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新聞，知道西洋國家瑞典的2010年諾獎，頒給了一個反共老將。

看看該獎獲得提名和頒獎的歷年名單后，就明白了一個真相：該獎委員會近年來控制在自由派手上，而且是非常關注中國的自由派手上。

其實老左們不用氣憤，人家在自己家里瞎搗鼓，弄一個獎勵出來，專門獎給與你家對著干的人來惡心你一下，也不是今天才發生的事。如果是老毛同志的風格，肯定大方地放他出去領獎，至于你領獎之后準不準回不回來，那是另一回事了。西方資本主義原教旨主義者勢力反對共產主義，是100多年的事了，沒有什么新鮮，大家不必要大驚小怪。說到底，諾獎也就是那么一回事，一個掌握在西方自由派手上用來惡心中國共產黨的工具。如此而已。

看到外交部發言人作出義憤填膺狀，其實，我的愚見，是不必上火，你上火就上了人家的當了。說句最坦白的話，我之前真的不知道xxx是誰（大家不要笑），也不知道他那個什么文章，看到外交部的嚴詞，我才上網搜索一下，知道了大概是那么一回事。你外交部不發表聲明還好，一發表，好了，全國人民都爭著看熱鬧了。

我看了下x的主張，其實真的沒有什么新意，我在23歲做極右派憤怒青年時就在互聯網上發表過類似宣言，訴求條文幾乎只字不改，后來經過和無數國內外自由派人士交流與經過漫長的思考，才隱隱覺得有什么不對。中國的野心家太多，無數的青年的熱血會最終被政客利用，最完美無暇的理想落實到政治操作層面，就會變得功利而骯臟。政治大佬鼓動黔首上街流血，輸了他無非做民主英雄擺V字手勢在鎂光燈下坐明星牢，贏了他就做總統，這盤生意做得過。臺灣阿扁就是一個完美的上位例子。就是沒人去想：青年的血流到哪里了，他的家里人失去親人會怎樣，萬一中國大亂失去控制之后怎么樣，中華大地如果再來一次五十年軍閥混戰會最終怎么收場？

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從鄧小平同志1978年主持工作開始，已經說了30多年，為什么到現在都沒有什么改變？問這個問題的人，其實對這個問題的歷史研究不深刻，或者根本就沒研究。其實30年的歷史變遷起伏極大，甚至可以用波瀾壯闊來形容中國政治體制改革道路的崎嶇與曲折。打比方，你坐完飛機降落地面后說：“怎么又飛回了地上？唉，這飛機白坐了。”中國的政治思潮其實短短30年就經歷了從極左到極右，再從極右走回中間的大起伏。

顏色革命的冒險成功讓一部分西方人士重新看到了希望，小小的泰國也有樣學樣，想用這個情調來搞國內政變，結果變成一場街頭流血悲劇。設想一下，如果中國也學學顏色革命，結果會怎樣？肯定沖擊政府機構，沖擊電視臺，沖擊商場，各個地方各有各搞，無數平時被壓抑的訴求與不滿的的洪流突然爆發。不是這樣還能是怎么樣？大家一起手牽著手，相親相愛地去過家家嗎？

所以，用老人的話說，就是“中國不能亂”。要不亂，就要讓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堅定不移的走自己的路，逐步建立黨內民主體制與基層民主體制，穩步推進。改革的目的在于建立現代意義的、不輸于西方民主模式的、社會主義的民主文明。而不是完全復制一個山寨版的西方權力體系。用一句土白話說，就是要社會主義的寶不要資本主義的草（千萬不要顛倒過來）。

資社之爭，由來已經久，雙方大多文章各自自說自話，根本說不到一塊去，就像罵大街，誰說話大聲就是誰占上風，誰最后說話就是誰贏。現在，我從最原始、最原教旨主義的意義給大家說說，什么是最原滋原味的社會主義，什么是最貨真價實的資本主義。其實“主義”本身，就是“以什么什么為主要教義”的說法，比如自由主義，民主主義，甚至本本主義，教條主義，等等。社會，這個詞原來不是針對資本與金錢，而是針對“個人”，社是“結社”的社，會是“會黨”的會，意思是由無數大小集體自由自主組合而成的人類政治生活組織形態，這就是我們今天意義上的“社會”的來源。

