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6月9日報道 武漢農民楊友德自制土炮抵抗強拆引發關注。昨日楊友德被金銀湖派出所民警叫去問話，他稱被要求寫下不再違法的協議書。楊友德所在的金銀湖生態園管委會則稱，楊友德此前提出的補償標準沒有政策依據。
兩次開炮
據楊友德介紹，他承包有土地25畝，2029年到期。這些地用來養魚和種植。
后由于恒大公司的一個項目，土地被征用，其中11.78畝，2006年他簽了補償協議，剩余的則一直沒談好補償問題。
金銀湖生態園管委會所做的情況說明稱，按相關文件規定，楊友德余下的13.23畝魚池面積按2480元一畝補償，加上生產用房補償費，13余畝總共75919元，后提高到130977元。
對此楊友德無法接受，他說按照湖北省2009年出臺的46號文件，金銀湖所在的東西湖區一畝地征地補償標準為4.68萬元。
而金銀湖生態園管委會則認為，按46號文件的補償費歸管委會支配，用于被征地農工生產生活安置。管委會只對征用土地中青苗、魚苗及地上附著物和其他有關設施補償農民。
雙方一直沒有達成一致意見。楊友德說，他聽說拆遷方要“來硬的”，于是年初準備了一些禮花炮自衛。2月6日，有幾十人的拆遷隊伍到來，他點燃了禮花彈，但炮放完后，對方沖出來打了他一頓。事發當天，他在親友幫助下做了“炮樓”，并改造禮花彈。
楊友德說，5月25日，又有幾十人來到，手拿盾牌，頭戴鋼盔，用推土機推進。這次楊友德發了幾炮，他說，開打之前，自己一直在用喊話器喊話，“我一直喊2009年的46號文件和我的承包地是沒有簽協議的”，同時他還喊，“這樣做大家都會受傷”。楊友德說這樣他們還是繼續往前，他才被迫開炮。
簽不違法協議
昨天上午，楊友德在金銀湖派出所接受詢問。該派出所的民警稱，找楊友德是為了了解情況。金銀湖生態園管理委員會表示，警方介入調查楊友德自制土炮攻擊施工人員的事件。
楊友德說，上午金銀湖派出所民警對他詢問，稱他的所作所為已違反了治安管理處罰法，但念在他情有可原，要他簽一個保證不再違法的協議。
楊友德表示，他可以簽這個協議。但是他認為“不違法是雙方的”。他說如果拆遷隊再來打，還會還擊。他要求在保證不違法之前添加一句“我決不先違法”。他說經過和警方的僵持，最后民警同意他加上這句話。
楊友德稱，警方還詢問了他煙花爆竹的來歷，他表示是在集市上買的。前一天四個警察到他家中，稱他違反了治安管理處罰法，并要求他交出煙花炮。楊友德交出了5枚禮炮。昨天，他要求警方開出收繳禮炮的書面通知。
楊友德說警方還問了他兩次擊退強拆隊的事，詢問他是否傷人。他說自己的禮炮都打到了天上和人群后面，并未傷人。
強拆隊不存在？
昨天，金銀湖生態園管委會出示情況說明稱，楊友德所說的強拆隊并不存在。楊友德攻擊的是恒大公司對已退土地進行平整的施工人員。恒大公司于2010年的2月6日下午和5月25日下午，對已經簽協議書的資源面積進行土地平整。當推進到楊友德已退魚池地段時，楊友德用禮花炮進行了攻擊。
而楊友德則稱，5月25日，拆遷者來到了他家附近。他說拆遷隊兩次的目標，都是他那沒有簽協議的13.23畝地和他在地里的房子。
“土炮轟強拆是被逼的”
在楊友德家周圍，四處都貼滿了標語，內容全部和維權有關。
