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將鄭民生逼到絕望？

  —3.23福建南平校門慘案斷想

浙江世紀新天律師事務所 童英貴

2010年4月22日

2010年3月23日7時20分左右，福建南平市實驗小學門口，南平原馬站社區診所醫生鄭民生手持砍刀，連續砍傷砍死13名小學生，造成8名孩子死亡，5名孩子受傷，制造了震驚中外的“3.23南平校門慘案”。

第一時間從網絡媒體獲悉此消息，被深深震撼，腦海里浮現出的只有兩個詞—崩潰和絕望。當時我想, 是什么讓鄭民生崩潰？又是誰將鄭民生逼到了絕望？

案情在媒體的不斷關注與聚焦里慢慢地清晰起來，時評人士的深入剖析讓公眾慢慢地厘清了鄭民生走向崩潰和絕望的心路歷程……

制造3.23慘案之前的鄭民生，大概會被這樣描述：一個醫術精湛的醫生，一個不開大處方的醫生，一個沒有收取紅包的貧困的醫生，一個不騙病人，有良心的好醫生；一個自認為本分的人；一個“特別喜歡小孩子，附近的小孩子也都喜歡他”很有孩子緣的男人；一個性格內向、不善交際的人；一個膽小，有點怯懦的人；一個“與人為善、尊老愛幼、稍顯內向的男人”；不善于溜須拍馬、阿諛奉承、不通人情世故、被領導排擠、被同事譏笑的人……

就是這樣一個稍顯內向，不乏愛心，醫術精湛的人，一個“我本善良”的人，一個還算正直的人，一個自認本分的人，怎么會？“震驚！悲傷！福建南平市23日發生的13名小學生被傷害事件，令億萬民眾的心都在流血！轉瞬間，8個朝氣蓬勃的生靈，湮滅了；轉瞬間，8個溫馨幸福的家庭，撕裂了；轉瞬間，數以億計的家長的心，揪緊了；當然，同樣是在轉瞬之間，一個本來值得同情的失業醫生，演變成了受到億萬人痛恨、詛咒的殺人惡魔。而這一“轉瞬間”僅僅55秒！悲傷之余，人們不禁要問，為什么鄭民生會喪心病狂地殘殺無辜的小學生？”（選自《關注鄭民生驟變為殺人惡魔背后的原因》）檢察院起訴書稱鄭民生“因屢次戀愛受挫，又與同事、家人關系不和，遂悲觀厭世，進而產生行兇殺人惡念”。

一個本來值得同情的失業醫生真的能在“轉瞬之間”演變成了受到億萬人痛恨、詛咒的殺人惡魔嗎？“因屢次戀愛受挫，又與同事、家人關系不和，遂悲觀厭世，進而產生行兇殺人惡念”難道就是鄭民生走向絕望、淪為殺人惡魔的原因嗎？我想不是的，很多人都認為不是。

《福建南平殺人案啟示：案犯鄭民生犯罪動機引發的思考》一文中寫道：“鄭民生殺了人，應該對自己的行為承擔責任，但是如果不深究鄭民生殺人的原因，不從根本上改變維系人與人之間紐帶的模式——金錢關系，不從根本上改變推動社會發展的動力——物質利益，更多的人的生存環境只能越來越艱難，“悲觀厭世”的鄭民生會像野草一樣，鋪天蓋地，蔓延開來。殺一個鄭民生很容易，不改變產生鄭民生的土壤和環境，無數的鄭民生還會產生。”

