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系漢奸媒體的反毛顛覆活動--評《誰把魯迅弄得面目全非》

       ----凡是毛主席說好的，一定要貶低嗎？凡是毛主席反對的，一定要贊揚嗎？　　

   題記：　　

    由于毛主席說魯迅是中華民族第一圣人，所以主流媒體就要貶低魯迅，教改也要把魯迅的文章在公眾可接受的范圍內分批撤出教科書；又由于毛主席反對漢奸，所以媒體就建議要把漢奸周作人的文章都選進教科書。資改派和漢奸的瘋狂已經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正文：　　

今天看到主流媒體推崇的一篇新聞《被遮蔽和高懸的魯迅》（2010-09-19 09:04:25　來源: 南方人物周刊 (廣州)　跟貼 289 條 手機看新聞），令人震驚，透過似是而非的長篇大論，讀者只讀到了三個意思，第一，魯迅也不過如此；第二，魯迅是被毛澤東神話才偉大的；第三，應該多關注他弟弟周作人的文章，那才是真正的好文章，可以大量進教科書。　　

在公眾可以接受的范圍內，盡量在教科書中分批剔除掉民族魂魯迅的文章，然后換成漢奸周作人的文章，這就是他們的目的。　　

由于毛主席說魯迅是中華民族第一圣人，所以主流媒體就要貶低魯迅，教改也要把魯迅的文章在公眾可接受的范圍內分批撤出教科書；又由于毛主席反對漢奸，所以媒體就建議要把漢奸周作人的文章都選進教科書。資改派和漢奸的反動已經達到了瘋狂的地步。　　

文章首先編造了廣大師生一致對魯迅反感的假象，文章如下：“‘一怕文言文，二怕寫作文，三怕周樹人。’一句略帶調侃的順口溜，道出了中國學生學習魯迅文章的“血淚史”——他的文章不是用來閱讀和審美的，是供分析用的，差不多每句話都含沙射影，指桑罵槐，話里有話，無休止的時代背景，中心思想，段落大意，典故出處，話外之音……一代又一代青年學生，怎么猜也猜不透魯迅的心，這老頭寫文章就是來為難咱的。”　　

接著，文章又捏造了很多魯迅的缺點和毛病，證明魯迅不過如此，甚至還煞有介事的“介紹”了魯迅的婚外戀。文章如下：“他作為普通人的另一面，則被人們所忽視。比如魯迅看重錢，不怕人家說他愛錢，在不菲的薪水之外還到處兼課，最多的時候一個禮拜跑到八所學校兼課；魯迅自己有一句很著名的話，“譬如勇士也戰斗，也休息，也飲食，自然也性交。”生活中的魯迅，嘴饞；愛看電影，好萊塢大片都不落下，不管什么思想進步不進步，言情偵探恐怖都愛看；愛坐汽車兜風，沒事就帶著愛人孩子坐車玩一圈去，在上個世紀30年代，這可是高消費；還溺愛孩子，這可能是他晚年得子的緣故……”　　

“他不喜歡那個刻意被塑造為斗士、革命導師的魯迅，他樂意同大家談論祖父的浪漫和本真。在北京電視臺《悅讀會》節目錄制現場，主持人委婉閃爍地問及魯迅先生與蕭紅的關系，他直言快語地接過話茬，“你直接說，他倆是不是好過？是這意思不？””　　

“他的定義是“知己”，“這很正常吧！優秀的男女之間，彼此心意相通，互相欣賞，很美好啊！”他給大家講魯迅跟豬打架的故事，拊掌大笑，笑聲傳到三間屋子之外。”　　

“1926年魯迅到廈門教書，思念在廣州的祖母，他一個人在相思樹下想念愛人，一頭豬不識相，跑過來，啃地上的相思樹葉，我祖父很惱火，擼起袖子就跟豬搏斗，一個老師跑過來，問他你怎么跟豬打架，他說老兄我不能告訴你……他想念我祖母，靠在一個有個許字的墓碑上合影，寄給她，多浪漫多可愛的一個人！”　　

文章接著說，魯迅之所以被大家熟悉、認識、尊敬，是毛主席神話的結果，文章如下：“1940年1月9日，毛澤東在陜北發表長篇演講——《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演講中稱魯迅為“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并給予魯迅“三家(偉大的文學家、偉大的思想家、偉大的革命家)五最(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最高政治定位。”　　

由于魯迅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高大全，而且“這老頭寫文章就是來為難咱的”。所以我們還是多關注他的弟弟：周作人。“周作人的作品，更有資格進入教科書的”。文章如下：“從另一方面看，教科書是不是一選到現代作家就只有魯迅？當然不是，應該充分體現出中國現代文學的豐富性，比如，魯迅的兄弟周作人，與魯迅富于戰斗性的、深邃冷酷的文字相比，他的作品更趨于超然、恬淡與靜謐，是文學另一指向的代表，早年即大受讀者追捧，近年又一版再版，他本人已被公認為成就不遜于魯迅的大家，他的作品，也是有資格進入中學語文教材的。”　　

在公眾可以接受的范圍內，盡量在教科書中分批剔除掉民族魂魯迅的文章，然后換成漢奸周作人的文章，這就是他們的目的。   

 文：崔士忠 　　

附文1：

南方系媒體為何大肆鼓吹周令飛

王陵

因為眾所周知，許多南方系媒體員工私下都承認自己是為中情局服務的。南方系員工曾大言不慚地說，美國代表普世價值，為美國中情局服務是正義的。

南方系媒體此次大肆鼓吹周令飛，用周令飛來反毛反魯迅。看來網上傳言“周令飛于八十年代到日本留學,迷上一臺灣女子(可能是臺灣間諜),欲偕至臺灣,被我情報局查獲,欲誘捕回北京,未果.”大有可能。其實這件事從邏輯上推理，那臺灣女子是間諜的可能性極大。當年此事鬧得風風雨雨。而今天在南方系的筆下，那位臺灣女子完全洗脫了間諜的嫌疑，而周令飛反而成了追求自由民主的英雄，一輩子捍衛人民利益國家利益的老革命吳冷西反而成了整人兇手、面目可憎。人民不禁要問，究竟是什么人給了南方系媒體常年顛覆政權的權力？

見：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976532/

http://dzh.mop.com/topic/readSub_6550826_1_0.html

附文2：南方系文章：

誰把魯迅弄得面目全非

http://news.sohu.com/20100917/n275002412.shtml

　　誰把魯迅弄得面目全非

　　本刊編輯部

　　“一怕文言文，二怕寫作文，三怕周樹人。”一句略帶調侃的順口溜，道出了中國學生學習魯迅文章的“血淚史”——他的文章不是用來閱讀和審美的，是供分析用的，差不多每句話都含沙射影，指桑罵槐，話里有話，無休止的時代背景，中心思想，段落大意，典故出處，話外之音……一代又一代青年學生，怎么猜也猜不透魯迅的心，這老頭寫文章就是來為難咱的。

　　魯迅文章和思想的價值得到廣泛認可，但，是誰把魯迅肢解得面目全非？為什么在我們的語文教學中，魯迅成為了意識形態的投槍與匕首？

　　現在我們知道，魯迅無論是作品、思想，還是人格、性情，都非常豐富。我們以前只是看到他勇猛、剛毅的一面，作為戰士的一面，他作為普通人的另一面，則被人們所忽視。比如魯迅看重錢，不怕人家說他愛錢，在不菲的薪水之外還到處兼課，最多的時候一個禮拜跑到八所學校兼課；魯迅自己有一句很著名的話，“譬如勇士也戰斗，也休息，也飲食，自然也性交。”生活中的魯迅，嘴饞；愛看電影，好萊塢大片都不落下，不管什么思想進步不進步，言情偵探恐怖都愛看；愛坐汽車兜風，沒事就帶著愛人孩子坐車玩一圈去，在上個世紀30年代，這可是高消費；還溺愛孩子，這可能是他晚年得子的緣故……

　　魯迅文章和思想的過人之處在于，他獲得了民間與廟堂雙方的肯定。然而，仔細分析的話，這種表面的一致肯定，其實質卻大相徑庭：民間獨立學者看重其自由主義思想與反專制的一面，而官方看重其“愛國主義”、“革命者”與“斗士”的一面，官方的這種定論（毛澤東特為魯迅封了“三個家五個最”），成為建國后語文教學中與魯迅相關的“中心思想”，也成為欽定的研究魯迅的“中心思想”，于是，魯迅被定為一尊，比這更可怕、影響更深遠的是，有關魯迅的教學與研究的方式，也從此定為一尊。

　　中國的封建專制主義，包括國民性的落后部分，是魯迅批判的主要目標，這些都是魯迅作品中寶貴的東西。目前來說，魯迅所批判的東西，還頑固地留存下來，它不是歷史，而是頑固地活著的現實，這正是魯迅作品在當今的意義。

　　魯迅一生都在批判封建禮教，他說一部二十四史，他只讀出“吃人”二字。我們知道，中國漫長的封建史中，大多時候是儒教當家，于是，追根溯源，有人把這筆賬算在了儒家頭上。其實，把賬算在儒家頭上，是打錯了板子，這筆賬該算在那些“廢黜百家獨尊儒術”、把儒家變成儒教而定于一尊的人的頭上，這種思想上的獨裁破壞了一度燦爛輝煌的諸子競爭百家爭鳴、雖不安定不團結卻創造力勃發的局面。

