。“使其沒有料到的是”，“遭到了當時中國的猛烈批判”，“中國官方下令查禁，1973年9月”，“被迫把電影拷貝交給中國”。

　　“據后來解密的資料顯示，真正原因是一個短短數秒的鏡頭。在一個表現社會主義農業的豬圈的鏡頭中，一只只懶洋洋地趴在豬圈里，朝著鏡頭傻乎乎地擺頭晃腦，而響亮的背景音樂卻是文革中最紅火的革命歌曲：‘中國人民正在毛主席的領導下掙脫三座大山的壓迫，昂首起來……’”。“而一點不懂中文的他，不知道唱的是什么內容”。作者較為正直，不知“是什么內容”證明確實有誹謗的效果。“揭秘”之說錯誤，當時報上的批判文章把這事說的很分明。

　　“來自林縣的批判文章說：‘公路上汽車川流不息他不拍，卻專門拍牛車;田野里奔馳的大小拖拉機他不拍，卻專門拍毛驢拉石;熱火朝天的集體勞動場面他不拍，卻專門拍老人和病婦……’”。這倒是真的不是假的。批判的也十分中肯。難道這些不是“真實的中國人和一些具有象征意義的細節”?干社會主義，西方和國內一些人一直不滿，毛主席共產黨賣醋，他們從來都說不酸。

　　多年來反毛反共反社已成許多人的“共識”，上行下效，那樣方式的平反、揭秘不計其數。在擁護社會主義不改初衷的人看來，批判是正確的，抹黑社會主義應當批判。現在利用刊物、小說、影視片等反毛反社泛濫成災，當然是另外的看法。試問，為何不講美國紅燈區幾百年不絕;目前2700萬人失業;監獄在押人數223萬據世界第一;4600萬人處貧困線下。去年給莫言發諾獎，還是因為其小說把共產黨寫成土匪流氓。給劉曉波發獎，因為劉主張徹底滅掉社會主義，中國象蘇聯一樣分裂。

　　89頁，“延安的婚戀故事”中，“還有組織分配”，“女青年抗婚幾乎不可能”，“19歲的姑娘嫁給了50多歲的林伯渠”，“1937年22歲的長征女性王定國被安排給54歲的謝覺哉，組織上告訴她這是一項莊嚴神圣的革命任務，王爽快的應答：‘保證完成任務!’打起背包便走上了夫人崗位”。用現在的標準，去衡量國共對立時的朝不保夕，把帳算到延安時代也算是煞費苦心。理應也敘述國民黨。

　　看《各界》這些語言平和、意藏毒箭的文章，憶過去出生入死，把頭提在手上的革命者，有的被敵人殺了，有的在斗爭中犧牲了。革命成功了，把中國和中華民族從外敵侵略、反動派肆虐的苦痛中挽救出來，并未得到應該的普遍認可。閑話說的，熱諷冷嘲的，讓人奚落的，悲愴油然而生。“早知今日，何必當初”。這些抵制社會主義的多是“改開搞”中滋生的西方，特別是美國社會制度的崇拜者，溢流著奴婢心態，自愿當美國反華的工具。美國3億人，只有兩鄰居，從那種狀況持續至今。中國13億人，20多個鄰居，從這種狀況而來。寫馬寅初指毛主席未抓好計劃生育，反共反社又常以人權為根據。人權真的無國界，把中美兩國人口平均，給美國送去5億人，讓他們真正為人類未來干點實事，再看能是什么樣的世界?

　　類似《各界》雜志這類刊物目前俯拾皆是，足見舊世界力量的強大、舊意識形態舊思想觀念的根深蒂固。鞋子破了換新的，衣服臟了洗一洗，資本主義幾百年，許多弊病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無法克服，革命家創新干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有些人就是不適應。人們喜歡住新房，愛吃新鮮飯菜，卻要墨守成規、維護過時的資本主義，不擁護贊成新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有缺點就非要搞垮而后快，資本主義持續了幾百年是完美無缺的?這正是全世界人民悲劇的由來。

　　《各界》的那些文章把刻意否定、貶低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意識傾向，融入各類不同的人壞人事中，誘導人們接受疏遠、反感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革命的思想觀念。巧妙的如同鐵路拐彎一樣，使讀者在不知不覺中實現認識的異化轉變。《各界》過去的、現在的作品，有一點是明白無誤的，從來不說社會主義制度的好話。

　　如何保證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持續前進不失敗，不重蹈蘇共的覆轍，毛主席殫精竭慮，發動文革，破舊立新，從上層建筑和社會基礎領域內擴大社會主義因素，革命革到黨的領導頭上。一大批不甚理解、也不情愿的老革命，過不了真正社會主義革命關，盡管很多人主觀上忠誠無它意，客觀上成了最可怕的反革命，暗中同毛主席分道揚鑣。毛主席逝世后，在毀滅革命成果上干成了帝國主義和蔣介石想干而干不成的事，曾經的革命者也自己否定了自己。早就對毛主席和社會主義有仇恨、有成見的反共反社反毛派乘機而出有了難得的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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