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之三》　　

五 政治體制改革只能在文化創新與制度創新的互動中進行　　

自新中國成立以來，人們對于在中國社會中所出現的諸多問題，都習慣于搖著頭講“沒有辦法，這是體制的問題”。這不論是在改革的年代，還是在后改革的時期。若問：“我們的體制究竟出了什么問題呢？”得到的回答，或許只有一個，即“這個我就不清楚了，這也不是我管得了的事！”現在口口聲聲喊著“民主”、唱著“憲政”的人，想來他們是要去管一管這體制出了問題的事了，但他們是否真的就清楚了我們的體制是出了什么問題呢？從他們只是想著要將現有的一切都甩開的作派來看，他們是并沒有想得很明白的。這就如同鄧小平當時下決心去改革我們的經濟體制時，其對于我們所要去建立的那個需要為經濟服務的體制，并不是已經弄明白了，所以才會有所謂“后改革” 一樣?！　?/p>

我們要改革我們的政治體制，這不是一件小事，而是事關社會是否能夠得到健康穩定發展的大事。我們如何去改，是需要有指導思想的；要有指導思想，就涉及到一個價值判斷；要作出一個價值判斷，就涉及到世間的價值觀；涉及到世間的價值觀，就涉及到了人類的文化。因此，可以說中國歷史留給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的任務，表面上看是只是一個關乎政權的問題，一個關乎秩序的問題，一個關乎法治的問題，然而從它的深層結構上講，則是一個關乎文化的問題。對于這樣一個關乎文化的問題，我認為，我們至少在三個方面需要弄明白。　　

首先，由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下，在中　　

國社會為我們所建立的這個新中國是一個什么東西呢？是一堆人們不愿再看到再聞到的臭狗屎嗎？我想，對于它在實際存在中的性質及其演變，我們是可以去討論，去批判的；然而，我們不能抹殺的是，我們之所以產生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國號，其所要表明的，就是這樣一個政權，它已經不是只滿足于去推翻一個帝制而迎來一個所謂的“民主”的政府了，而是還要在民眾自身對于社會發展有選擇權的社會生活中，去為社會不再出現弱肉強食以及兩極分化現象提供有力的保障。這用當時的意識形態話語講，是這個國家有了反掠奪反壓迫反奴役的社會意識而選擇走蘇聯式的社會主義道路；用今天認為有著“普世價值”的話語講，就是這個政權除了要講究自由民主之外，還要講究公平正義，持續發展；若以傳統的歷史文化去看，就是這個社會比原來那個中華民國，在“義”字上有了一個更為高遠或更加文明的價值取向。對于這樣一個較中華民國更為高遠或更加文明的價值取向，如果我們先把它去叫做什么放在一邊，是“堅持馬克思主義”也好，“走社會主義道路”也好，還是“公平正義比陽光還要光輝”也好，而只是單就這一價值取向而言，我們認不認同？如果你不認同，或者對此根本就視而不見，只知道以民主為目的去搞什么三權分立，那作為政權的把握者，自然是要反抗的。這談不好誰是反動。因為，自由也好，民主也好，它們都不是我們的目的，而只是我們去生活得更好的一個必要條件，這里面還有一個我們應當如果去運用好自身在社會中去爭取到的有關自由與民主的權利的問題。“自由”二字，有兩層涵義，一是自主，二是有活動的空間，并非是任性而為；而“民主”二字，也包含有兩個內容，一是自己有要求有主張，二是有關公務的治理權在公眾，這里存在一個如何去組織的問題，并非是沒有專權就可了事的。       　　

其次，如果我們都認同社會不要有兩極分化，而要有所謂的“公平正義”，那么，對于這個應當是“公平正義”的，而不僅僅是“自由民主”的社會，我們能用什么名稱去標榜它？是不是因為共產黨曾經用過了“社會主義”這個詞，我們就不愿，或者不能用它了？我認為，我們是不應當因為如今共產黨所領導下的中國，已經是又回到如國民黨時期的官國了，就不去用共產黨已經用爛了的“社會主義”這四個字來為自己張目；相反，如果我們認為這個“公平正義”的社會，從它的基礎、目的及其實現條件去看，都是離不開“社會”二字，進而只有用“社會主義”這個詞才能準確地表述它，那我們就應當高舉這個旗號，并用這四個字中所蘊含的道理去與共產黨對話來獲得自身的民主與自由。即我們所要的民主，是要去跟共產黨理論我們究竟要走什么樣的“社會主義”這一道路的民主。這個“社會主義道路”怎么走，既然是在摸索，就不能只由共產黨人單方說了算。如果他們要一直沿用什么不爭論，是行不通的?！安粻幷摗?，純屬一種霸王作風?！　?/p>

