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這位被中國政府稱為老朋友的拉美強人不幸病逝。即將接任中國國家主席的中共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發唁電表示哀悼。就在世界輿論熱議拉美及委內瑞拉未來之際，美國媒體則借中國正在召開2013年兩會之機，大肆炒作中國在拉美、非洲等地的經濟擴張。美國《外交政策》網站3月7日發表題為《烏戈的銀行家》(Hugo's Banker)的報道，借中國國家開發銀行對委內瑞拉的巨額貸款，渲染該銀行的國內、地區及世界影響力。
《外交政策》這篇報道不是講美國人不愿看好的“中委親密關系”，而是借中國國家開發銀行(CDB)在中國、非洲、拉美的貸款行為，渲染中國在這些地區的經濟影響力。其真實目的是向外界宣傳，要警惕中國的經濟觸角的擴張，間接挑起和宣傳“中國經濟威脅”。美國媒體這種擔當“宣傳口”的例子近幾年不甚枚舉。
據查，習近平那次同委內瑞拉達成的成果高達15項，是當時習拉美之行達成成果最多的一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中國國家開發銀行(CDB)和委內瑞拉社會經濟發展銀行，中石油和委石油公司簽署的60億美元注資協議《關于聯合融資基金協議修改議定書》。其中，中國國開發銀行注40億美元，委經濟社會發展銀行注20億美元。習近平結束那次訪問僅隔2個月，查韋斯再次訪華同習近平舉行了會晤。
委內瑞拉是世界重油儲量最多的國家，貸款換石油也是委內瑞拉和中國的合作之核心，委內瑞拉和俄羅斯也有這種合作。換句話說，貸款換石油是互惠互利的普通經濟交往，中國需要石油解決能源需求，委內瑞拉要資金發展基礎設施等民生工程。但在西方眼里，中國幫助委內瑞拉實現“拉美式社會主義事業”的做法已經對美國構成“經濟威脅”。
宣傳中國在拉美和非洲等地的經濟威脅
《外交政策》這一報道的兩名作者都來自彭博社，其中一位正是彭博社駐北京記者傅才德(Michael Forsythe)，此人多關注中共紅二代，曾蓄意炒作中共領導人資產問題。
作者開始花了文章一半的筆墨將“查韋斯2011年患病不久后所會見的一位客人所掌管的銀行”同世界銀行、美聯儲以及高盛集團做對比，刻意凸顯這位客人的實力，稱這位客人是世界最有實力的行長，從2008年至2012年借給查韋斯政府至少400億美元。
文章開頭甚至反問道：是什么銀行在這一時期可以向一個世界最危險的政權，一個有200年信用違約記錄的國家貸款，而且還告訴債務人(查韋斯)如何使用貸款?文章所說的這個客人就是CDB行長陳元。
文章說，陳元是世界最有實力的銀行家，被國內外客戶稱為最強硬談判者。他執掌的銀行屬中國政府所有，他的父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元勛。
同時，CDB的規模和資金實力已不可同日而語。該銀行已經向非洲地區注資數十億美元，刺激了埃塞俄比亞出口、振興了加納被拖延近十幾年的鐵路網。但同時這些注資最終都會惠及其他中國公司。
就國開行對中國的影響，文章提到，國開行一年賣出的證券超過中國財政部賣出的，這表明它在中國金融體系占據顯要地位易如反掌。而且，在清潔能源和通訊產業，文章稱，CDB已為大量中國風能、太陽能及通訊公司融資超過924億美元，這些公司利用CDB提供的資金對全球競爭者構成了壓倒性的威脅。CDB貸款正在幫助中國在世界工業范圍內鞏固統治地位，同時加速美國和歐洲企業的破產速度。
在拉美，文章稱，CDB為查韋斯政府提供的大規模的、史無前例的借款幫助查韋斯牢牢掌控了其國有石油公司的入口，這樣以來，隨著中國相應需求的持續增長，委內瑞拉的國有石油公司也就能夠在充滿競爭力的國際石油市場長期立足。
文章還稱，向拉美的投資對一大批中國企業來說無疑是筆好生意。陳元欽點負責委內瑞拉項目的是一名叫劉克谷的人，查韋斯親切地稱其為“兄弟”。12年前，劉克谷在薄熙來手下做事。委內瑞拉反對派人士為此對中國感到不滿，他們抱怨稱中國勢力正在損害委內瑞拉的主權，一步步將其牽制為危險的附屬盟國。以美孚石油公司為代表的美國公司在20世紀扮演了備受憎惡的美帝國主義侵略者角色，如今的CDB或將成為當年的美孚公司，成為中國帝國主義的代言人。
文章最后疑問稱，對中國而言，(CDB)此舉的危險性何在呢?有一個假定是，在不滿和怨憤的刺激下，一些人，例如查韋斯的反對者聯合起來要求進行相關的重新談判，甚至是故意不擔負責任即拖欠貸款。如果這種假定變為現實，對正在壯大中的金融大亨CDB而言，將是一個慘痛的教訓。
