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3月，朱德同志親筆書寫下四個大字，“革命到底”！對于這位90高齡堅持繼續革命的偉大馬克思主義者來說，這無疑是他一生的寫照。是的，革命，是一個漫長和曲折的歷程，“革命到底”更是最難最難的。從1840年鴉片戰爭起，面對亡國滅種的危險和殘酷的壓迫剝削，中國人民就不屈不撓、前赴后繼的英勇斗爭了109年之久，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后，更是領導人民，在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下，不怕犧牲，浴血奮戰，這才有了五星紅旗迎風飄揚，才有了人民中國屹立東方，這正是“巍巍雄碑立，堂堂大道通。萬千烈士鮮血，化作廣場宏”！　　

進了城，掌了權，下一步怎么辦？毛主席1949年3月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指出：“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這一步也值得驕傲，那是比較渺小的，更值得驕傲的還在后頭。在過了幾十年之后來看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就會使人們感覺那好像只是一出長劇的一個短小的序幕。劇是必須從序幕開始的，但序幕還不是高潮。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這一點現在就必須向黨內講明白，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
　　于是1949年10月1日以后，以毛主席為首的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不斷的前進，艱辛的探索著革命的道路，一方面在經濟上建設自己的國家，壯大著國防的力量，另一方面堅持繼續革命的光輝理論，嚴防“打倒了一個老爺集團后出現一個新的老爺集團來壓迫群眾”，在這個“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的革命歷程中，無數可歌可泣的事跡涌現了出來，當然也有反面的經驗和教訓，它們深深的啟發著后來的人們，也許，這些生動例子，是最好的教材。在本文中，筆者愿和大家一起分享這些鮮活的例子。

一、親身經歷　　

對于筆者這個70年代末出生的人來說，先是小學時的一堂語文課給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內容正是介紹朱德委員長艱苦樸素生活作風的，一貫和藹的老師在講完課文后忽然提出了一個問題：為何文章都是舉的建國以后的例子而不是戰爭歲月的故事？接著，老師嚴肅的回答了這個她自己提出的問題：打仗的時候，想享受也不太可能，進了城，掌了權，是功臣了，再繼續保持艱苦奮斗作風就不容易拉！她的話，給我幼小的心靈以巨大的震撼！于是，當我中學讀到毛主席在七屆二中全會那段兩個務必講話時就有了比較深刻的理解。　　

就在中學歲月開始那90年代初的歲月，蘇聯東歐出現了劇變，記得在歷史課上，正好講到了十月革命的那段，年輕的老師和上課本，語重心長的說道，十月革命的理想是光輝的，是符合人類發展方向的，蘇聯共產黨后期實踐背棄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信念，因此徹底被人民拋棄，現在回頭看看，毛主席的思想是極有遠見的啊！他的話，又一次深深的刻在我的心間。　　

如果說，上面還是課堂的教育的話，參加工作以后一件親身經歷的事情更使我感觸良多，單位有一位抗戰時參軍的老干部，年事已高，由于長時間形成的生活習慣，每月發工資的日子他必定要到銀行領錢（原來是單位財務發放，此時已改為打到銀行卡上），某月，老人突然發現自己工資卡上多了2000元錢（其實是新增年度對于離休干部的補貼），于是先打電話到單位詢問，恰好接電話的年輕同志不知道詳情，解釋的有點含糊。第二天，老人竟帶著自己的子女來到了單位，說什么也要把錢還給國家，筆者當時就在現場，親眼目睹了這一幕：老人臉漲得通紅，激動地說：“我一輩子都不占公家的光，打仗的時候，多少人犧牲了？！我看到了勝利，知足了！要聽毛主席的話！”老人的子女和其他同志在邊上勸也勸不住。這個場景，至今回憶起來仍是記憶猶新！這位可敬的老人，在數年前已經離開了我們！在他的悼念儀式上，我才知道，當年他參加革命后由于英勇善戰，日寇和偽政權是出了現大洋高價買他腦袋的！這是一個真正的革命者！　　

二、兩篇小說　　

有這樣兩篇小說，值得分享和品味，一篇叫做《活烈士》，一篇叫做《假黨員》，《活烈士》的簡介如下：　　

某城有一位局長，極為清正廉潔，辦事秉公無私，局長兒子不能理解自己父親為何如此“不近人情”，父子常常爭執，一日，父親破例帶著兒子去了當年自己戰斗過的地方，直奔烈士陵園，到了墓園的一處烈士記功碑前，父親指著碑上鐫刻著的自己名字說：“我負了重傷，被地方收容隊救下了，養在群眾家里，傷愈后才歸隊。因此被誤認為犧牲了，我的名字已經和自己犧牲戰友一道被刻在這石頭上了，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已經死了！一個死人，難道還會給自己謀私利嗎？！”　　

