駁 李 普　　

——讀《評北京大學那最無光的一頁》　　

    此文寫于2003年，寄給《炎黃春秋》不給發表，說是怕引起爭論，寄其他報刊也石沉大海，當時還不會上網，就壓下了。帖上，請網友們指正。　　

2002年第10期《炎黃春秋》有篇署名李普的文章：《評北京大學那最無光的一頁——讀季羨林〈牛棚雜記〉書后》。這篇文章借題發揮，以總結“文革”之名，行攻擊毛澤東同志，否定黨的歷史之實。李在文章中說：“季羨林先生這本書提出的問題很多，特別是他再三提問，’文化大革命’過去了沒有？為什么不好好討論、總結經驗教訓？”如果不帶偏見，實事求是的看問題，“文化大革命”已經過去了，過去26年了，不僅“好好討論”了，并且進行了聲勢浩大的聲討和批評；對“文化大革命”中出現的問題，認真地進行糾正，平反了冤、假、錯案；對“文化大革命”中以“四人幫”為首的犯罪分子進行了懲處；對“文化大革命”的經驗教訓更是認真地，適時的進行了總結。中共中央1981年6月作出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歷史決議》），突出的對“文化大革命”進行了總結，指出了發生的根源，造成的危害，應吸取的教訓和避免再次發生的措施。中國共產黨從來不護短，有史以來，對所犯的錯誤，都認真地總結，堅決地糾正，這是共產黨的光榮傳統，也是立于不敗之地的原因之一。　　

    在黨對“文化大革命”作出總結22年之后，在舉國上下一心一意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蓬蓬勃勃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今天，還問“‘文化大革命’過去沒有？為什么不好好討論、總結經驗教訓？”，是何用意？黨對“文化大革命”作出總結，是為了糾正錯誤，統一思想，加強團結，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完善社會主義制度，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向前進，領導全國人民同心同德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而李普要的是什么樣的總結呢？總結的目的是什么呢？《評北京大學那最無光的一頁》這篇文章就是李普對“文化大革命”作出的總結，李普自稱“反思”。該文共八個小題，前三個小題，介紹《牛棚雜記》的部分內容，做為鋪墊，從第四個小題起進行“反思”。　　

一、“那種虐待狂從何而來，那種以折磨人為樂的惡欲是怎樣養成的”　　

李普寫道：“我們新中國過去只講階級性，認為沒有什么抽象的人性，只有剝削階級才講人性，人性論是資產階級的貨色，是反動的東西。拿惻隱之心來說，難道對階級敵人可以有惻隱之心嗎？須知對敵人仁慈，就是對人民殘忍，所以我們不施‘仁政’如此等等。幾十年來領袖諄諄教導，已經深入人心。……‘文化大革命’是偉大領袖親自發動和親自領導的，‘革命無罪，造反有理’；親不親，階級分。當然是越殘忍越革命，越暴虐越光榮，越野蠻立場越堅定。何況他們是某某的‘紅衛兵’、某某的‘紅小兵’，還是血氣方剛的小青年呢。”李普這是在總結“文化大革命”的經驗教訓嗎？這是對毛澤東同志的惡意攻擊，是發泄他對毛澤東同志的怨恨，是向毛澤東同志頭上潑污水！他把毛澤東同志的正確論斷當作他的罪狀 ！眾所周知，毛澤東同志一貫反對和制止各種違背政策的行為。早在1943年10月，針對審干中的錯誤就提出“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政策。1948年《在進綏干部會議上的講話》中又強調“在人民法庭和民主政府進行對于犯罪分子的審訊工作時，必須禁止使用肉刑。”在歷次運動中都強調禁止逼供信，就是“文化大革命”，他也要求要文斗不要武斗。李普卻任意歪曲，把“虐待狂”、“以折磨人為樂的惡欲”說成是“幾十年來，領袖諄諄教導”的結果！　　

李普這些言論不僅給毛澤東同志抹黑，而且是非混淆，必須予以澄清。　　

“我們新中國過去只講階級性”。說的對，不僅過去講，現在仍然講，只要國家不消亡必須繼續講階級性，不但新中國講階級性，舊中國也講階級性，蔣介石千方百計的要消滅共產黨，你說他不講階級性嗎？不僅中國講階級性，外國也講階級性，有的資本主義國家，現在共產黨仍然是非法的，就是在一些資本主義國家承認共產黨是合法的，但是那里的共產黨必須遵守資產階級的法律，否則就被取締。國家是一個階級統治另一個階級的工具，政黨是階級斗爭的產物，是階級斗爭的工具，不論無產階級政黨還是資產階級政黨都講階級性，只是無產階級政黨共產黨光明正大的公開的講，因為它代表和維護大多數人的利益。共產黨不講階級性是喪失原則，喪失原則就會變質，革命就不能成功，即使成功了，也會前功盡棄。當然 ，講階級性必須講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不論“左”和右的錯誤，都會給革命事業造成挫折，但是不能不講階級性。只要國家、政黨存在，就不能不講階級性。只有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國家和政黨消亡了，階級性也就不存在了。在今天不能以任何借口否定階級性 ，“講階級性”沒有錯，應該理直氣壯的講。　　

“認為沒有什么抽象的人性，……”云云，是攻擊和否定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關于人性論的論斷。毛澤東同志是這樣講的：“有沒有人性這東西？當然有的。 但是只有具體的人性，沒有抽象的人性。在階級社會里就只有帶著階級性的人性而沒有什么超階級的人性。我們主張無產階級的人性，人們大眾的人性，地主資產階級則主張地主資產階級的人性，不過他們口頭上不這樣說，卻說成為唯一的人性。”李普說：“只有剝削階級才講人性”，這是對剝削階級的美化！毛澤東同志說的明明白白：人性是具體的，各階級有各階級的人性。這個論斷不但在1942年是正確的，今天也沒有過時。經過革命、建設、改革各個歷史時期，國內已沒有對立的階級了，但是，不同的階級意識、剝削階級思想仍然存在，一定范圍的階級斗爭還存在，所以人性在今天仍然是只有具體的人性而沒有抽象的、統一的人性。請問，行賄受賄分子、搶劫兇殺盜竊分子、坑蒙拐騙分子與廉潔奉公、助人為樂、誠實勞動、遵紀守法的人們的人性一樣嗎？禍國殃民的李洪志及其邪教與一心樸實地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人們的人性一樣嗎？克扣民工工資的老板與辛辛苦苦干活拿不到工資的民工的人性一樣嗎？我們這個社會主義國家，還處在帝國主義包圍之下，而且正在大肆向我們搞和平演變，還不時向我國派遣特務、間諜，國際資產階級的人性與我們的人性一樣嗎？那個炸我館、撞我戰機、不斷向臺灣出售先進武器的超級大國與我們的人性一樣嗎？只要世界上還有帝國主義，國內還有剝削階級思想意識和行為的存在，就沒有統一的人性，就只有具體的人性，各個階級、各種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人性，這是客觀事實，不容否定，也否定不了。　　

“惻隱之心”也是不同的階級、不同的人有著不同的惻隱之心。自孟老夫子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兩千多年來，一直沒有統一的惻隱之心。當年的黃世仁對楊白勞有惻隱之心嗎？今天那些賣假種子、假化肥的人，對受害的農民有惻隱之心嗎？那些往豬羊肉里注水、用地溝油炸食品賣的人，對被坑害的消費者有惻隱之心嗎？那些對工人加班加點勞動，不給加工資的老板，對工人有惻隱之心嗎？那些將國家資產，人民血汗裝進自己腰包的腐敗分子，有惻隱之心嗎？就李普您來說，放肆地給毛澤東同志臉上抹黑，您對他老人家有惻隱之心嗎？　　

“對敵人仁慈，就是對人民殘忍”，這是歷經幾十年火與血的洗禮得出的結論。70歲以上的老人的親身經歷，不會忘記蔣介石枉殺三千不放過一個的殘忍！不會忘記地主反攻倒算的殘忍！ 不會忘記日本法西斯在中國大地上的奸淫燒殺的殘忍！就是在新中國成立后出生的中青年人，也會在小說和影視劇中看到過中外敵人的殘忍！時間最近的，1989年6月暴亂分子慘無人道地殺害解放軍和武警戰士，把被殘害戰士的尸體，懸掛在立交橋的欄桿上，這種殘忍才過去幾天，李普，您是忘了還是根本就沒當一回事？！雖然不以階級斗爭為綱了，階級斗爭并沒有息滅，國內外的敵對勢力不但存在，還或明或暗的向我們進攻。這種混淆是非的言論，只能使親者痛仇者快。　　

二、“對知識分子的歧視由來已久，這件事的歷史斑斑可考”　　