《關注鄭民生驟變為殺人惡魔背后的原因》一文有這樣的分析：“從現有資料看，鄭民生的“個人原因”，主要有三：失業、失戀、受到身邊人的閑言碎語刺激，也可以說是經濟、情感兩方面的挫折。平心而論，這些原因并沒什么特別的，現實生活中，在經濟、情感兩方面受挫的人不在少數。尤其是近兩年來，就業難、高房價、分配不公、公權濫用、貧富差距拉大等因素，進一步惡化了廣大中低收入群體的經濟環境，增大了社會的整體精神壓力，也增強了“仇官”、“仇富”等戾氣。“心煩”、“牢騷盛”、“火氣大”的人增多，是人們在實際生活中感受到的一種普遍現象，“不值當”瑣碎事引發暴力流血沖突的情況也越來越多。雖然這些都被視為社會轉型期的正常現象，但容易被忽略的是，這些“正常現象”的不斷發生過程，其實也是一種消極能量的積累過程；如果不及時有效地加以疏導、宣泄、消解，就可能引發惡性爆裂的嚴重后果。恰恰是“并不特別”的鄭民生做出特別舉動的事件，向全社會發出了特別的警示：大量存在的、很普通的個人原因，都可能使人喪失理智、殘忍地進行大范圍的社會報復，傷害眾多無辜的生命！換個說法，用不著很特殊的理由，眾多經濟、情感的失意者都可能是“潛伏”的鄭民生，都可能因為“不夠幸福、缺少尊嚴”而在某個很一般的日子、很一般的場合，做出令人驚愕、傷痛的事情。原因很簡單，我們生活在一個很特殊的時期。”

時評《鄭民生事件過后“這個世界會好嗎？”》一文對鄭民生事件的剖析可謂深刻而獨到，讓人看后有如撥云見日、豁然開朗，該文寫道：“制度與風俗人道的社會，總會在具體的制度安排中盡可能滿足人們正常合理、不損害他人的欲望，實現人們相對平等的自由與和諧。

當代中國處于一個深刻的轉型時代。這一巨大的轉型，表現為以經濟制度變遷為龍頭的文化變遷，漸至政治制度改革的緩慢推進，亦已深刻地影響了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

這種轉型不但明顯地改變著幾乎每個人的生活方式，還因此顛覆人們許多原有的生活觀念。

然而，這一宏大深遠的轉型如一切社會轉型一樣，需要人們承受種種不適應甚至痛苦。不是所有的人都在轉型期的精神頓挫面前選擇放棄，這個社會諸多力挽沉淪和重建價值的努力仍然使人贊嘆。然而，沉淪之路也可能走得很遠。迄今為止的報道，鄭民生無論在私域生活，還是社會公共領域所能得到的回報，都未能令他滿意——尤其是這種不滿在他看來具有相當充分的理由。生活中幾乎全方位的挫折也就撼動甚至無情地摧毀了他的生活根基。

隨之而來的反社會心理，終于導致他去屠殺毫無防衛能力、比他更弱的小學生。而他似乎遺忘了，正是他的這一惡行給這個他憎恨的社會雪上加霜，其結果使它更加暴戾，更加血腥，更加丑惡。

鄭民生事件正是在這樣一個社會背景下的奮斗與掙扎、昂揚與沉淪、生存與毀滅。然而，世間終無玉宇澄清萬惡消滅的理想社會。在一個因轉型而混亂的時代，即使有黑暗，每個人依然可能建立使自己幸福的價值觀、倫理觀，建立正確的自我認知與認識社會的能力。