第三，如果我們是要在由官與民所組成的社會中，通過既不是官本位，也不是民本位的，而是以公民在一定的社會關系中體現為一定生存質量的這么一個社會為本位，去追求社會每一個人都得到自由全面發展的所謂“公平”以及由此而讓社會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得到保障的所謂“正義”，那原先也追求過所謂“公平正義”的共產黨人的所作所為，是不是有著我們可以去加以汲取的經驗和教訓呢？我們能不能因此而將共產黨人也視為我們要在“民主”中去追求“公平正義”的老大哥呢？盡管他們曾經犯了不少的錯誤。我想，如果我們是真心去追求社會的公平與正義，共產黨的經驗和教訓是應當汲取的，不然就成了無源之水了。同時，我們也應當把共產黨視為是我們在追求民主中去獲得公平正義的先驅而尊其為老大哥，不能將之排折在我們所要追求的民主之外，除非是他們自身不認同我們所要高舉的以“社會本位”為基礎的這一“社會主義”旗幟?！　?/p>

我們是從可以稱為“中華官國”的中華民國走來的，我們在經過了一段所謂的“社會主義建設”與“社會主義改革”之后，目前又回到了比中華民國有過之而無不及的“中華官國”了。造成這種結局的原因，就在于我們原來那實際是“國家主義”的“社會主義”，不僅延續了我們在傳統中寄生于“為民作主”的那一“官本位”的文化，而且也在“發展生產力”的名義下，為那些作為組織者的，高高在上的，公務與私務無法分辨的官僚們的大量產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p>

中國從一個追求民權的民國，發展為以國家至上的這么一個“國家主義”的國度，可以說是由四個因素促成的：一是人們受到馬克思主義的公有制觀念的影響；二是我們有著朝廷至上，政府至上文化傳統；三是我們的社會有著在百廢待興中盡快強大起來的現實需要；四是共產黨是以人民謀利益而誕生的。即由于人們需要服從于大局，共產黨又是為人民服務的，所以為了國家的富強，走一條以公有制為目標的，在民主中需要集中的，由共產黨掌舵的，全民所有的，共建共享的發展生產力之路，似乎就順理成章了。這里面的東西，從文化上講，其要點就在于一個既要有民主，又要有集中。因為要團結一致嘛。　　

盡管這一切對于我們剛剛從專制制度的思想文化中走過來的人們來講，是再自然不過的是了，但它自身所存在的目的與手段的矛盾，在隨后的生活實踐中便分別以三種極端的形式呈現在了我們面前。這是因為，盡管毛澤東所領導的隊伍是為了國家的富強，是為了工農的解放，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但在傳統家天下中所形成的打天下與坐天下的觀念影響下，共產黨隊伍中的特權思想及其在所謂“民主集中制”中的官僚主義是不可避免的。這三種極端的形式或表現是：　　

一、作為導師的有著集中力量打殲滅戰的豐富經驗與重大成就的毛澤東，對于自己在需要集中也需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隊伍中所存在的特權思想與官僚主義傷透了腦筋，但又由于“只緣身在此山中”的關系，自身在沒有注意到馬克思主義的“公有制”與“國家主義”的本質，以及這“國家主義”與傳統專制制度的內在聯系的情況下，一方面孤立地將特權思想和官僚主義視為是現實存在的“資產階級思想”主導的結果，一方面又執著地將“計劃經濟”與“商品經濟”視為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主要區別，進而走上了一條脫離實際的以“公有制”為依托的改造人們世界觀的“繼續革命”的道路，并最終以極大的勇氣發動了“踢開黨委”的，“造反有理”的，旨在向自身所締造但卻壓制了人們的創造激情的官僚體制發起沖鋒的，讓“當權派”成了首要的革命對象的“文化大革命”?！拔幕蟾锩钡谋瘎∫埠茫窒抟埠茫驮谟谖覀兊膶熓钦业搅艘ジ锩默F象，而找錯了我們要去革命的對象，從而偏離了我們要攻擊的方向與目標。因為，這不是一個處于那“集中”中的“司令部”的事，“當權派”的事，而是這一“集中”本身的事。　　