李普從1942年延安整風考起，一直考到1957年反右派斗爭。首先從他“認真學習過的《文獻》”中考出一段話：“書是不會走路的，也可以隨便把它打開或者關起，這是世界上最容易辦的事情。這比大師傅煮飯容易得多，比他殺豬更容易。你要捉豬，豬會跑（笑聲），殺它，他會叫，（笑聲）一本書擺在桌子上既不會跑，又不會叫，（笑聲）隨你怎樣擺布都可以。世界上哪有這樣容易辦的事呀？”考出這段話后李普說：“讀了這些話，知識分子只能自慚形穢。”接著又考出一段話：“我是個學校里學生子出身的人……那時我覺得世界上干凈的人只有知識分子，工農兵總是比較臟的……革命了，同工農兵在一起了……我才根本地變化了資產階級學校所教給我的那種資產階級的與小資產階級的感情。這時……就覺得知識分子不但精神有很多不干凈處，就是身體也不干凈，最干凈的還是工人農民，盡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大小資產階級都干凈。”李普另起一段寫道：“那么，知識分子與工農的差別究竟在那里呢？何以知識分子就不干凈呢？老人家把答案說的清清楚楚，那就是：知識分子讀了書，從書本上得來了知識，工農沒有這些，雙方的差別就是這一點，換言之，讀了書就有罪，有知識就有罪，如同基督教所說的人人有‘原罪’一樣”。寫了這段杜撰文字之后，李普就從1942年考到了建國之后：“早在1952年春天的‘五反’運動中，毛澤東就得出了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已經成為國內的主要矛盾的結論。這就是說，民族資產階級不再是‘朋友’而成了‘敵人’。1953年6月毛澤東提出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進一步肯定了他那個結論。”接下一段中寫道：“解放之前家家廳堂上供奉著‘天地君親師’的牌位，那種封建的迷信的東西解放以后當然要掃除掉。可惜替代的東西是‘以階級斗爭為綱’……不料知識分子在新社會成了‘臭老九’……說到等級觀念，一個國家存在著‘人民’與‘國民’之別，等級觀念的泛濫便是自然之事。何況我們的政權是槍桿子打出來的，軍隊里必須等級森嚴。風流所及，官位高低越來越重要，師道尊嚴越來越被人們淡忘，當然毫不足怪。”李普最后概括的寫道：“我個人認為最主要的是全國解放以后繼承和發展了我們過去歧視知識分子的傳統。試看從1949年批判民主個人主義開始，1951年批判電影《武訓傳》，從此年復一年，批判不停，運動不斷，直到文化大革命。每次批判，每個運動都以知識分子為對象……在這種‘大氣壓’之下知識分子自己的表現如何，恐怕也是一個很大很大的問題。”在這個小標題下，結尾著重強調了“大氣壓”三個字，為此還舉了一個事例：“當然，問題主要和首先在于那個‘大氣壓’。周海嬰在《魯迅與我七十年》一書中說，1957年反右派斗爭中，毛澤東到上海。在一次聚會中，毛的老友翻譯家羅稷南問道：‘要是今天魯迅還在，他可能會怎樣？’毛澤東沉思了片刻，回答說：‘以我的估計，（魯迅）要么是關在牢里還是要寫，要么他識大體不做聲。’這個情節，大影星黃宗英，已加以證實（黃的證實中沒有“識大體”三個字）……毛澤東何以要說這句話？可不可以這樣說，他這話是有意給人們指一條明路，那就是：如果不想進監牢，只要‘不做聲’也行，關鍵在于‘識大體’！‘識大體’的學問大矣哉！……何謂‘大體’，何謂‘識大體’？這個問題很不簡單。……‘識大體’這個問題還遠沒有過去，還嚴重的存在，說起來實在叫人痛心！”　　

李普這些所謂“歧視知識分子”的事例，有的恰恰是毛澤東同志正確的論斷，黨的正確決策，李普卻任意擴大、生拉硬拽、無中生有；最后的結論是攻擊人民民主專政。讓我們逐一剖析。  　　

第一，李普考出的兩段話，第一段話，是詼諧的說知識分子與勞動人民獲得知識的方法不同，沒有歧視知識分子的意思，引文沒有前言后語，斷章取義，不知出在哪篇整風《文獻》。第二段，是毛澤東同志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說的，但引文斷斷續續又與原文不符。請看看毛澤東同志原話：“你要群眾了解你，你要和群眾打成一片，就得下決心，經過長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練。在這里，我可以說一說我自己感情變化的經驗。我是一個學生出身的人，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學生面前做一點勞動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覺得不像樣子。那時，我覺得世界上干凈的人只有知識分子，工人農民總是比較臟的。知識分子的衣服，別人的我可以穿，以為是干凈的；工人農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為是臟的。革命了，同工人農民和革命軍的戰士在一起了，我逐漸熟悉他們，他們也逐漸熟悉了我。這時，只是在這時，我才根本的改變了資產階級學校所教給我的那種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感情。這時，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干凈了，最干凈的還是工人農民，盡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干凈。這就叫做感情起了變化，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毛澤東同志說的是自己思想感情變化的過程和經驗，完全是肺腑之言，強調的是文藝工作者，要想和工農群眾打成一片，必須在思想感情上來一個變化，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既沒有歧視知識分子的意思，更沒有李普歪曲的“讀了書就有罪，有知識就有罪”的含意。這段話是對文藝工作者說的，也可以視為是對全體知識分子說的。毛澤東同志非常重視知識分子，1939年他為黨中央起草了《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指出“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強調：“全黨同志必須認識，對于知識分子的正確的政策，是革命勝利的重要條件之一。我們黨在土地革命時期，許多地方許多軍隊對知識分子的不正確態度，今后決不應重復；而無產階級自己的知識分子的造成，也決不能離開利用社會原有知識分子的幫助。中央盼望各級黨委和全黨同志，嚴重地注意這個問題。”在《五四運動》一文中毛澤東同志告誡：“知識分子如果不和工農民眾相結合，則將一事無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他希望知識分子“認識中國革命的性質和動力，把自己的工作和工農民眾結合起來，到工農民眾中去，變為工農民眾的宣傳者和組織者。”毛澤東同志對知識分子的論述，指明了知識分子對革命的作用，應走的道路和與工農相結合的目的。知識分子要革命就必須和工農民眾結合，只有和工農民眾相結合才能宣傳群眾，組織群眾；只有知識分子和廣大工農民眾結合起來才能形成強大的力量，戰勝敵人，取得革命的勝利，這是歷史證明了的完全正確的道路。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都是知識分子出身的人，他們都是與工農民眾相結合，宣傳工農民眾，組織工農民眾的典范。在民主革命中，大批革命知識分子在與工農民眾相結合，在宣傳和組織工農民眾中成長起來，成為中國革命和人民共和國黨政軍的領導骨干。對知識分子與工農民眾的關系問題，必須站在革命的立場上來認識，才能正確對待相互之間的關系，站在知識分子與工農民眾對立的立場上看問題，必然得出錯誤結論。因為李普的立場錯了，所以才把毛澤東同志正確的論斷，當成歧視知識分子，這是對歷史事實的歪曲。　　

 第二，關于“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已經成為國內的主要矛盾的結論”這個結論是完全正確的。這個結論與歧視知識分子無關。中國革命分兩步走，這是大家熟知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標志著新民主主義革命已勝利完成，適時的轉入社會主義革命，這正是毛澤東同志作為革命航船的舵手英明果斷的表現。《歷史決議》對這個結論和過渡時期總路線，作了充分的肯定：“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勝利和土地制度改革在全國完成以后，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轉為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之間的矛盾。”，“1952年，黨中央按照毛澤東同志的建議，提出了過渡時期總路線……這個總路線反映了歷史的必然性”，“在過渡時期中，我們黨創造性地開辟了一條適合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我們創造了委托加工、計劃訂貨、統購包銷、委托經銷代銷、公私合營、全行業公私合營等一系列從低級到高級的國家資本主義的過渡形式，最后實現了馬克思和列寧曾經設想過的對資產階級的和平贖買。……這的確是偉大的歷史性勝利。”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黨做出的重大歷史決策，卻被李普當成歧視知識分子的事例!　　

第三，關于“以階級斗爭為綱”。對此要具體分析，不能一概否定。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第八次黨的代表大會召開這七年中以階級斗爭為綱是對的，這時國民黨反動派的殘余武裝和土匪要消滅，反革命分子需要肅清，封建土地制度要改革，要打退資產階級的“五毒”進攻，美帝國主義在朝鮮燃起了戰火，第七艦隊開進了臺灣海峽，新民主主義革命轉入社會主義革命，這一系列事實，說明這一時期不能不以階級斗爭為綱。否定這個時期的以階級斗爭為綱，也就否定了這個時期的黨的光輝歷史。經過三大改造，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基本建立，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作出“國內主要矛盾已經不再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而是人民對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之后，還以階級斗爭為綱就錯了。對歷史問題必須實事求是。　　

第四，李普說“不料知識分子在新社會成了‘臭老九’”。這是夸大之詞。“新社會”，從建立新中國到現在均為新社會，能說這50多年里都把知識分子當成“臭老九”嗎？“臭老九”是“四人幫”在“文革”期間對知識分子的污蔑。《鄧小平文選》第二卷有條注釋，說的清清楚楚：“‘文化大革命’期間‘四人幫’把知識分子排在地、富、反、壞、右、叛徒、特務、‘走資派’之后，污蔑為‘臭老久’，1975年5月3日，毛澤東同志召集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談話時用了京劇《智取威虎山》中的一句臺詞‘老九不能走’，以此批評‘四人幫’對知識分子的誣蔑，說明革命和建設是需要知識分子的。”這條注釋，不僅說清了“臭老九”的來歷和時間，也告訴我們，毛澤東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是重視知識分子的。　　