56歲的楊友德，喜歡把維權叫戰斗，或者說“打仗”。他說“打仗要有戰爭策略”。在他的家里,擺著物權法和一本厚厚的法律政策全書。很多條款，他能全文背下來。為了留下證據，他和村里負責人的談判，他都會記下要點。而他說，他最核心的證據是“法律政策”。
他喜歡用維權、話語權、平臺，這樣的詞語。他會說維權比生命還重要。當他的妻子說，害怕報復時，他吼了她一句，“什么時候了，還考慮這個”。
他說他妻子動不動就哭，就擔心。5月25日，用土炮“開始打”施工隊之前，妻子渾身發抖。他說不要怕。他的親戚們都作為他的幫手，負責打110求助。他說到現在只有他一個人拿煙花打過仗，他不想連累親戚。
他已經能很精確地使用禮炮，100米怎么打，80米怎么打。包括不同的禮炮會有怎樣不同的射程。他說這些都是練出來的。
當他站在吊樓上，演示他如何對付來施工的隊伍時，他說，有時候站在那上面，他也發抖。他不知道接下來的是什么。
是自己被拉下來，是傷了別人坐牢，還是房子和土地都被推平———在后果出現之前，他說“我只能拼了”。
我不要消極抵抗
新京報：什么時候決定造這個土炮來保護房屋？
楊友德：2009年12月份，他們通知我說要強拆我的房屋和土地，我才想到了這個辦法。
新京報：為什么會采用這樣的辦法？
楊友德：對于強拆，我看到很多人用消極的抵抗辦法。比如往自己或家人身上澆汽油，把家人燒死。我不愿這么干。我覺得這是不相信共產黨的表現。我和他們不一樣，我不想傷害自己。
而且我相信是下層瞎搞，上層是光明的。所以我不會燒死自己。
新京報：你覺得他們是消極抵抗，你呢？
楊友德：我覺得他們是不負責任的，受害的是家人。我聽了他們的經歷之后，很難受。我不是消極的，我曾經想到過死。但是我死，必然是他殺，我不會殺我自己。
外面強拆死亡的人，都是被拆遷人。輪到我身臨其境的時候，我也在想這個問題。第一我不想死。不想死，又不想放棄自己的合法權益。這個辦法是逼出來的。
新京報：怎么會想到用禮炮？
楊友德：我們這個家庭兄弟六個，沒有進公安局的犯罪記錄，我們是守法的公民。有些事情太違法的，不敢干。煙花，我估計還打不死人。
我們既要守法，又要保護自己，就要會想辦法，看到利害關系。這個火炮不指望保護，只是推遲的作用。起碼有了煙花，他們不敢和我爭，我是在爭取時間打110。
新京報：想這個花了多長時間？
楊友德：就幾天時間就想出來了。雖然我是個農民，但是我也有自己的辦法。禮炮是日常生活中常見的東西。有情的時候是為了歡迎，有氣的時候是用來對付。
他們強大，我們弱小
新京報：你覺得這個辦法管用嗎？
楊友德：對這種拆遷，我希望用這個來阻止。雖然我把握不大，但這個指導思想比肢體接觸好，肢體接觸相當于送死。我也想過，如果我阻止不了，我也許就被打死了。為了這個我還寫過遺書。
新京報：遺書的內容是什么？
楊友德：我的遺書是寫給我兒子的。我告訴他，我死了之后，你不能可惜，不要管尸體。還是要依法維權，拿回我們應得的錢。
新京報：寫遺書的時候是怎樣的心情？
楊友德：我是為了防止萬一。人到了50多歲，也看了很多事情，想好也要想壞。遺書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產生的。
新京報：你說讓他依法維權，你覺得自己現在是在依法維權嗎？
楊友德：我這種方法，講起來和國家的治安管理條例不符合。但我沒有辦法，這是非常時期的非常方法。
新京報：為什么說是非常時期？
楊友德：一個是他們強大，他們主動。我們弱小，我們被動。
