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校長拆遷親歷　　

                             無話可說          　　

南方某藝術學院何院長，最近親歷了拆遷，讓他既啼笑皆非又無話可說。何院長1971年入黨，2000年成為正廳級干部。2005年從北京調往南方任職。2011年2月退休。都說退休是個坎，為了安排退休生活，2010年在朋友介紹下，他傾囊中所有，再找親友借了一點，湊35萬投資北京昌平北七家鎮小河灣鄉村俱樂部，換得120米平房和近300米地的使用權。該項目自1999年實施，按50年承包權，應該還剩39年。2010年，何院長利用節假日、寒暑假南北奔波，裝修、置辦家具等等，包括頂著烈暑清除院里的雜草，翻地平地，總算2012年4月退休之際可以住得人了，搬完退休手續第二天就飛回北京，過起了夢想中“晨耕雨讀”的生活——不料不到一百天，小河灣院里貼出北七家鎮政府至“村民”的公開信，說小河灣系“未來科技城”規劃區內，限期拆遷。　　

“一石激起千重浪”，院內80戶住戶開始騷動。其實，只要出具：1、“未來科技城”規劃；2、合法拆遷手續；拆遷就不會有大的問題。住戶們提出上述要求，拆遷方——不管是北七家鎮還是昌平區，抑或“未來科技城”——偏就置若罔聞。相持半個月，北七家鎮政府貼出第二張“告示”，宣布小河灣鄉村俱樂部建設之初未經規劃批準，屬于“違建”。這就意味著政府方拆遷不僅有理，而且是在“執法”。但是問題來了：當初開放商是征得政府同意，才能租地建房的。若是“違建”，政府從1999年起十幾年就屬于“不作為”，套一頂“瀆職”的帽子也不為過。一時群情沸騰。　　

接下來的事情就成了這些年耳熟能詳的拆遷舊套：開始有各種不明身份的人在院里晃來晃去；到了中秋節前，院墻被不知來路的鏟車推倒；這事還未平息，國慶節前又突然停電，聽說是“開發商”主動在供電局銷了戶，供電局也不好擅自恢復，斷了電水泵無法工作，“斷水斷電”眨眼成了現實；有住戶買了發電機，兩三天去加油站買油，已經住得呲牙咧嘴，可不斷還有人說晚上進了賊，不偷值錢東西專事破壞，有住戶鐵柵欄圍墻莫名其妙不翼而飛……有一天100多城管加上各色人等包圍了某家，院墻瞬間被推土機推開大口子，繼而整座房子傾斜著倒下——城管多半是附近收破爛的，臨時穿上制服，圍聚而來，除了按鐘點計酬以外，被“強拆”那家的所有物品均歸他們所有。　　

何院長對這些一直冷眼旁觀，他見了那么多老人的顫抖，婦女的哭泣，不是無動于衷，而是覺得自己就是其中一分子，與其流于同情，不如把它作為研究中國底層現狀的好機會。作為多年的作家，他開始逐日寫《小河灣拆遷記》。他曾經看到過太多關于拆遷——包括血腥強拆——的報道，而今居然能夠親身體驗，覺得好過傳統文人的“晨耕雨讀”理想百倍。他也按照要求去拆遷辦談過賠償，房子、裝修、院子里的樹等等一應物品，只能賠償不到20萬。不賠又怎么啦？他管自寫著他的《拆遷記》，任屋外風雨聯翩。　　

因為各種原因陸續有住戶搬走了，有一二十萬三四十萬走的，有七八十萬走的，也有一百八九十萬走的，沒有標準也沒有所謂的“公開、公正、公平”。住戶們互相間越來越諱莫如深，有時對面路過也仿佛不認識，做不認識狀的一般剛簽了搬遷協議，生怕對方問他補償多少錢。何院長感到拆遷不光是對底層社會和政權的研究，也成了對人心的難得測量。日子一天天過去，先是傳聞元旦前要拆完，接著春節臨近，沒有水電意味著不可能取暖，在小河灣住著的住戶越來越少，終至寥寥數家。何院長本來是想裝上暖氣的，這種情況下，他只能鎖門回北京一個選擇。一個星期前，他應約又去了拆遷辦，他始終不明白，已經走了那么多家了，給他的補償還是照舊。隨你們吧，他說，我也沒辦法。　　