第五，關于“等級觀念”，李普說了兩點，其一說“一個國家存在著‘人民’與‘國民’之別，等級觀念的泛濫便是自然之事”。在我們國家，國民即公民。人民是所有社會基本成員的總稱，在我國現階段，兩者沒有“之別”。李普這里說的國民，指的是建國初期，對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的專政，不給其公民權。為了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必須這樣做，完全正確。其二說“我們的政權是槍桿子打出來的，軍隊里必須等級森嚴。流風所及，官位高低越來越重要，師道尊嚴越來越被人們淡忘，當然毫不足怪。”槍桿子打出的政權與師道尊嚴淡忘沒有關系，這是無中生有！大家都清楚：槍桿子打出來的政權，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最突出、最根本的特色，使她有深厚的根基，這是浴血奮戰28年的結果，是由烈士的鮮血和白骨筑成的江山。“風流所及”，讓中國人民驕傲、自豪，激勵中國人民團結奮進。中國共產黨創建的人民軍隊，是人類有史以來的新型軍隊，這支軍隊沒有“等級森嚴”，只有官兵平等，上下一致，團結一心，紀律嚴明，“風流所及”，處處形成良好的社會風尚，人民軍隊是人民行事做人的榜樣。這種無中生有的說法是為了給“師道尊嚴淡忘”找根源，實質上是否定黨的歷史、污辱人民軍隊。　　

第六，李普說“全國解放后我們繼承和發展了歧視知識分子的傳統”。沒有這個傳統，李普也沒考出歧視知識分子的具體事例，只是抄了毛澤東同志的兩段話，而這兩段話，根本就沒有歧視知識分子的意思。所謂“歷史斑斑可考”實際上是斑斑皆無。　　

第七，李普說“批判不停，運動不斷，每次批判，每個運動，都以知識分子為對象”。這種說法有悖歷史。1949年對民主個人主義的批判，是因為這些人在中國人民革命勝利的形勢下，還對美帝國主義存在幻想，批判使其覺醒。對《武訓傳》的批判，是因為它狂熱的宣傳封建文化，誣蔑農民革命斗爭，誣蔑中國歷史。抗美援朝的對象是抗擊美帝國主義、援助朝鮮。土地改革運動的對象是封建土地制度和地主。鎮壓反革命運動和肅反運動的對象是反革命分子。“三反”運動的對象是有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的黨政軍干部。“五反”運動的對象是有行賄、偷稅、盜竊國家財產、偷工減料，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不法資本家。就是反右斗爭，對象也不是知識分子，而是向黨進攻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只是在運動中嚴重的擴大化，傷害了一些知識分子。對建國初期的運動，應該有正確的認識。特別是抗美援朝、鎮反和肅清反革命、土地改革、“三反”、“五反”運動、反右斗爭，對鞏固新生政權和鞏固社會主義制度，起了決定性作用，如果不搞這些運動，就有被國內外反革命勢力把新中國搞垮的危險，在當時歷史條件下采取這種方式進行斗爭，是根據具體情況決定的，是完全正確的。　　

第八，李普說“在這種‘大氣壓’之下，知識分子自己的表現如何，恐怕也是個很大很大的問題。”這是對知識分子的指責，只是沒有展開來談，沒有指名道姓。如何對待自己在曲折的歷史中受到打擊、傷害，有個基本態度問題，對革命者來說，不怨恨、不灰心，堅定信念，是有高度革命覺悟的表現。曲嘯同志平反出獄，問他有什么要求，他要求參加中國共產黨。不少的老革命家都受到過不公正的對待，但不計個人的恩怨，這是革命者最高尚的品德，一般人對此難以理解。中國革命的知識分子都有這種品德，如果不是站在革命的對立面的話，對他們不該指責，而應該贊揚。　　

第九，關于“大氣壓”、“識大體”（兩者是一個意思）。這三個字指什么呢?李普沒明說，只是說“遠沒有過去，還嚴重的存在”，并讓他“實在痛心”。既然他不指明，就只能根據他說的意思進行分析了。　　

如果毛澤東同志確實說了“識大體”，這“大體”就是反右時的政治形勢：當時趁共產黨整風之機，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向共產黨進攻，想要否定共產黨領導，扭轉社會主義的方向，共產黨予以反擊，并對右派分子實行專政。“不做聲”，就是不要發表向黨進攻的言論。如果這個分析是對的，那么反右斗爭過去四十多年了，“識大體”這個問題“還遠沒有過去，還嚴重的存在”，這就是說現在依然存在著這種政治形勢。如果有人向共產黨進攻，否定共產黨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共產黨給予反擊，并對他們實行專政，這也是對的，因為這些人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就是方勵之、王若望，就是被外國反動勢力豢養起來的所謂“民主斗士”。如果這個分析也是對的，那么“識大體”——李普說的“大氣壓”，就是人民民主專政。人民民主專政能過去嗎？如果人民民主專政不存在了，中國共產黨也就被人攻跨了！李普，您說這個分析對嗎？如不對，請您明示。　　

“文革”前和“文革”中，我們黨對待知識分子確實有錯誤，對此《歷史決議》作了認真的總結，在《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十年》中指出：“在意識形態領域，也對一些文藝作品、學術觀點和文藝界學術界的一些代表人物進行了錯誤的、過火的政治批判，在對知識分子問題、教育科學文化問題上發生了愈來愈嚴重的‘左’的偏差，并且在后來發展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指出：“‘文化大革命’對所謂‘反動學術權威’的批判，使許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識分子遭到打擊和迫害，也嚴重地混淆了敵我！”在《團結起來，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奮斗》中指出：“社會主義必須有高度的精神文明。要堅決掃除長期間存在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登峰造極的的那種輕視教育科學文化和歧視知識分子的完全錯誤的觀念，努力提高教育科學文化在現代化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明確肯定知識分子同工人、農民一樣是社會主義事業的依靠力量，沒有文化和知識分子是不可能建設社會主義的。”黨誠懇地檢討了對知識分子的錯誤，嚴肅地提出糾正錯誤的要求，認真地糾正了錯誤。改革開放以來，黨不斷改善知識分子的工作、學習、生活條件和各種待遇，對有貢獻的知識分子給予重獎，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在全社會已蔚然成風。　　

李普在“對知識分子歧視由來已久……”標題下說的那些事情，沒有一件事是屬于歧視知識分子的，而樁樁件件都是對毛澤東同志的攻擊！這樣做的目的何在？　　

毛澤東同志是歧視知識分子還是重視知識分子呢？這是個非常嚴肅的問題，對此必須有正確的認識。鄧小平同志在《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一文中告訴我們：“我們要真正地領會毛澤東思想。就一個領域，一個方面的問題來說，也要準確地完整地理解毛澤東思想。比如說，關于知識分子問題，這是一個領域的問題。毛澤東同志歷來重視知識分子的作用，同時也非常注意知識分子要好好地改造世界觀。這是從愛護出發，是為了更好地調動他們的積極性，發揮他們的作用，使他們能夠好好地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應該承認，毛澤東同志曾經把他們看作是資產階級的一部分。這樣的話我們現在不能繼續講。但從整個革命和建設過程來看，毛澤東同志是重視知識分子的作用的。……我們要準確地完整地理解毛澤東同志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思想和政策。”顯然；李普這些所謂“歧視知識分子的言論是錯誤的有害的。　　

三、“任何單位都可以設立‘公堂’和‘監獄’，這也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新創造，也是由來已久，也斑斑可考”　　

李普又一個“斑斑可考”，只是把“文革”中的“牛棚”和1943年“延安審干運動”中的“隔離審查”考在了一起，目的是給“牛棚”找歷史根源。這是牽強附會。過去一些運動中確有“隔離審查”，這是正常工作措施，今天對一些有貪污受賄嫌疑的干部，在沒查清事實之前仍實行“隔離”、“兩規”辦法，這能說是“文革”的繼續嗎？在審查中對當事人有必要停其工作，進行隔離，這有利于問題的查處，這與“文革”中遍地“牛棚”，事實上，本質上都是有區別的，前者是正常工作，后者是運動中的錯誤行為，后者不是前者的繼續、擴大和發展。　　

四、“‘文化大革命’其實是大革文化命。但是大革文化命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已經開始了。”　　

“大革文化命”李普說了兩件事：　　

第一、說1952年高等教育“院系調整”，“就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大革文化命’。它的內容是從體制到教材全部照搬蘇聯斯大林統治下那一套。”說了一些具體內容之后，筆鋒一轉，進行放肆的攻擊：“那種高等教育的目的十分明確，就是培養既精通某項技術，又習慣于服從命令勤勤懇懇干活的專家，不要能獨立思考、善于動腦筋創新的人才。這種不要人才只要專家的斯大林教育體制，在當時當然很合理，很符合需要。全國有一個領袖的腦袋在思考，他還有一個計劃機構把一切人的生老病死都安排好了，一切人的任務只有一條，就是服從命令聽指揮、埋頭干活。”這是對革命領袖的污辱，是指責新中國對舊教育制度和教材進行改造的否定。　　