如果說他們一個月攻打一次，我們一個月都會提心吊膽，不能睡覺，不能生產。這種折磨，只有經過抗日戰爭的人才曉得那種恐怖。我們就生活在恐怖當中。
新京報：你有沒有想過，如果稍有不慎，會死人，這樣就犯法了？
楊友德：對。我想過。我想了如果犯法了，我就受法律制裁。我在受審判的時候，我仍然會揭露他們辦事不公。到時候我起碼有說話的機會，比自殺強。
只想阻止他們
新京報：那個吊樓有多高？
楊友德：本來是三米，后來我為了對付他們，增加了五米，有八米高。
新京報：那么高是為了瞭望嗎？
楊友德：不僅僅是為了瞭望。最重要的是，他不能輕易把我從高空打下來。我在高空有磚頭，有石灰，也有煙花禮炮，居高臨下，可以抵抗。
新京報：有幾箱煙花？
楊友德：兩箱，48響。在房子里我還準備了一箱。如果我被控制住，我的親兄弟來了可以拿起來和他們打。
新京報：打炮時想得最多的是什么？
楊友德：瞄準他們，調整禮花彈的高度和角度。那個時候腦子里是空白的，就想著打炮。我好歹是個初中生，50多歲的人了，我始終記不起我發了多少炮。
新京報：打炮之前會有什么準備嗎？
楊友德：我有一個喊話器。我打之前會喊，我正在向你們開炮，希望你們不要再進攻。我說這些，是希望傷亡能減低到最小。
如果他們停止，我絕對不放炮。即使放炮，我也不沖著人。情況太危急，我為了鎮住他們，一進入火力范圍我就開始打。但是都是打到高處，或者打到人群的后面爆炸。
我不想傷人。我用禮炮，一個是希望他們停止，另外也是希望110快來。
真正打的時候不害怕
新京報：5月25日那次沖突，持續了多長時間？
楊友德：從下午三點到五點。直到他們最后一個人都撤走了，我才下來。事后我很高興，我既沒有傷到人，土地和房子也保住了。
新京報：這是唯一一次用吊樓打炮嗎？
楊友德：是的。2月6日那次，雖然也用了禮炮，但是用手推車，而且不是一個炮一個炮單放，是一起放，一會就打光了。結果被他們抓到了。
所以第二次我就研究了策略，炮要分開打，人要在高處。一個戰斗，什么細節都要考慮。
說實在的，我能成功也是有原因的。他們命貴，他們怕死。我命賤，不怕死。這樣我才有了機會。如果他們不怕，我十個吊樓也會被他們拆掉。
新京報：你不怕死？
楊友德：不是不怕死。是只有不怕死，才能破釜沉舟。
新京報：如果還有下一次呢？
楊友德：有下一次我還會這樣守著。把我的煙花沒收了，我就去買。如果他們逼我逼到最后，我也只能照著人打。我沒有辦法。
新京報：你平時每天都呆在這個吊樓上嗎？
楊友德：外面有親戚朋友，如果有保安在集合，挖土機在挪動，我得到這個信息，就會24小時呆在上面。吃飯就用吊桶吊上去。睡覺就在上面的躺椅上睡。
新京報：站在吊樓上往下發射炮，是什么樣的感覺？
楊友德：打仗沒開始之前，有點害怕。但是真正開始，就不害怕了。我的頭腦還是很清醒的，就是要守住我的家。能守一分鐘是一分鐘。
我是打完了才后怕，想著早點結束這種生活。
保護好現場才有話語權
新京報：這一二十畝地對你來說，到底意味著什么？
楊友德：這是我后半生的生活來源，太重要了。沒有地，我就只能流落街頭要飯。
新京報：你想要的是什么？
楊友德：我只有一句話，這是我的核心。第一我是農民，靠土地生存。你征收我的土地,我沒有意見，但要按政策拿回我的補償費。不這樣做，我就只能去偷去搶。我一個人去偷去搶，法律可以來制裁我。大家都去這么做，這會是個社會問題。
農民靠土地生存，不管什么時候，我都是這個要求。我不多要，按政策給我應得的。