二、處在體制之中當權派，由于自身在思想上是做不到有象毛澤東那樣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境界的，也想著自身如何過日子，所以這樣的立場讓他們感受到了毛澤東的不切實際。他們認識到要真正調動人們的勞動積極性，只搞思想教育是不行的，必須還要有物質刺激，重視人們對于自身的利益的追求；而且，從人們是要過日子的這個角度來講，不管白貓黑貓，我們只要能夠去把社會生產力發展起來，滿足了人們的物質與文化需要，大家就可以皆大歡喜了。要做到這一點，打破原來的僵局，就是“先讓一部分人富起來”。一方面是以“不搞群眾運動”來鞏固自己的地位，一方面以“發展生產力”為理據來滿足人們過日子的需要。如今一些人是富起來了，但在國家政權把正確引導人們的精神追求放在一邊而好象人們是“只知道吃飯”式的“示利于民”的格局中，整個社會則為了那人們所要的“先富”，正在付出喪失正義的代價。用鄧小平的話講，就是“改革的失誤在教育”。其實，是人們忘了一個問題，即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　?/p>

三，作為在國家至上而有著官民之別的民眾來講，人們在這種國家主義的“民主集中制”的體制中，除了感覺到自身是被政治綁架了之外，是感受不到能夠讓自身要去主宰自己的命運的那樣一種自由的天空的。因此，人們在不明白如臺灣自由主義者殷海光先生所講的“‘一盤散沙’式的生活不能算是自由”這句中的道理的情況下，將那在歷史上把理性和責任視為真正自由而試圖在必然中去找到自由的毛澤東視為自由和民主的敵人。人們除了在道聽途說中通過罵人來發泄心中的不滿之外，便是置挷架者的價值判斷與選擇于不顧，只知道外國的月亮比中國圓了。而只知道外國的月亮比中國圓，則要么讓他們恨自己是生在中國，成了一個中國人，要么就是走極端地要另起爐灶另開鍋。這種情緒的漫延，又讓執政者為了維穩而加速地集權。他們唯獨不知道和不愿去做的事，就是去對那在我們的社會中因不能是“一盤散沙”而需要有所“集中”的那種“形式”或者“體制”應當怎樣的問題給予思考和討論?！　?/p>

其實，這個“集中”的問題，放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去看，其作為一種存在，可以說是一個關乎“義”的問題；其作為一種目的，又可以說它一個關乎“智”的問題。這個需要“仁且智”的問題的存在，是要求我們在自由民主的追求中，去處理好個人與國家，國家與政府，政府與社會的關系。而處理好這些關系的關鍵，就是我們要在權力與義務之間，政府與民眾之間，價值追求與生活質量之間取得一個好的平衡點。我所講到的“團結友愛”的問題，就是由此而來。因為，我們可以說“團結友愛”就是已經“集中”了的體現?！　?/p>

中國文化，在其人本位而非神本位中，是一個有著“義與利”結構的文化，如果我們要將西方的自由民主搬到中國來健康成長，是必須通過“集體主義”才能中國化的。與此同時，對于在西方出現的馬克思主義來講，我們也是可以將其看作是西方人在西方“逐利”的社會中，開始提出了一個“義”的問題了?！　?/p>

假使我們是為著一個“義”字，要去建設一個所謂“團結友愛”的社會，這個“團結”，還是要在“國家主義”中去“團結”在以誰為首的黨中央周圍嗎？我想，如果我們已經明白“社會主義”應該是一個什么東西了，那我們就只能是在忠于自己的前提下，團結在能夠達至“團結友愛”的那些原則之下。即這是一個道德的問題，而不是一個政治的問題。對于我心目的“團結友愛的社會”，我是這樣認識的：它是以民眾的權益為本位的，以成就他人就是成就自己的理念為道德基礎的，以關注社會弱勢群體的生存狀況為基本內容的，以促成每個人都得到自由全面發展為根本宗旨，而以共同促進社會經濟持續穩定發展作為行動指南的民主國家。這樣一個“以人為本”的“社會主義”的民主國家，它便完滿地解決了孫中山先生提出的民族民權民生的問題。　　