在西方文藝復興之后，個人個性解放文化的高潮來臨，配合整個工業革命作為經濟基礎的大背景，關于個人自由的思潮發展得如火如荼，人本主義的老祖宗就是這個時候發展起來的，差點就有代表整個西方世界新意識形態的勢頭。但是很不幸，過分強調個人，只管我一人發財，哪管背后洪水滔天，這些極端個人主義的弊端對人民與國家的危害很快顯現出來。于是，強調對他人責任、強調對集體責任、社會良知等等強調“社會責任”的意識形態也針鋒相對地出現。18世紀末期，各色各樣的“社會主義”出現在世界舞臺上。

原來“資本主義”其實與“社會主義”無冤無仇，原來還是一對好朋友，共同對抗封建皇權。“資本主義”是新興的資產階級對抗封建領主農莊生產形式的“小農主義”的、經濟上“唯資本權利至上”的權利概念。說穿了，就很簡單直白，：“我出了錢，就要占權益。”我的錢可不能白花。這就是我們今天意義上的“資本主義”的原教旨主義意義來源。

資本主義故事后來的發展大致脈絡是，英國的原教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結合，走議會民主道路；被迫害的人本主義基督徒和資本主義結合，逃亡到新大陸建設美麗新世界，這些新教徒后來發達了，變得很牛，現在滿世界看誰不順眼就打誰。

社會主義故事后來的發展大致脈絡是，馬克思大幅度揚棄社會主義原教旨主義，在與“資本主義”建立完全對立的剩余價值經濟學說基礎上，建立了新的社會主義學說。列寧認為馬克思這種公正而先進的社會組織形式可以在落后國家實現，并建立了暴力革命學說完善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理論。列寧一手創建了世界上第一個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國家”，以代表大會制度建立俄羅斯蘇維埃政權的根基，并以俄羅斯蘇維埃政權為“母體”，向世界輸出蘇維埃革命，這就是蘇聯“帝國”的由來。一個橫貫東西方大陸與海洋的鐵幕，也開始徐徐降下。

現代西方國家極度憎恨厭惡列寧，多么邪惡的指責都有，但是很少人指責列寧是獨裁者。很簡單：因為他的確不是。蘇聯的崩潰是從內部開始的。帝國如何崩潰的細節可以寫一本大部頭，但從宏觀來說，崩潰的種子從斯大林時代已經種下。斯大林全面扼殺了列寧時代的集體領導與黨內民主，對民眾甚至普通黨員的公民權利和黨員權利肆意踐踏，用帝皇一般的權威穩穩站立在權力金字塔之頂，從此蘇聯再無力進行任何可控的經濟或政治的制度性變革，一場小小的風波，就把巨人吹垮了。

蘇聯崩潰的最關鍵之處，在于它的崩潰幾乎沒有得到任何有效的抵抗與阻止。葉利欽炮打議會，國內外輿論與民情也一面倒地支持他。當葉利欽一夜之間宣布蘇共為“非法組織”，神話一般強大的它，居然片刻之間就悄無聲息地灰飛煙滅了。它的黨員、它曾經具備世界最強戰斗力的革命組織成員，在它崩潰時全部放棄了抵抗。為什么會這樣？因為權力的腐朽，因為對鐵幕的極度厭惡與恐懼，因為極權禁錮帶來的最后人性的反彈。

如果蘇聯的權力架構不是金字塔的，而是扁平的；如果蘇聯共產黨的各級黨組織是真正由黨員民主直選產生、真正接受黨員民主監督的，如果執政黨本身是加強與擴大黨員權利，而不是弱化與縮小，它的基層黨組織會如此沒有戰斗力嗎？它會沒有一點民眾支持的民意基礎嗎？如果這樣，一夜之間宣布它為非法組織，反而是不可思議的。

只有加強與擴大黨員的權利，才能增強黨員的責任心與忠誠心，才能加強黨員服務人民的能力與責任感。我們應該相信群眾，而且更應該相信我們的黨員。權力的來源應該在于信任與責任，而不應該來源于義務與職務。既然如此，很多有識之士都看得出黨內民主是執政黨進一步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的必由之路，但是，黨內民主建設工作的復雜性，卻恰好在于黨員政治思想的復雜、多元化與可變性，在于與黨內資本主義復辟勢力的斗爭長期存在。這是一個很大的課題，需要另外著文探討。

（作者：邱治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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