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飛：文王韜晦與趙構茍安

　　文王采用韜晦之計，傾商以興周。南宋富而不強，茍安亡國。一興一敗，均為必然。以史為鑒，殷鑒不遠。

　　文王韜晦

　　《姜太公》（焦安南、李建義著）一書，翔實取材于《史記》、《尚書》、《逸周書》、《六韜》中的大量歷史資料。……姜尚歷經磨難，窮困潦倒，久久不得志，因而對庶民的力量有 正確的認識。他主張與民眾息息相關，關心他們的切身利益，愛民惠民。……他說：“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

　　《姜太公》一書記載說：

　　姜尚出山佐周，文王很是高興。他先設國宴慶賀姜尚出任國師，然后又設家宴款待姜尚，只有文王、太姒和太子三人作陪。席間，姬昌問道：“太公望，我們下一步應如何作為？”姜尚 說：“我連日來已經想好，要四路出兵。”文王驚問道：“如何出兵？”姜尚說：“朝政之事，兩月內由太子代為料理。出兵之事，我與主公暗中籌劃部署，不知可行？”文王道：“很好。 ”次日當殿下旨，讓太子姬發代文王當朝理政。

　　散朝后，文王召見國師，密議軍機。姜尚道：“目前殷大周小，殷尊周卑。主公應采用韜晦之計，傾商以興周。”

　　文王問：“何謂韜晦之計？”

　　姜尚道：“韜晦者，韜光養晦也。就是要隱藏鋒芒，不使外露。鷙鳥將擊，卑身斂翼；猛獸將搏，弭耳俯首；圣人將動，必有愚色。主公要興周滅殷，目下表面上必須尊殷崇帝，作出恭 順無比的姿態，不能有半點破綻紕漏。同時實行文伐，暗中離間，行十二策。”

　　文王說：“愿聞其詳。”

　　姜尚說：

　　“第一，按照敵國君主的喜好，順應于他，使其放松警惕，滋長驕傲情緒，必做出邪惡不軌之事。巧妙利用這種形勢，必能除掉敵國。

　　“第二，拉攏敵國重臣，以削弱敵國君主之威信。臣子懷有二心，對敵國君主的忠心必然會減少。朝廷無忠臣，社稷必危險。

　　“第三，暗中賄賂敵國君主身邊的人，與其建立密切聯系，使他身在國內而心向國外，必然產生禍患。

　　“第四，引導敵國君主追求享樂，對他厚賂珠玉，娛以美人。同時，要謙卑以對之，順從他的意志，聽候他的命令，迎合他的心意，旨在使其松懈斗志。

　　“第五，要尊敬敵國忠臣，僅送少量禮物。若他作為來使，便故意拖延時日，勿聽其言，使他有誤使命。對繼派的親信使者，則示友好，誠心結交。使國君遠忠臣，則伺機奪其國家。

　　“第六，收買敵國朝中大臣，離間君主與將領的關系，使其君臣內外離心。

　　“第七，欲穩敵國君主之心，須送重禮賄賂他，使其解除懷疑。這樣，使國君只知貪圖賄賂，忽視國內生產，積蓄減少，國庫空虛。

　　“第八，把傳國之寶獻給敵國君主，得他信任，以便一起奪取另外國家。敵國君主得到好處，則對我深信而不疑。如此一來，敵國君主必定會為我所用。

　　“第九，將敵國君主大加吹捧，使其覺得自己擁有了至高無上的權勢。這樣，他就會忘乎所以，不再追求國家的興旺發達。

　　“第十，要取得敵國君主的信任。取得信任之后，等到時機成熟，再消滅他。這樣一來，百姓會認為這是天意亡國。

　　“第十一，可收買敵國臣子，使其愿意為我效力，就能堵塞其國君之耳目，使其不知真實情況。

　　“第十二，支持敵國朝中邪臣，以迷亂君主心智；向敵國君主進獻美女，使他神志不清；送他良犬駿馬，使他因過度貪玩而體力疲勞；夸贊其權勢無比，使他自我迷醉。待到時機，可與 天下人一起將他消滅。”