　　是誰把孔子教壞了？是誰把魯迅教壞了？

　　魯迅的文章在教科書中增加幾篇還是減少幾篇，其實是個技術性的問題，比這更重要的是，在我們承認魯迅作品價值的前提下，如何包容更多鮮活的、自由的方式去解說和研究魯迅，魯迅作品如果淪為標準化考試中只有惟一答案的閱讀材料，是魯迅最大的悲哀。

　　從另一方面看，教科書是不是一選到現代作家就只有魯迅？當然不是，應該充分體現出中國現代文學的豐富性，比如，魯迅的兄弟周作人，與魯迅富于戰斗性的、深邃冷酷的文字相比，他的作品更趨于超然、恬淡與靜謐，是文學另一指向的代表，早年即大受讀者追捧，近年又一版再版，他本人已被公認為成就不遜于魯迅的大家，他的作品，也是有資格進入中學語文教材的。

被遮蔽和高懸的魯迅

　　本刊記者 徐梅 發自北京

　　1940年1月9日，毛澤東在陜北發表長篇演講——《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演講中稱魯迅為“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并給予魯迅“三家（偉大的文學家、偉大的思想家、偉大的革命家）五最（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最高政治定位。

　　此后，解放區的語文教材中大量增選魯迅的“戰斗雜文”，而國統區則禁止學生閱讀魯迅，禁止發行魯迅的一切出版物。魯迅不再是獨立于任何黨派之外的自由知識分子，而成為共產黨高擎的一面意識形態大旗

　　1996年前后，周令飛客居臺灣，父親周海嬰和母親馬新云來他家小住。某天晚上，餐桌上方的燈泡忽然滅了。周令飛站在高凳上換燈泡，“我就跟太太張純華開玩笑，說‘不好！我要掉下來了！’黑暗中我母親跟我父親說，‘你看兒子跟你一樣，老是搞惡作劇。’”

　　“我父親回了一句，他說，‘我爸爸也是一樣的。’意思是他跟我爺爺魯迅一樣，喜歡開玩笑。”

　　周令飛說自己當時“心里咯噔一下”，雖然他由祖母許廣平一手帶大，但祖母極少同他講祖父的事情。

　　“跟大家一樣，魯迅在我心中的形象是來自學校、來自課本的。小的時候，我學習到魯迅那些作品，通過老師的教訓，也覺得我的祖父是很兇的，有的時候甚至慶幸祖父不在了，否則回到了家里祖父會罵我、打我的屁股。

　　“魯迅太偉大了，我小的時候，在學校里，人家都像看珍稀動物一樣到我們班扒著窗子看我。每次學到爺爺的課文，同學就會對我說：‘是你爺爺寫的。’口氣很羨慕，但聽多了，心里就覺得怪怪的，總想逃脫出來。想遠離他，站在遠處眺望就好了。”

　　如今，他自稱是“一個普及魯迅、宣傳魯迅的義工”。讓他在不惑之年從眺望變為追隨的，正是父親黑暗中的那句無心之言。“過去在我心中的魯迅形象，在那一瞬間被顛覆了，我的祖父到底是個怎樣的人？我想知道。”

　　周令飛扭轉魯迅形象轉播中的

　　“空洞、扁平和意識形態化”

　　“一怕文言文，二怕寫作文，三怕周樹人。”周令飛到學校演講，這句話一出口，臺下馬上響起會心大笑。

　　他所在的上海魯迅文化發展中心做過一個統計，從小學到中學，語文課本中的魯迅作品總計約20篇，但孩子們談論魯迅的時候往往不知道說什么，一些老師甚至怕教魯迅，不知道在當下該如何闡釋魯迅，“上海有家以魯迅名字命名的民辦學校，校長號召孩子們‘學習魯迅的戰斗精神，攻克學習的堡壘’。”

　　他想改變魯迅形象傳播中的“空洞、扁平，以及意識形態化”，他在自己的演講和訪談中，常常要將被神化的祖父“矮化”。

　　我們看到的魯迅雕塑都很高大，我不知道在座的是否知道魯迅有多高，我父親是1米78，我是1米80，我兩個弟弟一個1米83，一個1米85，我妹妹是1米7，大家想想看，我的祖父是多高的，估計很多人都回答是1米70左右，或者是1米70以上，實際上魯迅的身高只有161公分。

　　演講時他愛給大家看魯迅不同歷史時期的照片，以實例說明，魯迅先生并非“過去大家經常看到的，短發豎立，目光犀利，眉頭緊蹙，面龐消瘦，或沉思或眺望，沒有笑容，凝重而嚴峻……”

　　我和我父親共同編輯了一本《魯迅家庭大相簿》，收集了所有魯迅的照片，統計之后發現100多張中有20多張的魯迅是面帶笑容的。

　　蕭紅筆下，“魯迅先生的笑聲是明朗的，是從心里的歡喜。若有人說了什么可笑的話，魯迅先生笑的連煙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的咳嗽起來”。

　　我祖母也說過，說我爺爺的笑聲，三間屋子外都可以聽見。

　　有這么一個故事，說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有一位雕塑家雕塑魯迅的像，請祖母提意見，我的祖母看了以后，沉思了一下跟那位非常有名的雕塑家說，“我很喜歡您的雕塑，不過魯迅是不是太嚴肅了一點，太兇了一點？”這個雕塑家不好意思地回答，“許大姐，我也想雕塑一個您心目中的魯迅，但是群眾不答應。”我祖母聽了這話就走開了，沒再說什么。

　　他不喜歡那個刻意被塑造為斗士、革命導師的魯迅，他樂意同大家談論祖父的浪漫和本真。在北京電視臺《悅讀會》節目錄制現場，主持人委婉閃爍地問及魯迅先生與蕭紅的關系，他直言快語地接過話茬，“你直接說，他倆是不是好過？是這意思不？”

　　他的定義是“知己”，“這很正常吧！優秀的男女之間，彼此心意相通，互相欣賞，很美好啊！”他給大家講魯迅跟豬打架的故事，拊掌大笑，笑聲傳到三間屋子之外。

　　1926年魯迅到廈門教書，思念在廣州的祖母，他一個人在相思樹下想念愛人，一頭豬不識相，跑過來，啃地上的相思樹葉，我祖父很惱火，擼起袖子就跟豬搏斗，一個老師跑過來，問他你怎么跟豬打架，他說老兄我不能告訴你……他想念我祖母，靠在一個有個許字的墓碑上合影，寄給她，多浪漫多可愛的一個人！

　　許廣平在周揚的指導下回憶魯迅

　　“關于我祖父的各種回憶錄，1949年之前的更為信實。”

　　今年年初，周海嬰和周令飛父子將許廣平1959年寫成的《魯迅回憶錄》以手稿本形式重出。

　　周海嬰、馬新云夫婦在該書序言中寫到，“當時已60高齡且又時時被高血壓困擾的母親來說，（寫這本書）確是一件為了‘獻禮’而‘遵命’的苦差事。”

　　魯迅逝世后，許廣平常應邀寫各種回憶文字，“我所認識的魯迅先生，只不過占其全生涯的五分之一強，比較起許多他的老朋友，還是知道得不算多，寫起來未必能周到。不過承好些朋友的督促，以為研究這時代的中國思想者，就是一飲一食，也可資參考的。為了義不容辭的責任，就拿起筆來了。”

　　這種回憶常使她傷慟，“時常眼睛被水蒸氣蒙住了，以致擱起筆來”。

　　她的文章平實動人，她眼中的魯迅絕無后來人工演繹的高大全：

　　衣服他是絕對要穿布制的，破的補一大塊也給一樣地穿出來。為了衣著的隨便，于是乎在十里洋場的上海，他到醫院給朋友當翻譯，醫院里面的人就當他是吃翻譯飯的，大敲其病人的竹杠；到印刷所接洽印件，或到制版公司去制鋅版，人家當他是商店里的跑街或伙計；到外國人的公寓去拜訪，電梯司機人就當他是BOY，不準他乘電梯，要他一步步跑到九層的樓上。（《魯迅的生活之一》）

　　她也不掩飾這個大丈夫的小性子：

　　因為我不加檢點地不知什么時候說了話，使他聽到不以為然了，或者恰巧他自己有什么不痛快，在白天，人事紛繁，和友朋來往，是毫不覺得，但到夜里，兩人相對的時候，他就沉默，沉默到要死。

　　……

　　他不高興時，會半夜里喝許多酒，在我看不到的時候。更會像野獸的奶汁所喂養大的萊謨斯一樣，跑到空地去躺下。

　　……

　　就這樣，沉默對沉默，至多不過一天半天，慢慢雨散云消，陽光出來了。他會解釋似地說：“我這個人脾氣真不好。”“因為你是先生，我多少讓你些，如果是年齡相仿的對手，我不會這樣的。”這是我的答話。但他馬上會說：“這我知道。”（《魯迅先生的日常生活——起居習慣及飲食嗜好等》）

