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中華;茅于軾要嚴懲.民主要有秩序.言論要有限制

   茅于軾，公然敢冒天下之大不諱，用極其卑劣和惡毒的語言，誣陷、詆毀和攻擊人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無中生有地污蔑偉大領袖毛主席，把矛頭直接指向我們的黨，其用心之險惡，其用意之刻毒，令人發指！其罪惡目的，正是秉承了其外國主子要在中國混肴視聽，制造動亂，以圖破壞中國政局的穩定，達到改變中國顏色的陰謀！

    人們對言論出版自由應該有個正確的認識，任何自由都是有條件、有限制的，都與法律、責任密切相連。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曾經這樣說：“自由是做法律所許可的一切事情的權利”。英國作家蕭伯納也說過：“自由意味著責任”。正如權利和義務始終對等一樣，言論出版自由與遵守法律同樣不能分割。也就是說，對言論出版自由不能理解為想說什么就說什么、想怎么說就怎么說，而同樣是有條件的、有責任的，既受到法律保護，又必須以法律為準繩。有的人在網絡媒體上散布謠言，詆毀他人；有的人發表不負責任的言論，混淆視聽，并稱“這是我的言論自由”。這種認識是片面的狹隘的，應該予以澄清。法治是現代社會的重要標志。在任何一個法治國家，法律的尊嚴都不容踐踏。在言論出版自由問題上也是如此。法律是公民行使言論出版自由權利時必須嚴格遵循的。人是社會的人，個人的言論出版自由只有放在社會的現實環境中，納入權利與義務的辯證關系中，才能得到社會的認可。因此，法律在賦予公民言論出版自由權利的同時，也對其進行了相應的規范和限定，運用法律手段對公民言論出版自由進行規范，是世界各國的通例。即使是經常指責別的國家言論不自由的一些國家，也不例外。比如美國對言論、出版和結社自由的限制就十分嚴格，僅對一般性的語言的限制就有20多種，更不用說濫用這些自由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活動了。事實上，任何一個法治國家都會對威脅國家安全與社會穩定的言論進行依法處理，而決不會任其泛濫。依法對有關違法行為進行處理，恰恰是為了保護更多的人享有言論出版自由。世界上總有一些人用一種他們已習慣了的眼光和價值判斷，來看待不同國度、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權和發展。中國人權事業的進步與發展是有目共睹的，中國公民自由表達言論的渠道也得到了拓展。那種只承認中國經濟取得繁榮發展，看不到中國人權發展進步的生動事實，顯然是不全面、不公正的。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是一個復雜系統的龐大工程，而且中國一直受到西方政治價值觀的滲透，稍有不慎將很有可能導致人民內部的混亂和社會秩序的失控。因此，中國仍然有必要繼續自己的特色民主路。
　　 蘇聯解體主要原因就是因為，民主無序，言論無限，希望中共中央從中吸取教訓,
　　 我認為;戈爾巴喬夫是蘇聯解體、蘇共崩潰的罪魁禍首，他在政治改革問題上作了錯誤決策，不應當實行政治“開放”，搞無序的民主政治及無限的新聞和言論自由及開放自由組建黨派。在推行民主政治和言論自由的那幾年中，人們不是尋找建設性的辦法來醫治社會疾病，而是利用民主政治和言論自由來毀滅這個社會。
　　 蘇聯解體對于西方來說是一場勝利，但對于利害切身的俄羅斯人民則是一場空前的國家災難。蘇聯演變和解體的原因很多，“新聞改革”、輿論失控在其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