1952年高等教育的院系調整是必要的，新中國建立后，不可能原封不動的延用舊社會教育制度和教材。當時借鑒蘇聯教育制度和教材，沒有錯。《歷史決議》在總結建國頭三年的工作時指出：“對舊中國的教育科學文化事業，進行了很有成效的改造”，無疑，這個肯定包括院系調整。誠然，蘇聯的教育制度和教材有其缺點和不足，這是因為社會主義的各項事業都需要在實踐中不斷完善，不能把缺點和不足擴大為一無是處，更不能把我們的借鑒說成“大革文化命”。　　

李普把這次院系調整歪曲為：“就是培養既精通某項技術，又習慣于服從命令勤勤懇懇干活的專家，不要能獨立思考、善于動腦筋創新的人才。”這是事實嗎？李普自己就否定了這個說法。他說：“改革開放至今，全國高等院校逐漸把那一套拋棄了。”這就是說，1952年至1966年這14年間，全國高等院校一直實行的是院系調整的“那一套”，這一時期的大學生也都是用“那一套”培養出來的，那么現在這一批人怎么樣呢？這批人是新中國培養出來的第一代人才，是當今中國的中堅、是黨政軍民領導機關、教育科研文化各個領域、工農商學兵各行各業的骨干，其中一大批人擔任著從中央到地方的領導職務。十六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軍委委員、絕大多數都是這個時期畢業的學生，政治局常委九位同志全是這個時期畢業的學生。1952年至1966年，這14年間畢業的大學生，是新中國自己培養的知識分子，他們又紅又專。除1966年的學生，畢業就趕上“文革”外，其他各界，畢業即參加社會主義建設，“文革”結束后，即投入撥亂反正，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建設，對經濟、政治體制改革，對教育科學文化的發展，兩彈一星的研制，大江大河的改造治理，國防建設等等各方面都做出了貢獻，現在我們的國家，社會穩定、經濟發展、人民生活不斷改善，一派欣欣向榮的大好形勢，他們都為之付出了血汗。他們是劃時代的一代人，是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承前啟后的一代人。這一代人既繼承了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優良傳統，又有自己的風格，這一代人，既任勞任怨，服從命令聽指揮，勤勤懇懇工作，又能獨立思考、善于動腦筋和勇于創新的人才，李普的言論屬實的話，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還后繼有人嗎？！　　

李普把高等教育的院系調整，歪曲為“大革文化命”，是給廖沫沙說的“大革文化命”找歷史根源。李普認為凡是“文化大革命”中出現的事情，都是“由來已久”，其目的，以此攻擊和污辱毛澤東同志，在這段文字中，不僅攻擊污辱毛澤東同志，污辱中國共產黨黨中央的集體領導，同時也污辱斯大林同志。　　

“斯大林統治下”——這是共產主義運動的敵人，對斯大林慣用的語言，對他使用這樣的語言，是對他的污辱！斯大林是無產階級革命領袖，他有錯誤，但不是一切都錯了。對他的功過，我們黨明確指出，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他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列寧逝世后，是斯大林領導蘇聯共產黨和蘇聯人民，把蘇聯建成了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是斯大林率領蘇聯人民粉碎了德國法西斯的侵略，他的功績，熱愛他的人民永不忘記，至今仍在懷念他，紀念他。而李普卻對這位卓越的無產階級革命領袖，任意信口雌黃！　　

第二，李普把“文革”前，農村基層干部讓中小學“完成某項工作任務”說成“至少是農村的中小學，早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常常‘停課鬧革命’了。”這是無稽之談。“文革”前，農村確實有些宣傳，甚至義務勞動讓中小學參加活動，但決不能給套上“停課鬧革命”的帽子。“完成某項工作任務”，只是某些地方的一時一事，而“文革”中的“停課鬧革命”是普遍性的問題，兩者沒有必然的聯系。在這里李普對農村基層干部進行了譏諷，說他們“大部分是土改中的積極分子……多半沒進過學校，沒念過書……但他們有權隨時命令學校停課。”實質上這是對翻身掌權的農民的態度問題。他們的確沒有文化，卻又有權管理有文化的學校。沒有文化，不能怪他們，是長期封建主義統治，百余年帝國主義侵略造成的。農民在參加革命或解放翻身后，積極參加文化掃盲，學文化正是這些農民可敬之處。很多老將軍，老干部就是這樣成長起來的。解放后農村基層政權的干部，打都是土改時的積極分子，黨就是依靠這些積極分子，進行農村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這些積極分子對改變農村面貌，開展農村的各項事業，立下了汗馬功勞。老貧農、老隊長、老支書為中國革命和農村建設做出的貢獻，不能忘記，更不能對他們輕蔑和譏諷。　　

李普為“大革文化命”找的這兩個事例，完全是無中生有的誣蔑。　　

五、“過去我們中國人沒個皇帝過不了日子，后來要個領袖。而英美這些國家，現在領袖也不要了，只要公仆”。　　

在這個標題下，李普以評論中國文化為由，說了三個問題。第一、否定中國文化。李普對季羨林書中的敘述、觀點都是贊揚的，唯獨反對季對中國文化的信念，季說：“只有一點我是有信心的；二十一世紀將是中國文化（東方文化的核心）復興的世紀。現在世界上出現了許多影響人類生存前途的弊端，比如說人口大爆炸，大自然被污染，生態平衡被破壞，糧食生產有限，淡水資源匱乏等等，這只有中國文化能克服，這就是我的最后信念。”李普卻反對這個信念：“　季老　先生對中國文化所寄托的那種厚望是靠不住的，一定會落空的。中國文化豈有那么大的能耐。”第二，污辱中國人民和人民領袖。李普說：“少數人或者個別有資格的人士厲行專制主義、需要個人崇拜；那多數人呢？就擁護專制，崇拜大人物。那少數人或者個別人奉行的是專制主義，那多數人奉行的也是專制主義。”又說“1911年我國推翻了皇帝，開頭一二十年間，大多數老百姓惶惶不安，沒有個真龍天子坐朝廷，叫咱老百姓怎么過日子呢？久而久之，慢慢習慣了，原來沒有皇帝也可以過日子，但是得有個領袖。”；第三，吹捧英美，垂涎資本主義制度。李普說：“這和西方一些國家大不相同，現在他們只要公樸，不要領袖。而且這公仆是大家選舉出來的，又是定期更換的。”對英美首相、總統選舉頌揚之后說：“英美這兩個國家這兩件事，是西方文化在政治上的表現。”　　

讓我們回答這三個問題。　　

第一，　季老　先生對中國文化的信念，一定能夠實現，決不會落空，中國文化有這個能耐。中國文化博大精深，五千年的文明史使中華民族形成了吃苦耐勞，認真求實，奮發圖強，不屈不撓，勇往直前，進取向上的品德，這些品德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正在發揚光大，在共產黨領導下早已成為改天換地，移山填海的力量。　　

關于人口問題，李普又借題對毛澤東同志進行一通攻擊。在人口控制上我們是犯過錯誤，但共產黨知錯必改。1982年4月在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中央正式將計劃生育確定為基本國策，從此，我國一直堅持實行嚴格的人口控制戰略。經過不懈努力，人口過快增長的勢頭得到有效控制，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長率分別由1982年的22.28‰和15.68‰下降到2001年的13.38‰和6.95‰，總和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短短20年，我國走完了一些發達國家上百年才走完的路，實現了人口再生產類型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長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的歷史性轉變，進入低生育水平國家行列。據統計，20年間全國累計少出生人口近3億。到2002年我國4口人及其以下的小家庭占家庭總戶數的比例已從1982年的53.7%上升到77%。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已經蔚然成風。2002年9月1日起，我國正式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解決“人口大爆炸問題”我們已走上法制的軌道。請不要只攻擊我們過去犯過的錯誤，也要看到糾正錯誤后，取得的成績。　　

談論大自然被污染，不能不說說李普所崇拜的美國，它給大自然造成的污染最嚴重，它是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國。世界資源研究所的報告指出：1900年到1999年的100年間美國排放的碳氧化合物占全球總量的30%，而中國只有7%。雖然它是排放碳氧化合物的大戶，卻拒絕在保護環境，控制污染的《京都議定書》上簽字。在海灣戰爭期間，美英兩國共向伊拉克投下了300多噸貧鈾彈，造成了嚴重的放射性污染。在科索沃戰爭中，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向南斯拉夫至少投下了30多噸貧鈾彈。在最近的伊拉克戰爭中，美國又不顧國際社會的反對，使用了貧鈾彈。統計資料表明，受污染地區每公斤土壤中的核放射性活度高達20—23.5萬貝克，而所允許的核放射性活度僅為200貝克。貧鈾粉塵形成的煙霧彌散在空氣中，容易進入人體呼吸系統。破碎的貧鈾彈片散布在土壤和水體中。吸入含有貧化鈾的粉塵或攝入生長在污染區的農作物可引發包括白血病在內的各種癌癥、畸形病變等。放射性微粒也可給水源和土壤造成二次污染，而且持續時間會長達數百年以上。海灣戰爭結束10年來，參戰的大約70萬名多國部隊士兵，迄今已有20萬人患上了“海灣戰爭綜合癥”，其中有數千人死亡。這就是西方文化在大自然被污染中的表現。　　

