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精英”與“草根”　　

——兼批茅于軾的“精英”論　　

作者：錢昌明　　

“精英”者，歷史上少數掌握權力或知識的上層統治階層也；“草根”者，歷史上大多數從事各項勞動的被統治的草民百姓也。　　

在中國的字典里，本無“精英”、“草根”這些詞匯。有的是“君子”（道德高尚之人）、“小人”（道德低下之人）之分；或“勞心者”（腦力勞動者）、“勞力者”（體力勞動者）之說；比較通俗的稱呼，則有“大人”、“老爺”與“小人”、“小民”等等。　　

我手頭正好有一本1983年版的《現代漢語詞典》，查了一下，在“精”字條目中，列有“精巣”、“精蟲”、“精怪”、“精光”等59個詞語，就是沒有找到“精英”一詞；在“草”字條目中，列有“草本”、“草包”、“草芥”、“草寇”等68條，就是沒有“草根”這一條。

足見“精英”、“草根”等詞匯，至少在1983年前是不流行的。“精英”、“草根”，這些都是從西方引進的外來語，真正頻繁地出現在流行漢語的行文中，并為公眾所熟悉，應該是在上世紀90年代以后和21世紀的事，這是西方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在我國泛濫，反映在詞源學上的一種表現。就像一些人在口語中不說“好、是”，而講“OK”；不稱“國民生產總值”，而叫“GDP”；分手時不說“再見”，而說“BYE、BYE！”一樣！　　

在階級社會里，人的身份有高低、尊卑之分，于是就有了反映這些概念的詞匯。無論是把“高貴者”稱為“老爺”、“大人”或“精英”；或是把“卑賤者”呼之為“小人”、“草民”或“草根”，這些都是社會上相互對立的階級關系的客觀反映，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其實，“精英”與“草根”，這本身是辯證的對立統一。在一定條件下，兩者都是可以相互轉化的。在剝削制度的條件下，它們之間的關系是對立的，是統治與被統治的關系；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它們之間的關系又是同一的，是平等的合作關系。　　

1949年以后，在社會主義新中國，隨著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建立，人們之間的社會關系發生了根本性的變革，上層管理者與底層勞動者的關系由原先的階級對立，轉變為平等的合作、互助關系，人們之間的稱呼也就變了，最有影響、最具包容性的稱呼就是“同志！”不管是對上還是對下，或是對男女老少都一概適用。　　

在毛澤東時代，人們的工作崗位可以各有不同，人們的能力可以各有強弱，人們對社會的貢獻可以各有大小，但他們都是社會中平等的一員，都是為人民服務。于是乎，平凡、普通的戰士雷鋒、王杰；平凡、普通的工人楊富珍、郝建秀；平凡、普通的農民邢燕子、陳永貴；平凡、普通的知識分子蔡袓泉、胡萬春；……等等，一批批“草根”成了英雄、模范；一批批“草根”走進了人民共和國各級權力“廟堂”；一批批“草根”涌進高等學府的知識“殿堂”。你說他們是“草根”，還是“精英”？他們既是“草根”也是“精英”。反之，干部、知識分子定期下廠、下鄉勞動，與工農群眾實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這是“精英”與“草根”的同一，也叫“勞動人民知識化，知識分子勞動化。”　　

改革開放以來，在“不管白貓黒貓”的影響下，以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無視“杜勒斯預言”，認為西方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對中國社會主義江山的影響，不過是“打開窗戶，進來幾只蒼蠅、蚊子而已”，不足掛齒。90年代后政治上始終防“左”，任由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知識界掀起了一股盲目追求西方意識形態的“狂熱”。　　

一時間，拾洋人牙慧，成了學術界的一種時髦，崇洋迷外成為風尚（文藝界“精英”更是熱衷于在自己的大名后注上XX國籍）。一些人言必稱美、歐、日本，張口“民主”，閉口“OK”。誰只要會一點洋文，或到國外“訪問”、“交流”一下，或傍上一個洋人，或“弄”到一張洋“文憑”（那怕是假的也好），或混個“訪問學者”之類的頭銜，就可隨便抄襲一些洋人的文章、濫調，回來后作一番口若懸河的“販賣”、“糊弄”，立馬就可封為“專家”、“教授”，成了“知識精英”；再經過一番操作，一夜間又成為“權威”、“大師”，進而被一些人奉若“神明”，茅于軾之流就是這樣“造就”的。　　

