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能否孕育社會主義體制新模式

編劇趙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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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中國當局怎樣淡化意識形態之爭，意識形態之爭都是難以避免的。因為社會發展的動力是不同階級、階層對于各自經濟利益和福利的追求，然后形成不同的政治權利訴求，必然要反映到意識形態之爭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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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紀初延續至今，人類最大的意識形態之爭，就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或“價值觀”之爭。人類數千年不斷進步的歷史表明，無論奴隸主貴族階級、地主貴族階級還是資本權貴階級的統治，都是“少數人”對于“多數人”的統治，極力維護的都是“少數人”的利益，盡管這種“少數人”的統治越來越文明、越來越向“多數人”讓利，越來越具有“全民”和普及性“人權”色彩。就此而言，社會主義政治體制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以維護“多數人”利益為意識形態“價值訴求”及“政治合法性”來源的政治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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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歷史進步的必然，社會主義政治體制在20世紀的橫空出世，表明了不甘于長期被“少數人”盤剝、欺壓的“多數人”盡力維護自身權益意識的覺醒，對于數千年“少數人”的統治是個巨大的顛覆性沖擊，必然要引起各國“少數人”權貴統治階級的恐懼、仇視、破壞乃至顛覆。前蘇聯和中國所經受的仇視、破壞和顛覆就是實例。可以斷言，今后中國仍將繼續經受來自“少數人”統治的發達國家的仇視、破壞和顛覆。一向被統治的“多數人”窮鬼“泥腿子”想“翻天”？沒那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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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維護“多數人”利益的意識形態“價值訴求”及“政治合法性”宣言是一回事，能否改變“少數人”對于“多數人”的統治是另一回事。人類歷史的進步不可能“大躍進”。哪怕8000萬中共黨員全屬“統治階級”，對于13億中國人來說仍然是“少數人”。因而，中國仍未在事實上改變“少數人”對于“多數人”的統治。“人民當家作主”只停留在“憲法文本”上。替代奴隸主貴族階級、地主貴族階級和資本權貴階級的，是大大少于黨員人數的執政黨權貴階級。相比于越來越具有“全民”和普及性“人權”色彩的西方發達國家，反而更顯得專制和落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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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強盛一時的社會主義前蘇聯被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成功顛覆和肢解，以大衰的二流國力重返資本主義大家庭。社會主義的中國也由市場經濟的確立重走資本主義道路，甚至比北歐、日本等國“更像”缺乏公眾福利保障的資本主義社會。于是，社會主義政治體制被福山正式宣布“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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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美歐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不能容忍“形式上社會主義、實質上資本主義”的中國，憑借與國際接軌的“中國特色資本主義”迅速復興，甚至后來居上，重回千余年“世界老大”的地位。必欲重演前蘇聯故事，顛覆形式上社會主義的中國政治體制，并肢解中國，使中國成為世界資本主義大家庭的二流跟班“地區大國”。這就太霸道，不僅欺負了中國的執政黨權貴階級，也激起了廣大中國民眾的“民族主義”義憤。于是，中國又開始向左轉，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重新抬頭。福山的“社會主義終結論”也黯然收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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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中國已處于“向何處去”的雙叉路口。以“有尊嚴”的方式重返世界資本主義大家庭？很難。前蘇聯的前車之鑒就明擺在那里，除非低三下四出讓國家主權。走向“多數人權益優先”的實質上的社會主義？綜合國力尚弱。那么，能不能在上述兩條道路之間開辟一條“中國新路”，經由“實質上資本主義、形式上社會主義”的過渡，逐步走向實質上的社會主義經濟、政治體制，即真正排除壟斷資本權貴操控，使民眾真正享有足以維護自身經濟利益和政治權利的“社會主義憲政”，一舉超越仍被壟斷資本操控的美歐“少數人”統治的“好戰模式”，引領全人類走向真正的“千年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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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媒體發表的古巴哈瓦那大學國際經濟研究中心學者巴斯克斯的文章《中國，另一種社會主義模式？》（見附錄）認為，中國有此“經由實質性資本主義走向實質性社會主義”的潛力。并斷言，“以社會主義價值觀為基礎，中國正在醞釀一個新的社會經濟模式”。還預言，“在21世紀上半葉，世界將見證一個新社會主義模式在中國誕生”。我并不認為古巴學者巴斯克斯的觀點只是對中國的一個良好祝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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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話說，旁觀者清。在代表人類不甘于長期被“少數人”盤剝、欺壓的“多數人”盡力維護自身權益意識之覺醒的廣大中國民眾之中，維護“多數人”利益的意識形態“價值訴求”以及對這個“政治合法性”源泉的完全認同由來已久，扎根不淺。與此同時，美歐列強及其在華“鸚鵡”們在“馬加爵”、“楊佳”、“藥家鑫”、“李莊”等案中“屁股坐在哪一邊”的充分表演，也在逼迫和警醒廣大中國公眾進一步認清，美歐列強的那些“普世價值”，仍然不過是披上了“民主”外衣的壟斷資本權貴統治階級“少數人”的私利價值，根本就救不了中國，更救不了廣大中國民眾。中國人是聰明的、有追求的。中國廣大公眾是有力量的。因此，“一個新社會主義模式在中國誕生”并非天方夜譚，只是其實現還需要時間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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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西媒：社會主義新模式將在中國誕生》