　　1940年8月，她在上海《學習》雜志上發表文章，題為“瑣談”，直言她為程式化的魯迅回憶文章所苦，“似乎類于八股式的命題了，每有紀念魯迅特輯的刊物的時候，就很榮幸地直接間接得到通知，許我也參加一分說幾句話。其實這是很窘苦的事，我們生活太密切了，遇到的都是很平凡的經過，有什么可記述的呢？”

　　1959年，為慶祝建國10周年，各行各業都須“獻禮”，許廣平受命再憶魯迅，“魯迅逝世已經二十三年了，雖則音容宛若，但總覺言行多所忘記了。為著對歷史的忠實，為著對讀者的負責，都不應孟浪而為，因此頗感苦惱。”

　　她的真實一如從前，說自己記不得魯迅大段的談話，也沒有什么“猛料”，因為家庭生活中“不是講整套話的時候”，“每每朋友一來，我就張羅些家務：或添菜吃飯，或看顧小孩之類，往往聽到片言只語，未必能全，時日一長，便多忘記了。”

　　在周揚和邵荃麟的直接指導之下，許廣平“深深學到社會主義風格的創作方法”，“就是個人執筆，集體討論、修改的創作方法。我這本小書，首先得到許多同志的直接指導和幫助。他們重視這一項工作，關心指出何者應刪，何者應加，使書的內容更加充實健康了”。

　　初版序言中許廣平寫道，“大躍進的精神感召了我；‘十一’獻禮的洶涌熱潮又鞭策著我；在總路線多快好省的號召下，鼓舞起我的干勁；工人階級大無畏的堅決創造意志又不斷做我的榜樣，于是就下定決心試試寫作了。”

　　這個極具時代話語特色的序言在新版手稿本中一字未動。周海嬰在新書發布會上說：“我母親和父親生活了十幾年，從學生到終生伴侶，她說她死后她的文稿可以一個字不修改發表。當年，中國發表文稿、書籍是有‘紀律’的，能不受約束的只是極少數人，我母親沒有豁免權。很多作家都有被修理過的地方，研究中國近50年歷史的學者，可以比對兩個文本，看看作者的原意如何受一種規定話語模式的擠壓，如何變形的。”

　　《魯迅回憶錄》第十二章，許廣平原題為“在黨領導下的活動工作點滴”，后被改為“黨的一名小兵”。

　　毛澤東將魯迅神圣化

　　“魯、郭、茅；巴、老、曹”，將魯迅推上現代文學頭把交椅的不是別人，正是一生從未與魯迅謀面的毛澤東。

　　1934年初，馮雪峰在瑞金見到毛澤東，向毛匯報上海的工作和左翼文藝陣營的活動，毛澤東對魯迅的事情尤其感興趣。馮雪峰告訴毛澤東，有一個日本人說，全中國只有兩個半人懂得中國：一個是蔣介石，一個是魯迅，半個是毛澤東。毛澤東聽了哈哈大笑。一番沉思之后，他說：“這個日本人不簡單，他認為魯迅懂得中國，這是對的。”

　　馮雪峰告訴毛澤東，魯迅看了毛澤東的幾首詩詞后，認為有一種“山大王”的氣概，毛澤東聽后，并不生氣，反而開懷大笑。

　　從延安時期開始，毛澤東便養成常讀魯迅的習慣。1938年1月12日，他給當時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任主任教員的艾思奇寫過一封信，信中說：“我沒有《魯迅全集》，有幾本零的，《朝華夕拾》也在內，遍尋都不見了。”

　　1938年8月，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輯的20卷本《魯迅全集》在上海出版，內容包括魯迅的著作、譯作和他所整理的部分古籍，這是我國第一次出版《魯迅全集》。通過黨的地下組織，從上海輾轉送到了陜北根據地，毛澤東得到了一套。

　　這套20卷本的《魯迅全集》一直伴隨著他，從陜北帶到了中南海。毛澤東逝世后，報紙上發表過一張他站在書柜前看書的照片，他手里翻看的正是為他及其他視力減弱的中央領導同志特印的大字本《魯迅全集》。

　　魯迅的作用和影響力，毛澤東看得很準。1934年與馮雪峰熱議魯迅時，他正受到王明勢力的冷落和打擊，被排擠在中央領導層之外，聽說中央局有意請魯迅主持中央蘇區教育工作時，他搖頭說：“真是一點不了解魯迅！魯迅當然是在外面作用大。”

　　魯迅的作品1923年便開始入選中學語文教材，民國時期選入教材的多是小說、散文。1936年10月19日魯迅逝世，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及蘇維埃中央政府致電許廣平，稱魯迅為“民族最偉大的文學家、熱忱追求光明的導師、獻身于抗日救國的非凡領袖、共產主義蘇維埃運動之親愛的戰友”。

　　南京當局雖未采納為魯迅“舉行國葬并付國史館立傳”的要求，但孔祥熙以個人名義送了挽聯——“一代高文樹新幟；千秋孤痛托遺言。”

　　10個月后，“八一三”全面抗戰爆發，緊迫的時局淡化了魯迅知識分子的獨立形象，“戰士”、“斗士”的形象被高揚起來。郭沫若以他慣有的充沛激情疾呼，“魯迅并沒有死！目前在前線上作戰的武裝同志，可以說個個都是魯迅，目前在后方獻身于救亡活動的人，也可以說人人都是魯迅。魯迅化為復數了。”

　　1940年1月9日，毛澤東在陜北發表長篇演講——《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演講中稱魯迅為“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并給予魯迅“三家（偉大的文學家、偉大的思想家、偉大的革命家）五最（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最高政治定位。

　　此后，解放區的語文教材中大量增選魯迅的“戰斗雜文”，而國統區則禁止學生閱讀魯迅，禁止發行魯迅的一切出版物。魯迅不再是獨立于任何黨派之外的自由知識分子，而成為共產黨高擎的一面意識形態大旗。

　　愈學習魯迅，愈沒有魯迅

　　建國之后，魯迅作品的解讀朝著高度政治化一路狂奔。1956年10月，客居香港的曹聚仁以記者身份回到大陸，這一年恰是魯迅先生去世20周年，曹看到“魯迅的神話化和庸俗化的笑話，那是隨處可見的”。同年，他的《魯迅評傳》在港出版，影響巨大，但因為這是一本“人化”的魯迅傳記，直至1999年4月，才在大陸出版。

　　中國社科院魯迅研究室研究員張夢陽終身致力于魯迅研究的“科學化”，“1957年，馮雪峰、陳涌、李長之、許杰等研究魯迅的學者陸續被打成右派，魯迅研究的學理精神完全被扼殺。背離真實性和魯迅精神的極左傾向，統治了整個中國的精神文化界，魯迅研究領域首當其沖，成為了重災區。”

　　《魯迅批判》的作者李長之被批斗，一工宣隊隊員指著他的鼻子罵，“是你寫的《魯迅批判》么？魯迅是可以批判的么？就沖著‘批判’，你就罪該萬死！”

　　文革初，魯迅作品一度被逐出中學語文課本，兩年后，形勢發生變化，魯迅雜文被全面收編，進入政治話語體系。

　　1966年10月19日，魯迅逝世30周年紀念大會上，姚文元做了題為《紀念魯迅，革命到底》的報告，“發揚魯迅‘打落水狗’的戰斗精神”，“對人民的敵人決不寬恕”。

　　許廣平題為《毛澤東思想的陽光照耀著魯迅》的發言則令人瞠目，“毛主席稱贊魯迅是文化革命的主將，但魯迅總是以黨的一名小兵自命……魯迅一生所遵奉的命令……是黨和毛主席的命令。他努力學習和掌握毛澤東同志制定的黨的方針政策……”，“魯迅對我們最敬愛的毛主席是無限地崇敬和無限熱愛……魯迅的心，向往著毛主席，跟隨著毛主席，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是魯迅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

　　“那是一個可怕的年代，許廣平講那樣的話也是迫不得已，人們應該原諒。”張夢陽的觀點得到不少人的贊同。

　　學者朱健國反思那個時代，“愈號召學習魯迅，結果愈沒有一個魯迅。魯迅著作中，好像什么都預料到了，就是沒有想到，魯迅會在偉大者的表彰、宣傳之中真正永遠消逝。”

　　文革前夕，毛澤東給江青寫信，信中說，“我與魯迅的心是相通的。”1971年11月20日，毛澤東在武漢說：“我勸同志們看看魯迅的雜文。魯迅是中國的第一個圣人。中國第一個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賢人，是圣人的學生。”

　　此語一出，萬人追隨。1973年底，魯迅作品集的單行本全部出版，成為一代人罕有的精神食糧。文革后，《魯迅語錄》大量出現，斷章取義、任意曲解魯迅作品及言論的現象登峰造極。

　　北京魯迅博物館副館長黃喬生給本刊記者展示了一本蓋有“魯博革命縱隊”紅章的《魯迅語錄》，他曾經就不同歷史時期、不同版本的《魯迅語錄》做過專題研究。

　　“編印魯迅語錄的主要目的是用魯迅的話來注解毛澤東思想。現在見到的較早的版本是首都紅代會、新北大井岡山兵團魯迅縱隊編印的《魯迅語錄》，1967年9月出版。此書封面的大小、版式設計和字體都與當時的《毛主席語錄》極為相似。扉頁上有紅色題詞：‘毛澤東同志的偉大戰友魯迅精神不朽！讓我們踏著文化革命先驅者魯迅的足跡前進！讓我們在偉大的毛澤東思想道路上前進！’這段話出自陳伯達在紀念魯迅逝世30周年大會上所做的閉幕詞。推測起來，這本魯迅語錄有可能是陳伯達指示或主持編寫的。”