天涯社區一則《鄭民生，你為什么要殺人？》的帖子，讀后叫人扼腕，全文如下：“殺人惡魔鄭民生終于被判死刑了，盡管他還提出要上訴但這也和判他死刑一樣幾乎是沒有任何懸念的，押赴刑場只是遲早的事而已！
更多人現在關注的是他為什么要殺人？為什么要做一件"響"事？是誰制造了鄭民生？
這不由得讓人想起幾年前的另一個殺人狂魔馬加爵，他們兩個的表現如出一轍！受害對象全是無辜的！
媒體不斷報道出鄭民生由一個醫術不錯的醫生轉而失業，幾經周折找不到一分養活自己的工作！由一個有戀人的人轉而因為司空見慣的原因成為一個光棍！因為沒有票子所以他更談不上房子和車子，受過高等教育的鄭民生，原本醫術不錯的鄭民生，街坊鄰居和孩子們眼中的好人、老實人的鄭民生成為了城市的邊緣人，成了周圍人毫不在意的“鄭一刀”，誰都可以奚落他，藐視他，挖苦他，不理會他！受過高等教育而沒有絲毫尊嚴感的鄭民生，受盡人們冷言冷語和白眼的老好人鄭民生終于下決心做出了一件驚天動地的事情，讓所有人都注意到了他的存在，人們終于知道他不叫“醫生”而叫鄭民生！他的驚人之舉讓十幾個家庭頓時陷入極度痛苦之中，難道他真是一個屠夫？他為什么這般喪心病狂，街坊們都說他原本很喜歡小孩的！這不的不讓人深思！
近年來由于分配不公，收入差距大，物價飛漲等社會矛盾不斷加劇，相當一部分象鄭民生一樣本該憑自己所受教育和技術能過個差不多日子的人連基本的生活都無法保障，更不要說像樣的有尊嚴的活著了！加之全社會的價值取向嚴重扭曲，即使你不在乎你的茍延殘喘的生活狀態你能不在乎你周圍的冷言冷語和白眼嗎？除非你是一個傻子，沒有別的答案，聽說不在五行之中的和尚也過著讓人羨慕的什么都有的日子啊！鄭民生長期生活在遭人唾棄和茍延殘喘的夾縫中便產生了報復社會的心理就不難理解了！當然不管怎么說做出這樣極端的事情總是應該譴責和懲罰的！但悲痛之余應該找一找主觀之外的因素梳理一下還是很必要的！
平心而論，和鄭民生境遇相似的人不在少數，近年來貧富差距，全社會價值取向扭曲進一步加劇，廣大中低收入群體生存環境進一步惡化，精神壓力越來越大，仇官、仇富等社會情緒不斷蔓延，這一類消極因素在慢慢積聚，最終會演變成影響社會穩定的大問題！消除社會各方面矛盾應該擺到決策層的案頭作為急需解決的問題來對待了！否則將有不可想象的嚴重后果接踵而來，無數個馬加爵、鄭民生將讓人不得安生，這絕不是危言聳聽！更不是小題大做！“

邢汶先生的《新八卦之鄭民生砍人事件》以冷峻的眼光審視鄭民生事件，我們不能不折服其深刻和敏銳，邢先生在文中寫道:

“我們這個社會，已經深陷互不信任、甚至相互敵視的可怕狀態。消費者不相信商人，名之以奸猾，而商人也不相信消費者，名之以敲詐。公司不相信稅務局，推論其肆意聚斂，稅務局也不相信公司，推論其惡意偷稅。人民不相信政府，指之以昏聵無能。政府也不相信人民，指之以愚昧暴力。子女不相信父母，認為其偏心，而父母不相信子女，認為其啃老。事實上，中央也不相信地方，認為不聽招呼，凈惹麻煩。而地方也不相信中央，認為空話連篇，推重避輕.

仇恨冰冷嚴酷，信任則充滿溫暖光輝。誰不愿意付出信任，并且收獲尊敬呢？然而，整個社會不信任以及仇視的根源，不在人民，而在執政者。人民是樂于見到信任的，這涉及到他們父母兄弟，妻女親戚。關鍵是，執政者卻不能讓人民信任，因為他們為了自己的鴻毛之利，就可以損泰山之重而無謂。他們立法，以嚴肅的姿態，他們執法，以兒戲的神情。立法，給全世界看他們有多么愛民如子。執法，則可以看到他們多么擅長強取豪多。嘴上贊揚民主，他們不遺余力，手里折損民主，他們卻理直氣壯。世界上最正確的話，都讓他們說完了。世界上最丑惡的事，也都讓他們做完了。

老百姓眼睛雪亮，心里明白，正所謂敢于怒而不敢言也。他們必須以更加狡黠奸猾的方式，才能勉力生存。這才是這個社會仇視之花茁壯成長的肥沃土壤。而仇恨的種子，則是執政者播下去，然后勤奮耕耘的。他們一點不笨，簡直是精明到了極點。無非是來路不明，名聲漸臭，日薄西山，來日不多，能撈一點，則多一點。

鄭民生的悲劇告訴我們，扭曲的人格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是扭曲的社會里正常的產物。不改變扭曲的社會卻能改變扭曲的人格，是不可能的。人格和精神面目猶如水，而社會環境就是火。不撤掉火而希望水不沸騰，可能嗎？健康的人格猶如豆苗，健康的社會猶如土地。哪里有在沙礫上種豆苗，而豆苗能成活的呢？”

