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12日，大河網《中紀委副書記：4年來公務員隊伍每年增100萬人 》報道說：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法律委副主任委員、中紀委原副書記劉錫榮10日在浙江代表團審議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的會議上發言，……直言，官員嚴重超編給老百姓帶來日益沉重的負擔，也給反腐倡廉帶來巨大壓力。……“公務員每年多100萬人”“國外一發生經濟困難，第一件事情就是減少官員。我們減過誰啊？誰敢減啊？”劉錫榮說，因為沒有“編制法”，給“買官”、“賣官”留下了無限的空間。“要是只有一個崗位，那還買什么呢？有的地方秘書長就有十幾個，這怎么可以啊，官滿為患啊！”他說，“過去一個縣委，百把人以上就是大縣委。現在我到鄉鎮去看，一個鄉鎮有三四百名干部，小汽車停了好幾排。” “老百姓再勤勞，也養不起這么多官啊！”劉錫榮說，4年前全國公務員是600萬人，現在已經增加到1000萬人，一年多100萬人，“如果600萬大學畢業生都去考公務員，這是歷史的倒退。”劉錫榮說，中國的干部只進不出，沒有流動體制，也給精兵簡政帶來困難，“你看國外，一發生經濟困難，第一件事情就是減少官員。我們減過誰啊？誰敢減啊？都是上下級關系，面子拉不開啊！”

　　“上下級關系”是大實話，“面子拉不開”是打哈哈。中國千年的官僚秘訣就是門生遍朝野，有人好當官。擴張官僚小集團勢力才是當官秘籍。

　　要是當官為的是人民群眾利益，情景就不會是這樣了。當年在延安，就是另一番天地。

　　在延安的年代，有位農婦伍蘭花的丈夫在山上用鐵犁耕地時，不幸被雷電擊斃。伍蘭花一邊悲痛，一邊大罵“毛澤東領導官僚橫行”等。中央社會調查部聞訊后，把伍蘭花拘押到延安，并由保衛部門建議判處死刑。毛澤東從社會調查部部長康生派人送來的《情況匯報》中知道了這件事。他對社會調查部的人說：“你們不能這樣做嘛!……中央設立社會調查部，不是設幾個官位。如果不做調查，就隨隨便便抓人、殺人，這是國民黨的黑暗做法!就這些而論，人家罵得就有道理呀!”毛澤東從群眾的民怨罵聲中深刻反思，決心與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和陜甘寧邊區政府的領導同志一道，采取一系列措施改進工作。例如，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通過深入調查發現，“確實公糧太多”，“加重了人民的負擔”。在1941年11月6日開幕的陜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 上，李鼎銘等十一人提案建議：“政府應徹底計劃經濟，實行精兵簡政主義，避免入不敷出、經濟紊亂之現象”，并提出了具體實施辦法。11月18日，參議會通過了精兵簡政的決議。在中共中央領導下，陜甘寧邊區帶頭行動，先后進行了三次精簡。從而，從根本上解決了“魚大水斜的矛盾；在減輕人民負擔，減少消費支出，提高工作人員素質和工作效率等方面，都取得了明顯的成效。面對當時十分嚴峻的形勢，毛澤東在1942年12月明確指出：“發展經濟，保障供給，是我們的經濟工作和財政工作的總方針。”陜甘寧邊區和各抗日根據地的黨政軍民學各界都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廣大軍民，用“自己動手”的方法，達到了“豐衣足食”的目的。（來源：中國新聞網，史海鉤沉：毛澤東在延安兩次挨罵，推出精兵簡政）

　　如今在改革開放的年代，執政者因官滿為患也不斷挨罵，然而改革者“深化改革”的喊聲不絕于耳，封殺網絡罵聲的措施雷厲風行，就是沒有勇氣推出精兵簡政的改革措施。不是當今沒有李鼎銘建言，而是少了一切為了民眾利益的老毛等同志。如今的改革者別有眼光，不求自己求別人，不責自己責別人，不罵自己罵別人，兩眼緊盯著國企唐僧肉不放，然而由此更挨百姓罵。挨百姓罵了抓個伍蘭花槍斃是無濟于事的。

　　在全球經濟停滯的年代，“公務員隊伍每年增100萬人”的官僚重壓，老百姓不罵娘那才叫做奇跡。要是在西方，至少也要引起一場抗議浪潮。中國的老百姓被馴服了數千年，相當乖順。不到實在活不下去了，怒氣不會貿然爆發。然而中國百姓的爆發，也屬世界最強聲，從吳廣到李自成，一再震撼天下，何止于再爆發一次文化大革命。但愿中國的政治不要永遠在鶯歌燕舞與腥風血雨中惡性循環。中華民族也該學學協調社會利益，隨時舒張，莫待高壓之下的突然爆發，自覺走入政治文明的時代。