我國環境保護、控制污染，雖然經過30年的治理，卻仍然感到任重道遠。我們是發展中國家，在高速發展工業中，難免各種污染同時出現。這是發展中的問題，必須在發展中解決。黨中央十分重視，要求:“環境保護，黨政一把手親自抓，負總責。”各省、市、區都抓出了各自的成效，《中國環境報》報道：“30年來，山東省制定并實施了污染物總量控制計劃，全省7795個重點污染源，95%以上建成了處理污染設施，基本實現了達標排放，做到了增產不增污。為治理結構性污染先后關停了3777家嚴重的‘十五（土）小’企業和889家新‘六小’企業。取締了462家5000噸及以下小造紙廠，年產兩萬噸以下造紙企業制漿生產線已全部關閉。” “山東省開展了城市環境綜合整治定量考核，全省已建成城市污水處理廠56座，污水集中處理率達40.2%。現有城市垃圾處理廠103個，無害化處理率達77.3%。加快了城市集中供熱和供氣工程步伐，加強了機動車尾氣、城市揚塵和飲食行業油煙污染防治。精心組織環境模范城市創建活動，青島、煙臺等9個城市被授予國家環保模范城市，總數居全國之首。”“出臺了《山東省環境污染行政責任追究辦法》，查處環境違法案件1180件，對負有責任的4個分管縣（市）長，2名環保局長，5名鎮長和41名企業負責人追究了行政責任。環保產業年產值達247億元，居全國第三位。國際合作與交流不斷加強，利用境外環保資金約4億美元。”“30年來，河北省初步建立了環保與發展綜合決策機制，形成了‘黨委領導，政府負責，人大監督，環保部門統一監管，有關部門分工合作，企業治理，群眾參預’的局面；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下，多元化環保投融資體制；環保科技進步和環保產業為解決環保問題提供了技術保障；環保機構隊伍建設和環保法制建設為依法加強環保監督管理奠定了基礎；經濟實力的增強將有更多的財力用于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據《人民日報》報道：“江蘇省在人均GDP不足2000美元時，就遏制住了環境污染加劇的勢頭。而美國、日本當人均GDP分別達到4000和10000美元時，環保污染加劇的趨勢才開始得到控制。專家評價說：江蘇省創造了環境保護與經濟建設協調發展的成功范例。”只要認識明確、決心大、作風扎實，環保工作就會取得顯著成效。一個省如此，一個市也是如此。《人民日報》報道：“貴陽，曾經是全國3個酸雨最嚴重的城市之一，被聯合國有關組織列為世界十大污染城市之一，經過8年的不懈努力，貴陽的天藍了、水清了，全年空氣質量優良以上的天數達到了329天。”另一個也曾被列入世界十大污染城市的沈陽，在清除腐敗分子慕馬之后，在新的領導班子的努力下，環保形勢迅速改觀：“2002年全年一二級天氣達到203天，占55.6%，年底大氣中二氧化硫、氮氧化合物的含量也進入二級標準。”各省市區、大大小小的城市都照此扎扎實實堅持不懈的抓下去，中國環境保護，控制污染一定會與經濟建設同步發展，神州大地一定會碧水藍天。　　

生態問題，幾代領導集體都非常重視。全國解放之初，毛主席就號召：“植樹造林，綠化祖國”，“保持水土”。1958年毛澤東同志就告誡：“要看到林業、造林，這是我們將來根本問題之一。”1981年鄧小平同志針對四川發生的特大水災指出：“最近發生的洪災涉及林業問題，涉及森林的過量采伐”，“中國的林業要上去，不采取一些有力的措施不行。”并親自倡導了全民義務植樹運動。1996年江澤民同志指出：“植被越差，降水越少，陷入生態的惡性循環。必須大搞植樹造林，增加植被，涵養水源，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干旱缺水問題，不然就永遠難以擺脫靠天吃飯的被動局面。”1997年8月5日江澤民同志發出了“再造秀美山川”的偉大號召。1999年他進一步指出：“要通過植樹造林解決兩大心腹之患。一是解決長江、黃河上游植被稀少、泥沙俱下，給我們國家帶來巨大水患；二是加大沙漠化的治理力度，實現人進沙退而不是沙進人退。”2001年他在海南考察時又做出了“破壞資源環境就是破壞生產力，保護資源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資源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資源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的精辟論斷。2003年3月9日胡錦濤同志在中央人口資源環境工作座談會上強調：“切實做好人口資源環境工作，對保持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不斷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對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質量、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對改善生態環境、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各地區各部門都要從確保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宏偉目標的戰略高度，進一步增強責任感和使命感，堅定不移地貫徹十六大提出的要求做好人口資源環境工作是強國富民安天下的大事，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必然要求。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堅持黨政一把手親自抓、負總責，完善目標管理責任制，堅持一級抓一級，一級帶一級，確保責任到位、措施到位，投入到位。要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把人口資源環境工作切實納入依法治理的軌道。”黨的十六大，把生態環境建設列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之一：“可持續發展能力不斷增強，生態環境得到改善，資源利用效率顯著提高，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推動整個社會走上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這些重要思想和決定，有力地推動了我國的生態環境建設。　　

我國的生態環境建設，改革開放以來出臺了一系列重大舉措，并取得了顯著成績。1978年黨中央、國務院制定了世界上最大的生態工程——三北防護林工程。這個工程1979年開始，到2050年建成。三北防護林東起黑龍江省的濱縣，西至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烏孜別里山口，東西長7000多公里，南北寬400—1700公里，總面積400多萬平方公里，包括新疆、甘肅、青海、寧夏、山西、陜西、內蒙古、河北、北京、天津、遼寧、吉林、黑龍江省13個省市自治區的551個縣、市、旗，占我國國土面積的42.4%，被譽為世界第八大奇跡——“綠色萬里長城”。三北防護林工程遠遠超過美國的“羅斯福大草原工程”、前蘇聯的“斯大林改造大自然計劃”和北非五國的“綠色壩工程”，是無與倫比的世界生態工程之最。這個工程的建成，將使三北地區森林覆蓋率由1977年的4%，提高到14.9%。到1999年，這個工程已取了一些明顯的生態效益和經濟效益，使過去遭受風沙侵襲的1100萬公頃農田實現了林網化，達到了穩定增產的目的，同時還使900萬公頃草場得到了恢復和保護。1979年2月根據國務院提議，五屆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決定，每年3月12日為植樹節。1981年12月13日五屆人大四次會議做出了《關于開展全民義務植樹運動的決定》，規定：“凡是條件具備的地方年滿11周歲以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除老弱病殘外，因地制宜，每年每人義務植樹3棵至5棵，或者完成相應勞動量的育苗、管護和其他綠化任務。”從此，義務植樹作為一項公民必須履行的法律義務被付諸實施。20多年來，全國參加義務造林的人數達82.8億人次，累計義務植樹398.4億株。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之后，我國率先推出了《中國21世紀議程人口、資源和環境白皮書》作為中國可持續發展的綱領性文件，緊接著1994年3月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并通過了體現中國“可持續發展”之路的《中國21世紀議程》。1992年七屆全國人大五次全會批準長江三峽工程方案，工程總工期17年，分三期建設。第一期工程1993年開工。三峽工程建成后，不僅有巨大的經濟效益，對長江流域的生態與環境，也將有重大的改善作用。三峽工程將使江漢平原和洞庭湖區2300萬畝肥沃耕地和大批城鎮得到保護，1500萬居民得到更安全的居住和發展環境。三峽電站將提供巨額的清潔能源，以發電量相當燃煤電站相比較，可減少排放1億噸二氧化碳、200萬噸二氧化硫、1萬噸一氧化碳、37萬噸氮氧化合物以及大量的廢水和廢渣。這對改善華東和華中地區的環境，特別是防止酸雨和溫室效應，將起到重大的作用。三峽水庫建成后，將改善庫區的局部氣候，有利于農業發展。1994年9月黃河小浪底工程主體工程開工。小浪底水利樞紐的開發目的是：以防洪、防凌、減瘀為主，兼顧供水、灌溉和發電，建成后將發揮巨大的綜合效益，可使黃河下游防洪標準由60年一遇提高到千年一遇；基本解除黃河下游凌汛威脅；采用蓄清排渾運作方式，利用75.5億立方米的調沙庫容攔沙，相當于20年下游河床不淤積抬高；每年增加20億立方米的供水量，大大提高下游4000萬畝灌溉區的用水率，改善下游灌溉供水條件。1998年11月國務院制定了《全國生態環境建設規劃》到2050年全國建立起基本適應可持續發展的良性生態系統。事宜治理的水土流失地區基本得到整治，宜林地全部綠化，林種、樹種結構合理，森林覆蓋率達到并穩定在26%以上；坡耕地基本實現梯田化，“三化”草地得到全面恢復。全國生態環境有很大改觀，大部分地區基本實現山川秀美。2000年10月天然林資源保護工程經國務院批準，長江上游、黃河上中游和東北、內蒙古等重點國有林區正式實施。2001年9月，在試點基礎上，國家計委批準《全國退耕還林建設工程總體規劃》，退耕還林工程全面展開。西氣東送、西電東送和南水北調等重大工程相繼開工。2001年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3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防沙治沙法》這部當今世界首部關于防治沙漠化的立法，把治理沙漠化、改善生態環境上升到國家意志。近幾年來，全國人大還通過了修改的《森林法》、《水法》、《草原法》，批準了六大林業工程，我國的生態與環境建設已步入法制化軌道。　　