　　文王采用姜太公的韜晦之計，結果是周興商亡：

　　牧野決戰。伐紂大軍勝利到達牧野后，分成左、中、右三軍扎寨宿營，準備同商軍決戰。……武王問南宮適道：“卿看今日，戰況如何？”南宮適笑道：“周軍旗開得勝。商軍血流漂杵 。”姜子牙傳令道：“今日牧野決戰，大獲全勝，紂王的死期已到。三軍將領火速前進，包圍朝歌。”霎時間，岡上岡下號角齊鳴，土岡四周鼓聲震天。周軍將士乘勝追擊，向著朝歌城洶涌 而去。

　　趙構茍安

　　《南宋皇帝宋高宗趙構》描述說：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金兵攻陷汴京，北宋滅亡。趙構在南京應天府（今河南省商丘縣南）即位，改年號為“建炎”。趙構即位后，在金兵追擊下 不斷南逃，據說，趙構有一次在黃河北岸被金兵追逼，只剩下了他單身匹馬，后有忠臣之子李馬舍生忘死地背著他逃至河邊，又駕船過河，才幸免于難。事后，趙構為了標榜自己是真命天子 ，有天神相助，捏造出了“泥馬渡康王”的故事。他擔心李馬會揭穿真相，便將李馬藥啞，不久殺死了李馬。高宗在位初期，起用抗戰派李綱為相，以宗澤為東京留守，發動軍民抗金。但高 宗與其父、兄（徽、欽二帝）一樣，畏敵如虎，為保皇位而一味求和茍安。不久，他罷免了李綱，啟用投降派黃潛善、汪伯彥，把宋軍防線由黃河一線南移至淮、漢、長江一線，從而使抗戰形 勢逆轉。使得金兵分兵三路輕易即渡過黃河，并在不到三個月之內即占領了西自秦州、東至青州一線之廣大地區。從建炎元年（1127年）到紹興八年（1138年）的十余年間，高宗一直輾轉在東南 沿海各地，躲避金軍。他否定了張浚“權都建康，漸圖恢復”的建議，南逃至臨安（今杭州市）定都。東京留守宗澤欲渡河北伐，力勸高宗回汴京坐鎮，高宗置之不理，沉迷于偏安一隅。在 他逃抵臨安后，又為形勢所逼，任用岳飛，韓世忠等主戰派將領抗金，后卻又任用投降派秦檜為宰相，對金以求和為主，一味地屈膝妥協。紹興十年（1140年），金軍大舉入侵，宋軍在反擊金 軍的南下中，取得了順昌、郾城等役的勝利，岳飛軍收復西京（即洛陽），前鋒直抵朱仙鎮，離汴京僅45里之遙。然而宋高宗卻惟恐有礙對金的和議，他與秦檜迫令張俊、楊沂中、岳飛等撤軍 ，完顏宗弼（金兀術）則乘機率重兵進軍淮南，形成大軍壓境之勢。為了徹底求和，高宗召韓世忠、張俊、岳飛三大將入朝，明升官職，實解兵權。同時還撤銷了專為對金作戰而設置的三個宣 撫司。不久，更誣陷、冤殺了岳飛，以割地、納貢、稱臣的屈辱條件，與金朝訂立了“紹興和議”。

　　《富而不強 南宋亡國之“謎”》一文則認為：

　　宋人王奕填的《賀新郎》，道的是宋代的亡國恨，尤其“百年內，茍而已”，普遍被看作是兩宋偕亡的主要原因。特別是南宋，作為當時世界上最有錢的國家，經濟上的實力因為統治者 對軍人的不信任，并沒有轉化為包括國防實力在內的綜合實力。

　　宋室南渡后造就了當時最富裕的一個國家。宋在海洋上充分展露了自信和開放，開辟了不少經濟特區用于對外開放，并將招商引資工作作為官員考核的標準之一，乃至將招商引資的先進 個人選拔進干部隊伍。如，為吸引外商，凡市舶綱首（有點像開發區的招商辦和企業家領袖）能招誘舶貨，抽解物貨，累價及5萬貫、十萬貫的，可以補官。有一個泉州人蔡景芳從建炎元年（ 1127年）到紹興四年（1134年）招98萬多貫，就被授了“承信郎”。