　　無論中外，政治都在進步，野蠻、欺詐的封建權術早已過時。不學會文明政治，對“危機”光說“不要”是無濟于事的。

　　除了中國的延安，在國外面臨經濟困難之時，精簡政府機構以應時艱也是常規。

　　2012年1月12日國際在線《美國農業部將關閉259家政府機構以縮減開支》報道：美國農業部（USDA）9日宣布，為縮減政府開支，該部計劃將關閉其在全美近260家辦事機構。美國農業部長湯姆·維爾薩克（TomVilsack）透露，此舉意味著每年從本部門1450億美元的預算中節省下1.5億美元的開支。目前，該部已通過減少差旅以及物資儲備等方式已省出9000萬美元，剩下的6000萬美元將通過政府機構的精簡來加以實現。早在去年，美國農業部去年就已宣布將關閉10個農業研究所。此次宣布的精簡計劃包括了農業部的259個政府機構、實驗室以及其他機構，范圍涉及美國農業部華盛頓總部、位于46個州的運營機構以及七個駐外辦事處。2010年7月5日廣州日報報道：美國大批削減公職崗位，約90萬人難保鐵飯碗。

　　2008年2月22日出國在線《葡萄牙政府將繼續精簡機構 7萬名公務員下崗》報道：葡萄牙財政部長周三表示，在過去的2年中已經有近4萬名公共部門的公務員下崗，目前政府將繼續精編工作使公務員人數到2009年減少75,000人。

　　2011年1月4日國際在線《俄羅斯開始大規模裁減公務員 3年將削減兩成》報道：俄羅斯總統梅德韋杰夫正式簽署一項關于優化聯邦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數量的命令，稱聯邦政府將在今后3年內削減20%的公務員，并嚴格控制政府機構的人員增長。這是自蘇聯解體以來，俄羅斯聯邦政府第一次大規模裁減公務員。

　　2010年9月15日中國企業新聞網《古巴政府裁減50萬公務員減負 鼓勵到私企就業》報道：“由于這些公務員的工資負擔，國家無法支持企業的運轉，經濟上的損失給勞動者的日常生活造成了惡劣影響。”古巴政府日前宣布，截至2011年中旬將裁減50萬名公務員，原因是國家已不能承擔如此多的公職人員帶來的財政負擔。據悉，將被裁掉的公務員主要集中在中央政府各部門及國有企業中，相當于國家公職人員總數的1/10。

　　2010年10月22日新京報網《英國49萬公務員將失業》報道：英國財政大臣喬治·奧斯本堅持認為，830億英鎊削減開支計劃的實施標志著“英國脫離（赤字）邊緣的那一天”。奧斯本20日公開的削減計劃顯示，未來4年內，除衛生部門和對外援助開支外，英國政府部門開支將縮減19%，以節省大約60億英鎊政府部門管理開支。奧斯本證實，未來4年內，英國政府將從600萬個公共部門崗位中裁撤49萬個。

　　…………

　　足見，劉錫榮“國外，一發生經濟困難，第一件事情就是減少官員”之言不虛。 

　　對于中國的官滿為患，網民至今罵聲不絕于口。

　　2012年3月17日西亳老兵[網民呼聲]中國社會究竟可以裁減多少官員？中紀委原副書記說“老百姓再勤勞也養不起這么多官”帶給全社會的思考！汪華斌說：最近有接二連三地有網友問我，為何沒有對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央紀委原副書記劉錫榮的話進行評價；說這是今年兩會的一個亮點。我上網一查才知道，原來是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央紀委原副書記劉錫榮在浙江代表團全體會議上建議制定《編制法》；以此來制止我們社會的“官滿為患”。結果老百姓歡欣鼓舞，說這是為老百姓說話的人；從而在全社會引起轟動。其實中國官多也不是現在才引起注意，當我們社會把縣提升為廳局級縣時就引起爭議；結果后來竟然是鎮提升為處級，最后是村就成為了科級。當然科級下面不能沒有人呀，于是村民組長升級為科員；這還不算，又把一些黨員提升為輔助干部。這就是我們社會公務員越來越紅火后的改革，從而使中國的官比擴軍還快；這才是中國社會百分之九十的老百姓自謀出路了，而我們社會的官卻是每年都翻番。……由于我們現在的編制不考慮一個干部應該養活多少老百姓的問題，而是按照級別來定編制；結果我們社會很多單位已經沒有一個老百姓了，但還是處長、副處長一大堆。也就是說我們社會無論采取什么途徑精官簡政，它最少可裁減百分之九十；這是多么大的浪費呀，我們不僅老百姓養不起；我們的國家也難以承受這重負呀。現在是兩會有人說，我們才敢說；如果兩會不說，我們也不敢說；只是這兩會說的建議，到我這里是不是又要被刪除？我還真的不知道！