　　此后，全國各地陸續出現很多版本，有的叫《魯迅語錄》，有的叫《魯迅言論錄》，有的是自編，有的是翻印北京的版本。當時出版界已陷入無序狀態，一般語錄都是非賣品，黃喬生發現惟一一本有定價的語錄，是湖南人民出版社“紅色出版兵”編輯的，定價4角。

　　“要是魯迅先生還活著”

　　1946年魯迅逝世10周年，作家范泉在他主編的《文藝春秋》月刊10月號上推出了一個紀念特輯，以“要是魯迅先生還活著”為題，邀請15位知識分子筆談。茅盾、田漢、施蟄存、臧克家、蕭乾等人紛紛提筆，所答均緊扣當年6月內戰全面引爆之時局，好幾位作家談到李公仆、聞一多的遇刺，郭沫若、馬敘倫的挨打，認為魯迅如果活著，也難逃厄運。

　　1957年7月7日，毛澤東在上海中蘇友好大廈接見上海科學、教育、藝術和工商界的代表人士。席間羅稷南問了毛澤東一個問題，“要是魯迅今天還活著，他會怎么樣？”

　　毛的回答語驚四座，“要么被關在牢里繼續寫他的，要么一句話也不說。”

　　毛澤東與羅稷南的對話最早由魯迅與許廣平的獨子周海嬰在《魯迅與我七十年》一書中披露，其后，著名魯迅研究專家、出版人朱正在《魯迅的一世紀》一書中分上下兩章展現了諸多歷史細節。

　　曹聚仁在《魯迅評傳》“政治觀”一章中稱魯迅“帶了濃重的虛無色彩，并不相信任何政黨會有什么成就”。他始終堅持魯迅的一生只是一個“革命的同路人”。

　　胡適眼中的魯迅，“首先是以一團怨氣為內容，繼而是奉行蘇俄的文藝政策，終乃完全聽從蘇俄及共產黨的操縱”。他從實用主義的角度揣度魯迅與共產黨之間的關聯，“不要以為魯迅自始即是處心積慮的為共產黨鋪路。那不是事實，他和共產黨本來沒有關系，他是走投無路，最后逼上梁山。他從不批評共產主義，這也是不假的，他敞開著這樣一個后門。所以后來共產黨要利用他來領導左翼作家同盟時，一拍即合。”

　　真正改變魯迅對革命者認識的人是瞿秋白和馮雪峰。魯迅將瞿秋白引為“知己”，曾抄錄“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相贈。瞿秋白英年早逝，共產黨又把馮雪峰派到了魯迅身邊。

　　除了以筆為匕首投槍外，他還為共產黨做了很多具體的事情，例如幫助成仿吾找到黨組織；通過日本友好人士為共產黨搜集情報；方志敏入獄后，他成為方和黨中央特科的交通橋梁，在他的建議下，方志敏利用敵人軟化他的時間，寫下了《可愛的中國》等文章，流傳后世。

　　蕭紅《回憶魯迅先生》一文中寫到某天同魯迅去看電影：

　　魯迅先生坐在××電影院樓上的第一排，那片名忘記了，新聞片是蘇聯紀念五一節的紅場。

　　“這個我怕看不到的……你們將來可以看得到。”魯迅先生向我們周圍的人說。

　　這個美好的愿景并非魯迅對新中國的惟一假想。左聯后期，他同周揚等人分歧日劇，難掩失望。在致王冶秋（左聯成員，解放后曾任國家文物局局長）的信中，他說，“我在這里，有些英雄責我不做事，而我實日日譯作不息，幾乎無生人之樂，但還要受許多閑氣，有時真令人憤怒，想什么也不做……”在給曹靖華（留蘇學生，參加過魯迅主持的未名社，后因介紹蘇聯革命文學，代魯迅搜集蘇聯版畫和革命書刊，往來密切）的信中，他將周揚等左聯領導比作“手執皮鞭，亂打苦工脊背，自以為在革命的大人物”。

　　他看不得周揚等人唱高調，發號施令，不對敵人認真作戰，于是寫信給胡風，“我本是常常出門的，不過近來我知道了我們的元帥深居簡出，只令別人出外奔跑，所以我也不如在家里了。”

　　1934年至1935年間，瞿秋白夫人楊之華去找魯迅，請他簽一個文件，他不肯簽，很生氣地問她，“像（周揚）這樣的黨員，你們為什么不清出去。”

　　當馮雪峰長征后，到上海再見魯迅，魯迅的第一句話竟是，“這兩年我給他們擺布得可以！”

　　1934年4月30日，他曾致信曹聚仁，“……倘當崩潰之時，竟尚幸存，當乞紅背心掃上海馬路耳。”

　　他聽馮雪峰介紹革命形勢，對馮說，“你們來到時，我要逃亡，因首先要殺的恐怕是我。”馮雪峰連忙搖頭擺手，“那弗會，那弗會！”

　　“后期的魯迅，他如此熱烈擁抱社會甚至熱烈擁抱政治，是事實。……魯迅盡管是個天才，但也難以逃出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激進大潮流。在精神創造中，也曾悲劇性地用政治話語取代文學話語，消耗太多寶貴的心力。他那么深地介入政治和左翼營壘，是幸還是不幸，尚須時間來判斷。”劉再復為朱正《魯迅傳》（港版）作序時如是寫道。

　　胡風也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如實呈現了轟隆運轉的宣傳機器對魯迅的巨大損耗和吞噬。

　　“兩個口號”的論爭，使得陷入內耗的魯迅身體狀況越來越糟糕，馮雪峰為了執行黨交給的任務，仍要打擾魯迅的內心安寧。魯迅發表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都是由魯迅口述、馮雪峰筆錄的。

　　一次馮雪峰代擬了一個稿子，約胡風一起去魯迅家。魯迅病體不支，馮雪峰把稿子念給魯迅聽，魯迅沒有力氣說話，只是點了點頭，表示同意，臉上略有不快之色。

　　兩人出門后，馮雪峰對胡風說：“魯迅還是不行，不如高爾基；高爾基那些政論文，都是黨派給他的秘書寫的，他只簽一個名就行了。”

　　胡風很震驚，“魯迅病得這樣沉重，應該盡一切可能搶救他，應該盡最大的努力避免刺激他打擾他。……魯迅在思想上是非常嚴正的，要他對沒有經過深思熟慮的思想觀點擔負責任，那一定要引起他精神上的不安，對病情產生不利的影響。”

　　周令飛不喜外界把魯迅的晚年描述得過于孤獨和凄苦，“我理解的魯迅，在生命的最后時刻，在彌留之際是不應該有悲哀痛苦的。在他的一生當中，他盡可能地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而且做得那么好。”

　　今天我們如何紀念魯迅

　　《死》是魯迅最后時期的一篇散文，文中有他對親屬的囑托，常被視為先生的遺囑：

　　一，不得因為喪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錢。——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趕快收斂，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關于紀念的事情。

　　四，忘記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涂蟲。

　　五，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

　　六，別人應許給你的事物，不可當真。

　　七，損著別人的牙眼，卻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

　　此外自然還有，現在忘記了。只還記得在發熱時，又曾想到歐洲人臨死時，往往有一種儀式，是請別人寬恕，自己也寬恕了別人。我的怨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

　　他像是預料到自己身后的喧囂聒噪，特此囑托。只是一個遺體上空前莊重地覆蓋了繡著“民族魂”三個大字的旗幟的人，如何能輕易得到安息？

　　魯迅的研究、出版，乃至紀念，一直被納入官方話語體系。

　　位于北京西城區阜城門內大街的魯迅博物館俗稱“西魯”，院內的魯迅故居，是魯迅在北京的最后一處住所。1950年10月19日，魯迅逝世14周年紀念日，故居頭一次開放，接待各界群眾參觀、瞻仰。

　　1979年5月，周揚牽頭成立了社科院魯迅研究室，因社科院在東長安街，被稱為“東魯”。

　　“西魯”、“東魯”，以及專司魯迅著作出版發行的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著作編輯室”都在爭奪對魯迅的話語權。1979年5月26日，魯迅研究會成立，周揚任會長。“西魯”館長李何林為人耿介，直言當年處處違逆魯迅的“四條漢子”之首如何能當此任？

　　1981年，魯迅誕辰100周年，社科院魯研室受命為周揚寫一篇大會發言稿，由魯研室的劉再復和哲學所的張琢聯手操刀，張夢陽那時30出頭，“給他倆打打下手”。

　　“當時兩種思潮的斗爭已經開始了，發言稿是劉再復負責執筆的，他的主旨是要堅持魯迅精神，主張思想解放。寫完之后，打印出來，送到周揚那里，當時周揚在北京醫院住院，已經73歲了。他看了是滿意的，可是林默涵跟王任重堅決否定。”