　　問題在于，南宋這樣一個經濟上成就斐然的政權，為什么會“富而不強”？為什么經濟上的實力沒有轉化為包括國防實力在內的綜合實力？這單純地從“偏安”的偷懶心理來分析，是難 以自圓其說的。項羽當年見秦皇威儀，尚且有“大丈夫當如此”的慨嘆，何況北中國是在先皇們手中喪失的宋室呢？

　　最合理的解釋是：非不為也，實不能也。南渡之后的歷任宋帝及他們的文臣武將們，不是不想光復河山，而是心有余悸，投鼠忌器。這種余悸，確切地說，不是畏敵、而是懼內，不是來 自當年的亡國夢魘、而是來自于對內部權力喪失的恐懼。這是宋室自趙匡胤時代就有的遺傳基因，發展到后世子孫，就毫無懸念地成了“寧贈友邦、不予家奴”。

　　趙宋政權把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發揮到極端，甚至到了“寧不攘外也要安內”的地步。宋代是中國歷史上最典型的槍桿子里出政權的王朝，因此對槍桿子的防范也最為謹慎和周密，甚至 不惜犧牲國防力量來維持這一傳統，這造就了中國歷史上最弱的國防軍。朕自己槍桿子弱不要緊，大不了割地賠款，但在朕的一畝三分地中，別人就壓根不能碰槍桿子，對外稱臣當孫子，對 內還是老子天下第一。“偏安”本身不是羸弱的原因，而是主動選擇的結果；“偏安”不是外交政策（皇帝沖動之下也是狠打過幾次北伐戰爭的，在遼和金兩次“落井”的時候，宋室也適實 地“下石”了，說明還是心懷中原的嘛），而是實質上的內政方針（“偏安”是最有效地防止禍起蕭墻的方式）。岳飛之悲劇，某種程度就在不懂得（或沒做好）“守缺”、“守拙”上。

　　南宋在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中成績斐然，在經濟的改革開放方面成就顯著，但就是恪守著立國以來的祖宗規矩，對軍隊和軍人嚴加防范。南宋時期最安全保險的“講政治”，就是“不 講政治”，就是把發展經濟、為自己摟錢當作最大政治，造成了以拜金為核心的物質文明和睜眼說瞎話的“理學”精神文明兩手一起抓一起硬的局面。這樣的一個畸形政經結構，堵塞了經濟 成就轉化為綜合國力的路徑，經濟與政治成了不相干的兩張皮。一邊是高壓線般的必然觸及防范軍人的基本原則、甚至完全可能失敗的政治體制改革（包括國防體制改革等），一邊是海外資 本云集、萬國貨物云集、燈紅酒綠、紙醉金迷的現實生活，利害權衡之下，想不茍且都難！天下若非是朕的家天下，而成了天下人的天下，那天下再大再統一，對朕又有什么意義呢？

　　而貫徹茍安政策最得力的大臣無過于秦儈。有為漢奸賣國賊秦儈辯護者振振有詞地說：“有人會說，與其屈辱偷生，不如拼死一戰。所謂‘寧為玉碎，不為瓦全’。聽起來慷慨激昂，也 符合英雄的做人準則，但套用在國家、民族上，卻是毫無道理。國家既亡，整個民族都淪為亡國奴，豈不是在更為屈辱的環境中偷生？難道你要整個民族都‘玉碎’，都拼死，都遭屠殺，致 使種族滅絕？只要不是這樣，那么國家的茍安就比打不贏也打要好，保全半壁江山也比徹底淪亡要好。秦檜與金人簽訂的‘紹興和議’，雖是不平等條約，卻為南宋爭取了20年的和平，得到 休養生息的機會。平心而論，秦檜是一個不錯的經濟人才，在他的治下，宋朝迅速修復了戰爭的創傷，再現北宋時的繁榮景象，奠定了150年的國運基礎。 ”（趙無眠《歷史古代最大的漢奸 秦檜：茍安也比戰敗好》）不過有心者會問誰“得到休養生息的機會”？當然是南宋統治者。茍安雖然不利于整個民族，卻有利于統治者及時享受燈紅酒綠、紙醉金迷的糜爛生活，這就是貴 族們的“國運”。