　　 新聞改革是戈爾巴喬夫推行的“民主化”、“公開性”的重要組成部分。令人扼腕的是，這種新聞改革走上了否定馬克思主義新聞觀、背離社會主義新聞工作原則的邪路，最終導致輿論失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各類媒體逐步脫離黨的領導。黨性原則是社會主義新聞事業的根本原則。堅持黨對新聞工作的領導，是黨性原則的核心。但是，戈爾巴喬夫的新聞改革不僅沒有堅持這一點，反而明令廢止對文化宣傳工作的“行政干涉”，致使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黨委不敢實施對所屬文化宣傳部門及其所掌握的輿論工具的領導，任其各行其是，各自為政。這在事實上拋棄了新聞工作的黨性原則，放棄了黨對新聞事業的領導。1990年6月，蘇聯最高蘇維埃通過的《新聞出版法》規定，國家機關、政黨、社會組織、宗教團體以及年滿18歲的公民“都有權利創辦輿論工具”，這為“自由辦報”開了綠燈，使反對派政黨團體辦報和私人辦報完全合法化。當年10月，已有700多家報刊，包括13個黨的報刊進行了登記，其中1/7屬個人所有，還出現了獨立通訊社。《新聞出版法》生效后，涌現出不少新的報刊，其主要的輿論傾向就是反對共產黨。有的報刊甚至刊登退黨者的文章，聲稱留在黨內的都是些“不正派的人”，從而使退黨人數明顯增多，起了瓦解蘇共的作用。與此同時，《莫斯科新聞》、《文學報》及隸屬于最高蘇維埃的《消息報》等許多機關報刊都紛紛拋棄機關報性質宣告“獨立”。《消息報》甚至長期批評蘇共和蘇聯政府，支持各地的“民主派”和民族主義者。
　　 一方面，執政黨和政府自己辦的報紙、廣播、電視在輿論導向上出了問題，不僅不再是黨和政府的喉舌，保持應有的戰斗力和社會責任感，反而站在黨和政府的對立面，對黨和政府工作進行不負責任的批評和指責。這種自己出錢辦報罵自己的現象在世界上任何國家都是難以想象的。另一方面，各種反對派別也深知控制輿論的重要性，紛紛不惜血本辦起自己的報刊，這些報刊幾乎都以丑化蘇共、責罵社會主義為宗旨。1990年上半年，蘇聯境內各種“非正式”出版物多達上千種。對此，俄羅斯著名作家邦達列夫指出：“在6年當中，報刊實現了歐洲裝備最精良的軍隊在40年代用火與劍侵入我國時未能實現的目標。那支軍隊有第一流的技術設備，但缺少一樣東西——這就是千萬份帶菌的出版物。”
　　 2.各類負面輿論借“公開性”之名充斥媒體。戈爾巴喬夫入主克里姆林宮后不久，便提出“民主化”和“公開性”等一系列新理念，動員報紙雜志就改革中出現的各種思想問題進行公開辯論。他提出要實行“毫無限制的公開性”和“輿論多元化”；并且明確表示“任何事件，不論是今天的痛楚或是過去歷史上的悲慘事件，都可以成為報刊分析的對象”。“民主化”和“公開性”成了策動全蘇聯各種反對派大肆聲討蘇共的總動員令，蘇聯媒體掀起了一場“公開事實（包括國家機器運作程序）和揭露歷史污點的大革命”。一時間，報刊大量刊登的揭露官場營私舞弊、貪贓枉法、腐化墮落以及社會上酗酒、吸毒、婦女賣淫等現象的文章觸目驚心，嚴重搞亂了普通民眾的思想。同時，媒體還大量刊登否定蘇聯和蘇共歷史的文章，一些不曾報道過的事實和失誤被嚴重歪曲和無限夸大，一些媒體還以聳人聽聞的報道、荒誕無稽的假新聞乃至針對蘇共和社會主義的造謠、誹謗等等來吸引讀者，造成民眾對政府的普遍不滿和國內民族矛盾的不斷激化。
　　 閘門已被打開，形形色色的反蘇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思潮如同洪水般奔涌而出。斯大林成了“惡魔”，列寧成了“無賴”，整個蘇共和蘇聯的歷史除了罪惡還是罪惡，十月革命和社會主義帶來的只是災難，而資本主義社會則成了人們心目中自由和富足的理想天堂。當主流輿論千百次地重復蘇共和蘇聯社會主義實踐是失敗的，當各種媒體把黨的領袖的形象抹得漆黑一團，執政黨的威信也降到了零點。人們對共產黨的領導是否正確、對社會主義制度產生了懷疑，蘇聯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受到沉重打擊。而面對敵對勢力利用“民主化”、“公開性”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發動的猖狂進攻，以戈爾巴喬夫為代表的蘇共領導人不僅沒有及時給予回擊，反而姑息、縱容、欣賞，甚至自己也參與到這種大合唱中。
　　 3.為西方意識形態的大舉進攻開放門戶。1987年1月，根據戈爾巴喬夫的指示，蘇聯停止干擾BBC對蘇廣播，不久又相繼停止干擾美國之音、自由廣播電臺等多家西方電臺的對蘇廣播，蘇聯民眾從此可以隨時聽到外國電臺的聲音。這些西方國家政府的喉舌大肆宣揚西方的生活方式，介紹西方對蘇聯改革的態度和觀點，以西方的立場和視角評論蘇聯的政治局勢。這對當時正處于改革十字路口的蘇聯人來說，其蠱惑性、煽動性不言自明。對此，美國國際廣播委員會認為，“蘇聯停止干擾西方廣播，可能比戈爾巴喬夫決定從東歐撤軍50萬的允諾更重要。對美國來說，它為促進蘇聯社會的和平演變，提供了難得的機會”。但是，蘇聯并沒有就此打住，同年12月，蘇聯決定撥款400萬外匯盧布，進口20個西方國家的報刊，在國內公開出售。這進一步助長了西方對蘇聯的輿論攻勢。