　　劉再復后來告訴張夢陽，林默涵和王任重一邊一個坐在周揚的病床旁，指責那個講話稿立場有問題。周揚迫于壓力，答應讓中宣部重新組織人另起爐灶，“劉再復、張琢就退出了，我這個跑腿兒的反倒繼續留在封閉寫作的賓館，等著同新來的人銜接。”

　　最終由于時間倉促，加之新來的人對魯迅研究不夠，9月25日的人民大會堂上，周揚還是宣讀了劉再復他們起草的發言稿。

　　這一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發行了16卷本的《魯迅全集》，編輯工作由中央直接抓，胡喬木掛帥，后來他忙于其他工作，委托林默涵代為負責。為了排除干擾，魯迅編輯室設在社外，在宣武區虎坊橋《詩刊》雜志社找了個空房子，時任編輯部成員陳早春每天擠公交車去上班，一個冬天下來，“大衣扣子全都被擠掉了”。他們的工作條例中明確規定：“注釋中遇到一些較為重要或者復雜的問題，應特別嚴格掌握分寸，并將注稿送請上級領導審定。”

　　1986年，黃喬生自南京大學中文系研究生畢業，分配到魯迅博物館研究室，“直到80年代，魯迅學都是一門顯學。”他的畢業論文是《野草》的文本分析，很多同學羨慕他分到魯博研究室，極少有人預見到魯迅的官方研究興盛期已近尾聲。

　　“我剛來就趕上魯迅逝世60周年，當時在社科院搞了一個紀念大會，錢鐘書致開幕辭，他說魯迅是個偉人，要從多方面研究……那時劉再復還在國內，是社科院魯研室主任，那個會他也參加了。”

　　1989年五四青年節，有關方面組織了一個“魯迅與五四名人與中國傳統”的討論會，黃喬生記得會上許多人慷慨激昂，將魯迅視為反傳統、學習西方文明的榜樣。不過很快，那些都不讓提了。

　　一段沉寂之后，商業大潮洶涌來襲，魯迅研究逐漸退潮，“魯迅學成為博物館里的展覽品，思想史的一個標本，距離現實越來越遠了。”

　　2006年，周海嬰、周令飛父子發表了一篇長文《魯迅是誰》，這個話題引來學界內外許多爭論。

　　“東魯”社科院魯研室自張夢陽退休后就取消了編制，“西魯”魯迅博物館現為司局級公益性事業單位，參觀者只要出示有效證件，就可以免費參觀陳列館和魯迅故居。然而即便是北京游客云集的暑期，館內游客也很少。

　　副館長黃喬生眼下最操心的是如何利用魯迅在大眾心中的“最后一點影響”抓緊宣傳魯迅。“對于下一代來說，魯迅是非常陌生的，在這個陌生化到來之前，我們還能做些什么，我現在作為博物館的運營者，就是要想盡一切辦法，普及魯迅。”

　　魯博館長孫郁曾經邀請莫言、陳丹青來辦講座，莫言說，“和魯迅相比，我覺得自己還是一個孩子。”

　　孫郁認為：“魯迅首先是一個翻譯家，其次才是作家。魯迅晚年每年都要翻譯兩、三本書，把魯迅和胡適作比較，就可以發現，胡適的思想和智慧在30歲就已經停止前進了，而魯迅在50歲的時候依然在不斷發展。因為魯迅要翻譯、要輸血、要新鮮的東西，他警惕自己成為過去思想的奴隸。”

　　黃喬生感嘆，“魯迅還是一個對中華民族很有用的思想資源，到今天為止，我們還是面臨著怎么對待西方，怎么對待傳統文化，中國道路選擇的問題。這些魯迅都有思考，但是現在似乎已經沒有人有這個耐心來讀他了。”

　　學者錢理群指出魯迅研究界或隱或顯地存在著一種傾向，在“將魯迅凡俗化”的旗號下，消解或削弱魯迅的精神意義和價值。

　　“我們為什么需要魯迅”是錢先生魯迅講座中經常要講的內容，“在魯迅面前，你必須思考，而且是獨立地思考。正是魯迅，能夠促使我們獨立思考，激發我們的想象力和創造力。他不接受任何收編，他也從不試圖收編我們；相反，他期待，并幫助我們成長為一個有自由思想的，獨立創造的人——這就是魯迅對我們的主要意義。”

　　“魯迅曾提出一個‘真的知識階級’的概念……永遠站在底層平民這一邊，是永遠的批判者。這也是魯迅的自我命名。這樣的‘真的知識階級’的傳統，在當下中國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這是我們今天需要魯迅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

　　魯博安靜的展廳里，一幀幀照片、一件件實物凝固了逝者的人生。

　　展覽的最后一個主題是魯迅生命的最后時刻——從魯迅逝世前13天和青年木刻家的溫馨合影；到去世前3天仍在續寫的遺作《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再到辭世前一天，病體難支，寫給好友內山完造，拜托他請醫生的珍貴遺墨；之后是那張令人不忍正視，取掉了全副假牙，臉頰塌陷的遺容照片；最后，是那面曾經覆蓋在魯迅遺體上，繡著沈鈞儒手書的“民族魂”三個大字的白色大旗。

　　觀眾留言簿上，《有聲的中國》和《野草題辭》中的兩段話常被引用：

　　青年們先可以將中國變成一個有聲的中國。大膽地說話，勇敢地進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開了古人，將自己的真心的話發表出來。……只有真的聲音，才能感動中國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須有了真的聲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

　　地火在地下運行，奔突；熔巖一旦噴出，將燒盡一切野草，以及喬木，于是并且無可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將大笑，我將歌唱。

　　（參考書目：許廣平《十年攜手共艱危》、《魯迅回憶錄》、曹聚仁《魯迅評傳》、劉再復《魯迅傳》、朱正《魯迅的一世紀》、黃喬生《魯迅與胡風》、《魯迅語錄閱讀小札》、張夢陽《中國魯迅學通史》、周海嬰《魯迅與我七十年》、薄景昕《試論中學魯迅作品的選編與政治文化的關系》、康凌《學者魯迅——一個建構史的回顧（1936-1966）》等）

    魯迅的后人們

　　本刊記者 徐梅 發自北京

　　周令飛像極了他的祖父魯迅，尤其是那兩撇胡子，常有人跟他開玩笑，問是否有導演請他去演魯迅。他笑聲朗朗，“不行啊！我太高了！”

　　他比祖父高出20公分。有學者論證了，許廣平女士身高170公分，因此周海嬰以及他的三兒一女，個子都遠超魯迅。

　　他是由祖母許廣平一手帶大的，為了他這個寶貝大孫子，許廣平戒了煙，日日精心看護。“令飛”的名字也是她取的，這是魯迅曾經用過的一個筆名。每逢朋友來訪，她就會把孫子抱起來，高高地舉到魯迅的遺像前。周海嬰初誕時，老來得子的魯迅也是如此興奮，家中來了客人，海嬰即便是睡著了，也要抱出來，供朋友們欣賞贊美一番。

　　周令飛有兩個弟弟（周亦斐、周令一）一個妹妹（周寧），大弟弟亦斐還在媽媽馬新云肚子里時，周海嬰夫婦考慮過暫不要那么多孩子，專心學業。去開人流手術介紹信時，被馬新云所在學校的領導制止了。校領導認真商議了一番，認為魯迅的后代本來就少，怎可輕易打掉？

　　82歲的周海嬰先生如今兒孫滿堂，周家第4代有兩個孫子兩個孫女，還有一對雙胞胎外孫女，好不熱鬧。

　　十多年來專職從事魯迅普及、宣傳的周令飛是這個特殊家庭的新聞發言人，他的人生經歷也是兄弟姊妹中最曲折的。

　　“公派自費”留學日本

　　周令飛生于1953年，父親周海嬰對他的評價是，“性格極強，自己認準的事情，非要達到目的不可。”

　　上小學他未經父母同意，自己跑去報考解放軍藝術學院；16歲那年，部隊招兵，他還不到參軍年齡，卻硬是向軍代表軟纏硬磨，穿上軍裝到東北高炮某部當了幾年兵，后到解放軍畫報社當攝影記者，轉業分到人民美術出版社。

　　1979年前后，國家放寬出國留學政策，周令飛加入了首批自費留學的大軍。他早早聯系好了東京一所語言學校，打算先過語言關，再進修別的專業。

　　然而學校都開課了，他還沒拿到批文，急得他三天兩頭跑教育部。批文遲遲不下的原因是他是魯迅的孫子，有關方面斟酌再三，覺得“像我們這種人家的孩子以自費名義出去留學，要靠外國人來關照，未免有失國家體面。但是，按規定像令飛這樣的情況，似乎又不合‘公派’的資格……最后，上面總算想出了變通措施，叫做‘公派自費’，即是說，出去的一切費用由自己掏腰包，而對外的名義卻是國家所派遣”（周海嬰《魯迅與我七十年》）。

　　做魯迅的后代不容易，周海嬰在自己的青年時期已深有體會。1948年，他同母親許廣平在地下黨的安排下，取道香港，與郭沫若等人一同乘船奔赴東北“光明區域”（郭沫若語），一路上坐言立行處處小心，仍然發生了許多令他終身難忘的尷尬苦惱事。

