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話做事及錢

大海

茅于軾老先生多有奇談怪論，這是當下許多所謂的精英的慣用伎倆，頗有詩圣的“語不驚人死不休”的犟勁。近來，老先生愈發的變本加厲，有辱斯文的惡罵文章、言論益加層出不窮，自然也不值一提；但還是有可以一議的，如他斬釘截鐵地認為“一定不錯的”要“為富人做事，為窮人說話”的高論，初看似乎言之有理，且用心良苦，細想卻不盡然了。

堂而皇之地把說話與做事嚴格區分開來，足顯老先生的藝高膽大，與打左燈向右轉的人比，顯然要光明正大一些。然而，說一套做一套的把戲，對于凡夫俗子來說，卻并非易事，如同人格分裂一般的痛楚；大概只有像汪精衛那樣寧可“自己下地獄”的人才能演得。老先生不愧大師稱號，愿意萬劫不復，一面要“一心為窮人著想”、“為窮人做事”，一面又要“為富人說話”，個中滋味，誰人識得！他比孔老夫子年長，卻比老夫子更能忍辱負重。老夫子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對老夫子而言，言行不一庶幾做不得人了，面對老先生的說話做事論，想必一定發出“是可忍，孰不可忍也”的感嘆的。不過，老夫子畢竟是圣人，他沒有武斷的判決無信者不是人，所以他又說：“今吾于人也，聽其言觀其行。”這與斷言不尊重老先生就不是人的三國教授一比，高下立現、優劣即分了。

老先生的說話做事論與他獨斷的惡罵文章的最大區別是喋喋不休地說了一大堆理由：為窮人說話不得罪人，為富人做事有錢進賬，因此蕓蕓眾生都好為窮人說話為富人做事，他對此憤憤不平，于是決意反其道而行之。言下之意是，明知為富人說話及為窮人做事都無利可圖，卻偏偏在所不惜，真可謂高風亮節：一是不怕千夫所指；二是不屑富人錢財。

老先生不畏世人唾罵的氣概是令人佩服的。他說過，中國窮人占95%，富人5%，這大抵不會錯，因為他與搞計劃經濟的人不同，他是自由派，因此是“真正的經濟學家”，也因此他的窮富人口比例估計是嚴謹的。他甘愿義無反顧地為5%的富人說話，不懼95%的窮人的謾罵，儼然一副死豬不怕開水燙的凜然模樣，在他把毛澤東還原成人民公敵、把主權領土還原成毫無意義、把無私奉獻還原成恐怖主義及把汪精衛還原成民族英雄、把倭寇還原成無辜者、把貪污5000億元還原成小事一樁、把犯法還原成法律之錯、把高利貸還原成資金優化配置、把高學費還原成窮人上學的法寶時，已表現得一覽無余了。

然而，只遭罵名不求回報的傻事，老先生是不會做的，須知，他是“真正的經濟學家”，投入產出及高風險高收益的基本道理他是懂的，盡管據稱他的最有名的經濟學論文是抄襲前蘇聯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的。因此他說，“不贊成犧牲自己造福別人”，“義務為別人做好事的人卻是在鼓勵別人做壞事”，“損己利人在邏輯上是不能成立的”。我估摸著老先生是用“為富人說話”去交換富人的錢財，因為他早“悟出”了“交換創造了財富”的“真相”；所以他“不在乎拿外國人的錢，也不在乎拿資本家的錢”。既然政府、老百姓的錢難拿或太少，據此“根本活不了”，便只好去拿外國人與資本家（大約都是富人）的錢了，雖然錢是小事，哪怕是5000億，但生計事大，人命關天嘛；何況本來就是等價交換，天經地義，借此又能“創造了財富”，何樂而不為？已入耄耋之年，為富人做事怕是為難了，也只有揮揮筆桿子、動動嘴皮子了，于是，“為富人說話”成了最佳選擇，御用文人自古有之，照例有錢拿。而且，誰又能說清揮揮筆桿子、動動嘴皮子就不是做事呢？制造、引導、控制輿論，掌握話語權，占領制高點，何嘗不是做事？這可能就是富人們最希望他做的事。