進入21世紀，中國的社會關系發生了重大變化。在西方霸權主義“給力”下，在國內權力資本利益集團的寬容、妥協下，“精英”們在華夏大地很快成了氣候，簡直到了呼風喚雨的地步！一時間，社會主義中國成了“精英”們的天下，他們竭力宣揚西方意識形態中的個人主義、“英雄”史觀；藐視、污蔑勞動人民，以歷史唯心主義取代歷史唯物主義，把毛澤東時代革命的、平等的人間關系徹底給顛覆了。“精英”代表人物茅于軾就認為，“精英”是國家“棟梁”，天生是精貴的，可以為所欲為；“草根”是草芥，天生是下賤的，理該受苦受難。他說：　　

“社會進步是靠精英的。社會沒有了精英，必然退步。”　　

窮人應該受窮。“不能搞太多福利”，可以讓他們去吃“餐館剩食”，“餐館剩食放窗口請路人取用。”　　

“精英”要保護。那怕“精英”們的錢是貪污得來的也無妨，因為“貪污不是一個很大的事，財富生產才是最大的事”；“企業家有原罪的說法是不合理的。我們要保護先富裕的人，因為只有富人得到保護，窮人才可能變富。如果打倒了先富的人，這個國家就會變成窮人國了。”茅“精英”公然鼓吹：　　

社會兩極分化“天經地義”。“收入差距擴大是我國經濟發展的必由之路”，“廉租房應該是沒有廁所的，只有公共廁所”。　　

把茅氏鼓吹的“精英”論概括一下，就是：販賣西方的“精英”史觀，鼓吹“兩極分化天然合理”，“剝削、壓迫有理”，為復辟不平等的舊制度大造輿論。　　

佛教中有一個最基本的教義叫做：眾生平等；西方基督教宣揚“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資產階級口頭上也講“自由、平等、博愛”，唯獨愚蠢之極的茅于軾，連一片遮羞布也不顧，他赤祼祼地鼓吹：人是不能平等的！　　

佛學哲理雖是一個唯心主義體系，但里面也確有不少唯物主義和辯證思想。佛學認為，人都是由“色、受、想、行、識”“五蕰”和合而成。“五蕰”中又有物質與精神兩部分：　　

“色”，構成物質部分，即人的軀體，它是由“地”（身體）、“火”（體溫熱能）、“水”（血液等體液）、“風”（呼吸氣息）的“四大”組成；　　

“受”、“想”、“行”、“識”構成精神部分，即：“受”為苦樂喜憂的情感，“想”為智慧的理性思維，“行”為人的意志行為，“識”為意識。　　

“五蕰”的物質與意識的“和合”，才構成一個活生生的人，所有的人都是一樣的。　　

事實也確實如此。就以茅于軾這位“精英”為例，他長得比“草根”們有什么不一樣啊？是多長了一個腦袋，還是多長了一只眼睛？沒有呀，那憑什么他要高人一等，騎到“草根”頭上去拉矢拉尿？“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史記·陳渉世家》）　　

社會財富是勞動創造的，勞動則是勞動者一定量的體力與腦力的付出。任何勞動，盡管其結果（勞動成果）價值不同，（價值往往是隨社會條件的改變而變化的，比如在大饑荒極度挨餓的條件下，黃金再多再精貴也換不來些許能延續生命的口糧！1996年，上海市場上一只“大哥大”——手機，市值1萬元，同時期在美國僅售1美元）因此，很難作靜止的比較。然而，不同的勞動價值，卻可以用相同的勞動時間（體現一定量的體力、腦力付出）來等量。從這個意義上講，農民的8小時勞動與工人、知識分子的8小時勞動所付出的腦力和體力消耗，在生命意義上應該是等值的。所謂“腦力勞動”的價值應該比“體力勞動”高的觀念，完全是階級社會“精英”們人為制造的一種“剝削意識”。這種不平等（資產階級法權）自然會隨著舊制度的覆沒而逐步消失。　　