　　好個“考慮一個干部應該養活多少老百姓的問題”！如今的主流理論就是社會精英的高智能科技性勞動創造價值，普通勞動創造的價值已經無足輕重，可以忽略不計。于是，社會精英養活了老百姓，官員是精英中的精英，經濟一困難，就該增加精英的數量，擴官運動理所當然，這似乎就是擺脫經濟困境的最佳措施。在如此妙論之下，中國的官員活該多如蝗蟲。

　　然而中國政府不是沒有“縮減”過機構，頂頂有名的“大部制”改革就是偉大的鬧劇。在堂而皇之的改革背后則是每年100萬人的大規模擴官運動。這比擴軍競賽還可怕。然而現實就是誰想在官場有立足之地，就必須門生滿天下。這是官場生存的圣經，沒有了官場的地位，也就沒有了一切。

　　2011年2月21日《新世紀》周刊報道：“廣東茂名官場爆群體腐敗，茂名官場震蕩，腐敗主體正由個體向群體演化”。2011年2月10日下午，廣東省檢察院工作人員將其帶走調查。配合調查的還有羅蔭國的秘書及妻子。廣東省檢察院反貪局第二天發布消息透露：羅蔭國因涉嫌職務犯罪，已被立案偵查并刑事拘留。始自2009年底的茂名官場震蕩，由此到達頂峰。在羅蔭國之前，茂名市有多名官員先后“落馬”，包括兩名副廳級以上干部、含公安局局長在內的三名公安干警、一名區法院院長、一名市國土局局長，另有市檢察院檢察長跳樓自殺。廣東省紀委書記朱明國2010年初曾對《南方日報》指出：腐敗主體正由個體向群體演化。而盤根錯節的茂名官場，無疑是這一現象的現實注腳。

　　2009年6月12日聯合早報網訊“治粵大計遇阻：廣東官場地震，汪洋坐收漁利 ”早就披露：廣東官場持續震盪，繼前省政協主席陳紹基、前任省紀委書記王華元之后，深圳市長許宗衡亦因嚴重違紀落臺，被中央免職，廣東官員人人自危，但卻給汪洋提供了難得的機遇。

　　即使是廣東省“用人失察”，釀成了諸多的群體腐敗的驚天大案，高官們依然安然無恙，照樣馳騁官場。

　　然而，誰要是得罪了官場的那門子勢力，動了他們的奶酪，那就麻煩多多。朱總理至今需要提防。王某只好鋌而走險。薄某“用人失察”，“不再兼任重慶市委書記、常委、委員職務”。劉錫榮同志還需格外小心哦。

　　官場昏昏揚揚，個個把握“難得的機遇”，擴官備戰忙，中國官場不亂何待？百姓何止是養不起官，更可怕的是不堪其擾。這人才是治國的真正危機。哪朝哪代不是因為官僚失控，滋事擾民，民不堪命才陷入不可救藥的統治危機的？

　　據《瞭望東方周刊》報道，中組部原部長張全景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我有一個看法，現在中國政治上的一大弊端是‘官多為患’。一個省有四五十個省級干部，幾百個乃至上千個地廳級干部，一個縣幾十個縣級干部，可以說古今中外沒有過。更何況一個省、市除省長、市長外，還有八九個副職，每個人再配上秘書，個別的還有助理。解放初期，一般就是一個縣委書記，一個縣長，或加一個副職，甚至沒有副職，現在講克服官僚主義，減少事務，減少應酬，就這么一種體制，怎么克服，怎么減少？現在這么多人既增加了開支成本，又滋長了官僚主義。”有人指出，官多釀成腐敗禍患。官多的背后實際上就是腐敗多，為什么會有那么多官？很多就是腐敗產生的，而腐敗上來的官又必然用更大的腐敗彌補腐敗虧空，形成腐敗惡性循環。官多還釀成擾民禍患。是官，總得有點事干吧？于是一些官員無事生非，各種檢查，視察，會議頻繁，其實就是為了表明一下自己是當官的，而這種行為本來應該是促進工作的，現在許多時候卻成了影響工作，對老百姓正常的工作生活學習形成了干擾。

　　一網民的帖子“官擾民可怒也”大發牢騷說：今天是這個星期第一天上班，本來平常都是8點出門的我，今天也是如常一樣8點左右上了一個擠滿人的公交車，……汽車開得很慢，而且眼看時間就快到了卻老是到不了站，下不了車讓我可以換地鐵上班。到工作的地方才知道，原來有個大官到附近考察，所以要封路來讓其車隊通過！啊，天哪！

　　既然改革者有那么大的勇氣，寧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機，敢以無私無畏的責任擔當，繼續推進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改革創新，那就堅決從國家機構精兵簡政入手進行改革，滿足民眾的心愿，獲得民眾的支持。似此，改革還怕不成功，還需要怨天尤人嗎？如諾欺軟怕硬，專圖“國企”的全民財產，掠民濟官來鞏固官家天下，可不是什么英雄本色。日后在新《史記》上留下的決不會是什么美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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