　　先是添置冬衣時買錯了行頭，組織上發了一筆錢用于購置冬裝，海嬰給自己買了一身形似美軍戰俘的舊軍衣，給母親買了件狼皮大衣，穿上去頗似國民黨官太太，到了“光明區域”別扭無比，許先生只得另做大衣，將這件皮衣捐出去做電影道具。

　　到沈陽后，母親一再叮囑時年19的海嬰“夾緊尾巴做人”，甚至明令他走路緊跟茅盾夫人孔德沚，亦步亦趨，惟恐行差踏錯。

　　東北書店補上一筆魯迅著作版稅，母子倆堅辭難拒，海嬰將這筆款子兌換成50兩黃金，打算捐獻給沈陽“魯迅文藝學院”，不料從銀行取款回來第二天，母子倆一進餐廳，便遭冷落白眼，“可憐我們母子倆竟被徹底誤解了，人家北上是赤膽忠心投身革命，而我們卻是來向黨伸手討賬要錢的……”

　　經過許廣平多次請求，又經過上頭多次研究，離開沈陽前夕，他們終于得到回復：魯藝可以接受捐款。1997年，周海嬰應邀參加該學院的魯迅塑像揭幕式，院領導送給他一張當年捐贈合影的大照片，周海嬰捧著那張照片，回想往事，“仍禁不住身上一陣陣的寒栗”。

　　上大學后，一天同學在宿舍打橋牌，他在一旁圍觀，插了幾句嘴，傳出去成了魯迅的兒子不好好學習，沉溺于玩橋牌。為此，校團委書記還專門找他談話，囑咐他作為魯迅的后代要注意影響。

　　周令飛為愛私奔臺灣

　　一生謹小慎微的周海嬰沒料到兒子周令飛放了一顆“原子彈”。

　　1982年的一個周末，他和老伴接到閨女周寧從東京打來的國際長途，女兒聲音急促，說出的消息猶如驚雷：

　　她剛剛從東京電視臺的新聞節目中看到，大哥哥與姓張的臺灣女同學決定去香港結婚，并且中途在臺北下飛機后，向媒體發表了三點聲明，內容的大意是：一、此舉純粹為了愛情，而沒有任何別的企圖；二、這事與我父母無涉；三、因為與臺灣的女孩結婚，兩岸的狀況又如此，我宣布退出中國共產黨。

　　夫妻倆愁苦無奈，相對無語，一下子蒼老許多。

　　臺北，這是什么地方啊，豈是你可以去得的嗎？你為了去那個地方竟然連光榮的共產黨員稱號也不要了，你何以對得起黨，何以對得起國家，何以對得起愛你撫育你的奶奶和父母，你還是偉大魯迅的孫子啊！（周海嬰《魯迅與我七十年》）

　　周海嬰的主管領導——廣電部部長吳冷西把他叫去，說周令飛的行為，政治影響極壞，并以黨和組織的名義命令周海嬰寫一個聲明，宣布與周令飛脫離父子關系。周海嬰違心地把領導準備好的“脫離父子關系”的草稿重抄了一遍，簽上了自己的名字，所幸這份聲明并未公布。

　　他在單位閱讀文件的資格被取消，全國人大主席團成員資格也被取消，周令飛母親馬新云被剝奪教學資格，直到1986年才恢復。

　　那段時間，他時常收到從香港寄來的信件，里面裝著各種宣傳紙片，有國民黨的青天白日旗，甚至還有黃色圖片。

　　“魯迅的孫子到了臺灣！”受到這一重大新聞刺激的臺灣媒體一片嘩然，他們對周令飛這一行為給出了“叛逃者”、“投奔自由”的政治闡釋，周海嬰時刻擔心兒子在那邊的言行，生怕他“做出什么對不起黨和國家的事來”。

　　幸而周令飛沒再爆出什么讓父母驚駭的猛料，他拒絕了國民黨的各種安排和當地媒體的邀請，放棄了自己的電視制作專業，在岳父開辦的百貨公司工作，警醒地生活。

　　張純華父親的生意大受影響，最后公司破產倒閉。出外謀職的周令飛因為是大陸人，又是魯迅的孫子，沒人敢用，夫妻倆生活一度甚為窘困。后來他倆買了一臺爆米花機，將爆好的米花批發給攤販。魯迅的孫子竟落到在臺北賣爆米花過日子的地步，媒體記者又是一通熱炒。

　　1999年，周令飛因工作從臺北來到上海，并沒有打算長期留在這里，“我留在上海是一個偶然，當時我被聘請在上海做一臺舞臺觀光秀的節目，因為我在臺灣一直是做這方面的工作的。公司一直欠我薪水，最后公司倒閉，欠了我很多錢，我為了討債就留在了上海。”

　　滯留上海，給了周令飛一個了解父輩、祖輩的機會，“我父親當時在維護魯迅的私權方面是走快半步的，也因此舉步維艱，很多人對他表示不理解，當時人們的私權意識還不是很強，說‘魯迅的家屬怎么會這么愛錢啊’，我覺得挺不公平的，這是我自己的東西我憑什么不能要啊？為什么魯迅家屬就沒有這樣的權利？”

　　因為不忍心“看著父親孤軍奮戰”，就開始幫他，在幫的過程中漸漸進入了魯迅的世界，也漸漸發現了問題，“‘魯迅是誰’這個問號在我心中和腦海中越來越大，到底是不是我年輕時知道的那樣一個魯迅？后來發現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太爺爺的文章，我們讀起來沒有那么強的共鳴”

　　周令飛的大女兒周景欣高挑秀美，大學二年級時曾在臺灣熱門綜藝節目《我猜、我猜、我猜猜猜》中出鏡，一句“我的曾祖父是魯迅”甫一脫口，節目片段、截屏相片便在網上熱傳。

　　當時打算進入娛樂圈發展的她征求父親的意見，周令飛的回答是，“你能做到前三名嗎？如果能，你就去做！”景欣想了想，說算了。

　　這個家族的家教從來如此，尊重孩子的個性和選擇，甚少干涉。周海嬰小的時候曾同魯迅討論過如何做一個好爸爸：

　　“我做爸爸的時候不要打兒子的。”

　　“如果壞得很，你怎么辦呢？”魯迅問。

　　“好好地教伊，買點東西給他吃。”（許廣平《魯迅先生與海嬰》）

　　如何做好魯迅的后代？周令飛對子侄們的建議是，“做你自己！”

　　記者從周令飛那里得到周景欣的手機，電話接通，一個甜美清脆的聲音跨海而來。

　　“哎呀，上《我猜》那個節目都已經是10年前的事情了，當時只是好奇，什么都想嘗試一下。我現在已經成家，快要生小孩了。”

　　她供職于一家不動產顧問公司，先生是學生時代就認識的。“大學三四年級的時候，我就已經明白，其實自己想要過的，就是跟一般人一樣的，穩定平凡的生活。”

　　“太爺爺在大陸非常受尊重，但在臺灣，他的文化思想并不像在大陸那樣影響深刻。” 從1949年兩岸對峙，到1987年臺灣解除戒嚴令，40年間魯迅及30年代作家（甚至包括沈從文）的作品在臺灣一律成了禁書，偷看魯迅作品甚至會惹來殺身之禍。

　　她很坦率，說自己讀太爺爺的作品“有壓力”，“他的文學作品對于我來說有一點不可思議，很沉重，他筆下描述的是一個壓抑時代的中國人的精神世界。”

　　高中時，周景欣曾經從臺灣轉學到北京，“在魯迅中學念了一年。”她笑起來，說自己特別喜歡北京。

　　《藥》就是在那年學到的一課，“人血饅頭”給了她極大的刺激，“是他筆下那個時代氛圍傳遞出來的壓力，不是很愉快的東西。我是一個樂觀的人，我跟那個時代中國人的精神世界是有距離的。”

　　“太爺爺的文章比較艱深，加上時代的隔膜，我們讀起來并沒有那么強的共鳴。現在生活步調很快，壓力很大，如果看書，自然想讀一些比較輕松的、能夠舒緩壓力的東西。”

　　景欣直言，她跟妹妹只有在回大陸探親，參加一些紀念活動時，那個“魯迅后人”的身份才會被強化，一回到臺灣，就回復到她想要的“穩定平凡”中去了。

　　這樣的生活，魯迅若是泉下有知，應當會含笑嘉許的吧，他對后代的希望正是“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記者提到有傳聞說她曾打算跟父親一起從事魯迅文化傳播，她在電話里沉吟了片刻，說暫時還沒有這樣的想法，“如果能夠靠自己，爭取一片天地，那個成就感可能會更大一些！”

　　圖說：周海嬰先生三代同堂全家福

　　前排左起：小女周寧、長媳張純華、周海嬰妻子馬新云、小孫子周景軒、周海嬰先生、二媳吳彬、三媳車曉林

　　后排左起：女婿田中正道、長子周令飛、雙胞胎外孫女田中華蓮和田中悠樹、長孫女婿施為元、長孫女周景欣、小孫女周景文、次子周亦斐、三子周令一

　中學語文課本中魯迅作品的變遷

　　本刊記者 徐梅 實習記者 易潔 發自北京

　　30%的同學認為中學魯迅作品的教學有過度闡釋之嫌，學生們要想考出好成績，必須學會“一字一句讀書”，“讀出作者的潛臺詞”，“讀出每一個副詞的意味”，甚至連標點符號都不能放過！

