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漢語經常“家”“國”連稱。二者都指人群，一個是最小的人群，一個是最大的人群。2009年建國六十年大慶時曾推出過一首由朗朗鋼琴伴奏、成龍和劉媛媛演唱的獻禮歌曲《國家》，唱的是：

　　家是最小國，國是千萬家……

　　有了強的國，才有富的家

　　這首歌的歌詞像眼下眾多的歌詞缺少真情實感，于是胡亂拆字組詞，什么“一玉口中國，一瓦頂成家”，都不是莫名其妙，是煞風景了。音樂及演唱還算講究，但也僅止于悅耳，并不打動人心，這些年“陣容豪華”的主旋律文藝普遍存在這樣的問題。這首歌先是男聲唱國，女聲唱家;隨后交織相融，國中有家，家中有國;到最后“我愛我的家”、“我愛我的國”、“我愛我的國家”，擴展為無數人的大合唱。理想的家國關系倒也應該是這樣。

　　那現實的家國關系又是什么樣呢?現實比較復雜。“強的國”完全可以跟“窮的家”并立，有的國家人均GDP都上萬美元了，但遍地的窮人像枯葉一樣被風掀起，被土掩埋。窮的國也完全可能造就“富的家”，尼泊爾到現在都窮得什么似的，去那兒旅游相當于往過去“穿越”。可參觀那兒的皇宮，發現皇家老早就穿越回來，過上現代化后現代化日子。

　　那中國呢?中國過去三四十年改革開放，國家經濟總量翻了好幾番，減貧也減了好幾億，幾乎所有小家的生活都有顯著的改善。就說家電吧。我小時候即六十年代要看電視，得去隔壁的兩個單位。一處由“老孟”把守，女孩要經他認真過目才擇優放行，男孩想進去就只能靠翻墻、匍匐、狂奔了——還不能奔出聲來。通常七點鐘出征，八點能看見電視機——四五十人擠得水泄不通，有時光聽聲音了——就算不虛此行。鎮守另一處的是“三毛老趙”，老趙經常拎根棍子不說，幾縷細發居然像京劇武將的花翎往后高高翹著，儼然一尊鎮墓神獸，去他那兒看電視真比盜墓還刺激。今天的孩子，就算墻上沒板兒(壁掛電視)，手里沒本兒(ipad)，普通電視電腦家里總有一臺，再不用為五湖四海五洲四海的事東顛西跑了。當然，肥胖兒也多了。

　　衡量人類生活的基本坐標有縱、橫二軸。歷史縱軸上的每一個中國家庭跟三十年前自己“同比”，其進步都大到無法否認。但社會橫軸上呢?觸目驚心的兩極分化恐怕也沒法否認吧。據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中國城市家庭人均居住面積接近30平米，“居者有其屋”按說綽綽有余了。可多少缺房戶東借西湊，想買一套經濟適用房排了六七年還遙遙無期，而房叔房嬸房虎房狼卻用不知哪兒弄來的那么多錢買那么多房子囤積居奇。之所以用“虎”“狼”這樣的字眼，不光因為他們異常生猛，還因為他們有特異功能：前不久有對兒“任”氏兄弟鬼使神差地出手了一座公寓樓的十幾層，接著“國五條”就出臺了。“富者連田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的古老畫卷又在號稱“社會主義”的百城煙水展開。有趣的是，精英們自己都是歷史、社會兼顧，既要過得比小時候好，更要混得比別人強——他們在豎杠上做鋼管舞動作時著正裝，在橫杠上翻飛就一丁字褲。可到了講壇上發言時，他們卻輕描淡寫，好像就沒橫杠這回事，例如當過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兼全國政協財經委員會主任的厲以寧教授，一家老小都可謂橫杠上的舞者，一個空翻抓杠就已是富豪，再一個720大回環加空中飛翔，更成為別人八輩子也成不了的豪富[1]，可厲教授卻一口咬定中國“沒有窮人，只有待富者”。“待富”和文革期間隔三差五的“憶苦”一個意思，都是把沒影兒的將來和過期的以往贈給別人，把麻辣燙的現在留給自己。這些人坐在最新版豪車里風馳電掣，卻讓車外人盡情享受紂王妲己享受不到的自行車運動，就差再建議“待富者”多買點鐵蠶豆預備著將來去冥王星旅游時漫漫路上慢慢嚼了。

　　二

　　得失兼備的改革開放主要失在社會關系上，失在財富及資源的分配上。財富及資源分配之失，又特別體現在國有資產的流失上。“國有資產流失”有廣、狹二義。以我為例，先說廣義。寫這篇文章，掙到四萬億零三百塊錢稿費，小頭歸我，大頭交了所得稅。所得稅的一部分去了公交地鐵街心花園，我和其他平民百姓一出門就受益匪淺，因此沒問題。另一部分去了殲十神六航空母艦交巡警平臺，這對于略有溝回的頭腦都不算“流失”，我當然也接受。再一部分隨公費考察組、“國情調研”團去了拉斯維加斯賭場以及國內各旅游景區，還去了領導人會客室的水晶吊燈真皮沙發名人字畫，這些怎么說呢，睜只眼肯定算“流失”，閉上眼暫時算“流動”吧。最后一部分激光似地一點彎也不繞，徑直去了貪官的囊中，撐得他們發了瘋了，惡了更餓了，“射了”“又射了”，撐得他們裸了溜了，拘了崩了。

