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繞公有制和私有制這兩條關乎國家未來的道路之爭已經二十多年過去了，從當年鄧小平同志強行阻止“左右之爭”以來，實際上右派勢力迅速占領廟堂高地，“改革開放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個基本前提實際上是有意無意地被放棄了，“吸取資本主義經濟先進管理經驗”的觀點逐漸被主流所認同。事實上，“吸取資本主義經濟先進管理經驗”這種模棱兩可的提法，在沒有任何制約的情況下，沒幾年就迅速演變成“全民私有化”。在私有化浪潮的推動下，一部分人開始琢磨上國家的政治制度，也即改變國家顏色，這就是極右勢力口口聲聲所謂的“頂層設計”。這個“頂層設計”實際上在上世紀某個年代已經接近成功，只是由于蘇聯的不長臉，國家的“硬著陸”失敗不僅造成了俄羅斯的十年動蕩，也驚醒了中國領導高層和民眾百姓，在上上下下一片反對聲音中，加上國企改制造成大面積產業工人下崗失業，大量群體性事件的爆發，私有化進程被迫減慢。十六大、十七大以來，隨著民眾民主參與程度的提高，國家領導人一直保持了清醒的頭腦，雖然經濟上“溫水煮青蛙”的勢頭沒有被完全遏制，但全民私有化的陰謀沒有完全得逞是明擺著的。
只是經過多年的折騰，公有制的基本框架已經被搞得面目全非，巨額外國資本已經幾近于把國家大多數經濟支柱行業完全把持。十八大召開在即，在某種神秘力量的推動下，鐵路、金融、電力、國防等關系國家安全的基礎行業開始異動，全民私有化的聲音又一次甚囂塵上。特別是重慶事件被無限解構，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適時”在北京發布“中國未來的發展報告”，中國高層論壇“高調”加快改革進程，各種政治暗流翻騰涌動，關系到中國未來的國家走向問題已經不容回避。
不論站在百姓的角度還是站在國家的角度，還是站在市場經濟還是計劃經濟的角度，改革只要不是政治上取消共產黨的領導，放棄社會主義道路，在經濟管理體制上，只要為大多數人謀福祉，不論國有、民營、合作、股份，哪種管理形式應該都可以討論爭鳴。但是，恰恰我們今天看到的所謂改革，不是為了大多數人的利益，而是極力為少數利益集團服務，最終達到推翻共產黨領導，改變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目的。在這個問題上，起碼現在不容什么討論，因為這涉及到國家的根本大法。想要討論的前提只有一個，必須先行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所以說，現在不是什么討論不討論的問題，而是維護憲法權威的問題，是一場敵我性質的殊死斗爭。

中國人民是善良的，相信大部分人們都不愿意看到腥風血雨和戰火。但是，社會有社會的運行規律，有時并不一定照著人們的善良愿望來進行。所以“以斗爭求統一，以戰爭止戰爭”就成了中國共產黨立于不敗之地的法寶。
中華民族的歷史傳統一直是以“公”字貫穿于千年的。公者，與私相背也。歷代王朝更迭與戰亂，多多少少都與“公者不公”有關。隨著西方工業革命、熱兵器時代的到來，特別是鴉片戰爭的失敗，中國傳統的社會結構被國外列強所打破，國門也被堅船利炮所打開，中華民族從此進入到一個極端不自信，民族凝聚力空前下降的時代。泱泱大國卻一片散沙，外強中干的病夫形象已經在全世界深入人心，即便是屁大的彈丸國家仍然敢騎在大清政府的頭上屙屎拉尿。
洋務運動的目的毫無疑問是為了救國圖強，但照抄照搬西方資本運作的辦法，注定是一條死胡同；康梁變法的目的無疑也是救國圖強，但國家利益已經被國外資本家和國內利益集團所瓜分，沒有武裝力量的保護和強大的改革勢力，靠幾個手無寸鐵的書生來改變國家機器的運轉方式本來就是癡人說夢；舊民主主義革命加強了武裝力量，雖然孫中山先生的“天下為公”也振聾發聵，但整個國民黨集團依靠外國勢力，依靠大地主、資本家、買辦的格局并沒有改變，組成的國民政府實際上也是為別人做嫁衣，并沒有自己真正的治國方略，自然也就沒有實現“三民主義”的路徑和條件，即使老蔣個人的政治抱負也遠沒有完全實現。上百年的艱難探索只有在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才找到了適合自己發展的正確道路。這條道路就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根本經濟原則仍舊是一個“公”字，也就是以公有制為主體。
選擇公有制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相結合的產物，是建立在中國傳統治國理念和國民道德基礎上的理性選擇，是集古今中外人類文明成果上的綜合判斷，是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唯一正確道路。只有站在利益集團等少數人的角度上公有制才是萬惡的制度。所謂利欲熏心，在這個充滿動蕩、弱肉強食的世界上，竊國大盜們已經肆無忌憚了。他們不在乎逆潮流而動，他們更不在乎百姓造反，他們在乎的是如何渾水摸魚大發其財，至于國家利益，早已不是他們關心的選項了，你說我數典忘祖就數典忘祖，你說我賣國求榮就賣國求榮，反正一切以發財享樂為中心，你說私有化是死路一條，我就偏要強行推行私有化，就算是死路一條，移民國外的后路早就未雨綢繆謀劃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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