《假黨員》的簡介如下：　　

文革爆發，某城一位縣委書記被揪了出來，當年他的介紹人，一位在家務農的老游擊隊員對人說書記是“假黨員”，一時震動極大。書記被嚴厲批判詢問，他不服氣，要求見自己的介紹人對質，于是，有了老游擊隊員對縣委書記的一番話：“千不該，萬不該，你不該離了這里十五六年一次也不回來；我們幾個去找你嘮嘮，你不耐煩；帶只老母雞給你，你叫通信員送到食堂，說：‘我不喜歡！’你真‘不喜歡’？你負傷的那次，不是吃我的幾只老母雞才補好了身子？華大嫂一只正生蛋的雞也給你吃了……去年秋天我看你去，看到你油光水滑的頭，一身筆挺的中裝，照見人的皮鞋，就不順眼；聽到通信員‘書記，一個老鄉要見你’，你頭也不抬，只顧躺在沙發上和那個婆娘嬉皮笑臉，只一句：‘帶到食堂去！’我去討飯的？你知道我當時想說什么嗎？——‘這家伙不像話，忘本變質了，假黨員！”　　

“怎么不是‘假黨員’？哪有與在閻王門前一起打斗的哥們不認哥們的？去年死了的陳三發，是當時舉手同意你入黨的最后的幾個人了，前年到縣上去向你反映公社鄧書記在‘四清’中沒有退賠的多吃多占的問題，你要他寫舉報信送監委會去。他會寫嗎？大老粗呀！要送監委會去，找你干啥？天黑了，你就不能留下他，與他搗一宿腿？”　　

老人還對押送書記的紅衛兵說：“小同志，記住：我沒有說他不是黨員，只是說我不認他這個黨員，真黨員是不會忘記老百姓的。脫離了老百姓，看不起老百姓的黨員就是假黨員，就是不要臉的‘混賬’‘賴賬’，就應該接受你們的批斗……你們以后也要注意呀……”
   小說的最后，回到了現在，縣委書記后來升任市委書記并已經離休，他回憶起文革時說““……我是‘十六條’中說的‘還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因而處于軟弱無能的地位……對于群眾的革命新秩序……感到突然，以致領導落后于形勢，落后于群眾’的領導。那時，自己已經變質，至少部分變質。要不是紅衛兵小將，要不是老百姓拉我一把，我也不知道自己會變成什么樣的人哩……唉，現在我理解了，認識了，可是晚了……毛主席不在了……”
三、真實報道　　

上面的小說，是帶有紀實的成分的，魏巍同志在報告文學《誰是最可愛的人》中描寫氣壯山河的松骨峰戰斗那段文字中列舉了烈士的英名，近40年后，活烈士李玉安同志才公開自己的身份，從而廣為人知，另有一位井玉琢同志，和李是一個部隊的，也是在松骨峰戰斗后被誤認為烈士，讓我們來看看當年對他們兩位“活烈士”的報道吧：　　

