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句實話，我一直認為，時下中國多數的左派和自由派骨子深處是相通的，“放之四海而皆準”與“普世價值”邏輯相同，推行非此即彼，容不下自由的討論空間，或許整個社會也是這個狀態，很難聽到清醒的聲音，更不用說拿出能令人信服的證據。因此，對于此類理念爭辯，我大多是抱著敬而遠之的態度，但　4月26日　，茅于軾在網上發表了“把毛澤東還原成人――讀《紅太陽的隕落》”。由此引發的一系列爭論甚至于訴訟，不由促使我做些思考。　　

做為自由派的標志性人物，茅于軾“把毛澤東那個還原成人”試圖用以史為理的方式將毛澤東拉下神壇，憑心而論，從以披露的史實和諸多傳聞印證角度而言，確實能令人接受。但顯而易見，茅于軾身上也有著自由派的通病，即惘然不顧現實國情，對中華文明傳承、對整個歷史背景、對其時歷史大環境的考量不足，也沒有對自由派所推崇的“民意”做充分調查，匆匆推出此文，預借此事來證明某事的不對，注定是“把毛澤東那個還原成人”一文的硬傷，該文述說史實的出發點，純是為了反對而反對，理由禁不起敲打，至多也是試圖用小理來顛覆大理。　　

     回到爭論的中心，即究竟毛澤東是神還是人，需要從文化傳承和歷史記憶兩個方面著手，方能厘清。民族的自強更需要民族的氣骨，中華文明有過強盛的輝煌，也有過衰退的恥辱，今日又在重新走向復興，這點來說，任何事和物都大不過民族大業這個大道理。　　

     從國民信仰來說，我國的文明傳承信仰是祖宗信仰，祖宗信仰特征是敬畏，人們敬畏強者，日常中自覺服膺社會等級制度，同時，由于強者是個相對存在，于是“人”也可升級為神，當然這個“人”必須是強者。翻開歷史，我國的歷史記載，自來只有開疆拓土、維護國家大一統的帝王為后人銘記、敬仰、歌頌，反之遭人唾棄。再看歷史，自強（秦）漢盛唐之后，到宋，漢民族逐步趨向下行通道，中國積弱積貧達千年之久，特別是到了清末與民國，國人對洋人畏懼達到了無以復加之程度，山河破碎、氣骨盡喪，毛澤東在此民族非常之際，勇于擔當，敢于藐視強權（對抗蘇美，或許自由派認為是毛的民族自尊盲目自大，使中國錯失了發展黃金期）為中華民族在世界強國之林占有一席之位，是有深厚的民意基礎的（這個民意基礎就是國人的大一統情結），也迎合了民族自尊自強夢，無可否認，建國后，毛澤東確如“把毛澤東那個還原成人”一文所言，犯了一些列的錯誤，社會為此付出了極大的代價，但其在民族自強大業上的建樹，綜合歷史環境而言，功業大于罪過，自由派說毛澤東是時代造就的神，毋寧說，是千年一變的歷史機遇造就了毛澤東神壇地位。　　

    因此，自由派想將毛澤東拉下神壇，以此來質疑政權合法性，注定是與主流民意向背的。自由派其實不妨放下身段，去基層、去農村走走，或許就在基層，就在農村能找到答案，據我觀察，現今很多農村地方，毛澤東的畫紙和菩薩是相近并掛的，享受香火，享受頂禮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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