　　再說狹義的“流失”。中國近代以來外面虎伺狼環，里面積貧積弱，因此相偎取暖、相濡以沫、把國當家的體制便成為一種相對合理的選擇。毛時代億萬小家把絕大部分家當交給“大家”即“國家”統一保管。前三十年就是用這一大堆鋼镚毛票完成了初步的工業化，人民確實是苦了點，但錢基本上還是花人民身上了。那時的國有資產保管員雖不能說個個焦裕祿，但總的看還是黑瘦的多，白胖的少——這事不用爭，找一百張老照片自己看去吧。國有資產有集體主義大氣候的庇護，再加上“三毛老趙”們嚴防死守，就算“老孟”弄點小特權，開道后門，也還沒出現大的流失。我讀過某地“三反”“五反”運動的成果統計，每個貪污犯的貪污數額也就是幾塊幾毛幾。不過，到了人心漸散的文革后期，用公家設備給自己家打把菜刀、車個燈架什么的，雖然只是涓涓細流，但流域面積不小，流量也在快速增大。在一片汨汨潺潺聲中，大家越發認為“大家”和自己是反比例關系，越發覺得少干就是多得，越發習慣于把拿朋友的東西叫“偷”，把偷國家的東西叫“拿”。“國家的不拿白不拿”，很多人都這么說過但不一定記得了。在這樣的形勢下，國有資產的利用率只會越來越低。為解決利用率下降的問題，便有了國有資產的改革。

　　國有資產的改革是由保管員們主導的。既由他們主導，就得讓他們有干勁，要讓們有干勁，就得讓他們有干頭。保管員的干頭說白了，就是書記變老板，管家變東家。這成為改革的關鍵動力、機制和保障。通過改革，這筆資產可觀的一部分雖不一定姓他們，但其實歸他們。這當然不會明說。老孟因為早就動過這方面的心思，一看就懂，馬上投身到改革的洪流中。三毛老趙多看了幾天，可一旦明白過味兒，改革的強度和酒精度都不在老孟之下。

　　老趙從前給國有資產把門的時候，門口經常站著個少年看老趙吃飯，轟走了還來。有回趁著老趙走神，少年把鼻腔和喉嚨里的“剩余”都吸進自己嘴里，吐在老趙碗里。老趙盯了一會兒皮不笑肉笑的少年，又環顧了我們，斬釘截鐵地預測：“看吧，將來頂數他有出息!”不但把半碗飯給了他，還放他進去看《地道戰》，說我們“看了也白看”。聽人說，這位少年后來成了著名經濟學家譚老師。聽譚老師說，他參與了改革的頂層設計，不少點子都是他的。

　　其中一個點子是“價格雙軌制”。該制類似劉文彩大斗進、小斗出的“雙斗制”。老孟當年就是被雙斗制逼得沒路才跑出村子好幾里給解放軍帶路。雙軌制把他又解放了一遍。老孟把單位按“計劃價”買進的“20寸直角平遙”電視機原價賣給孟氏電器有限公司，公司再按市場價出手，這一筆就讓他穿上兩排扣的西服，認著特別費勁。我因被老孟追認為“咱們自己人”，享受了9.5折優惠。老孟跟我一手交錢一手交貨時感概今昔：“以前人窮，還傻!一破電視光飄雪花兒了，就這還不讓你們看，你們都是咱們自己人啊!”我把電視抱回家看著摸著都不是平面，再拿皮尺取弧線丈量也不過18寸。我問老趙18寸是怎么回事，他說是皮尺的事，“皮尺用用就松了，跟老娘們皮似的”。我說也用直尺量了，他說“毬啊，我現在把毬掏出來看你怎么量!”我說不是說好了是平面，沒說是球面么?他問我從古到今，哪朝平過，哪代平過，“咱爺倆是坐著一邊平啊，還是站著一邊平啊?人都不平你讓東西平!主席多偉大，就在找平問題上犯了錯誤。”

　　另一個點子是“吐痰理論”。三毛老趙既看明白改革大方向，又看到鏡子里三毛只剩了兩毛，便一不做二不休將治下的國有資產治成親媽都不要的腦癱兒。老趙有回路過垃圾堆見到這嗷嗷待哺的苦命孩子，一臉的思想斗爭。“誰讓自己還是名黨員呢”，他一狠心把國有資產抱回了家，并到有關部門辦理了收養手續，徹底解決了姓“社”姓“資”的問題。就這樣，三毛老趙眼睜睜從國有資產的罪人變成恩人。有位魔術師目擊此事后決定再不演“大變活人”了。另一位目擊者譚老師內心也很不平靜，他想：趙總踐行的是自己的思想，專利費自己可以不要，但趙總不能不謝，最起碼也應按照《芝加哥規范》注明出處吧?有次嘉年華宴會倆人同席而鄰座，譚老師皮笑肉不笑地磨嘰這件事。趙總臉一沉，“就你要過飯?”“還要出學問了?”隨后手一揚，“我看，要飯的還在要嘛!”譚老師肉笑皮不笑地沖My

　　God劃了個十字，“真以為原罪沒事了呢，真以為讀書無用了呢。”一桌的大款大官大腕一齊起立碰杯，讓小姐切歌，“換換換，換他媽那個《團結就是力量》!”小姐找不到《團結就是力量》，于是大家彼此摟著挎著高聲干唱，唱得可比《國家》有氣勢有感覺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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