　　 事實表明，戈爾巴喬夫的新聞改革使蘇聯經過幾十年努力構筑起來的社會主義思想防線，短短幾年間就從內部土崩瓦解。有學者把新聞改革到政權喪失的過程概括為一個模式：新聞改革——媒體放開——外力介入——陰暗面曝光——群眾不滿情緒積累——反制無力——輿論徹底失控——政權喪失、國家解體。這個模式清楚地表明，輿論失控是蘇聯演變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中，新聞媒體脫離黨的領導，是蘇聯輿論失控的關鍵。如學者所言，在改革進行的關鍵時刻，“俄羅斯媒體人成為推倒蘇聯大廈的最后一個操盤手”。俄羅斯前總統葉利欽說得更明確：“正是新聞傳媒發起的揭露蘇聯歷史黑暗面和現存體制缺點的運動，直接動搖了這一帝國的根基”。而戈爾巴喬夫，這個親手搞垮蘇聯的人，卻獲得了西方頒發的諾貝爾和平獎。
　　 我認為;戈爾巴喬夫是蘇聯解體、蘇共崩潰的罪魁禍首，他在政治改革問題上作了錯誤決策，不應當實行政治“開放”，搞無序的民主政治及無限的新聞和言論自由及開放自由組建黨派。在推行民主政治和言論自由的那幾年中，人們不是尋找建設性的辦法來醫治社會疾病，而是利用民主政治和言論自由來毀滅這個社會。
　　　 蘇聯共產黨曾經是國內改革的倡導者，可是過了五年，它卻被趕下了政治舞臺，而它的一千好幾百萬黨員當中，竟沒有一個人站出來捍衛它，這究竟是怎么搞的呢？
　　　　原來，1989年國內政治局勢起了劇烈的變化。夏初召開的蘇聯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是根據修改后的憲法召開的。在代表大會熾熱的氣氛中，與蘇共的活動相關聯的一切重大問題全被“遺忘”了，卻提出了許多針對它的批判和嚴重指責；他們自己還對自己開展公正的批評，揭露黨在社會活動中實際存在的問題。
　　　　由于種種原因，蘇共喪失了對人民群眾的影響力，國內隨之開始出現反對立場的社會運動。它們在蘇聯解體和社會制度解體的過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們大致可以分為三類：持不同政見者、雜牌軍和民主派。也可以把他們的活動看成三次浪潮。
　　　　持不同政見者運動發端于上世紀60年代初，從事的基本是維權活動，他們不同當局合作，但也拒絕使用暴力。他們人數很少，而且分散，組織很差，但引起了西方的注意，并得到國內少部分知識分子的支持。對于這些人來說，要點在于蘇聯存在著反對派這一事實。在一定條件下，它們可能取得一定的政治分量。
　　　　老一輩可能還記得對持不同政見者的審判。有關這些審判的消息曾為部分人所知曉。主要是通過境外的這個那個之聲的無線電廣播，其內容是真話假話都有。
　　　　可是到了1986年12月，通過了一項政治議案，取消了對反對派的刑事訴訟。過去的持不同政見者開始走出勞改營和監獄。但他們的運動實際上并沒有卷土重來。很多人已經厭倦了“為人權而斗爭”，還有一些人則由于在西方有了名氣，便跑到國外過起了太平日子。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實際上持不同政見運動的歷史正是在1986年由于對他們停止迫害而畫上了句號。
　　　　就在這個時候，國內開始迅速出現各種社會團體，他們的成員被稱為雜牌軍。這些團體其實沒有什么原則。他們當中有的是民主派，有的主張愛國，有的主張無政府主義，有的主張君主主義；有共產黨，有社會民主黨，還有保守自由派，等等。許多團體的形成不是根據意識形態原則，而是根據活動方向：有的從事環境保護，有的從事古跡保護等等。雜牌軍同持不同政見者的不同之處在于它們同當局和平共處，不反對加入國家機構以及其他官方機構如工會、共青團等。但不久許多雜牌軍的活動開始具有越來越濃的政治性質。參加雜牌軍組織的人以一種特殊的方式“玩大政治”，他們先取得經驗，然后就學會了把成千上萬的群眾帶上街頭。
　　　　內部的辯論磨煉了反對派活動家的技巧，培養了未來的政治家、記者、社會活動家。上世紀90年代他們中的一些人成為社會團體、新成立的政治機構、大眾傳媒的領導人。時至今日，我們也依然能在電視屏幕上和各種政治場合看到這些人的身影。現如今，他們還在“教導”人民在民主變革的條件下應該如何生活。