新京報：你有沒有想過其他的辦法？
楊友德：我們想過很多。用煙花是唯一的。第一，他們強大，不阻止不行。他們給我的是霸王條款，沒有談判的平臺，沒有我的話語權。第二，不守住，將來是一分錢得不到。這是唯一的辦法，現在我依然認為這是唯一的。
我和他們講過理，也上訪過。
新京報：沒用嗎？
楊友德：我不能再上訪，我去上訪，房子和土地就沒了。只要一個小時，整個地就挖平了。我現在能做的就是守住。我跟他們打交道太深了。我知道他們是什么人。只有保護現場才有話語權。
如果地被推平了，我去上訪，人家跟我要證據。我的證據呢？證據被推平了，誰承認？
新京報：嘗試過去法院嗎？
楊友德：法院這條路我走不通。我沒有錢，打官司要訴訟費，我拿不出來。我也跟他們說過，讓他們去告我。我是被告的話，我就不用拿訴訟費。但是他們不告，我也沒辦法。
新京報：你還相信法律嗎？
楊友德：我相信。我相信法律條文都是好的，只是有些人執行的不對。我看了好多法律和政策，不看我沒勇氣，心中沒有底，法律和政策讓我心里有了底。
我不是暴民
新京報：你說你覺得自己不是釘子戶？
楊友德：我不是。我覺得釘子戶是想多要。我不是，文件規定多少我要多少。我是農民，我希望按政策補償我。我所有的行為都是維權。
什么叫釘子戶？門上沒有眼硬往里插，那是釘子戶。我是門上有眼，有政府規定的條條框框，我按規定插上去。我怎么能叫釘子戶呢？
新京報：你采用這種方法不怕有人說你是暴民？
楊友德：我不同意。一個人在暴力的方面，你要看他產生的環境。我不是強買強賣，國家有法律有政策規定，我不是多要，我不是暴民。
還有人叫我刁民，我也不是刁民。我要回自己的利益，維護自己的利益，我并沒有把別人的東西搶為己有，我不是刁民。
新京報：在整個過程中，你絕望過嗎？
楊友德：傷心有過，絕望沒有。大家明明是一樣的人，卻同地不同價，我會覺得傷心。
新京報：我看到你在房前屋后貼了很多標語？
楊友德：這是我發泄內心壓抑的一種方法。
我“投降”沒有出路
新京報：對這個事情，你最期待的結果是什么？
楊友德：我希望能按政策給我補償。然后我好好活著。如果是這樣，我就去買臺電腦。我聽說網上很多人支持我，我以后也要上網支持別人。
新京報：你覺得自己是一個什么樣的人？
楊友德：我是一個喜歡交朋友的人，官方說我是個刁民。老百姓說我是個好人。我靠土地吃飯。我不貪國家的任何費用，我沒有任何違法記錄，我還送孩子去了軍隊。
新京報：你覺得自己倔強嗎？
楊友德：我就是一個農民。農民是樸實的，這是堂皇一點說，其實就是說，農民是比較愚笨的。
新京報：你們村子里大部分人最終還是同意了補償標準，為什么你一直要堅持？
楊友德：有兩種情況。完全靠土地為生的家庭，不管怎么樣，都是要抗爭的。有的人不抗爭，因為他們不是百分之百的農業人口。也有很多人后期“投降”了。但是他們投降了都有一些出路。
我百分之百是農業人口，一切生活來源都是土地。而我“投降”沒有出路。
他們把我當作雞，把群眾當作猴子。我以前上訪投訴過他們。他們是把我殺了給別人看，所以我沒有選擇。
新京報：你覺得自己能守多久？
楊友德：不知道。有一天算一天?，F在有媒體關注，總比原來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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