　　“孔乙己是站著喝酒而穿長衫的唯一的人”揭示了：

　　A、孔乙己的經濟地位和思想意識

　　B、站著喝酒說明他經濟地位低下，穿長衫說明他放不下讀書人的臭架子

　　C、孔乙己是個思想迂腐的讀書人

　　D、孔乙己沒錢，所以只能站著喝酒，當時讀書人都穿長衫，所以孔乙己也穿長衫

　　如果你還記得這道中學語文試題的答案，恭喜你，你真是我國應試教育的優良產物；如果你完全不解此為何意，抱歉，恐怕你不是在偉大祖國接受的語文教育。

　　魯迅作品在中國語文教育中的烙印之深，實在無人能敵。

　　2009年春，北京大學溫儒敏老師曾給大一學生布置了一次小論文作業，題目是《我觀中學語文中的魯迅教學》，要求大家回顧中學語文課中魯迅教學的具體情況，聯系各自的閱讀體驗，從教材、老師、教學方式和考試等方面，談談中學時學魯迅學到了什么，如何學的，是否存在問題，在各自的設想中應該怎樣學魯迅。

　　30%的同學認為中學魯迅作品的教學有過度闡釋之嫌，學生們要想考出好成績，必須學會“一字一句讀書”，“讀出作者的潛臺詞”，“讀出每一個副詞的意味”，甚至連標點符號都不能放過！

　　比如《祝福》這篇，有這樣一個形容詞后置的句子，“內中一個破碗，空的”，“要能體會出這個形容詞后置是要起強調作用”。

　　更令人崩潰的是魯四老爺在祥林嫂被婆家搶走之后陸續說了三個“可惡，然而……”，各自都有著確定的深刻含義。

　　破折號和省略號的用法也讓人抓狂：“這有什么依不依。——鬧是誰也總要鬧一鬧的”中起的作用是解釋原因；“后來？——起來了”中的作用是說明結果；“——唉唉，她真是交了好運了”這句中的作用則是總結性話語！

　　難怪有同學慨嘆：“我們不是不喜歡魯迅，我們是被逼著不喜歡魯迅。”

　　日前一則關于各地教材換血，“魯迅大撤退”的微博引發震蕩，經過媒體的幾輪熱炒及辨析后，事實漸漸浮出水面：語文課本中魯迅作品近20年來確實在逐步“撤退”，但至少最近一次課改，魯迅沒“撤”。

　　教育專家認為相較于“撤還是沒撤”、“撤了多少”這些爭論，真正應該關注的是中學語文的教學方式。

　　語文課本里的魯迅

　　魯迅作品已經在中學課本中躺了將近一個世紀，數量最多時達到31篇。

　　實際上，早在20世紀20年代初魯迅剛剛蜚聲文壇時，國內各個書局、各省教育廳和一些著名學校就開始在他們自行編寫的《國文》或《國語》課本中選用魯迅的作品。

　　“最開始選用魯迅，不是官方的，而是民間自發的。”北大著名學者、魯迅研究專家錢理群說。

　　在目前能看到的語文課本中，最早收入魯迅作品的是《初中國文選讀》，入選的6篇是《故鄉》、《風波》、《鴨的喜劇》、《兔和貓》、《社戲》和《論雷峰塔的倒掉》。

　　1924年葉紹鈞主編的新學制初級中學《國語》教科書，1930年代傅東華主編的《復興初級中學國文教科書》，夏丏尊、葉紹鈞合編的《國文八百課》，1940年代葉紹鈞、朱自清合編的《精讀指導舉隅》和《略讀指導舉隅》等，都選入了相當數量的魯迅作品。

　　對此，魯迅曾明確表態他不愿意。1924年1月12日《晨報副刊》上曾刊載曾秋士（孫伏園）的文章《關于魯迅先生》：“他說他一聽見《吶喊》在那里給中小學生讀以后，見了《吶喊》便討厭，非但沒有再版的必要，簡直有讓他絕版的必要，也有不再做這一類小說的必要。”

　　無論魯迅是否愿意，他的作品被越來越多地選入中小學語文教材已是不爭的事實。

　　解放后的頭17年，語文課堂成了宣傳社會主義政治思想的重要陣地。由于毛澤東對于魯迅的極高評價，魯迅作品理所當然地成為了負載新體制意識形態的投槍和匕首。與過去相比，這一時期他的作品共31篇被選入，數量比解放前的24篇有大幅增加，其中包括《“友邦驚詫”論》、《〈吶喊〉自序》等11篇雜文，戰斗性極強。

　　也正是這一時期新選入的《狂人日記》、《藥》、《阿Q正傳》、《燈下漫筆》等篇目，奠定了解放后的半個多世紀中魯迅作品選目的基礎。即便是今天這個思想不斷解放、文化漸趨多元的時代，中學語文課本中魯迅作品的大多數仍然不出這個范疇。

　　“文革”中語文課成了政治課。“文革”開始的頭兩三年，魯迅作品因為不完全符合政治思想宣傳的目的而被逐出中學語文課本。1969年開始，語文課所謂“文”的范圍稍有擴大，魯迅作品開始得到謹慎的恢復，但也僅限于政治性極強的雜文；1970年，文學作品的解禁范圍進一步擴大；“文革”中后期，在其他作家和作品均遭禁的時候，魯迅作品成了中學語文課堂上惟一的文學教材。

　　“文革”結束后，中學語文教學緩慢恢復，一些更溫和的作品被選入中學課本。如今廣為人知的《范愛農》、《阿長與〈山海經〉》、《拿來主義》等篇目就是在那之后第一次出現在中學生面前。與政治緊密相連的雜文則逐步減少。

　　值得一提的是，2001年義務教育課程標準實驗教科書七年級上冊入選的《風箏》一文，曾在民國時期的中學語文課本中出現過。有趣的是，這篇描寫兄弟之情的文章，也是臺灣新版國文教材中魯迅作品的惟一入選者。

　　有關魯迅作品的教學圣經

　　新中國第一部中學文學教材《文學》，教參中言辭鏗鏘：

　　《一件小事》，“目的在使學生認識勞動人民的高貴品質和革命知識分子的嚴肅的自我批評精神，積極向勞動人民學習，時時認識并糾正自己的缺點”。

　　《孔乙己》，“作品揭露封建文化毒害知識分子的罪惡，批判封建社會知識分子的迂腐無能和同情他們的不幸遭遇”，“講授這一課，目的在使學生認識封建文化毒害知識分子的罪惡，加深學生對封建制度的憎恨”。

　　1961年12月16日《文匯報》發表了題為《試論語文教學的目的和任務》的社論，文中指出：“語文，歸根結底是一種工具，是階級斗爭的工具，是生產斗爭的工具。”

　　“十七年”間各個版本的教參加劇了對魯迅作品的政治圖解。

　　在《祥林嫂》的“教學建議”中建議略過《祝福》開頭和結尾——即祥林嫂“關于靈魂有無的追問”和“全魯鎮祝福的熱鬧氣氛”，“使學生認識清楚祥林嫂是怎樣的人。要著重引導學生從同情祥林嫂到仇恨舊社會，啟發他們的革命斗志”。

　　《我們不再受騙了》，“目的在使學生認識帝國主義欺騙人民和污蔑社會主義國家的罪惡陰謀和反動本質，認識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從而加深學生對帝國主義的憎恨，對社會主義的熱愛”。

　　《藥》中夏瑜墳上的那一圈紅白的花，被解讀為“革命者永遠殺不盡，也表示后死者會接受先烈的教訓，為革命另辟一條光明、勝利的路”。

　　跌入政治語境的魯迅作品令老師們戰戰兢兢，死死抱著教參授課，惟恐說多錯多。“文革”期間，針對一線教師教學中遇到的難題，時任北京魯迅博物館館長兼魯研室主任李何林寫了一本《北京市中學語文課本中十五篇魯迅作品的問題試答》，盡管個別地方仍然存在泛政治的闡釋，但多數解答實事求是，有一說一：

　　問：《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中的美女蛇有什么寓意？

　　答：我看就是字面上的意思，沒有什么特別的寓意。這就是個迷信故事，嚇唬孩子的。也可以說魯迅在批判這個迷信故事。

　　問：《藤野先生》的主題思想，究竟是主要寫作者的愛國主義精神還是贊揚藤野先生的優秀品質？

　　答：主要是后者，前者是次要的。

　　問：《一件小事》的主要人物是“我”還是“車夫”？

　　答：是車夫。

　　這些現在讀來引人發笑的無厘頭對答，當年卻是中學語文老師的教學圣經。

　　荒謬的是，改革開放30年之后，雖然很多教參已經開始逐漸提供關于魯迅更多的、更客觀的解讀，仍然有部分中學教參延續上世紀的“魯迅觀”，“如果按照這些早就被學術界清理過的觀點向學生教授，必然會造成學生對魯迅的普遍的隔膜和誤解。”錢理群說。