2011年05月03日 10:28:48 　

來源： 新華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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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中國政策觀察網站5月1日文章：

中國：另一種社會主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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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仍屬于社會主義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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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經濟、社會和政治上都有了大的飛躍，經歷了無與倫比的經濟增長和發展，沒有人懷疑21世紀會打下中國龍蘇醒的烙印。但是值得關注的是，那些為鄧小平的務實主義而帶來的中國經濟、社會、政治杰出成就而喝彩的專家、社會學家和學者，都沒有質疑過中國的社會主義性質。

可以大膽地想像，從自由主義者、左派和新自由主義者的角度來說．他們相信，市場機制的自然發展最終會創造出推行歐美民主價值觀所需要的關鍵的大多數。那么，改革進程的發展將不可避免地帶來中國社會在自由主義模式下的民主化。在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超過年均5000美元；或者出于經濟現代化本身的需要，如信息自由流動；所有公民都以法律為上的法治社會的形成；中產階層的壯大，以及民間社會的崛起和全面發展等情況下，是可能發生這樣的飛躍的。

另一方面，也有少數理論家、學者將中國發生的—切歸結為放棄社會主義理想，回歸資本主義道路。對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這種評價主要存在于在社會思想上遵循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左翼流派中。批評的焦點集中于市場在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所提出的諸多論據包括，本希望中國政府實行的市場改革計劃能夠為社會主義帶來新的活力，最終卻將國家引向了相反的道路，日益加快向資本主義下滑的速度，并受到外國資本的束縛。同樣，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的左派認為，中國的改革推動了市場的力量和資本主義固有的社會關系。

與此同時，隨著資本主義固有的弊病在改革過程中浮出水面，左派力量對中國進步的熱情也有所下降。但中國出口的成就、變身世界工廠和經濟增長率等事實使人們將中國看做發展政策正面典型成為可能，盡管資本主義的回歸也很明顯。

批評者反對將市場社會主義看做資本主義的適當而有效的替代模式。就中國的情況而言，他們強調的是財富帶來的貪婪和欲望，同時損害了人們的真實需求。此外，產生了一支龐大的低收入工業勞動者儲備大軍，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等現象日益加劇。總之，批評者否認市場道路是通向社會主義的途徑，認為這條道路將人們最迫切的需求以及人與人之間的平等與公正拋諸腦后。

認為中國仍然是社會主義模式的觀點對于中國30年來的歷程也有一些有趣的理解。首先，需要強調的是新中國成立后開始的現代化進程的延續性。沒有上世紀50年代的±改、土地所有制結構的改革、預期壽命的延長，以及教育、衛生、基礎設施、國內市場等方面的重要投入，是不可能有當前的革新階段的。

此外，中國出現了富人階層，財富超過百萬美元的人已經達到近50萬，世界最富的人當中有近50人是中國人。

需要強調的是，中國30%的富豪企業家是共產黨員，有近40名實力最強的企業家是人大代表。40%的私人企業主加入了共產黨。這一趨勢被解釋為國家基礎和所有制成分代表性的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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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模式的歷史文化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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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有利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特點具有其歷史和文化根源。在當今中國，市場經濟、富裕階層和自由市場等因素并存，卻沒有資本主義的整體關系。在這方面，以市場為基礎的發展并沒有遵循資本主義的規章制度，而是由政府保

持對資本的控制來決定的。我們有理由斷言，只要政府不屈服于巨頭的利益，市場經濟有可能呈現資本主義的形式和特點，但不會是資本主義性質的。

在中國幾千年歷史中，明清時期就已經存在高于歐洲水平的發達市場模式，有商人、商會、銀行和放貸機構等。但政治并沒有從屬于經濟力量。換句話說，需要強調的是市場經濟從屬于政府的關系，這是政治絕對凌駕于經濟之上的模式的產物。此外，中國大部分人口生活在農村地區，能夠以平等方式獲得土地。很多研究人士認為，這一點與政府的地位一樣，是評價中國社會主義性質的關鍵點。

另一方面，不能忽略1978年以來實行的改革的合法性是革命本身賦予的。無論它具有什么樣的色彩，這一革命根基依然存在于政治和社會模式中。共產黨、政府和國家領導人所取得的成就包括讓農民擁有土地、將婦女從封建桎梏中解放出來、埋葬了外國統治。

革命傳統和特性不僅存在于國內領域，在對外關系中也帶有革命的印記，特別是在譴責和拒絕帝國主義做法、譴責執行殖民主義政策的做法時。中國在國際關系中堅持捍衛主權、不干涉內政、互惠共贏政策，中國歡迎外國直接投資是出于現代化的需要。

需要強調的是，改革開放帶來的經濟革新進程使1980年的國內生產總值在10年后翻了一番，解決了人民的基本生存問題，到2000年，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2002年中國共產黨十六大確認了這一目標的實現。

