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軾先生是經濟學家。我對經濟懂得不多,對茅老先生關于經濟的諸多言論、想法,有的雖覺懵懂,卻不敢枉論。但看過先生評毛澤東之后,我不禁對他在任何領域的治學態度懷疑起來。
茅于軾不知道誰創造歷史。雖然他談被劃為“右派”的經歷時,自詡——“辯證地看,12年失去了干事業的機會,但也獲得了對我國農村的深刻認識和對農民的深厚感情”。 然而,從他老先生的文章里,卻是讀不出一絲對“人民創造歷史”的認同來。在茅于軾看來,“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一個人掀起的歷史波瀾。按這個邏輯,遵義之后到文革以前的近現代史也是作為領袖的毛澤東一手造就?!人,不能隨心所欲塑造歷史,只有神能做到。中國共產黨以56人建黨,28年創建新中國,根本在于人民的覺醒煥發出的巨大力量,并非共產黨自身強大,更非毛澤東有何神力。茅于軾自己在神化毛澤東!他不知道:歷史是人民創造的,包括那些突出的歷史人物也是人民創造歷史的產物,他們也在人群中成長。
茅于軾機械地看待歷史。脫離政黨體系、脫離最大多數的人群、脫離歷史背景,孤立、靜止地評價一位重要歷史人物的功過是非,勢必偏頗、狹隘。在革命戰爭年代,毛澤東與黨的領導集體帶領全黨,順應、引導人民追求自身解放的意愿,敏銳把握時代脈搏和歷史趨勢,為民族獨立創建了輝煌業績。(這符合“凡是合理的都是現實的”。)建國之初,社會結構良性調整,經濟民生快速發展,但黨內高層在發展道路上產生了分歧。在國際形勢的風云突變中,毛澤東形成了“繼續革命”、“階級斗爭為綱”的基本思想。為貫徹施行之,他采用了“文化大革命”的形式,以便乾綱獨斷。作為黨的領導核心,毛澤東當然應對那段歷史負責。但,該負責的僅僅是他一人嗎?是什么原因,使毛澤東的“獨斷專行”成為現實。這中間有著極為復雜深刻的歷史原因。(這符合“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這“合理”并非“正確”,而是說“有其原因和條件”。)憑意氣用事,把歷史功罪加于一人之身,必定混淆視聽,歪曲歷史。更致命的是:這消解著我們科學探究歷史發展規律的努力,埋伏著未來的隱患。
茅于軾片面的看待毛澤東。茅先生應該知道毛澤東和他的同志們做的“另一件大事”——創建新中國;茅先生也應該知道即便在“文革”中,毛澤東堅持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為中國贏得國際發展空間。但,茅先生只說“文革”,而且只說“文革”中毛澤東的錯誤。茅老先生自己在以神的標準衡量毛澤東,否則他不會只盯著毛澤東的缺陷。事實上,即便是評價毛澤東的錯誤,也應該考慮:毛澤東是否只為滿足權欲而追求權力,還是也為貫徹政治主張而追求權力。毛澤東是人,但不是普通人。和世界上其他政治家一樣,他不但有一般人的七情六欲,同時也有執著的政治主張和追求。前者容易理解和臆想,而后者則不是我們能完全認識的了。 是人,就都有缺陷。那,也應該允許毛澤東有。評價一個人應該客觀、全面。茅于軾先生沒做到。
任何人都有評價歷史人物的權利和自由,但,一個真正有社會責任感的讀書人,首先應嚴謹,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其次當理智,不以一己之私,“吐”一時之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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