看來，老先生是承認拿了外國人及資本家的錢的，諸如什么外國基金會的資助，無非是對他“為富人說話”的犒賞，估計絕不是做了什么勾當的報酬，盡管他是什么都敢做的；只是不清楚他拿了哪些資本家的錢。這個問題，其實也無關緊要，反正是富人的錢，是被富人豢養的，即使不再拿錢了，也會忠心耿耿地“為富人說話”。要明白這個道理，請看魯迅先生1930年寫的《“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

值得稱道的是老先生至少在表面上表達了要“為窮人做事”的愿望，盡管他從打心眼里瞧不起窮人：窮人的勞動沒有創造財富；窮人的很大部分“因為信仰毛澤東思想，具有很大的破壞性”，因而不是“中國的中堅力量”；窮人住的“廉租房應該是沒有廁所的”等等。但他還是想為窮人“踏踏實實的做事”，“要幫助他們的孩子上學，有病時有錢看病……”，“而且是自我犧牲式的參與，不計報酬，不計名利……”。簡直讓人感動，但實際行動呢？沒有！連為富人，據說他也只是說說話而已，會為窮人做事？天方夜譚！窮人沒有錢嘛！“損己利人”他做不到，遑論“自我犧牲”了。如果老夫子地下有知，我會不揣冒昧地勸他將“聽其言觀其行”改為“觀其行，不聽其言，可乎！”

退而求其次，為窮人說話如何？誠然，老先生是為窮人說了不少話的，盡管有“討好輿論”、“嘩眾取寵”之嫌。自己也表白過：“我同樣也為窮人說話”，只是“愿意更多的為富人說話”。絕不能因為“更多的為富人說話”而否定曾經“同樣也為窮人說話”的事實。總歸，他是拿了老百姓的錢的，雖然只“給個二萬三萬”，但還是得有所交代。可惜錢太少，投入太少，產出就寒磣了。

老先生為窮人說話的途徑有二：一是為富人說話。這方面是常人難以理解的，也是他的冤屈之處。他的心曲是：“其實，我為富人說話不僅僅是為了富人，更是為了大多數的窮人。因為他們最終也要變富。如果把富人全打倒了，窮人還有前途嗎？他們一輩子只能當窮人，永無出頭之日了。”令人大有聽君一席談勝讀十年書的感慨：富人很苦，所以富是為了窮人有出頭之日，還要為被打倒“受欺侮、受剝奪”而擔驚受怕而“低三下四”。窮人得忍一忍，只要保護好救星富人利益，擁護富人的“損人很少利己極大”的發財之道，也會變富，他為富人說話，是有提前量的，是遠期期貨。妙不可言！

二是直接為窮人說話。為了窮人脫困，老先生提了許多建設性、創造性的藥方。如精英與大眾的結合方式是“由精英來治理”，“我國貧富差距不大”，“發展中國家不能搞福利”，“物價漲了有十來倍，大家生活挺好的嘛”，“經適房只有毛病沒好處”，“領土主權的轉移”“值得歡迎”，“5%的富人把吃剩下的剩飯免費給95%的窮人吃”，“中國窮了幾千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仇富”，“幾千萬人下崗”“大多數人確實好多了”，不一而足，什么貨色！

由上可知，老先生的“為窮人做事”是假，真心為窮人說話絕無僅有（錢太少），“為富人說話”、為富人做事是真，全是一個錢字在作怪。在錢面前，“道德能值多少錢”，“歷史就要改寫”，黨中央應該“指鹿為鹿”、明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其實就是資本主義社會”，“國家的尊嚴，不是我們應該重視的事”，主權領土“與我何干”，“賣國并不是什么嚴重錯誤”，“國防的重要性越來越小”，中印戰爭“有什么價值”，“高利貸很好”，“犯法的事情，我也仍然在干”。

我奉勸老先生，莫再倚老賣老、出盡洋相了，來日無多，錢又何用？應記取老夫子的話：“老而不死，是為賊！”

注：文中沒有注明出處的雙引號內的內容均摘自茅于軾的文章、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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