　　　 這樣一來，由于蘇共不能按必要方向實現改革，在一個歷史造成的極短時期內，釀成了反對派政治運動，而其中的一部分，又自覺或不自覺地促使蘇聯瓦解，促使當時存在的社會制度消滅。
　　 千里之堤，潰于蟻穴。媒體失控導致反共反社會主義的輿論一步步瓦解、摧毀了蘇聯意識形態大廈的根基，掏空了蘇聯制度的核心價值體系，加速了蘇聯演變和解體的步伐。蘇聯解體后，俄羅斯經歷了持續10年的動蕩和衰退，使當年的超級大國淪落為一個備受西方擠壓的國家，多少俄羅斯人反思起來為之痛心疾首。頗有意味的是，普京、梅德韋杰夫治理下的俄羅斯，出現了西方所批評的“民主倒退”，包括加強對媒體的控制，但卻帶來俄羅斯經濟的強勁復蘇和政局穩定。這一切，對于正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闊步前進的中國而言，無疑有著十分重要的借鑒意義。現在有人攻擊中國的新聞制度，鼓吹媒體民營化，這恰恰證明我們的制度是正確、有效的。他們的用心不言而喻，就是想讓中國走蘇聯的路。前車之鑒，希望中共中央從中吸取教訓。
　　 人民民主必須是有秩序的，中國要民主也是要有序的民主，無序的民主會使公民走上街頭，舉行集會，從而可能引發政局的不穩定；使一些在非民主條件下很簡單的事務變得相對復雜和煩瑣，從而增大政治和行政的成本；無序的民主往往需要反反復復的協商和討論，常常會使一些本來應當及時做出的決定，變得懸而未決，從而降低行政效率；無序的民主還會使一些夸夸其談的政治騙子有可乘之機，成為其蒙蔽人民的工具，無序的民主還可能破壞法制，導致社會政治秩序的一時失控，在一定的時期內甚至會阻礙社會經濟的增長；無序的民主也可能破壞國家的和平，造成國內的政治分裂；中國要民主也是要有序的民主，真正的民主是有序的民主，有序的民主要有個主持的領導人，這個主持的領導人就是國家主席，人民群眾有什么建議可以向國家主席提出，國家主席把人民群眾個人的建議在網絡及各新聞媒體公布出去，讓大家討論，或開會討論，從中吸取受到多數人贊同的去做就行了。這就是有序的民主。也是真正的大民主，對于下任國家領導人由誰來當，也可遵循這個辦法，在國家主席主持下實行有序的民主選舉，由國家主席指定幾個接班人，把指定接班人的理由及接班人的情況公布于眾，從群眾的意見中擇優錄取，這樣的權力移交會順利及穩定。
　　 其實治理一個國家是十分容易的，首先.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得要有個主席，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就是中國的國家主席.中國的國家主席就應該集權，統管中國的黨軍政法。并主持有序的民主制定法律，嚴格的依法治國,實行政權責任制。國家主席只要把軍隊.國務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及各省的領導管好就行了，有權對干不好的軍隊.國務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及各省各市縣鄉村的領導隨時撤換，國家主席要知道軍隊.國務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及各省各市縣鄉村的領導干的好不好，可以自己親自或派自己的親信出去巡查暗訪。可以成立幾個真正有權的巡查組.由中央紀委,監察部.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組成.不定時.不打招呼地到全國各地明查暗訪.并有權直接查處各地各類黨政官員的違紀犯法案件.此舉一能克服各地黨政官員天高皇帝遠的思想.二能打擊地方保護主義.三還能體現中央的權威.這個欽差大臣之制度是永遠不會過時的.從古到今.好多大案要案,冤假錯案.大都是欽差大臣出來才得以解決的.巡查組到地方時,要先暗訪幾天，然后通過各新聞媒體向社會公布暫駐地址.電話.方便舉報人舉報.這樣也就是真正人民監督官員。上級監督下級才是真正的監督，無權的人民群眾監督有何用？人民借中央的權力監督黨政干部行為.中央使用人民的力量監督黨政干部行為.才能真正強有力監督地方黨政干部的。軍隊.國務院.檢察院.法院及各省各市區縣鄉村的領導也遵循國家主席的管理辦法就行了.