甘于寂寞，雙玉無求
　　雙玉（按：指李玉安、井玉琢兩位同志）出山，舉世皆驚。人們在興奮的同時，腦海里不免涌出一個個問號：兩位英雄為什么要隱功埋名？他們知不知道自己的名字已被寫進書中、刻在碑上，被幾代人傳誦？40年來他們又是怎樣生活的？記者曾就人們關心的這些問題同兩位老英雄做過交談。雙玉的出身、經歷、品格極其相似，這里不妨對比著作些介紹。
　　往遠里說，兩人都是闖關東謀生路的山東貧苦農民；從小就吃苦耐勞，忠厚本分；又都是解放戰爭時期入伍的老戰士；入伍后又先后被分配到同一支英雄部隊的同一個連隊當兵。松骨峰戰斗時，“井玉”是三排班長，“李玉”是二排副班長；又在同一次戰斗中負傷，被誤認為烈士。所不同的是，“李玉”是子彈貫通傷，前胸后背都留下碗口大個疤。“井玉”是燒傷，滿臉疤痕，面目皆非，手指燒成雞爪狀。
　　在糧庫，李玉安就是一桿公平秤。
　　復員后，“李玉”被安排在巴彥縣興隆鎮糧庫當了工人。剛到糧庫時，領導上見“李玉”傷情挺重，干活直喘，就安排他當了糧庫的警衛，負責防火、防盜、安全保衛。后來100多人的裝卸隊，本地工人和外地來的工人經常鬧矛盾，成了糧庫的老大難單位。黨支部研究后，決定把李玉安調去整頓。他從做思想工作入手，和工人普遍談心，耐心做好重點人的工作，使矛盾得到化解。經過他的培養幫助，有4名老工人入了黨，成了裝卸隊的骨干，裝卸隊很快改變了面貌。后來他又當過保管員、監裝員、加工員、撿斤員。哪個崗位撥拉不開，領導就把他放到哪里，“李玉”也是干一行、愛一行，盡心盡力地干好領導交給的每項工作。年年庫里總結工作，表彰先進時，“李玉”的名字都排在前面。他的想法很樸素：“我是黨員，不能叫黨白培養咱。”
　　“李玉”干得最長的崗位是撿斤員。這是一個官不大、權不小的重要崗位，一臺地秤的一個小星就是10公斤，星里星外，全看掌秤人的心正不正。常有一些售糧戶給他送豬肉、粉條、黏豆包之類的禮物，請他在斤兩上“抬抬手”，或在糧食里做點手腳，讓他睜只眼閉只眼。遇到這種情況，“李玉”總是眼睛一瞪：“趕緊把這些東西給我拿走，想通過我占國家便宜，沒門兒！”他一手托兩頭，既不讓國家受損失，也不讓農民吃虧。糧庫的領導和售糧戶對他做了這樣的評價：“老李就是一桿公平秤。”
　　八口之家的生計就靠李玉安100多元的工資維持，但最后一次調薪機會，他又讓給別人。
　　“李玉”復員時的月薪僅有46元，1965年長到52．50元，1984年長到59．50元，直到1980年退休。他的殘疾等級，因種種原因，當時只定為三等甲級，一年的殘疾金僅30元。“文革”后長到70元，1988年長到108元。僅靠這100多元的收入，維持一個8口之家的生計，其艱難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但近40年來，“李玉”從未向組織上要過救濟。1978年調薪時，大家都認為“李玉”該調了，“李玉”也清楚這是退休前的最后一次調薪機會了。可他想的是“名額有限，關鍵時刻應該讓群眾看到黨員的風格”，他主動把名額讓給另一名生活困難的同志。
　　井玉琢傷愈后放棄國家終生供養的機會，毅然回鄉務農。
　　再說“井玉”，他是二等乙級殘疾，按政府規定，是可以由國家養起來的。1952年春天，他傷愈后，政府本來已經把他轉到家鄉附近一所榮軍學校，終生供養。而“井玉”卻堅決要求回鄉務農，過自食其力的生活。榮校領導勸他說：“你傷成這樣，怎么勞動啊？還是留在榮校吧？”“井玉”說：“只要我能動，就不能坐吃國家的。”他怕領導不放心，特意寫了一份決心書：“自己是一個革命軍人，決不向困難低頭，決不給政府找麻煩，回農村自己勞動，而且在生產中爭當模范，為祖國走向共產主義社會，為人人都有美滿幸福生活而努力奮斗！”這份寫得歪歪扭扭但字字閃光的決心書，至今保留在他的檔案中。
　　回鄉后，“井玉”開始了艱難的恢復勞動技能的鍛煉。一握鋤把，手背上剛長好的皮就崩開了，鮮血把鋤把都染紅了。妻子心疼地說：“你快別受這份罪了，我就是要飯吃，也能養活你！”“井玉”笑著說：“我這人是蹲過‘八卦爐’的，火燒都不怕，破點皮算什么？”他繼續堅持練，手背上的皮一次次崩開，又一次次愈合。慢慢地，雙手居然能伸握自如，能干各種農活了。他以驚人的毅力實現了自己的諾言，成了一個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并多次被評為縣、鄉的勞動模范。
　　農村實現農業合作化以后，“井玉”先后被鄉親們推舉為生產隊長、生產大隊長。管過基建、管過油坊，樣樣工作拿得起，放得下，“廢人”成了能人。
　　井玉琢當保管員期間，經手的油糧多達十萬斤，可他沒沾過一滴油，一粒糧。
　　初級社時期，“井玉”被選為黨支部副書記。當時的第一生產隊領導薄弱，生產落后，連年靠吃救濟糧生活。黨支部派“井玉”兼一隊隊長，兼職一年后，“井玉”又主動提出辭去副書記職務，以便集中精力抓好一隊的工作。他出工走在前，收工走在后，用自己的模范行動帶動全隊社員的積極性。經過兩年努力，一隊徹底改變落后面貌，不但結束了吃救濟糧的歷史，還開始向國家交售余糧。
　　和“李玉”一樣，“井玉”也有6個兒女，上有老，下有小，10口之家，看病、穿衣、零花錢，全靠1年136元的殘疾金，生活相當困難。但他從沒找政府要過照顧。“三年困難”時期，老伴和孩子因吃代食品，大便干燥憋得難受，好心的親友看著不落忍，勸他從油坊少拿點油給老伴和孩子潤潤腸，“井玉”說：“現在大伙都困難，我管油就往家拿油，別人怎么辦！”他當保管員期間，經手的油糧多達十萬斤，可他沒沾過一滴油，一粒糧。
　　井玉琢：“真正有功的是犧牲在戰場的戰友，給我請功，那些犧牲的怎么辦。”
　　雙玉當然知道向政府說明自己的真實身份會給他們帶來什么，但是他們始終緘口不言，從不表功。早在1952年，“井玉”還在野戰醫院養傷的時候，就在勃利師范的語文課本上看到了《誰是最可愛的人》這篇文章。但他從沒把這當成資本，沒向任何人炫耀過自己的功績。
　　“井玉”回“娘家”時，部隊領導告訴他準備為他請功。他說：“40年前的事還提它干啥！真正有功的是犧牲在戰場的戰友，給我請功，那些犧牲了的怎么辦？”
　　李玉安不承認自己是書中所寫的烈士，“是怕人家說自己吃老本”。
　　“李玉”知道自己被當成烈士是50年代末。一天，鄰居的孩子放學回來問他：“李大爺，《誰是最可愛的人》課文里的李玉安是你嗎？”“李玉”搖搖頭說：“那是重名重姓。”他沒讀過這篇文章，沒想到自己會上書。1964年，他到縣里換殘疾軍人證時，遇到曾在一個連隊的戰友王久海，王久海驚訝地說：“原來你還活著？都以為你犧牲了，追悼會都開了。”回到家里，“李玉”特意讓女兒鳳英念了《誰是最可愛的人》。他一聽，書上寫的李玉安絕對是自己。可是當女兒問他“書上的李玉安是不是你？”時，他卻說：“重名重姓的多著呢，打聽打聽再說吧！”
　　后來，當記者問他為什么不肯承認自己是《誰是最可愛的人》中的“烈士”時，他說：“我張不開這個嘴。我怕人家說自己吃老本，啥事都得注意影響。再說，你的成績都寫出來了，組織、人民沒忘咱，夠意思了！活著，死了，還不是一個樣！”我問：“你想沒想過說明自己的身份會給自己帶來什么嗎？”他說：“我心里沒想那玩藝兒，我只是做了自己該做的事。”　　