到了2012年1月20日，事情起了戲劇性的變化。中午時分，何院長接到鄰　居安　先生的電話，說老何你們家怎么啦，門大開著，門口停著搬遷公司的車，正裝東西呢！何院長說你不會看錯吧？有三道門，誰進得去啊！你細看看別看錯了。　安　先生說我就在你家門口，現在在搬沙發。何院長這下信了，他隨即聯系了律師，按照律師的提示撥打110報了警。半個小時后，出警的警察來電話，說到了你家門口，你們在哪里呢？沒見搬家車也沒見任何人，我們也不能進你家啊。何院長這下傻了，他住在城里，自己開車去小河灣，得一個小時。中午和朋友喝了點酒，當然不能開車了，再趕過去有什么意義呢？再轉眼一想，你是報警的事主，你報了警，你不在現場算怎么回事呢？朋友也催他趕緊過去，我們陪你去你就不要猶豫了。幾個人打上出租趕往小河灣，一個多小時后遠遠看到大開的院門，不遠處停著警車。出租還沒停穩，何院長就下了車。寒風凜冽中，警察沉著臉隨何院長進了院子，院子鐵門歪歪扭扭靠在墻上，大鐵鎖不知去向；陽光走廊的鎖也開了，不知是扭開的還是踹開的；最奇怪的是第三道安全門，一切完好無損，一看就是專業開的鎖。屋子里一片狼藉，扔了一地的雜物像是遇到了洗劫。何院長用相機拍著，警察用的是攝像機。簡單說吧，三分之一的東西被搬走了（　安　先生說的搬家公司的車），三分之一扔在屋子里，還有三分之一呢？再次回到屋外才發現，就凌亂扔在路邊，似乎還會來裝一車走的樣子。　　

你們說該怎么辦？何院長問警察。跟我們去派出所做筆錄吧，警察回答。　　

就輾轉到了北七家派出所。北風越刮越大，正是大寒節氣。一起去的朋友被擋在派出所走廊里。何院長　和　夫人進了屋子。一個年輕警官開始做筆錄。筆錄第一部分是例行公事：什么名字，身份證號碼、報警經過……；第二部分就麻煩了：你們家里所有的東西，包括物品、品牌、型號、價格、發票、現在價值（警官解釋說，是指折舊后的價值），要一一列清楚。說實話，何院長開始很有點抵觸：非法撬門，入室搶劫，這是最簡單不過的刑事案，趕緊破案是第一要務。何況開列這樣的清單實在出乎他的記憶力。但是警官不由分說了：這是程序，否則無法做筆錄。那就從命，何院長再是不愿意也只好勉為其難。　　

筆錄做了差不多兩小時，終于簽字摁完手印，警官說你們等一會吧！一等又是半個多小時。何院長實在按捺不住了，跑出去找到警官聚集的辦公室，說：還有什么事？還得等多久？　　

也許是何院長的一頭白發，也許是他的大嗓門，幾個議論著的警官停住嘴。一個帶班模樣的警官拿著筆錄單，說，你們過來一下。他和筆錄者帶何院長夫婦進了另一個屋子，也不請他們坐下，眼睛看著地下，支支吾吾說道：　　

你們報警了，我們呢做了調查，包括目……目擊者，是這么回事，未來科技城拆遷部說了，是他們搬家……噢……搬錯了……　　

何院長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搬家搬錯了？那么輕易？說給誰聽呢？他強壓著火氣，一字一句說道：　　

好，你們聽我說。一、搬家搬錯了，我要求立即回復原樣（他知道絕不可能）；二、我要求未來科技城給出書面解釋，并且道歉（他知道更不可能）；三、我保留追究責任包括賠償的權利（他其實不相信自己還擁有這樣的權利）；如果這起碼的三點都不能讓我滿意，那么四：我堅持報案時所說，這是“非法撬門，入室搶劫”，屬于刑事犯罪，希望警方給我們一個負責任的答復（這樣的話怎么那么輕飄飄？你是誰你能說了算？）他看著兩個警官，一副“阿Q”般不由分說的樣子。筆錄警官眼盯著墻，似乎在想什么要緊的事；帶班警官滿臉的同情卻不知還能說什么。何院長拉開門帶著夫人就出了派出所。　　

天依然冷，何院長覺得恍若夢中。他為這個體制貢獻了一輩子，怎么想象也無法想見今天這一幕。中秋、國慶、元旦乃至春節前夜，一步一步走下來，真不懂拆遷方為何這么安排？即使非要與與百姓爭地，也不必選擇“黃道吉日”不可；何況在整個利益博弈中，拆遷方不講任何規則，已是“不公”；毫不顧忌百姓死活，則為“不義”；置中央關于拆遷的三令五申于不顧，純屬“不信”；為所欲為到了荒唐的地步，只能說“無恥”了；面對這樣的“不公”“不義”“不信”和“無恥”，即便是一個老黨員老干部，還有什么可說？連嘆息都顯得傻了。　　

何院長最后說，他在外省工作，見地方野蠻拆遷越演越烈，總以為首善之地的北京不至于，總還是天真了；我問，小河灣的家怎么辦？這么敞著用不了幾天就偷干凈了。何院長答曰：是啊，今天去看了，一切如同昨日。給北七家派出所打了幾次電話催問結果，警官一直說在和拆遷辦聯系，就是聯系不上，警察都無奈如此，我還有什么辦法？好在也能想開：生不是為了這些勞什子，死也帶不走，就權作人生的一幕，自己先放下。再說了，他們大過年的成心給你添堵，你真堵上了不是傻不可言了么？　　

何院長“六十耳順”了，我卻還是后生，血氣尚旺，反倒如鯁在喉，不吐不快，遂以“無話可說”為名，發帖如上，供各位看官春節佐餐。但也征得了何院長同意，但凡涉及到的事實也均由何院長負責，勿謂言之不預也！　　

               　2012年1月21日　  于北京城里天子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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