與此同時，政治領域內存在著不足。很多人指出，中國在行使權力過程中有很多濫用和粗暴行為，包括死刑、審查、酷刑和人權組織報告中大量出現的其他情況。此外，中國的腐敗現象有增無減。但中國的社會主義模式與眾不同。雖然承認它是專制政權，但可以將之定性為開放的專制政權。

中國官方承認在政治領域內的欠缺，以及完善和實行民主化的必要性。還不應忘記，中國的社會結構是幾千年來形成的，是一個金字塔形的等級制社會，位于塔頂的是皇帝，職權是以垂直方式執行的，都是奉皇帝之命。1911-1949年的民主共和浪潮也沒能為這—體制帶來根本變化。

新中國也繼承了這一遺產。此外，中國還吸收了蘇聯社會主義的經驗，共產黨對社會事務實行垂直管理，盡管現在被稱為民主集中制，但其歷史內容更多的是下級對上級的服從。實際上，上級黨政機構對下級具有優勢地位。

與此同時，工會、專業協會、環境保護組織等組成民間社會的機構也是以下級服從上級的形式組建起來的，目的是執行上級的指令。在這一千年文化遺產中，蘇聯社會主義試驗模式作出了最大的貢獻。中國承認其不完善性，以及改革或推行第五大現代化，即政治現代化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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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正醞釀新的社會經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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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在說中國是開放的專制模式時，應該承認，中國正在計劃、實行和研究建設法治社會的方式和機制。放棄依靠個人權威和領導人個人魅力來執政的做法，規定黨和國家重要職務最多只能擔任兩屆，每屆5年。

看似矛盾的一個現象是，在已知的社會主義模式中，只有在中國，公民可以起訴政府。而且大多數情況下，官司都打贏了。極具爭議的人權問題被納入2004 年的憲法修正案，并強調，沒有經濟安全和獨立是不可能有真正的個人自由的。中國改革進程的成就包括創造了個人能力發展的條件，所有公民都能充分享有施展個人創造才能、行使權利并積極參與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的機會。

中國開放專制模式的另一個特點是腐敗現象。中國承認腐敗現象的存在，但包括重判甚至死刑在內的反腐措施更加令人印象深刻。但不應忘記的是，在對中國的歷史記憶中，這一社會頑疾從帝國成立之初就存在了。新鮮之處在于中國打擊腐敗的政策和腐敗現象在全社會遭到的排斥。

雖然中國的專制主義化身為中國共產黨的形象，但這一形象同樣與實踐相結合，它在決策過程中向集體討論開放，在討論具體問題時也考慮社會科學院和工程院、大學、政府專業機構和黨校等方面的意見和研究成果。

使中國在政治領域內與眾不同的另一個因素是中國共產黨與列寧關于黨的理論的疏遠。“三個代表”思想加入推動經濟革新的理論體系，這使得共產黨不僅進入工人和農民階層，還打入最具活力的人群。對奪取政治權力、社會主義和現代化建設的草命斗爭的領導，使共產黨成為弓}導人民承擔起這一權力，并在行使過程中積累經驗的政黨。

中國共產黨從在外國封鎖和中央計劃經濟模式條件下領導國家的政黨，轉變為在對外開放和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背景下引導社會目標的政黨。在這一情況下，“三個代表”思想出現在黨的行動平臺中，成為推動生產力增長和發展，以及先進科技發展的源泉，擴大了黨員和全體人民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理論和思想眼光。

2010年底，中國共產黨擁有近8000萬黨員，其中工人所占比例在12%左右，29%是政府官員、國有企業和機構的管理人員及技術人員，32%是農民，其余27%是軍人、學生和退休人員。這些數據表明了列寧關于黨的概念中的金字塔構成的轉變。這一切似乎表明了，實際中國及其模式是不同于已知的社會主義模式的。

我們有理由斷言，以社會主義價值觀為基礎，中國正在醞釀一個新的社會經濟模式，目前為止這一模式的各個方面并沒有最終形成和發展。實際上，最確切的描述表明，今天中國廣袤的土地似乎成為一個非凡的政治、經濟、社會實驗室。但可以說這并不是我們所熟知的“現實社會主義”，其特點也不同于“國家社會主義”，所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只是一個道渡過程，將鑄就為醞釀中的社會主義模式提供養分的基本環境。從承認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形式將長期并存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形式將長期并存的角度上來說，將這種模式定性為資本主義的觀點和分析是客觀的。

最后，在21世紀上半葉，世界將見證一個新社會主義模式在中國的誕生。可以說在談論這個亞洲大國的時候，我們面對的事實是，這是一個在落后了兩個多世紀之后，注定要在保持主權的條件下回歸世界經濟中心的大國。這是一個強大、繁榮和“大同”的中國。也許放棄所有“主義”，回到過去的千年，只將中國看做一個“中心國家”來研究當代中國發生的一切會更客觀一些。（古巴哈瓦那大學國際經濟研究中心教授胡利奧．A．迪亞斯·巴斯克斯）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05/03/c_12137183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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