如果說上面這兩位是普通戰士的繼續革命楷模，那么甘祖昌將軍就是高級干部保持晚節的模范，甘祖昌少將是一九二七年入黨的高級干部，幾十年來歷盡艱難，三次負重傷，為人民屢建功勛，一九五七年申請回鄉前是新疆軍區后勤部部長。回鄉后，國家按規定給予他適當的待遇。但是，甘祖昌甘當農民，嚴以律己，始終保持了一位紅軍老戰士的優良傳統和高尚情操，不愧為共產黨人的楷模，下面是1975年4月18日《人民日報》的報道全文：　　

萬里征途不歇腳——記紅軍老戰士、共產黨員甘祖昌
     黎明來臨，朝霞滿天，翠綠群山呈笑顏。在通向田間的路上，一位年近七十的老戰士，身穿粗布衣，肩扛鋤頭，腳登草鞋，腰間別著一桿旱煙袋，同男女社員一起迎著旭日，踏著露水，說說笑笑地走著。這位老戰士，就是十八年前回鄉務農的老紅軍甘祖昌。當年，他不當部長當農民，曾在全國傳為佳話。如今，十八年過去了，他仍然以一個普通勞動者的身分，朝氣蓬勃地戰斗在農業生產第一線，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積極貢獻力量。當地群眾看到他這樣大年紀，還保持這樣好精神，都贊揚說：甘祖昌真是萬里征途不歇腳，不愧為繼續革命的先鋒戰士！
        “我是回來種田的，不是來當官做老爺”
    甘祖昌一九二七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經受過兩萬五千里長征的鍛煉，全國解放后任人民解放軍新疆軍區后勤部長。在長期的革命戰爭中，他頭部三次負重傷，嚴重的腦震蕩后遺癥使他不能堅持領導工作，領導和同志們都建議他到條件比較好的地方去長期休養。但是，他牢記毛主席關于“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的教導，認為共產黨員決不能享清福，而必須繼續堅持戰斗，毅然向組織要求道：我雖然不適應在領導崗位上工作了，但我還有一雙手，我要回到家鄉去當個新農民，把自己的一切獻給社會主義新農村。
    一九五七年，經過黨組織的批準，甘祖昌帶著全家回到了闊別二十多年的家鄉——江西省蓮花縣坊樓公社沿背大隊，踏上了新的征程。
    甘祖昌一到家鄉，就向黨支部報到，說：“我到農村落戶來了，和同志們一起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第二天，他到商店買了幾只大糞筐，第三天清早就打著赤腳，穿著黑布衫，背著大糞筐在濕漉漉的田埂上拾糞。從那以后，十八年如一日，除了生病、外出開會以外，他幾乎天天和社員一起，參加集體生產勞動。社員們關心地說：“老部長，過去你為革命吃了那么多苦，現在身體又不好，就不要和我們一樣干了，指點指點就行啦。”甘祖昌笑著說：“我是回來種田的，不是來當官做老爺，怎能不勞動？”
    為了改變農村的落后面貌，甘祖昌象當年打仗一樣地豁出命來干。沿背大隊是個山窮土瘦的地方，全大隊三分之一的土地是冷漿田，產量低。甘祖昌帶領社員群眾詳細地察看了六十多畝冷漿田，開了二十多次調查會，找到了改造這種田的途徑。在大隊黨支部的領導下，他們在數九寒天便展開了改造冷漿田的戰斗。他每天第一個來到田頭，帶領社員跳進結著一層薄冰的冷漿田打木樁，筑籬笆，撈稀泥，開溝排水。他們連續奮戰五個冬春，把全大隊的冷漿田全部改造成了大寨田，畝產量提高兩倍以上。縣里在沿背大隊召開現場會，總結推廣他們的經驗，全縣掀起了改造冷漿田的熱潮。
    坊樓公社有條沿江河，兩岸卻有不少“望天丘”，年年遭旱災。為了改變這種狀況，甘祖昌又爬山越嶺，親自去勘測、調查，提出了攔河筑陂的計劃，并且在公社黨委領導下同社員群眾一道投入施工戰斗。工地附近沒有公路，水泥、鋼筋等物資不能用車子運進去。甘祖昌組織幾十個身強力壯的小伙子成立突擊隊，并鼓勵他們說：“過去我們開發南泥灣，耕田沒有牛用人拉；現在，汽車開不進來，我們還有雙肩嘛！”他喊了聲“跟我來！”就領著大家扛的扛，挑的挑，沿著崎嶇的山路，把物資從七里外的地方運進了工地。炸藥不夠，甘祖昌就帶領大家拆舊墻，熬土硝；土箕壞了自己修；鋼釬壞了自己打。多少個清冷的早晨，他第一個來到工地；多少個北風呼嘯的夜晚，他和社員一起挑燈夜戰。五個月后，一座蓄水量五百五十萬立方米的江山陂建成了，四十三里的水渠也同時完工了，五千多畝土地得到灌溉，“望天丘”變成了旱澇保收田。
