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前些天在政法大學一次會上的發言，我自己訂正了一下，比別處整理的準確。

90年前世今生

談了半天歷史，其實就是談共產黨的前世今生。我前段到成都去了一趟，把劉文采家老宅看了看。頭些年有本為劉文彩翻案的書，說解放后凈編瞎話。瞎話確實編了，就是把放鴉片的地下室改裝成了水牢。原來沒水牢，水牢是劉文彩侄子家的。劉文彩當地大惡霸，一手遮天，家里根本用不著設水牢。中國革命推翻了劉文彩這樣的人，這個大案其實是翻不了的。坦率地說，就國內社會而言，中國革命就是做惡人，解決少部分人多吃多占的問題。老百姓的利益都被貪官裝兜里了，都被明星裝兜里了，你唱《同一首歌》拿不過來，唱《讓世界充滿愛》也拿不過來，怎么辦？當時就是這樣，劉文彩他們家占了幾十萬畝地，珠光寶氣，呼婢喚奴的，誰也要不過來怎么辦？共產黨于是出面做惡人，幫大家搶了過來。革命就是社會關系清零格式化，起點平等從頭來，把牌桌胡嚕了重新發牌。人類社會就這樣，人性就這樣，憑什么你老合適，我也想合適合適呢！當一部分人多吃多占把社會關系弄得太畸形的時候，問題越積越多，你民主、憲政、改良、改革又都解決不了這個問題，那時候就只能玩渾的了，革命不就是為實現社會正義玩混的么？

    誰都不希望玩渾的，都希望好說好商量。但問題解決不了，就得有人出來做“惡人”。國民黨不是不想做惡人搞土改，但國軍指揮員不是地主的兒子，就是富農的弟弟，因此搞不成。為什么去臺灣搞得成，因為到了那邊他們只是國軍指揮員了，分別人家地他們當然沒顧慮了。共軍指揮員家里也有地主富農的，但比國軍少，當惡人的阻力也小——就這樣，周恩來還得帶頭把自己家祖墳平了呢。問題是好處堆誰眼前誰不想揣兜里？劉青山、張子善惡人真地“惡”了起來，把好處往兜里揣。毛說你們都揣了，咱們自己不又面臨“被惡人”的危險么？這就是鳴放、四清、文革的來歷。文革大家奪權奪得挺開心，但奪來奪去一合計，里外里并沒落著多少好，而且，跟國外一比，覺得這虧可吃大了。于是大家覺得還是趕緊搞四化吧。76年四五運動就是一次關于四不四化的全民公投。

    改革開放之后，當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社會關系也的確付出了沉重代價。四化倒是搞了，跟國外的距離倒是小了，但國內的距離卻大了，而且大到大家又不想忍受的地步了，大到大家又在四處踅摸看誰像“惡人”的地步了——薄熙來為什么那么引人注目，就因為好多人覺得他像，希望他是。富人都到天上玩飛機了，窮人馬路上堵著，能不氣么？恐怕不能。你可以管這叫“紅眼病”，但紅眼病也是人性。你想多得是資本主義精英主義，我不想少得是社會主義平等主義，這倆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很多人以為社會主義的需要人性善，這是誤會。社會主義跟資本主義的人性前提是同一個，都是“惡”的人性。在這種情況下，確實要回首過去，展望未來了。張木生老師重提新民主主義，我聽明白了他的意思：還是搞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但要搞得可持續一點，顧點社會公平，而且，還得由共產來主持——不是它該不該主持，而是人家就主持著呢。所以張老師的新民主主義現實一些，吳思的民主主義理想一些。能實現理想當然好，能改善現實也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