葉建明先生的《是什么讓“白衣天使”蛻變為殺人狂魔？》時評文章分析了鄭民生淪為殺人惡魔的主要原因，未必準確，也令人深思：

“嗚呼！所有被采訪到的人居然都“想不到殺人狂魔會是他”。所以，我們整個社會都應該反思，是什么原因讓曾經的救人“天使”蛻變為殺人“狂魔”？據報道，行兇者鄭民生在被眾人按倒制服后，嘴里還念念有詞：“我對社會不滿。”鄭民生到底對社會有何不滿？為什么對社會有這么大的怨氣？根據鄭民生供述，可以總結出主要有三個社會大問題誘發了鄭民生對社會不滿，繼而報復社會。

一是社會充滿“嫌貧愛富”的大氣息。在我們現在這個社會，醫生本是一個很有“錢”途，容易發財致富的行業。然而，也許是鄭民生腦袋少根弦或不太會處人際關系，鄭民生作為一個主刀的外科醫生不但沒有發財還和其他醫生，尤其是院長關系不睦。這就顯得相當“另類”了。可是我們這個社會非常現實勢力，不管你人品多么好，沒有錢就容易討人嫌。鄭民生談了多個女朋友，都嫌鄭民生窮，沒成。鄭民生還常常訴說同事們都很有錢，看不起他，嫌他窮。因為貧窮，一些鄰居，身邊人員也常以閑言刺激或作弄他。

二是房子問題。雖然我們不少地方商品房建設高歌猛進，但保障房建設卻慢如蝸牛，有些地方甚至是做做樣子。鄭民生42歲還是單身，談戀愛屢屢失敗的原因除了窮就是鄭民生沒有房子。鄭民生和三哥一家三口以及70歲的母親，住在一套兩居室。即使是鄭民生“冬睡客廳，夏睡陽臺”，時間長了，他哥哥也開始嫌他占著家里地方很多余。鄭民生也想過買房子，但房價太高，以他1千多一點的一月的工資不吃不喝得攢個十多年才能買套老房子。鄭民生工作單位旁邊縫衣服的阿姨注意到，七八年來，鄭民生和她越來越多地聊起房子問題。可見，房子問題是鄭民生的一個心結。如果鄭民生能住進經濟適用房或廉租房，或許，鄭民生就不會這么厭世。

三是就業困難的問題。2009年6月鄭民生因為和醫院的同事領導不和辭職后也曾積極地尋找工作，但均告失敗。屢屢的求職失敗讓鄭民生越來越心灰意冷。現在中國就業困難是個十分嚴峻的社會問題，解決不好，極易引起各種社會問題。

《國際先驅導報》一篇標題為《當“報復社會”成為一種流行病》的文章這樣寫道：

天生殺人狂？精神障礙者？性格有缺陷？報復社會事件的集中出現，恰恰和整個社會轉型帶來的急劇變化有關。

“以鄭民生為例，他對社會有諸多不滿，卻沒有明確的仇恨目標，作為絕望的失敗者，他最終選擇了被認為只有有錢有勢人家才能進入的小學的學生來復仇。案發后，被制伏的他仍高聲嘶喊：‘你們不讓我活，我也不讓你們活’。你們，你們又是指誰呢？所謂報復社會，在這些兇手眼里，并沒有落到某些具體的責任人身上，他們自己甚至都沒能弄清楚內心黑暗的根源。就如同艾緒強在被捕后談到在王府井殺人的原因時說，‘因為那里是富人聚集地’，‘只能選擇在那里與那些富人同歸于盡’。”

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多位學者不約而同地指出，要抑制報復社會犯罪，解決好民生問題都是第一位的。
例如，建立廣泛的社會保障，給弱勢群體建立一個不致絕望的生存底線；打破各種掠奪體系，包括國有企業改革對工人的掃地出門、醫療房產等領域對百姓財富的掠奪等。此外還需要加強對社會邊緣人的物質救濟和精神幫助，使他們能有尊嚴、有希望的生活下去。

此外，也應采取各種辦法，使社會各階層之間更容易流動、更有規則的流動。“只有合理化流動的加強，才能消解官民之間、貧富之間、強弱之間的結構對立。”于建嶸說。
于建嶸強調，“應該讓每個公民的努力和付出都能有適當的回報，讓遵守規則者得利；讓每個公民都知道憲法是社會的底線，從而可以合理地預判自己行為的后果。這樣才能降低民眾因不確定性而產生的恐懼，避免南平血案式的惡性事件。”