     甘祖昌患有好幾種病，黨組織和社員群眾非常關心他的身體健康，一再勸他好好養病，注意休息，他總是樂呵呵地說：“沒關系，這點病算得了什么？我們不能為了活命丟了革命！”只要能起床，他一天也閑不住；工作起來，常常連藥也忘了吃。
    一九七○年冬，甘祖昌患了冠狀動脈性心臟病，肺氣腫也復發了。當時，他家鄰近的屋場大隊正準備修建龍潭水庫，有人提出一個不切合實際的方案。甘祖昌知道后，就帶病來到屋場大隊，和干部社員一起翻山越嶺，勘測地形。大家見他又咳又累，頭上直冒汗珠，多次要他回去休息，他怎么也不依。他把汗水一擦，繼續前進。經過頑強的努力，他們終于把那個地方的地形、地質等情況搞得一清二楚，提出了一個新的方案，結果比原設計少修一條三、四里長的渠道，十多戶人家也不需搬遷了。在興建水庫的過程中，他還是三天兩頭來到工地。后來，他病倒了，只好住進醫院治療。但他人在醫院，心卻在工地上。醫生要他至少住三個月，他只住了三十五天，就帶了些藥回家投入了修建龍潭水庫的戰斗。
    在堅持農村的社會主義道路，同階級敵人和錯誤路線的斗爭中，甘祖昌更是挺身而出，無所畏懼。
    一九六二年，劉少奇刮起一股“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妖風。這時，有人送給甘祖昌一份所謂“百戶調查”的材料，企圖證明自留地收入“高于”集體收入，為單干制造輿論，并且告訴他：這個材料是有來頭的。晚上，甘祖昌戴著老花鏡學習《共產黨宣言》。“共產黨人可以用一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有制。”偉大導師的教導使甘祖昌心明眼亮。他想：中國革命幾十年，無數革命先烈拋頭顱，灑熱血，為的就是實現這個偉大理想。現在有人竟然宣揚單干的優越性，這不是想重新恢復私有制，要倒退到資本主義社會去嗎？他認定這是一股妖風，必須堅決斗爭。第二天一早，他打著赤腳，背著挎包、米袋到群眾中進行社會調查，了解農村人民公社前后變化情況和兩條道路斗爭現狀。他花了半個月時間，走訪了十個大隊，最后，整理了坊樓公社兩個大隊兩條道路、兩種結果的情況對比的材料：富沖大隊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糧食連年增產，由原來缺糧、缺錢、缺牛的窮隊，變成了年年超額完成征購任務，隊有積累，戶有余糧的先進隊；而和富沖大隊田靠田、村挨村的方陂大隊，由于把集體的田分給私人種席草，任意擴大自留地，資本主義思想泛濫，糧食連年減產，一年吃回銷糧六萬多斤。甘祖昌帶著材料，向蓮花縣委匯報了調查經過，用正反兩方面事例說明“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的道理。縣委根據他的建議通過了一項決議，在農村深入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開展兩條道路斗爭，鞏固和發展人民公社集體經濟。
      十幾年來，在毛主席革命路線指引下，甘祖昌和貧下中農一道，在社會主義道路上艱苦奮戰，頂住了劉少奇、林彪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線，破壞干擾農村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妖風，促使坊樓公社不斷前進。全公社先后建起了江山陂、快省陂、峙壟陂、馬家坳水庫、龍潭水庫等水利工程，旱澇保收面積由百分之二十五提高到百分之七十五以上。不毛之地的紅壤崗長出了綠油油的莊稼，低產的冷漿田變成了糧棉高產的豐收坂。全公社還興建了十二個小型水電站，隊隊都用上了電燈，農副產品加工也都用上了電力，整個公社呈現一派社會主義欣欣向榮的新景象。一談起這些變化，社員們都稱贊甘祖昌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頂梁柱”。