　　宋代茍安的結果只能是亡國，外族開始了野蠻的種族統治，中華民族從此走入了近代長期的衰敗時期。

　　殷鑒不遠

　　文王采用姜太公的韜晦之計，結果是周興商亡；宋代百年茍安的結果卻是亡國。兩者都對外示弱，對內求富強，似乎很相似，但骨子里頭卻有本質性的差異。然而，一興一敗的根本差異 到底在哪里呢？

　　其一，目的根本不同。姜太公一語道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文王韜晦，不忘“同天下之利”；趙構茍安 ，念念不忘的只是“擅天下之利”。得天下與失天下，也就各安其命了。

　　其二，手段根本不同。文王在盡量隱蔽的情況下積極強己，主動弱敵、攻敵、勝敵。趙構則公開為自己斂聚財富，媚外懼內，自廢武功，信奉“寧贈友邦、不予家奴”哲學。一興一亡， 無需怨天尤人，全在自己。

　　其三，大勢根本不同。在國家危機與決死對抗的關頭，周民同聲敵愾，氣勢浩然；而宋民則怨聲載道，離心離德，賣國奸臣當道，愛國將軍受害，氣勢全失。一勝一敗大勢所趨，無法強 求。

　　國人不可掉以輕心，殷鑒不遠?！对姟吩?ldquo;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意思是夏代的滅亡，就是殷代的前車之鑒。

　　還有，國人如果不在意歷史的經驗教訓，如今一小群投靠華爾街的無良華人，現代秦#儈和范文程[注]多了去了。他們熱衷于為洋主子出謀獻策，充當反華馬前卒。如今采用韜晦之計圖謀 “徹底解決中國”的恐怕就是“洋大人”而不是中國的“偉人”了，其可怕的結果將是中華民族的覆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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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大漢奸范文程。《從奴隸到“滿清第一功臣”》贊頌說：范文程是漢族名人后代，卻為滿人開創江山立下了不朽之功，以致人們對他的“漢奸”“叛逆”行徑長期責難，使其背負著諸多歷 史罵名。清軍入關后，順治將開國元勛的畫像掛于紫光閣，這個人位列第一，被尊為滿清第一功臣。他給皇太極出了不少好主意。《范文程憑什么始終穩居“大清第一文臣”之位？》也為其 辯護，但也不得不承認其賣國行徑：皇太極的忠實御用智囊。寧遠之戰后，明朝派袁崇煥督師遼東，蒙古又背叛了與后金的盟約，后金面臨著極大的困境。此時袁崇煥整頓軍備需要時間，提 出議和。范文程建議皇太極將計就計，提出以議和對議和以爭取喘息的機會，并提出了征撫蒙古，恩撫朝鮮，招撫明將的策略，有力地扭轉了不利局勢?；侍珮O執政之初權力不穩，范文程又 針對四大貝勒共治國政所造成的權力分散的弊病提出具體解決方案，建立適應皇帝權力的政體制度，以利大權集中，政令通順。在袁崇煥做好充分準備即將攻打后金之時，范文程又向皇太極 提出借道蒙古，繞過錦州寧遠攻打北京，使袁崇煥被動地回師北京，造成其引八旗軍入關的假象，遭致殺身大禍。天聰九年（公元1635年），蒙古林丹汗妻子來降，帶來傳國玉璽制誥之寶后， 建國一事提上日程。范文程審時度勢，提出“侵擾、等待、建號、建制”的方針。即繼續侵擾明朝，等待時機。大凌河戰役勝利后，大批明將來降，明朝的遼東防御土崩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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