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貧富分化問題以及由此而來的收入分配問題，2006年我下面的這篇文章就已經很好地回擊了那些精英的“不可避免論”，想不到今天，茅于軾等人還會頑固地堅持著代表少數人利益的觀點，并且還能掀起這么大的風浪。實在是當今主流媒體的話語權都被他們控制了結果啊。

“不可避免論”該收斂一些了

作者：無相

　　就國家發改委的一項報告顯示的當前中國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已到合理值的上限的問題，人民日報記者采訪了幾位著名經濟學家，請他們談談對此的看法。一位經濟學家說：“在一定意義上來說，收入差距拉大不可避免，這是改革和發展必經的階段。改革的主要目標之一就是改掉過去的絕對平均主義。其結果必然是收入差距拉大。”他的這一觀點在一部分官員和學者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有的宣稱：對中國基尼系數“不要感到有多么嚴重、可怕”。有的抱怨：過度炒作收入差距于社會無益，只能使這個問題弄得越來越復雜。有的指責：說中國的基尼系數超過國際警戒線，是在危言聳聽地制造并不存在的危機感，給“劫富濟貧”的再分配政策尋找理論依據。
    在這場激烈的大爭辯中，我沒有必要再加入反對者陣營為反對方搖旗吶喊。因為很多反對的聲音都很好，很精辟，而且事實的勝負也已擺在了面前：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有關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新舉措。但是，對于不可避免論的邏輯思維的錯誤性，我不得不做一番論證。因為它表面上貌似“尊重事實、尊重客觀規律”而實際上卻恰恰“不顧事實、藐視客觀規律”的本質特點具有很大的欺騙性和危害性。正是因了它，在反腐敗的問題上，它嚴重削弱了黨和政府反腐敗的決心和力度。也正是因了它，這些年來，在許多社會問題的認識和管理決策上，我們的一些官員和學者似乎總是真理和客觀規律的掌握者，隨意地翻手為云、覆手為雨。例如：當能源漲價、銀行收費、甚至電視臺晚間節目停播國歌的時候，他們喊的是“國際慣例”的口號；當談到百姓收入偏低、貧富差距過大的時候，他們強調的則又是“中國國情”。
    所以，今天不把它的錯誤本質揭露出來，它勢必還會嚴重影響和阻礙目前新一輪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順利進行，削弱改革的決心和力度，降低改革的成效。
    眾所周知，市場化改革必然會伴隨著收入差距的拉大，這是客觀事實，不然鄧小平先生也不會說：“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但是，這個差距的拉大有個程度的問題。在一定的程度范圍內，適當的收入差距還能起到“調動和激發人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提高社會經濟效率”的作用；當超過一定程度的時候，收入差距的作用就會發生轉化而反過來作用于社會，影響社會持續、健康和穩步的發展。人類的歷史反復證明了這一點，這也是客觀事實。
    西方自中世紀掙脫宗教神學的束縛以來對人類作出的巨大貢獻之一，就是通過對自然和人自身的發現、對知識和理性的追求，形成和發展了比較完整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知識體系。正是這種現實主義的科學精神和態度，在面對自身社會深重的危機時，不是形而上學地一味強調政治的信仰，而是注意吸收一切先進和有用的東西，包括馬克思主義的一些思想成果。例如，吸收馬克思有關社會主義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原則催生了資本主義的福利經濟學說，并在其理論指導下不同程度地向福利國家進行了轉型，“政府開始積極建設社會保障體系，以幫助和救濟社會弱勢群體，減少貧富差距，緩解社會不同階層的盾”。正是在這個過程中，通過對人類社會歷史的變遷、朝代與政權的更迭的研究和總結，量化了社會成員間收入差距的程度。這就是基尼系數。
     基尼系數的理論告訴人們，當基尼系數適中的時候，表明收入差距適當，社會穩定，經濟發展的速度和水平也高；當基尼系數偏高，尤其是超過國際警戒線的時候，表明收入差距過大，預示經濟發展將停滯，社會問題變嚴重，隨時有可能出現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這就是科學，這就是對社會客觀規律的認識。因而得到了世界各國普遍的認同和采用。