　　 中國的權力應實行承包制度;一級一級地下級對上級負責，比如一個村出問題就追究村的領導人責任，一個鄉鎮出問題就追究鄉鎮的領導人責任,一個市區縣出問題就追究市區縣的領導人責任,一個省出問題就追究省的領導人責任,可以細化規定一下省市區縣鄉鎮村領導人的責任制度，這樣的政治結構可以做到;民主有序。權責分明，司法獨立。省市縣區鄉鎮村領導人應實行有序的民主選舉制度，村長在中國共產黨村黨委主任領導主持下由村民選舉產生，鄉鎮長在中國共產黨鄉鎮黨委書記領導主持下由村長選舉產生，市縣區長在中國共產黨市縣區委書記主持下由鄉鎮長選舉產生。省長在中國共產黨省委書記主持下由市縣區長選舉產生。國家主席由原國家主席推選，在國家主席主持下由各省市黨委書記和省市長選舉產生。省市縣區鄉鎮級的政治制度應實行行政與司法獨立。但中國國家主席要大權獨攬，中國國家主席和中國全國人大委員長及軍委主席應由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或主席一人擔任，也就是中央集權，地方分權，地方分權會進一步加強中央集權。不會出現藩鎮割據，中國的政治體制會更加穩固。這是與我們國家的國情是相適應的。
　　 言論不能太自由了，特別是新聞媒體,新聞媒體是黨和政府的喉舌,事關重大,現在出現了很不好的苗頭,建議中央應盡快整頓,現在廣播電視臺.報刊雜志太多太雜,重復辦各種報刊雜志.重復建廣播電視臺.致使互相爭讀者.聽眾觀眾.過多揭露黨和政府的不良事件.嚴重損害黨和政府的形象.還大量浪費物資人員.而且為了經濟利益搞有償新聞和亂發非法虛假廣告.坑害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的方針和政策宣傳不夠重視,僅應付而以.對好人好事漠不關心很少報道，比如象我們中美聯合國際疑難病研究院為了響應中央解決看病難看病貴問題的號召切，實解決病人花錢或沒錢治不了病的后顧之憂,出資出專利藥物還出醫學專家在北京幾個合作醫院里給各種疑病患者看病治療，實行治好病再收費，也不收任何押金,對治沒好病的患者不收任何治療費用，這么好的舉措，不但無一新聞媒體給于報道，還常有記者來暗訪，暗訪是真實后卻不報道，還要我出錢做廣告。這算什么事呀？且對那些偶爾發生的醫療事故卻常常報道，造成現在病人和醫生關系十分緊張.