新中國成立后，我國的生態建設有了重大突破，取得了顯著成績。人工林面積達到7億畝，居世界第一位；建立森林和野生動植物自然保護區909個，建立森林公園1050個，總保護面積約16億畝；全國森林覆蓋率由建國初期的8.6%提高到16.55%，提高近一倍。在世界森林資源總體呈下降趨勢的情況下，我國實現了森林面積和蓄積量雙增長。隨著生態建設工程逐一完成發揮效益，我國的糧食生產必將增產，淡水資源必將得到有力保護、科學管理和合理利用。　　

以上所述，就是中國文化面對“許多影響人類生存前途的弊端”的表現。　季老　先生的信念就是中國人民的信念，然而李普作為中國公民的一員，卻對中國文化失去信念，他總覺得中國不如英國、美國，這是為什么？因為他的立場站錯了。我們誠懇地告訴李普：當今中國文化蘊藏著巨大的能耐。當今中國文化的集中體現是什么呢？就是：中國人民已掌握了自己的命運、勤勞的人民有朝氣蓬勃、改天換地的意志；嶄新的社會主義制度，能集中力量辦大事；久經磨練的共產黨，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勤勞的人民、社會主義制度、共產黨領導這三位一體凝成的力量，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沒有辦不成的事。這個文化，資本主義文化是無法比擬的。　　

第二，如此侮辱人民和領袖還是第一次見到。“1911年我國推翻皇帝”，是我國誰推翻的？李普是故意不講，還是不好講？二者兼有。他在前邊講了，人民和領袖受中國文化制約都奉行的是專制主義，專制主義者怎能去推翻專制皇帝呢？所以只能避而不講。中國兩千多年的帝制是誰推翻的？是人民！人民在革命先行者　孫中山　先生及其革命黨領導下，推翻了帝制，是經過大小11次武裝起義，是無數革命先烈流血犧牲才奪得辛亥革命的勝利。沒有人民起來革命，沒有革命領袖領導人民革命，中國誰來推翻皇帝？“開頭一二十年大多數老百姓惶惶不安”和前邊說的“那多數人奉行的也是專制主義”一樣，是對中國人民的污辱！可能李普看到過“惶惶不安”的人，但那不是中國人民的主流，他們不能代表“大多數老百姓”。“開頭一二十年”是什么意思？辛亥革命十年后，中國共產黨成立，二十年后，毛澤東同志已經在井岡山建立了革命根據地。李普又說：“原來沒有皇帝也可以過日子，但是得有個領袖。”這就把封建皇帝和革命領袖連在一起了，意思是說：中國推翻皇帝之前是皇帝奉行專制主義，推翻皇帝之后，是領袖奉行專制主義，而中國人民呢？一直奉行“專制主義”，這就是李普筆下的“中國文化”！　　

中國兩千年的封建社會，專制主義對人民、對領袖難免有一定影響，但說人民和領袖都奉行的是專制主義，這是對人民和領袖莫大的污辱！不能因為毛澤東同志晚年犯了一點錯誤就放肆地污辱他，更不應該因此污辱人民！《歷史決議》在總結“文化大革命”發生的原因時，對此作了評述：“中國是一個封建歷史很長的國家，我們黨對封建主義特別是對封建土地制度和豪紳惡霸進行了最堅決最徹底的斗爭，在反封建斗爭中養成了優良的民主傳統；但是長期封建專制主義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遺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肅清的，種種歷史原因又使我們沒有能把黨內民主和國家政治社會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雖然制定了法律，卻沒有應有的權威。這就提供了一種條件，使黨的權力過分集中于個人，黨內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現象滋長起來，也就使黨和國家難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和發展。”《歷史決議》在分析評述毛澤東同志的錯誤時指出：“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來，這個復雜的現象是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如果僅僅歸咎于某個人或若干人，就不能使全黨得到深刻教訓，并找出切實有效的改革步驟。”顯然，李普攻擊毛澤東同志的觀點是錯誤的。　　

必須指出：中國人民對毛澤東同志的感情，絕不是什么“擁護專制，崇拜大人物”。中國人民擁戴敬愛自己的領袖是從自己被改變受壓迫、受奴役、受剝削的歷史地位中形成的，是衷心的，發自肺腑的，這種革命人民和革命領袖之間的魚水情，是純真的，這是人類有史以來，領導者與被領導者最真摯的感情。這種感情是誰也割不斷的。鄧小平同志指出：“對毛澤東同志的功過評價不恰當，老工人通不過，土改時侯的貧下中農通不過，同他們相聯系的一大批干部通不過。”（《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對起草〈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陳云同志說：“毛澤東同志在黨內的威望是通過長期的革命斗爭實踐建立起來的。即使毛澤東同志犯錯誤的時候，許多老干部被整得那么厲害，可是大家仍然相信他，忘不了他的功績，原因就在這里，老一代人擁護毛澤東同志是真心實意的。”（同上）兩位老革命家說的完全正確，事實如此。“文化大革命”中挨整最厲害、最多的還是各級黨政干部，可是他們之中絕大多數沒有怨言，對毛澤東同志，對黨的感情如故。這種感情是十分寶貴的，是無形的財富、無形的力量。有些人因為觀點、立場不同，對這種感情難以理解、不可能理解。　　

第三，李普攻擊中國文化，美化英美文化，污辱中國人民領袖，頌揚英美首相、總統，觀點多么鮮明！英美的老百姓都沒稱他們的首相、總統是“公仆”，李普卻給他們戴上了這頂桂冠！請問，您不覺得肉麻嗎？他們是誰的公仆？充其量不過是資產階級大財團的代理人！在形式上他們是選舉的，實質上是花錢買的，以美國為例，總統選舉就是金錢競爭，金錢大戰。1996年大選，克林頓籌集到的資金是1950萬美元，他的對手多爾籌集到的資金是1360萬美元，自然克氏當選。2000年的大選，布什籌集到的所謂“硬錢”就達3625萬美元，超過他的對手戈爾近兩倍，結果是驢黨失敗象黨勝利。競選一個議員尚需100萬美元。這種行為是受美國憲法保護的。美國南卡羅來納大學一位教授估算：“在1996年的總統選舉和國會議員選舉中，總共花費的政治資金為42億美元。”公布的選舉資金只不過是極少的一部分，那些不符合規定的，被稱為“軟錢”的，還不知有多少。這才真正是“西方文化在政治上的表現。”　　

“……但是得有個領袖”。打倒皇帝，人民要革命，推翻壓在頭上三座大山，必須得有個領袖。領袖是旗幟，領袖是核心，沒有領袖，各族人民就是一片散沙，各族人民有了自己的領袖，才能凝成磐石。李普是老共產黨員，應該明白這個道理。我們共產黨的領袖，才是真真正正在革命中選定的。是經過火與血的洗禮，是經過右的、左的錯誤教訓，是歷經14年的周折，選中了自己的領袖，自選中自己的領袖，我們的事業，才所向披靡。李普是老共產黨員，應該知道我黨的歷史。　　

 “這同西方一些國家不大相同”。中國的政治制度，決不能與西方的政治制度相同。我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才是光明正大，沒有徇私舞弊、沒有相互傾壓的嶄新的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共產黨領導多黨合作制，政治協商制，是任何資本主義制度都不能比擬的。我們的政治制度是建立在共同理想共同利益的基礎之上的，這是同資本主義制度本質上的區別。政黨是階級的產物，不同的政黨代表不同階級利益，不論美國的兩黨制還是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多黨制，他們都是資產階級的政黨，不同名稱的政黨，代表著各個資產階級集團，它們所謂的競選，就是各個資產階級集團互相爭奪各集團的利益。中國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政黨，她沒有自己的私利，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的利益即中國共產黨的利益，黨的方針、政策一切工作都是以人民的利益為出發點和歸宿，中國共產黨創建的國家政治制度，代表著中國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只有這種制度才適合中國國情，只有這種制度才能使中國長治久安。中國總有那么一些人對英美資本主義制度垂涎三尺，他們夢寐以求的是在中國實行這種制度。李普做為中國共產黨黨員，贊美、向往資本主義制度，就是叛黨！　　

六、文章的標題與附記　　

李普在文章的附記中說，他的一位老編朋友看了他的文章初稿后告訴他“‘文革’中北大‘無光’，現在‘光’（民主與自由）就多了嗎？恐怕還不好說。如若沒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北大之‘光’云胡哉！”因此，他在文章的標題上加了一個“最”字，成為《評北京大學那最無光的一頁》，這樣這個“最”字就把北大分為“文革”中最“無光”，現在仍然“無光”。評的是北大，實指中國，北大是中國名校，北大“無光”，那中國還有“光”嗎？　　