      “要挑老紅軍的擔子，不能擺老干部的架子”
     甘祖昌南征北戰幾十年，從不居功自傲。他常說：“要挑老紅軍的擔子，不能擺老干部的架子。”他回鄉以后，很長一段時間，都是同他兩個弟弟家擠在一棟房子里住。有關部門按照國家規定多次要撥款給他蓋房子，他都謝絕了。村里的人說：“按照國家規定，給你蓋房子是應該的嘛！”甘祖昌說：“國家規定可以給我蓋房子，這是黨的關懷。但是我們不應該追求這種特殊照顧。現在國家搞建設，用錢的地方很多，我家暫時能夠住下就行。”后來，家里人口增加了，老房子實在擠不下，甘祖昌就帶領全家老小，利用農閑時間自己動手打磚做瓦，蓋起了一棟普通民房。省民政部門的一位負責同志到他家，見窗戶沒有裝玻璃，提出要給他買玻璃裝上，甘祖昌說：“窗戶上裝玻璃，在城市是大眾化，在我們農村，那就是‘小眾化’了！”直到現在，他家的窗戶還和當地社員的一樣，是用塑料薄膜蒙的。
     甘祖昌經常告誡自己：一個老干部，如果因為自己資格老，過去職位高，連身體也高貴起來，只講養身，不講革命，追求生活上的享受，天長日久，就會導致政治上的蛻化變質。回鄉十八年來，他一直保持著艱苦樸素的優良作風。他吃的、穿的、住的都和普通社員一樣，連抽煙也是用自己做的旱煙袋，抽的是自己種的煙葉。一年夏天，他出差到江西省東鄉縣。縣委領導同志前來看望他，找遍了飯店的套間、單間、雙人間，都沒有找到，最后在一個普通的大房間里找到了他，看到他和幾個旅客住在一起。今年三月中旬，他到北京開人大常委會議，穿的還是在新疆穿過的那身打了幾處補釘的舊棉襖，帶的還是那只旱煙袋。
   甘祖昌回鄉后，國家仍然給予他在部隊時的工資待遇。他沒有把這些錢看作是私有財產，花一分錢都要掂一掂分量。他說：“工資是國家給的，是勞動人民給的，我們只有把它用到革命事業上去的責任，沒有絲毫揮霍浪費的權利。”他家有副帳鉤壞了，他愛人說：“買副新的吧，只要幾角錢。”甘祖昌說：“只要幾角錢？幾角錢可以買好幾斤化肥，多打十幾斤糧食。”他找了根鐵絲，自己做了一副。甘祖昌有條毛線褲，是抗日戰爭時一位烈士生前送給他的，當時已經很舊了。甘祖昌穿著這條褲子，在南泥灣開過荒，在晉西北打過蔣匪幫，在新疆辦過工廠。回鄉以后，這條褲子又伴隨他十幾年，已爛得無法再用毛線補織，他就用布塊縫上去，繼續穿。甘祖昌自己這樣節儉，可是，對支援發展集體經濟，幫助社員解決生活困難，卻十分慷慨。鄰近的屋場大隊興修一個水庫，資金不夠，打算要國家貸款。甘祖昌知道后，便對屋場大隊干部說：“不要向國家伸手，還是自力更生吧！”他主動拿出六百元工資支援他們。屋場大隊干部社員深受感動，立即發動群眾自籌資金，克服困難，建起了水庫。為了幫助集體興修水利、購買化肥、添置農業機械、解決社員生活困難，十幾年來，甘祖昌捐出的錢占了他工資總數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有人問甘祖昌：你有官不當，有福不享，有錢不花，到底圖個啥？甘祖昌爽朗地回答：“我們干革命不是為了個人升官發財，不是推翻一個剝削階級再培植一個新的特權階層。我們干革命是為了消滅私有制，解放全人類，實現共產主義。”
“只能給后代留下革命傳家寶，不能留下安樂窩”
    甘祖昌的大兒子錦榮，子女比較多。他看到社會上有的老人為子女造房子、置家具，很羨慕，便提出要父親給他蓋一棟新房。這件事，引起了甘祖昌的深思：我們老一輩人到底應該給后代留下什么？是留下一個安樂窩要他們去經營，還是留下無產階級革命精神和光榮傳統讓他們去發揚光大？晚上，他把幾個孩子都找來，同他們一起學習《共產黨宣言》。他指著“廢除繼承權”的論述，對他們說：“留下一筆物質財富，讓后代過不勞而食的寄生生活，那是地主資產階級的繼承觀。我們無產階級只能給后代留下革命的傳家寶，不能留下安樂窩。”他嚴肅地批評了大兒子，又給每個孩子發了勞動手冊和生產工具，并和孩子一起，訂了一條“家規”：虛心向貧下中農學習，人人參加集體生產勞動。
     甘祖昌的二女兒仁榮，是一九七二年回鄉務農的知識青年。甘祖昌手把手地教她插秧、割禾等各種農活，經常檢查她的勞動工分手冊，不斷對她進行熱愛農村、熱愛勞動的教育。前年夏天，仁榮參加了隊里的“雙搶”突擊隊。一天，別人還沒收工，她卻提前回到了家里。甘祖昌問她為什么提前回來，仁榮回答說：“這個農活，又緊張又艱苦，我干不了，我要繼續上高中。”