徐迅雷先生在《南平慘案是“愛斯基摩結構”的極端變種》一文中指出：

這不是“南平寓言”，這是殘酷的“南平現實”。進而言之，這是可怖的“中國現實”：即使鄭民生最終被鑒定為行兇時確系精神病發作期，然而，在急劇變動的社會轉型中，越來越多的人像鄭民生一樣被拋下高速運轉的競爭戰車，成為失敗者，環境與社會同樣是有責任的。

無論鄭民生是否精神病，他的心理扭曲變態是確鑿的、肯定的。這讓人想起著名的“愛斯基摩結構”：狗拉雪橇是生活在北極圈的愛斯基摩人最重要的運載工具。怎樣才能讓狗多拉快跑？愛斯基摩人將狗分成兩個層次，前面是一只領狗，后頭有N只力狗。他們給領狗制造許多特權：它單獨享用食品，吃的是好肉，吃飽又吃好，并獨享最好的狗舍，還從不挨鞭子。而后面的力狗，全然不管飽，眾狗一起搶食吃，住的則是“大通鋪”，拉雪橇時還常被主人狠抽鞭子……于是，這些力狗都含恨在心，拉雪橇奔跑時都想趁亂咬上領狗一口，以解內心之恨。但領狗的韁繩長過力狗韁繩二尺有余，力狗根本就夠不著。而力狗要咬領狗，勢必要拉著雪橇飛跑，反而讓長韁繩中的領狗近乎空跑，力狗怎么也咬不著領狗那“傲慢的尾巴”。這就是“愛斯基摩結構”。

在“南平慘案”中，把鄭民生比喻成最落后并且是最想咬領狗的“力狗”，這應該沒有問題：但他顯然是咬不著“領狗”的，于是他就去咬同行的力狗，甚至是最容易咬得著的力狗的幼崽———未成年的孩子，結果真就是咬得極為喪心病狂。“力狗的內心總是充滿了仇恨的陰暗，它們拉雪橇跑得殺氣騰騰，即使在光明與純凈的北極，也從它們的眸子里看不到光明與希望……”有智者如是云———甚至更可怖的是，還發展成為鄭民生般的極端的“愛斯基摩變態結構”！

田德政先生在《拿什么終結暴戾心態下的社會悲劇》一文中說：

當今的社會瞬息萬變、錯綜復雜，公眾的心理成長也在逐步走向開放與包容，但一些問題也隨之而來，因機會不均、貧富懸殊、分配不公等引發的一些深層次的問題，滋生出一些不健康的心理，如暴戾恣睢、價值觀混亂、浮躁矯情等等，還包括一些人因為創業失敗及家庭挫敗導致的心理失衡。這，實際上堪稱為一種“社會病”。具體到福建的這名血案制造者，就是因感情的失意，家庭的失敗，又被工作單位辭退，而出現心理變異、歇斯底里。盡管屬于個案，卻能夠折射出社會心理的不健康現狀。

對于此類時有發生的案件，我們顯然不能只看成一個孤立的犯罪，它的出現無疑潛伏著一定的未知的、綜合的社會心理危機——— 在今天的社會情感及群體心理版圖上，出現了一些呈畸形走勢的暴戾心理線路。比如，對生命的冷漠，對正義的失望，對人性的無視，對人生的絕望，這些社會心理甚至成為一些人內心深處揮之不去的夢魘。

張金嶺先生完全不同意人們對鄭民生走向毀滅的原因所做的社會環境因素的分析，他在時評文章《讓鄭民生殺人的難道是“社會”》中認為：“任何時代任何制度下，都可能會有種種社會不公正，可以肯定地說，迄今為止，在人類歷史上，還沒有過絕對意義上的社會公正。具體到中國來說，無論是市場經濟的今天，還是之前的計劃經濟年代，都不可能是絕對公正的社會。再說，社會大環境即使是處處公平，也并不一定意味著每個人對自己的境遇都完全滿意，也不意味著時時處處都能得到公正的對待。從社會轉型期的角度來理解鄭民生殺人，是書齋里不著邊際的邏輯游戲。一個人必須在融入社會的過程中尋找自己的位置，讓社會環境順從自己的喜好是永遠不可能的。不明白或不完全明白這一點，這也許是他人到中年還無法恰當處理個人和社會的關系的原因，也是他成為殺人惡魔的根源。面對這個惡魔，我們應該做的，不是拉社會環境為他的罪惡墊背，而是應該思考，作為社會的一員，究竟應該怎樣才能更好地把握住自己。”可惜張先生沒有說明鄭民生淪為殺人惡魔的原因。難道鄭民生天生就是殺人狂？他有精神病？他的性有缺陷必然導致殺人？他以前怎么沒有殺人？這次是精神病發作？那豈不無罪？