　　 希望中國政府馬上整頓新聞媒體.嚴懲不良記者,否則后果不堪設想的.整頓應照以下幾條:1.盡快壓縮廣播電視臺報刊雜志的數量。2.新聞媒體要與經濟利益脫鉤.決不能搞市場化,決不能搞有償新聞。3.廣播電視臺和報刊雜志全部由黨和政府辦,決不能由私人辦,更不能讓外國新聞媒體加入搞競爭。 4.要各新聞媒體以宣傳黨和政府的方針政策，好人好事，普法科教類節目為主,身體健康,戲曲,歌曲,音樂為輔。其中普法宣傳和健康教育最重要，現在好多人犯法被懲了才知犯法。得了病才知道為什么會得病，如果人知道干什么是犯法的，就不會有人去干違紀犯法的事了。如果人知道怎樣能保持身體健康，就不會有人去做有害身體健康的事了，國家就不用那么多司法人員及建那么多監獄和不用那么醫護人員及建那么多醫院了。若加上招聘和房產信息更好，能使外出人員盡快找到工作和住處.若想辦法把廣播電視辦成以科教為主就更好了，廣播電視臺把清華北大那些高校名師的教學課程制作在廣播電視里播放 [直播也好]，不但使學生在家聽廣播看電視就能學習，而且還能使人人都能享受高校名師的教育。
　　 其實,我是言論自由的受害者，深受其害，沒有切身體會真不知其苦，目前號稱治療各種難治病及各種疑難病的醫院多，醫生也多，療法也很多，魚龍混雜，病人往往是充滿希望去治卻帶著失望回來，總是花了好多錢病卻沒治好。近年，中國還發生多起病人因花了錢病沒治好而殺醫生的案件，我為了避免各種疑難病人上當受騙。為了響應解決看病難看病貴問題的號召，為了讓患者相信我們中美聯合國際疑難病研究院的醫療技術，切實解決病人花錢或沒錢治不了病的后顧之憂,我院出資及用已通過國家申請的專治各種疑難病有獨特療法和較好療效的十多項專利，在北京合作的醫院實行治好病再收費,病人憑身份證明及診斷證明，不交任何押金，就可以先免費治療，因舉措比較創新，好多人有疑問，感覺是不是天上掉的陷餅，有什么圈套似的，打電話咨詢的好比審犯人一樣，還有,因開展治好病再收費后.損害了一些醫院及醫生的利益.有些醫院及醫生經常打騷擾威脅電話.還有競爭對手在網上發布不符合我院實際情況的言論攻擊我們中美聯合國際疑難病研究院.說我們中美聯合國際疑難病研究院是騙子。我院是實行治愈后一年不復發了再收費. 不收任何押金的. 治療前和治療后都讓病人去301醫院和302醫院及北京協和醫院和北大人民醫院等大醫院檢查確診，對沒有治愈的病人.我院是不收取患者任何治療費的.治愈的患者可以在任何一級以上醫院檢查.也就是說病治好否由其他醫院說了算,醫患雙方達還簽訂有協議.是法律保障的.這樣做事還有人說我們是騙子。
　　 還有人瞎說我們是在拿病人搞試驗,這怎么可能？每個病人都要用幾千元冶治療費的，國家又不給我們經費，想搞也搞不起的。我們用的都是目前已知成份和功效的中草藥組合成方，并巳通過國家申請發明專利的藥物給病人治療。療法都是十分確切的。若療效不好或搞試驗，治愈率肯定不會高的，我們是治好病一年后不復發了才收費，若治愈率不高，大部分病人都不交費，那我們怎么辦？所以，我們沒有一定的療效是不會開展治好病一年后不復發了再收費的。按瞎說的人之邏輯，那各個醫院都是在拿病人搞試驗的了，我們的合作醫院是經國家工商局和衛生局批準開辦的正規醫院，還是醫保定點醫院，我院的科研人員把執業醫師證注冊到合作醫院,合理合法與其他醫院一樣給病人看病治療.怎么能因我們實行不收任何押金，治好病再收費就說我們是騙子，是在拿病人搞試驗。害得病人都不敢來享受治好病再交費了，我認為這樣的言論自由不要也罷。
　　 另外;我建議中國應實行網絡實名制,現代網絡信息技術是人類文明進步的產物。但在浩如煙海的信息中，大量是無用的，有些甚至是“垃圾”，誤人子弟.我建議中國應實行網絡實名制,網絡實名制好處最主要是為了防止匿名在網上散布謠言，制造恐慌和惡意侵害他人名譽的一系列網絡犯罪。并使網友看到更有責任的言論，有利于建立社會主義信用體系，提高個人信息的準確度，人與人之間的聯系將更方便安全。你若發表的言論是為國家和人民負責任的，留下真實姓名怕什么，你若揭露一些不良之案件是真實的，就應不怕報復地留下真實姓名.幫助有關部門破案解決,邪是壓不了正的。怕什么？要有正義的心還要有正義的膽才行。我認為那些反對網絡實名制的人，不是膽小怕事就是圖謀不軌之人。網絡實名制并不是堵塞言路，而是規范網絡環境，也不是限制言論自由，它強調言論要負責任，實名制不僅在減少網絡虛假信息傳播、惡意留言，以及由此引發的網絡暴力等方面作用明顯，在凈化網絡環境，維護網絡安全等方面也能發揮重要作用。實行網絡實名制的最大意義，在于樹立網民的責任和自律意識，而自律才是網絡管理的核心。
　　 希望大家要以國家社會穩定與人民生活幸福為重，不要盲目追求不合中國國情的人民民主與言論自由。
　　 中美聯合國際疑難病研究院院長陳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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