     甘祖昌見仁榮思想出了岔子，晚上，就給她講述了井岡山斗爭時期的一件事：一九二七年，甘祖昌參加革命后，和共產黨員劉春元一起戰斗。一天，他們在一起暢談革命理想，劉春元說：“等革命勝利了，我們一定要讓家鄉變個樣，山上長花果，山下變糧倉。”幾天后，劉春元在一次戰斗中負了重傷，倒在血泊中還斷斷續續地說：“要……革命……到底呀！”講完這件往事，甘祖昌激動地說：“今天，這‘革命到底’的擔子就落在我們肩上。我們一定要象當年紅軍那樣，‘下斗爭的決心，有耐戰的勇氣’把革命烈士用鮮血換來的土地，建設得更加美好。”爸爸的教育，激勵著女兒前進。第二天，仁榮又出現在“雙搶”突擊隊的行列。
現在，甘祖昌有三個子女在農村當普通社員。甘祖昌對他們不僅自己言傳身教，還請村里老貧農給他們上階級教育課，用村史、家史、革命斗爭史和新舊社會對比，教育他們積極參加三大革命運動，把青春獻給農村，做一個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新型農民。
    甘祖昌嚴格要求子女，要有老紅軍后代的革命責任感，不能有老干部子女的優越感。他堅決抵制資產階級思想的腐蝕，反對濫用黨和人民給予的權力，也決不通過熟人關系“走后門”。一九七二年的一天，在蓮花縣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念書的大女兒平榮，回到家里對甘祖昌說：“爸爸，我要去參軍！”甘祖昌一聽高興地問：“選上啦？”平榮低著頭，半晌才說：“爸爸，你給新疆軍區寫個信吧，我想到那里去當兵……”原來，平榮聽說蓮花縣不征女兵，新疆征女兵，心想，爸爸原來是新疆軍區后勤部長，只要他寫個條子準沒問題。甘祖昌一聽這個情況，就嚴肅地對她說：“你想參軍保衛祖國，愿望是好的，但要服從國家的需要。新疆有新疆的征兵計劃，干部子女更應模范地遵守國家規定，不能鬧特殊，這個后門不能開。”平榮覺得有道理，就接受了爸爸的意見。
     甘祖昌的三女兒公榮在小學念書時，曾經穿過一雙帶洞的舊鞋子上學，有的同學笑話她太寒酸，她臉刷地一下子紅了。她想，可不是，我們家還穿這樣的鞋，又不是沒有錢買。一放學回家，她就把舊鞋脫掉，扔到墻根下了。甘祖昌把這雙鞋揀了起來，一針一線地補好，然后交給公榮，說：“你丟掉的不是一雙鞋子，而是丟掉了勞動人民艱苦樸素的作風。鞋子破個洞，補一下還可以穿。思想上出了漏洞，資產階級灰塵就會鉆進來，可要警惕呵！”公榮懂得了爸爸的意思，就高高興興地把這雙打了補釘的鞋穿上。甘祖昌還手把手教她補鞋襪，縫衣服，讓孩子從小懂得艱苦樸素的重要。
     堅持萬里征途不歇腳的偉大力量，來源于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
     早在革命戰爭年代，甘祖昌就注意學習革命理論。回鄉以后，不管工作多忙、困難多大，他一直堅持刻苦攻讀。幾年來，他讀完了四卷《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和列寧、斯大林的部分著作，兩次通讀了《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他學以致用，努力改造世界觀，不斷提高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覺悟。在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熱潮中，甘祖昌結合回顧自己的戰斗歷程，反復學習毛主席關于理論問題的重要指示，又向自己提出了一個新課題：要把革命工作做到底，不但要艱苦奮斗，為建設社會主義大廈添磚蓋瓦，更要自覺地帶領群眾一鍬一鍬地鏟除滋生修正主義的土壤，一步一步地造成資產階級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產生的條件。甘祖昌說：“人到七十不算老，革命斗志不能衰。干革命不能船靠碼頭車到站，一定要萬里征途不歇鐵腳板！”　　