我們國家的民主自由之光究竟怎樣呢？是有目共睹的。糾正“文革”錯誤之后，20多年來，我們大力進行了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逐步完善，國家經濟發展，政治穩定，人民生活改善，一派安定團結的局面，舉國上下精神煥發，同心同德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這一切都閃耀著民主自由的光芒，而李普們卻說民主自由“無光”。他在附記中告訴我們：他這篇文章寫于2002年6月28日至8月12日，這時江澤民同志的“5·31”講話已經發表。講話指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目標，必須適應經濟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的要求，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前提下，繼續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發展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鞏固民主團結，生動活潑、安定和諧的政治局面。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統一性，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重要優勢。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結合和辯證統一。推進政治體制改革，要從我國國情出發，堅定不移地走自己的政治發展道路，堅持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我們要發展的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決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實現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江澤民同志“5·31”講話，對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要求、前提、內容、要堅持的原則和要達到的目標講的清清楚楚，對此，全國人民歡心鼓舞。錢學森同志學習“5·31”講話后，欣喜地說“我體會，江總書記強調一個新字，特別是總書記提出，要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我認為，這是一個重要理論發展。這樣一來，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建設，即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和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就形成一個完整體系了。”李普和那位“老編”，對江澤民同志的“5·31”講話卻充耳不聞。中國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正在一天比一天完善，向制度化、規范化和程序化邁進的時候，他們卻大叫“沒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不僅是對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攻擊，而且是明目張膽的同黨中央對著干！江澤民同志特別指出“我們要發展的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決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李普卻大肆吹捧西方政治制度；江澤民同志強調“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結合和辯證統一”，李普卻在文章中一再講“憲政民主”！很清楚，李普要的是西方的民主，不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民主。這種西方民主在中國的確沒有，而且永遠不會有，因為它不符合中國國情。1989年老布什來訪，鄧小平同志告訴他“我們是要發展社會主義民主，但匆匆忙忙地搞不行，搞西方那一套更不行。如果我們現在十億人搞多黨競選，一定會出現‘文化大革命’中那樣全面內戰的混亂局面。民主是我們的目標，但國家必須保持穩定。”（《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壓倒一切的是穩定》）什么“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是資產階級對民主的抽象說法。關于民主，鄧小平同志具體的指出“中國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只能是社會主義民主或稱人民民主，而決不是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的民主。人民的民主同對敵人的專政分不開，同民主基礎上的集中也分不開。我們實行的是民主集中制，這就是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相結合。民主集中制是社會主義制度的一個不可分的組成部分。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個人利益要服從集體利益，局部利益要服從整體利益，暫時利益要服從長遠利益，或者叫做小局服從大局，小道理服從大道理。我們提倡和實行這些原則，決不是說可以不注意個人利益，不注意局部利益，不注意暫時利益，而是因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歸根結底，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是統一的，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是統一的，暫時利益和長遠利益是統一的；我們必須按照統籌兼顧的原則來調節各種利益的相互關系。如果相反，違反集體利益而追求個人利益，違反整體利益而追求局部利益，違反長遠利益而追求暫時利益，那么，結果勢必兩頭都受損失。民主和集中的關系，權利和義務的關系，歸根結底，就是以上所說的各種利益的相互關系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的表現。正因為這樣，毛澤東同志才說，我們的目標，是想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這就是社會主義民主的政治局面，這就是我們今天和今后所要努力實現的政治局面。” “我們在宣傳民主的時候，一定要把社會主義民主同資產階級民主、個人主義民主嚴格地區別開來。一定要把對人民的民主和對敵人的專政結合起來，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法制、民主和紀律、民主和黨的領導結合起來”（《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面對李普們鼓吹的資產階級民主、個人主義民主和西方民主，我們一定要牢牢記住鄧小平同志的教導。　　

七、決不能容忍攻擊、污辱毛澤東同志！　　

李普在文章最后說“我自己也曾深深地陷入個人迷信之中，絕不比　季老　先生高明。我將繼續反思。……這篇文章里所說的，是我反思所得的一部分”。對“文化大革命”，對個人迷信，進行反思是對的，應該的。“文革”結束后，事實上全黨、全軍、全民都進行了反思，如果沒有正確的反思，就沒有改革開放欣欣向榮的今天。歷史事實證明，反思必須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進行反思，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才能糾正“文革”和個人崇拜的錯誤，才能開創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事業的新局面。中國共產黨正是這樣做的，“文革”結束后，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黨做出了一系列重大決策，糾正了錯誤，統一了思想，把工作重心及時引上了經濟建設的軌道，進一步認識了國情，提出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分三步走的戰略，使我國社會主義事業蒸蒸日上，一步一個腳印地闊步前進。離開無產階級革命的立場，背離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進行反思，必然得出錯誤的結論，這樣，不但不能糾正錯誤，也必然造成思想混亂和嚴重的結果。　　

李普站在錯誤的立場上，以錯誤的觀點進行反思，得出了錯誤的結論：中國文化不如西方文化；社會主義民主不如資產階級民主、個人主義民主和西方民主；社會主義制度不如資本主義制度；肉麻的吹捧英國首相、美國總統，放肆地攻擊和污辱中國人民革命領袖毛澤東同志。　　

決不能容忍攻擊、污辱毛澤東同志！如何對待革命領袖的功過，是重大原則問題，對革命領袖搞個人崇拜是錯誤的有害的，抓住革命領袖的錯誤，對革命領袖進行人身攻擊和污辱，否定偉大功績更是錯誤的有害的。斯大林在世時，對他的崇拜達到了無與倫比的地步，逝世后就冒出了“秘密報告”，大反斯大林，甚至焚燒了他的遺體，揚了他的骨灰。斯大林不是孤立的個人，他是蘇聯共產黨的領袖，他的歷史就是蘇聯黨和國家的歷史，大反斯大林，就是蘇聯共產黨大反自己的歷史，結果把自己反垮了！這個教訓是十分沉痛的，十月革命的鮮血白流了！我們中國共產黨是偉大的正確的光榮的黨，由于種種原因，我們的領袖也有錯誤，領袖逝世后我們黨正確的恰當的糾正了領袖的錯誤，維護了領袖的歷史地位，從而，避免了斯大林逝世后那種嚴重的局面和不堪回首的后果。勇于善于糾正自己的錯誤，正是中國共產黨永葆革命青春、奪取一個又一個勝利，把馬克思主義理論推上一個高峰又一個高峰的法寶，勇于和善于糾正自己的錯誤，使中國共產黨永遠立于不敗之地。　　

如何對待革命領袖的錯誤，維護革命領袖歷史地位，關系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生死存亡。糾正毛澤東同志的錯誤，維護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是鄧小平同志最大的歷史功績。他在《答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拉法奇》時告訴全世界：“我們要對毛主席一生的功過做客觀的評價。我們將肯定毛主席的功績是第一位的，他的錯誤是第二位的。我們要實事求是地講毛主席后期的錯誤。我們還要繼續堅持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確的部分。毛澤東思想不僅過去引導我們取得革命的勝利，現在和將來還應該是中國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所以，我們不但要把毛主席的像永遠掛在天安門前，作為我們國家的象征，要把毛主席作為我們黨和國家的締造者來紀念，而且還要堅持毛澤東思想。我們不會像赫魯曉夫對待斯大林那樣對待毛主席”。毛澤東同志逝世后，國際上的朋友和敵人都在觀望我們，如何對待這位改變了中國人民命運、晚年又犯了錯誤的偉人，鄧小平同志代表中國共產黨作出了明確的回答。鄧小平同志在指導起草《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時，一再強調“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這是最核心的一條。”收入《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中的關于起草《歷史決議》的七次談話、兩次講話，每一次都談到這個中心和講到毛澤東同志。明確指出“對毛澤東同志的評價，對毛澤東思想的闡述，不是僅僅涉及毛澤東同志個人的問題，這同我們黨、我們國家的整個歷史是分不開的。要看到這個大局。這是我們從決議起草工作開始的時候就反復強調的。決議稿中闡述毛澤東思想的這一部分不能不要。這不只是個理論問題，尤其是個政治問題，是國際國內的很大的政治問題。如果不寫或寫不好這個部分，整個決議都不如不做”，“對于錯誤，包括毛澤東同志的錯誤，一定要毫不含糊地進行批評，但是一定要實事求是，分析各種不同的情況，不能把所有的問題都歸結到個人的品質上。毛澤東同志不是孤立的個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們黨的領袖。對毛澤東同志的錯誤，不能寫過頭，寫過頭，給毛澤東同志抹黑，也就是給我們黨、我們國家抹黑。這是違背歷史事實的”，“毛澤東同志犯了錯誤，這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家犯錯誤，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犯錯誤”，鄧小平同志高瞻遠矚，以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胸懷，領導以他為核心的第二代領導集體，捍衛了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堅定地抵制了否定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思想的思潮，糾正了毛澤東同志的錯誤，高高舉起了毛澤東思想的旗幟，鞏固了黨的思想基礎，使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沖過了險灘。這說明中國革命有深厚的根基。在長期革命斗爭中造就了一代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有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立場和信念，有洞察事物的唯物史觀，有堅強的黨性，大公無私，不計個人恩怨，有所向披靡的膽魄，頭腦清醒，在危難關頭有化險為夷的能力。正因為如此，在毛澤東同志逝世后才沒有出現斯大林逝世后的那種局面及其后果。李普對毛澤東同志攻擊、污辱，告訴我們：否定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思想的思潮仍然存在，并有抬頭之勢，李普這篇文章能在公開出版的雜志上發表，就是證明。對此，不可喪失警惕。　　