眾多的時評人士解讀鄭民生崩潰與絕望、最終決意報復社會的深層次原因，不乏精辟論述和準確的判斷，但似乎還有些話沒說完，我也不妨再補充幾點：

1、什么時候我們的社會開始充滿“嫌貧愛富”的大氣息？這樣的氣息是好的還是壞的？是善的還是惡的？如果是壞的惡的，為什么會如此泛濫？我們社會的成功標準到底是什么？象鄭民生這樣有高明的醫術可解他人病痛，難道不算一種成功？白貓、黑貓，難道只有賺到錢的才算好貓？只要賺到錢就是好貓？用這樣的理論指導，我們的社會能不出問題嗎？

2、鄭民生到底是辭職還是“被辭職”，如果是主動辭職，他應該對未來有充分的安排；如果是“被辭職”，那么是誰給了誰迫使鄭民生辭職的權利？贏家通吃，權貴通吃的機制，是否真的應該讓所謂的強者有剝奪所謂的弱者生存權的權力？機關、事業單位、國有企業的所謂領導或所謂的領導班子是否有權剝奪員工工作的權利和生存的權利？這樣的權力是否會被濫用？在中國，這樣的權力又是怎樣地被濫用了？

3、《一樣的月光》里唱道“什么時候兒時玩伴都離我們遠？什么時候身旁的人已不再熟悉？人潮的擁擠拉開了我們的距離，沉寂的大地在靜靜的夜晚默默地哭泣，誰能告訴我，誰能告訴我，是我們改變了世界，還是世界改變了我和你？”，我們的世界從何時開始變得如此冷漠？這種冷漠是一種進步還是退變？在鄭民生走上殺戮之路的最后37個小時，如果不是親情的缺失，如果他得到了哪怕是很微弱的溫暖，慘案還會不會發生呢？

4、為什么醫術一流的“鄭一刀”會淪落到被譏笑的地步？在鄭民生所在的馬站社區衛生服務站，鄭民生的醫術是一流的，他被描述為這樣的醫生：

化纖廠原職工小付曾在鄭民生那里看過一次病，只是小的傷口處理。他記得鄭笑呵呵的。

“在化纖廠的時候，鄭醫生是個很可以的人。”小付說。

家屬區里年紀稍大的人都記得鄭民生。作為化纖廠醫院主力外科大夫，鄭民生有“鄭一刀”的稱呼。

“就是說他一刀下去就好了，不用第二刀。”家屬區一位劉大爺說。

一位何姓女職工告訴記者，鄭民生在醫院“回頭率很高”，很多人找他看過一次病后，會反復找他看病。她自己帶著女兒找鄭看過一次病后，就把鄭推薦給親戚們。

雖然好幾位老職工都說鄭民生的醫術高超，但劉大爺說當時就已經聽說鄭民生與醫院其他醫生，尤其是院長關系不睦。“但好像都是些小矛盾，他不太會處人際關系。”

這樣的一個優秀的人才，本足以自信。不就是和院長關系不好嗎，憑什么同事也譏笑他？這一定是我們的社會出了什么問題。一個受到病人尊重的醫生居然被領導排擠、被同事譏笑，豈非咄咄怪事？說白了，無非是他得罪了領導，其他人為了自己的利益而討好領導，鄭民生就成了診所公敵。

我想應該還有個原因，鄭民生與其他醫生甚或護士的家庭相比顯得有些貧寒。我們知道，鄭民生是一個很好的醫生，他貧窮，是因為他守住了為人、為醫的道德底線，他沒有把病人當做牟取利益的工具和對象，他沒有開大處方、沒有收取紅包、沒有拿醫藥代表的藥品回扣，因此他貧困潦倒。難道他貧困潦倒，你們就可以譏笑他、侮辱他？你們憑什么比鄭民生富裕？你們捫心自問難道無愧嗎？