在中國社會追求和發展這一相對“國家主義”的“社會主義”，放在華夏文明的歷史中去看，可將其視為是我們在中國歷史上所要去完成的第三次社會文化的大革命。這次大革命，是以中西方文明的交匯為背景，以自由和民主為主題，以社會生產力的解放為目標的。與此相映照的前兩次，一次是以“絕地天通”為標志的“王道”的確立；一次是以“內法外儒”的“官本位”為標志的“中央集權制”的產生。　　

對于我們在第三次社會文化的大革命中所要成就的社會，毛澤東曾用“既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這句話去給予表達，但終因體制的錯誤而未能得到實現。對于這樣的暢想，我們應如何去進行制度的構建呢？談到自由民主，人們在沒有看到就等于不存在的思維模式中，迷戀那西方社會的“三權分立”，其實，在“三權分立”中施行的那一所謂“民主”，只不過是一種“政黨政治”而已，其對于人們的“自主”來講，只不過是在做一種人們提供了幾種答案的選擇題而已。毛澤東說，共產黨也有被消滅的一天，如果我們的眼睛能夠往前看，能不能去考慮施行一種可以在問題面前做思考題的民主呢？我認為是可以的。其思路，毛澤東曾有過一個“踢開黨委鬧革命”，鄧小平也有過一次“黨政分開”想法。這些靈感，如果將其理論化，可以通過“黨政分治，絕地天通；遵從公告，自我教育”去表述。即我們要有政黨，但不是要在“權”與“利”的思維定勢中去搞政黨政治，而是要在“理”與“勢”的理論框架中去搞按“部”分“責”的參與政治。政黨的作用只在于辯明真理而歸屬于“天”，而政府的職責，則是在于執行由公民的選擇所決定的帶有大趨勢性質的公共決議而歸屬于“地”。其中間環節，就是可以視為“圣人”的那一社會的最高權力機構了。在這樣的“含三為一”而“鼎足三分”的體統中，最高權力機構的組成人員，只能是通過由最高權力機構組織的由下而上的推舉與競選產生，同時，最高權力機構所做的事情，除了做好公務員的人才蓄備外，就只是去形成公訣和發布公告罷了。這便是真正的“集體領導”，真正的“人民民主專政”，真正的“六億神州盡舜堯”?！　?/p>

總之，我們要去講的“社會主義”，從其以社會公民為本位的角度講，它已經不滿足于“一切權力屬于人民”這樣的空話了，而是在每一個中國公民都擔負著去共同促進每一個人都得到自由全面發展的義務下，每一個中國公民都有著掌握公權和行使公權的權利。人們在“都有活路”的“公道”中，都擁有獲得一份工作和保護自身財產不受侵害的經濟權利，都擁有表達自身看法和批評社會作法的文化權利；都擁有隨愿結社，推舉委員，提交議案，提起公訴的政治權利。人們通過擁有這些權利，在促成每一個都得到自由全面的發展的“利義兼顧”的“集體主義”的價值取向中，在人們對社會經濟的協調發展有著充分的意見表達中，經由毛澤東總結的“團結－批評－團結”這一群眾自己教育自己的形式，讓社會得到平穩健康的發展?！　?/p>

毛澤東不是人渣，他是一個耳聰目明的中國人，一個大公無私的中國人，一個站在人類歷史的浪尖俯瞰世界的中國人，一個震憾了世界并影響過世界的中國人；毛澤東也不是暴君，他是一個革命家，一個歷史的弄潮兒，一個擁有過一支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戰無不勝的革命隊伍的領袖。曾經呼喊過“人民萬歲”的毛澤東，其所犯的錯誤，是在于他急切地希望通過直接的改造人的方式去達到改造我們社會的目的。他已經因改造舊社會的挫折而走下神壇，但也會因迎接新社會的膽識而走上中國社會的圣壇。毛澤東已經去世，已經把中國未來交給我們。只要如今的中國人，不要把粗口當豪爽，不要把無知當英雄，不要總想著揀點現成，中國的未來就有希望了。如果我們能夠在爭論與交流中，達成“反對國家本位，反對生搬硬套，反對驕橫跋扈”的共識，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就可以在現有的國家機構的基礎上，從完善政協制度和開放黨禁開始?！　?/p>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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