“精英”們所以會自以為了不起，認為可以“高人一等”，可以為所欲為，說白了，是因為社會實行著私有制的剝削制度。在私有制的社會里，他們只要仗著既得利益，就可以通過財富與權力的運作，壟斷政治權力，壟斷知識，使自己成為“精英”，并能世代得以承襲。　　

在階級社會里，是特權和私有財富把原先平等的人們變成了不平等，讓富人變成了“精英”，把大多數普通人淪落為“草根”。只要是生在“草根”家庭的人，從普遍意義上說，你再有天賦，再有能耐，也一定得不到發展，只能在默默無聞中接受被埋沒的命運。誠如印度電影《流浪者》中主角拉茲的法官父親所宣揚的：法官的兒子永遠是法官，賊的兒子永遠是賊，不會改變。在中國這叫“龍生龍，鳳生鳳，賊生兒子掘壁洞。”　　

剝削階級歷來鼓吹：“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義也。”（《孟子·滕文公上》）慢慢地，被統治的“草根”們，也只能無奈地認同了他們的說教，去怪自己的命運了。

1958年，安東（今丹東市）機械廠（后改名五一八拖拉機配件廠）工人們，自力更生，試制成功我國第一臺拖拉機，這在歷史上是一個突破，這一喜訊很快上報給了黨中央和毛主席。1958年5月18日，毛主席親筆在文件上寫了批語：　　

“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　　

毛澤東的批語，把幾千年來被剝削階級顛倒了的歷史重新顛倒了過來。它大長了人民群眾的志氣，極大地鼓舞了他們的創造性，充分體現了毛澤東“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的人民史觀。　　

人的聰明才智是從哪里來的？馬克思主義唯物論的反映論認為，是從社會實踐（包括生產斗爭、階級斗爭和科學實驗）中來；一切唯心論的先驗論則認為，是從娘肚子里帶來的，是天生的。　　

毛澤東在《實踐論》中批判了唯心主義的先驗論。他有一句名言，可謂一矢中的：　　

“你要有知識，你就得參加變革現實的實踐。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變革梨子，親口吃一吃。”是啊，一個沒有吃過梨子的人，怎么可能體味梨子的滋味呢？即使他能講得頭頭是道，那也只能是聽來的，這就不是真知。正因為這個道理，歷史上的許多發明、創造，通常是由在生產斗爭第一線上的人完成的。看看英國工業革命的情況就很能說明問題：　　

近代歷史上的第一臺機器——珍妮紡紗機，是由紡織工人哈格里夫斯發明的；水力紡紗機，是由鐘表匠阿克萊特發明的；“騾機”（一種更高效的紡紗機）的發明人是工人克隆普頓；改良蒸汽機的發明人是徒工出身的機械師詹姆士·瓦特；火車機車的發明人，也是工人出身的工程師史蒂芬孫；等等。　　

以上這些主要發明創造者，幾乎全出自“草根”階層。道理很簡單，因為“草根”們都是生產實踐中的第一線勞動者，他們自然最有這方面的知識與才能，在這方面他們自然也就最為“聰明”。　　

反之，“精英”們由于擁有良好的生活、教育環境與條件，能夠掌握較多的書本知識（間接知識），讓他們成為了“精英”。但也因為他們占有了“精英”地位，高高在上，脫離實際，滿足于掌握一些書本知識，這又使他們具有極大的局限性，這就是“愚蠢”。

“精英”也好，“草根”也好，就它們在社會中的具體作用來說，其實只是一種不同的社會分工，各有不同作用。一個社會的存在、發展，需要有上層的管理人員和高級知識分子，更需要有廣大的“草根”階層，誰也離不開誰，只是在階級社會里這種關系是對立的。

新中國建立后，在毛澤東時代，這種“精英”與“草根”的對立曾經一度淡化，并逐步同一，這是社會的進步。如今，茅于軾再來販賣西方資產階級的“精英”論，糟蹋“草根”勞動人民，重彈“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的濫調，其目的就是要復辟舊制度，把已經翻身的人民群眾重新打入十八層地獄。

愿一切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人們擦亮眼睛，保持警惕，投入到當今批判茅于軾之流的反復辟斗爭的洪流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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