5、“鄭民生辭職后想開個人診所，衛生局不批準，于是他曾揚言要殺衛生局領導。衛生局不批準或有充足的理由和依據，但顯然并未說服鄭民生，也等于斷了他的一條生路。如果法律并未禁止，則鄭民生自有開診所的權利；如果他開了診所，駭人聽聞的慘劇也許就可以避免。”

試問衛生行政當局，你們憑什么把行醫許可證發給那些醫術遠不如鄭民生的人，而拒絕批準鄭民生的申請？不就是他不懂得潛規則、沒有向你們行賄或者平時沒有討好你們嗎？誰給你們剝奪他人通過自己的合法勞動而生存的權力？如果鄭民生殺了衛生局的領導，他可能會象YANGJIA那樣被稱作英雄；他選擇殺戮孩子，他失去了成為英雄的機會，這實在鄭民生犯下的最大的錯誤。如果，鄭民生開辦了自己的診所，可以以自己的高超醫術服務社會取得報酬，過上有尊嚴的生活，難道他還會如此仇視社會、制造如此慘烈的災難嗎？權力的濫用竟然導致了一場震驚中外的空前慘案，難道不值得我們深思嗎？

6、從何時開始我們周圍的女人變得如此現實和勢利？鄭民生一個醫術高明、受人尊敬的醫生，難道就因為還買不起房子，在你們眼里他就如此不堪？我們的社會從什么時候開始贊美開寶馬的流氓和妓女，而譏笑像鄭民生這樣掌握知識技術、為社會默默奉獻的但還很貧窮的人？齷齪的成功和清白的失敗，我們到底該選擇什么？

7、是誰讓鄭民生這樣本該憑自己所受教育和技術能過個差不多日子的人連基本的生活都無法保障（更不要說像樣的有尊嚴的活著了）？是誰使全社會的價值取向扭曲，讓茍延殘喘的生活狀態中的鄭民生無法逃避周圍的冷言冷語和白眼？我們的“公仆”們每年公款吃喝、公車私用、公費旅游、貪污受賄以萬億計，難道“主人”們的溫飽的要求都不應該滿足？一名曾經受人尊敬的白衣戰士，竟在被辭職后半年內淪為挨餓的乞丐，這難道僅僅是鄭民生個人的悲劇？

8、有學者說高房價綁架了社會，但沒人知道高房價竟成了壓垮鄭民生這只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房價高了，鄭民生買不起房子，談不成戀愛，娶不到老婆，受人奚落、藐視、挖苦和冷落，絕望了，仇恨產生了，報復社會了，殺死8名學童了……杯具啊，杯具！高房價竟然成了殺死8名兒童的禍首！難道不是嗎？

9、南平一審判決后，國內某著名律師在博客里聲稱：鄭民生辯護律師沒有職業道德。一，鄭律師沒有向法庭提請為鄭作精神病鑒定；二，鄭律師沒有為鄭民生作任何減輕罪責的辯護；三，鄭律師沒有向法庭提出免除鄭民生死刑的請求。

該律師聲稱，如果是他為鄭民生辯護，他首先將為鄭爭取精神病鑒定的權利；其次將爭取使鄭異地審判[最好在海外，至少也要脫離福建]；如果前兩點做不到，他也將盡一切力量為鄭作無罪或減罪辯護，至少也要為鄭免除死刑，這才符合一個辯護律師的職業道德。

鄭民生難道不知道殺人償命的道理？他當然知道！他有精神病嗎？不知道，沒有鑒定過。如果有精神病，難道不能控制自己的行為嗎？好像不是。處死鄭民生有問題嗎？應該沒問題！鄭民生的訴訟權利得到充分保障了嗎？好像沒有，不必急于制止他的申辯，應該讓他把話說完。他的律師盡力了嗎？不知道！ 如果讓我為鄭民生辯護如何？難！但是，我會堅持，法庭應當充分保護被告人自行辯護的權利。

這算不算給鄭民生的辯護？不算。但是，我可以清晰地表明我的觀點：不是鄭民生自己走到懸崖邊上的，是被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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