　　（本文參考了薄景昕《“十七年”時期魯迅作品的教參解讀》、《圣化的背后》、袁夏平《中學魯迅作品教學和現狀反思》、孫芳《北大學生看中學語文中的魯迅教學》等論文）

　　中學課本里魯迅作品多了還是少了？

　　采訪整理 易潔、徐梅

　　著名學者錢理群

　　魯迅作品必須進入中學課本

　　我認為魯迅的作品不僅必須進入中學課本，還應該有一定的分量，成為重點或者基本教材。

　　魯迅之于中學生的意義有兩點：

　　第一，魯迅不是一般的偉大的作家，他是中國文化史上有原創性的作家，就像莎士比亞之于英國，歌德之于德國，托爾斯泰之于俄國一樣。他們的意義在于，當這個民族在遇到問題的時候，永遠可以回過頭去重新讀他以找到問題的答案。而中學教育是一個人生命中很重要的部分，也是對一個民族的未來很重要的階段，所以魯迅在這個階段不可缺席，應該讓他作為源泉性的基礎教育讀本。

　　第二，魯迅的作品文字非常優美，是現代漢語的最高典范，所以也應該成為中小學生學習語言的范本。我曾經在北京、南京和臺灣講過魯迅作品，發現魯迅作品最能打動學生的，至少在最初的時候，不是他的思想而是他的語言。這也是為什么我在臺灣教書的時候，專門從魯迅作品中挑出一些寫天、地、人的句子組成一篇文章《天•地•人》，并不給學生講授，只是帶著他們高聲誦讀。學生們都被魯迅語言中強烈的音韻感打動，讀得非常開心，也對魯迅產生了極大的興趣。

　　關于中學語文教學中的魯迅，應該找到一個淺顯與深刻以及文章數量的平衡點。這也是因學生的年齡而異的。初中階段可多選一些魯迅關于生命、關于愛和美的感悟的描寫與思考，相對明朗的文字；高中階段則可選一些更能體現魯迅最基本的思想，更為嚴峻，理解有一定難度的文字。

　　現在的新課改將語文分為必修和選修兩部分也能夠更好地促進學生們了解魯迅。一些關于情感與美的、能夠讓學生在生活中找到連接點的文章可以放在必修課本中。高中生與父母間的關系非常微妙，所以我講《父親的病》這篇文章時，就讓他們從自身出發，從“父子”的角度去學習魯迅，從而找到共鳴。選修課則可以吸納一些更深刻的文章。

　　關于魯迅作品的教學，以前提倡的“講深講透”這種說法我是不贊成的。一方面，作為一個中學語文老師，在有限的時間內根本沒辦法把魯迅的文章真正講透；另一方面，就算老師真能夠講透，學生也未必理解。所以，對于魯迅的作品可以要求學生“有所懂有所不懂”，對于那些非常難理解的部分，老師可以有意識地不講。在中學的語文教學中，講魯迅的一個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帶學生認門牌號，讓他們對魯迅感興趣。讀魯迅應該是一輩子的事情，應該是常讀常新的。他們對魯迅有大致的了解，以后還可以找來讀，那時可能會有不同的理解。

　　思想更深刻一點的文章，實在不利于中學生理解的，可以直接剔除出去。比如《〈吶喊〉自序》這篇文章就不應該放進教材，因為它表達的思想太深刻了，就連我們現在在大學里講，也很難講清楚。但對于現在人教版中《藥》這篇文章被刪除，我還是有不同的意見。在我看來，這篇文章體現了魯迅最基本的思想，而且它的文字有很強的畫面感，如果教師真的能夠講好，學生并不難理解。況且，現在的中學生比我們那時候成熟多了，我相信他們有很大的潛力去接受這些思想。

　　總之，在思想上，魯迅是異端。他的意義就在于在中國的文化長河中體現出一種不同的聲音不同的想法，逼你去思考，而這也應該是教育終極的目的和意義所在。而在語言上，學術界的共識是，他的文字非常細膩非常美。至少根據我的教學經驗，魯迅把每個孩子內心最美好的東西都激發出來了——對漢語的感知也好，對內在想象力的拓展和激發也好，都能夠通過閱讀魯迅完成。

　　特級教師王棟生

　　魯迅是語文教育的重要資源

　　魯迅是語文教育的重要資源。教師如果自己能讀懂《阿Q 正傳》，又能帶學生讀懂《阿Q 正傳》，并讓學生喜歡《阿Q 正傳》，他就具備了成為一名優秀語文教師的稟賦。

　　魯迅對世事的洞察力，對問題的深刻分析，魯迅的想象力，魯迅的幽默感，魯迅的語言藝術，對中學生來說，都是不可多得的語文教育資源。對這樣一位偉大作家的作品，在兼顧多樣化的前提下，適當多收幾篇也屬正常。至少在現階段，魯迅作品還是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或許有人認為，魯迅作品的人文性太強。可是如果沒有人文，語文又是什么呢？語文教學在人的一生中又能起什么作用呢？可以這樣認為，如果語文教育沒有正確的人文導向，沒有自由、平等、博愛的基本理念，沒有愛國情感的教育，沒有對真善美的追求，沒有人道的精神教化，到21 世紀下半葉，中國即使物質上變得富裕，精神上仍然站不起來，中國語文仍然只能是與集權文化相適應的“學科”教育。

　　無論是人文精神的培育，還是語文能力的培養，魯迅作品仍然是我們目前能接觸到的最好的學習材料。他的作品中體現的鮮明的立場和是非標準：文明、進步、人權、人道主義、悲憫情懷、對真善美的追求，他的作品所體現的想象力、創造力，他對語言精益求精的追求，等等，對一個渴望成長的學生來說，都是不可多得的經典范本。

　　中國的落后，可能并不僅僅是科技的落后，更是人文教育的落后。從這個意義上講，魯迅作品是很好的教學資源。

　　學生閱讀魯迅與不讀魯迅，真正的差異將出現在將來。

　　魯迅專家朱正

　　減少教科書中的魯迅作品是正常的

　　在20世紀的中國作家當中，就聲望和影響來說，魯迅當推為第一人。首先提出文學改良和文學革命口號的，是胡適和陳獨秀，而最早“顯示了‘文學革命’的實績”的，卻是魯迅的小說。這些作品的歷史地位，不僅是開風氣之先，更重要的是，不論就藝術還是思想來說，都達到了當時無人企及的高度。

　　魯迅幾百萬字的遺著，其中很大一部分必將永遠受到讀者的喜愛，后世讀者將以一種贊嘆和欣賞的態度閱讀它。有一部分時過境遷，將不再使人感到興趣。更有若干篇在寫作的當時就不正確，只能作為一種研究資料保留下去了。

　　現在教科書中魯迅作品的減少我覺得是正常的，過去太多了，是完全沒有必要的。魯迅之后，中國還有許多優秀作家。減少魯迅作品的篇幅，百花齊放，也是糾正過往偏差的一個必要措施。

　　初中、高中時期是通才教育，不是培養專家，精選五六篇收進教材里，我看也夠了。如果將來他（她）要成為魯迅專家，那他們長大后會去讀《魯迅全集》。

　　北京魯迅博物館館長孫郁

　　大規模關注魯迅，恰恰說明我們的社會有很多問題

　　我并不認為魯迅的作品撤出語文教材是一件值得大驚小怪的事。

　　在我看來，魯迅的作品有多少篇被選為中學語文教材本身并無所謂。與其爭論這個話題，還不如好好思考，如何真正教好一篇魯迅的文章，講好魯迅這個人。

　　關于魯迅的作品，實際上我們現在流行的講解方法反倒是魯迅當年堅定地要顛覆的。最明顯的例子，我們教育中學生的方法是讓他們“信”，包括講解魯迅的時候；而魯迅所提倡的，是“疑”。他對任何事情都沒有一個確定的答案，而是強調人的局限性。他是在悖論里發現問題。

　　關于魯迅這個人，我們現在的教育很多時候把魯迅講歪了。學生們眼中的印象常常是“魯迅就是一個斗士”。但實際上，魯迅是一個很愛美、愛干凈的人。你去看他用的那些宣紙、筆，都是很精致很美麗的。還有他寫過的與浮世繪、比亞茲萊、版畫、明清瓷器等藝術有關的文章也很值得讀。我們應該從魯迅的美講起，才能夠讓學生了解一個更真實全面的魯迅，從而產生興趣，而不僅僅是干巴巴的“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三個頭銜。

　　并不是人人都應該讀魯迅。有興趣的人可以讀他，如果沒有興趣，也可以去讀別人。這個道理對中學生一樣適用。而將魯迅放在中學教科書中，最大的意義僅僅在于讓學生了解在中國文學由文言文走向白話文的時候有這么一個人這么一段發展歷程，以及讓他們了解這個世界上還有魯迅的這種“疑”的思維方式。

　　從另一個角度講，魯迅的作品常常像尼采那樣直面問題，所以人們總是在社會出現問題的時候就去讀魯迅。也正因為這樣，魯迅一直希望自己的作品是速朽的。從這個角度講，人們到現在為止這樣大規模地關注魯迅，恰恰說明我們的社會是有很多問題的，苦難仍然沒有撤離。當初魯迅得知自己的《狂人日記》被選入中學課本，他是極度痛苦的，因為他并不覺得青少年應該接受這種黑暗的、絕望的思想。從這個角度來說，現在的中學課本中減少了關于魯迅的篇幅，反倒是好事。

　　（感謝周令飛先生、北京魯迅博物館、長江文藝出版社北京圖書中心提供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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