應該特別指出的是：李普攻擊的時間，是1942年到1957年，正是延安時期和建國初期，這是建國前后兩個最好的時期，選擇這兩個時期，對毛澤東同志和中國共產黨進行攻擊，不能不說李普用心是何等良苦！最好的兩個時期都是“錯誤”的，其他時間還能“好”嗎？說起這兩個時期，經歷過的人都十分懷念，沒經過的人，只要讀過這兩個時期歷史著作和紀錄片的中青年，也都十分仰慕。　　

李普攻擊毛澤東同志“歧視知識分子”是從1942年整風運動開始的。這次整風運動是一次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教育運動，這次運動取得了巨大成效，使全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達到了空前的統一和團結。延安時期是毛澤東思想發展和成熟時期，在這個時期中毛澤東同志寫了大量著作，回答了中華民族面臨的問題和解決的辦法，總結了建黨以來的經驗教訓；制定了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指導中國革命勝利前進；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思想，武裝了廣大干部和黨員的頭腦；發展了馬列主義的建黨學說，使黨員不但在數量上增加，在質量上空前提高。我們黨的優良作風也是在延安時期，總結發揚光大的。鄧小平同志說“從延安整風以后，無論前方后方的人，真是生氣勃勃，生動活潑，心情舒暢，團結一致。毛澤東同志建立的這個黨，既能充分發揚民主，充分發揮下面遵守紀律的自覺性，又能夠在這樣的基礎上建立高度的集中。毛主席、黨中央的命令、號召誰不聽哪！誰不是自覺地聽哪！沒有這樣的黨的風氣，我們能夠戰勝比我們強大得多的敵人嗎？我們能在建國后，取得一個又一個的勝利嗎？”（《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中國革命的勝利，正是從延安時期拓展開來的。　　

建國初期——1949年10月至1956年9月這七年的歷史，《歷史決議》做了精辟、生動的記述：“建國后的頭三年，我們肅清了國民黨反動派在大陸的殘余武裝力量和土匪，實現了西藏的和平解放，建立了各地各級人民政府，沒收了官僚資本企業并把它們改造成社會主義國營企業，統一了全國財政經濟工作，穩定了物價，完成了新解放區土地制度的改革，鎮壓了反革命，開展了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開展了打退資產階級進攻的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五反’運動。對舊中國的教育科學文化事業，進行了很有成效的改造。在勝利完成繁重的社會改革任務和進行偉大的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戰爭的同時，我們迅速恢復了在舊中國遭到嚴重破壞的國民經濟，全國工農業生產1952年底已經達到歷史的最高水平”，“1954年9月召開了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1955年3月召開的黨的全國代表會議，勝利地進行了反對野心家高崗、饒漱石陰謀分裂黨、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重大斗爭，增強了黨的團結。1956年1月黨中央召開的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和隨后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規定了對知識分子和教育科學文化工作的正確政策，促進了這方面事業的繁榮。由于黨的正確政策、優良作風和崇高威信深入人心，廣大干部、群眾、青年和知識分子自覺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在黨的領導下積極參加各項革命和建設工作，在全國形成了革命的、健康的、朝氣蓬勃的社會道德風尚。1956年9月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得很成功。八大的路線是正確的，它為新時期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和黨的建設指明了方向”。“在這個歷史階段中，黨確定的指導方針和基本政策是正確的，取得的勝利是輝煌的。”鄧小平同志說：“建國頭七年的成績是大家一致公認的。我們的社會主義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這是毛澤東同志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個重大貢獻。”（《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對起草〈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凡是親身經歷過這段歷史的人，對這段歷史都深深地懷念——被革命大潮淘汰的人，站在革命對立面的人，自然是另一種心態——翻身做了主人的工人，分得土地的農民，那種喜悅的心情難以言表。人們互稱同志，彼此間親親熱熱。革命、生產、工作互相比賽，你追我趕，熱火朝天。廣大青年、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心花怒放，高唱革命歌曲，扭秧歌……全國處處洋溢著革命的、欣欣向榮的氣氛，真是解放后的天，是明朗的天。黨號召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各界群眾積極捐款捐物，愛國藝人常香玉捐獻一架飛機，廣大青年踴躍參加志愿軍入朝作戰。為打退資產階級的進攻，各行各業群眾積極參加“三反”、“五反”運動。為建設新中國，工廠、農村、機關，生產、工作日以繼夜，不計時間，不講報酬，孟泰、王崇倫、馬永順、時傳祥、李瑞環、倪志福……都是那時的勞動模范；黃繼光、羅盛教、邱少云、楊連第就是那時的戰斗英雄；錢學森等就是那時沖破種種阻力回國效力的大專家、大學者。李普說解放后掃掉了“天地君親師”，解放后掃掉的東西多了：掃掉了兩千多年來的封建土地制度，使廣大農民分得了土地，真正實現了耕者有其田；掃掉了封建婚姻制度，使身受政權、族權、神權、夫權四重壓迫的婦女，得到了解放；掃掉了會道門、巫醫神棍，科學知識得到普及，給那些迷信者解開了精神枷鎖；掃掉了舊社會長期存在的沒有人能治理的賣淫嫖娼、販毒、吸毒、賭博和偷竊，割掉了社會上的毒瘤……當時的社會治安狀況是：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可以大言不愧地說：古往今來，沒有哪一個國家有過這樣的社會治安局面，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創造出這種人間奇跡。　　

李普所以選擇這兩個歷史時期對毛澤東同志進行攻擊、污辱，其目的就是否定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否定中國共產黨的光輝歷史。今年是毛澤東同志誕辰110周年，逝世27周年，在舉國紀念之際，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奮斗一生的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人民敬愛的領袖，竟遭到李普放肆地攻擊和污辱！有良心的中國人決不會容忍！　　

李普說：“凡屬我自己的事，就不在這里說了。”看來他在“文革”、“整風”或審干中受過傷害。在復雜、曲折的革命歷程中，包括毛澤東同志在內，有多少同志受到過打擊、不公平的對待？關鍵的是，對此要有個正確的態度。對無產階級革命者、共產黨員來說，決不能因此喪失革命立場和奮斗的意志，更不能走向反面，攻擊黨，攻擊和污辱自己的領袖！鄧小平同志“三上三下”，“文革”中受到的傷害，這是我們熟知的，他沒有怨言。在《鄧小平文選》中他常常提到毛澤東同志，字里行間充滿了對毛澤東同志的敬愛之情，這正是他偉大高尚之處。他一再教導我們：“我們任何時候都不能損害毛澤東同志在整個中國革命歷史上的光輝形象，不能動搖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的原則。我們要有這個覺悟，要有這個認識。這不但是中國共產黨的利益所在，中華民族的利益所在，而且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利益所在。”（《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堅持黨的路線，改進工作方法》）“毛澤東同志在長期革命斗爭中立下的偉大功勛是永遠不可磨滅的。回想1927年革命失敗以后，如果沒有毛澤東同志的卓越領導，中國革命有極大的可能到現在還沒有勝利，那樣，中國各族人民就還處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之下，我們黨就還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說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這絲毫不是什么夸張。毛澤東思想教育了我們整整一代人。沒有毛澤東思想，就沒有今天的中國共產黨，這也絲毫不是什么夸張。毛澤東思想永遠是我們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最寶貴的精神財富。我們要完整地準確地理解和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原理，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加以發展。當然，毛澤東同志不是沒有缺點、錯誤的，要求一個革命領袖沒有缺點、錯誤，那不是馬克思主義。我們要領導和教育全體黨員、全軍指戰員、全國各族人民科學地歷史地認識毛澤東同志的偉大功績。”（《鄧小平文選》第二卷《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毛澤東同志的功勞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這個估計是合乎實際的，決不能加以懷疑和否定。毛澤東同志的錯誤，決不能歸結為個人品質問題。如果不是這樣看問題，那就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態度，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很明顯，感情用事地把他的錯誤說過頭，只能損害我們黨和國家的形象，只能損害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威信，只能渙散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的團結。”（《鄧小平文選》第二卷《貫徹調整方針、保證安定團結》）“毛澤東同志在他的晚年還提出了關于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并且親自開創了中美關系和中日關系的新局面，從而為世界反霸斗爭和世界政治前途創造了新的發展條件。我們能在今天的國際環境中著手進行四個現代化建設，不能不銘記毛澤東同志的功績。毛澤東同志同任何別人一樣，也有他的缺點和錯誤。但是在他的偉大的一生中的這些錯誤，怎么能夠同他對人民的不朽貢獻相比擬呢？在分析他的缺點和錯誤的時候，我們當然要承認個人的責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歷史的復雜的背景。只有這樣，我們才是公正地、科學地、也就是馬克思主義地對待歷史，對待歷史人物。如果誰在對待這樣嚴肅的問題上離開了馬克思主義，那么，他就會受到黨和群眾的責難。”（《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中國人民應該牢記鄧小平同志的教導，科學地歷史地認識毛澤東同志的偉大功績，世世代代不忘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領袖。　　

                                                     　2003年7月15日　結稿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