   “不可避免論”的錯誤就在于：它只看到了收入差距拉大伴隨著市場化進程而產生的必然性，而沒有看到差距拉大的不同程度對社會的不同影響和作用。或者說，它只看到了差距拉大有利的一面而強調和夸大其必然性，卻沒有看到差距拉大不利的一面而否認和忽視人在客觀現實面前的主觀能動性，并企圖讓這種必然性任其自然地發展下去。這也是當今經濟自由主義觀點的一部分。結果將如何呢？必然性發展到一定程度，就會使事物發生轉化朝著自己的反面發展而產生另一種必然性。這個道理就好比一個人生下來，伴隨著其發育、成長的過程，必然會感感冒、生生病什么的。輕微的小病幾乎不用治療就可在人體免疫機能的作用下進行自身修復而好起來，并且是對免疫機能的一種鍛煉。但是，一旦人體自身的免疫機能因為某些原因不夠完善，致使小病越來越嚴重拖成了大病，這時，如果還認為生病具有必然性，還相信人體自身的免疫機能能夠進行修復而不去看醫生的話，那么，發展到最后，這個病就會危及其個體的健康和生命，不死也要變殘廢啊！
    誠然，任何具有一般規律的客觀事物在其活動中，總是離不開具體的時空條件的，因而也總是表現出其具體的特色的。這個“空”處在中國，所以這個“特色”也就是“中國特色”或者“中國國情”。在一般規律與具體特色這一對矛盾的關系中，我認為，即使我們不強調具體特色，但只要依照一般規律來實踐，那么這個實踐就不可避免地會帶有具體特色。可是這些年來，由于我們過多地強調了“中國國情與特色”，使得我們完全淡化了改革開放之初那種急于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與管理經驗的熱情，以致于在許多事情上、甚至一些簡單的小事情上，我們都爭論不休，反過來反過去地經受著所謂“實踐”
的折磨。例如，公廁的收費問題、名校該不該成為旅游景點的問題、餐廳能不能自帶酒水的問題等等。
     談到基尼系數的“中國國情”，也有著不同的著眼點。“不可避免論”的著眼點在于“肯定和維護”，而我的著眼點則在于“懷疑和探索”：
    “從發展的速度看，我國居民收入由世界上最平均的一個國家之一，變成世界上差距最大的國家只用了二十幾年的時間，為國際所罕見”（依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這不能不說是“中國特色”吧？
     從文化與歷史的角度看，中國文化的內核是“群體意識”（易中天語），而“群體意識”的主體是“大同思想和理念”，這種“大同思想和理念”在馬克思主義中得到了繼承和發揚，并經歷了社會主義的實踐。這更不能不說是“中國國情”吧？
    我就納悶：有著這樣“中國國情與特色”的社會，其基尼系數（也就是貧富差距）怎么會在這么短的時間內這么快就變成了世界上差距最大的國家而社會仍然具有如此強大的承受力以致讓一些人覺得沒有“多么嚴重、可怕”呢？
    我思來想去，覺得有兩個原因。
    一是我國的戶口制將農民從思想和行為上栓在了土地上，使得有著勤勞節儉美德的農民為生計所迫涌向城市打工的時候以最低的城市消費來節約自己最低的城市收入以期返回家鄉使用，哪怕在城市實在生活不下去了也可及時返回有著最低消費狀態的農村，因而相對緩和了生活的壓力和貧富的矛盾。
    二是在我國的政治生活中，民眾的影響力還很小。談到這一點，我覺得有必要對前面說過的“資本主義福利經濟” 作一番補充說明。不錯，目前西方許多發達的工業國家都不同程度地向福利國家進行了轉型。但是，我們必需清楚地看到：正如“天上不會掉餡餅”一樣，這樣的成果從來就不是精英和富裕階層等強勢群體主動恩賜給弱勢人群的一份厚禮，而是靠大多數弱勢人群自身長期不懈的努力斗爭爭取來的勝利果實。是民主憲政制度下各方利益博弈的結果。在我國，關于社會存在階層以及階層利益的博弈這類問題，隨著每個人所處的階層與地位的不同而有著不同的認識和看法以及不同的態度，并且復雜而
又敏感，一般都不愿談及。但始終還是有事實和數據可以說話的（我將另文闡述）。
    總之至此，“不可避免論”是不是該收斂一些了呢？
                                                  　　　2006年8月29日于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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