分析認為，這篇彭博社記者撰寫的報道在《外交政策》刊登，本意除了吸引眼球之外，還有就是向國內民眾宣傳中國在海外對美國影響力的威脅。作者在文章中提及的中國在拉美和非洲的商貿投資一直以來是美國政府的關注焦點。美國國會議員多次就此表達擔憂，尤其是中國同古巴、朝鮮、委內瑞拉、緬甸和南非等國的經貿往來，常被他們用來攻擊中國。所以，《外交政策》這篇報道實質上已經成為美國針對中共的“宣傳資料”。
美國媒體充當對外對內的“宣傳口”
和中共不同，美國政府沒有“宣傳部”，也沒有受政府控制的CCTV或中央報紙等。但美國媒體同政府則存在相互利用和配合的做法，即后者利用媒體傳播特點，對外表達政府意志。當然，在所謂美國新聞自由或言論自由的背景下，也存在媒體和政府相互攻擊的事例，比如保守派媒體福克斯和奧巴馬總統之間在2009年因“政府干涉力”而引發的“口水戰”。
當然，總體上，美國媒體多被總統和國務院控制，反應后兩者的觀點，作為回饋，總統和國務院方面又會給這些媒體一些信息。奧巴馬總統本人在大選期間可以利用或依賴媒體宣傳造勢，但連任后，他更多地是控制媒體，為己所用。奧巴馬近來也多次接受美國媒體采訪，表達和推進自己的施政理念及外交政策。
在白宮和國務院，有種會議叫吹風會，政府高官會就特定的國際形勢和地區熱點議題作出一些具體的表態、評價或者背景信息等。這些都是“半官方”性質的，不能公開發布。國務院后來公開書面情況時也只說“國務院官員1、國務院官員2...”。
發布人也不能被提及，但這些信息則可以把媒體的分析報道引導至白宮所期待的方向上去。這就是美國媒體常常引述的“不愿透露姓名的高官/匿名官員”所提供的消息。這就是美國媒體和政府一種無形間配合形成的“宣傳法器”。這種宣傳有個好處，就是外交方面的信息，避免引發誤解，但卻在信息透明度上有“先發制人”的感覺。
類似的“信息泄露”在美國媒體中很常見。白宮、國會、國務院、甚至五角大樓，通過事先泄露一些信息來達到一定的目的，這種目的有的時候是為了引導國際輿論關注，有的時候是為了打擊政治對手，還有的時候是針對美國老百姓。
比如，近期對中國發起的“網絡宣傳戰”就是一個針對美國老百姓的例子。美國《華盛頓郵報》、彭博社、《紐約時報》和《華爾街日報》配合政府步驟，上演的一次雙簧戲，一方面是攻擊中國，另一方面則通過渲染中國黑客爭取能夠拿到部分國會給軍方的撥款，能夠為國會通過相關國內法案做好鋪墊。
這種對華輿論戰由此來看，目的非常明確。《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都是華府外交官及國會議員的必讀之物，因為這兩家報紙在外交事務和國際政治的報道和評論都很全面和豐富。它們的社論和專欄個人文章更是在特殊時期，如美國大選、債務危機、伊朗及朝核危機等，發表各種內政外交觀點。有些該報的報道甚至評論，都會成為美國國會聽證會上議員們引述的“證詞證據”。
美國媒體“宣傳”多抹黑中國
近幾年，美國媒體更多地將輿論引導方向轉向了國外，這和國際大環境變化是有關的。9/11事件以前后一段時期，美國老百姓獲取外部信息的主要渠道是電視。據統計，2001年，近8成美國人看電視獲取信息，15%的人依賴電臺廣播，而選擇互聯網的只有3%。《紐約時報》、路透社和彭博社等近年加大在中國派駐記者，都在爭搶報道中國政治及社會百態的“引導性地位”。比如，前面提到的《外交政策》這篇報道，就是彭博社記者對中國崛起過程中經濟實力海外延伸的“過度解讀”。
十八大前后一段時期，美國等西方媒體對中共的關注度達到歷史新高，爭相占領報道中共消息的“輿論高地”，隨之而來便是部分謠傳與炒作。眼下正值中共2013年兩會和國家領導層更迭之際，西方媒體緊盯中國政壇、商界及社會變化的各種“新跡象”，和中國大陸媒體穿宣傳的政治及社會“新氣象”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反差。在中國人看來再正常不過的訊息，在某些美國記者眼里，就會成為他們炮制各種報道的“蛛絲馬跡”，無論是官員履歷，還是企業檔案，經過他們的“編織和著色”，就會成為西方看到的中國“面子”。
美國媒體常常通過負面事件和負面報道丑化中國，比如人權、網絡自由和中國黑客說等。在宣揚中國威脅論時，美國媒體做法通常是營造恐懼感，讓國內民眾感覺到中國的“可怕”。就報道朝鮮發射導彈或核試驗、伊朗核危機、敘利亞危機等國際議題時，美國及部分西方媒體都曾帶著有色眼鏡或拿著放大鏡觀察中國在其中的聯系，試圖孤立和捆綁中國。而隨著中國經濟和軍事實力的不斷提升，美國等西方媒體在滿足自身媒體利益的同時，其所擔當的“對外宣傳”角色不容易改變。 (皇金 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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