四、銘記教導，革命到底！　　

上面的經歷、小說、報道，都印證了毛主席晚年苦苦思考的一個命題：

“我多次提出主要問題，他們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話他們可以不聽，這不是為我個人，是為將來這個國家、這個黨，將來改變不改變顏色、走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我很擔心，這個班交給誰我能放心。我現在還活著呢，他們就這樣!要是按照他們的作法，我以及許多先烈們畢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諸東流了。”
　　“我沒有私心，我想到中國的老百姓受苦受難，他們是想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眾，不能讓他們再走回頭路。”
　　“建立新中國死了多少人?有誰認真想過?我是想過這個問題的。”（見《毛澤東傳》引用毛主席和吳旭君的談話）　　

這個命題，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空前難題，也是每一個愿意前進的共產黨人和革命人民必須深入探索和思考的，當周恩來同志在1976年1月去世前夕命人放起《國際歌》并輕聲哼唱時，當朱德同志1976年5月仍在認真的閱讀《共產黨宣言》并作眉批時，當偉大的領袖和導師毛澤東主席用病中顫抖的手簽下自己的名字，于1976年元旦發表《重上井岡山》光輝詞篇時，他們，為我們這些后來的人，豎立了最杰出繼續革命的楷模，讓我們銘記著他們的教導，勇敢前進吧：　　

我們要保持過去革命戰爭時期的那么一股勁，那么一股革命熱情，那么一種拚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見周總理四屆人大報告中引用的毛主席的話）　　

謹以此文獻給偉大的領袖和導師毛主席親自締造和培育的偉大光榮正確中國共產黨建黨90周年！　　

永遠銘記教導，繼承先輩，革命到底！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