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安慶仁         

這幾天中國法學界又開了鍋，一些媒體也積極配合，宗旨就是要維護律師的“合法”權益。耐著性子看了幾篇這樣的文章，不免眉頭大皺，這些自稱名律師、自稱法學學者以至自認為是法學權威的人，怎么竟如此法盲，一個個紅口白牙的，張嘴就敢說，不免懷疑他們是否真地讀過西方法律。

這里要說的是律師的刑事豁免權問題，1990年聯合國第八屆預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會通過的《關于律師作用的基本原則》是這樣規定的：“律師對于其書面或口頭辯護士發表的言論或作為職責任務出現于某一法院、法庭或其它法律或行政當局之前發表的有關言論，應當享有民事和刑事豁免權。”但這并不是說律師在任何時間、任何場所發表的言論都享有刑事豁免權，盡管最近一百年時間里，很多著名的律師都在爭取無原則的刑事豁免權，但西方各國立法機構都用不容置喙的態度拒絕了他們的要求。

美國的訴訟行為已經變成一種產業，所以美國法律對律師的要求就更加嚴厲，一是不允許敲詐勒索或巧借名目變相勒索和騙取委托人的財物，2001年美聯社報導，萊昂納德·貝辛杰律師在從業13年里因多次騙取和勒索委托人財物，被法院判處9年徒刑，他的妻子則因犯窩贓和包庇罪，被法院判處5年徒刑。二是不允許律師用不合法的手段和方式方法幫助委托人逃避或減輕處罰。三是不允許律師與非律師人員合作開辦律師事務所，具體規定有三點，a、非律師在這種法律機構中擁有股份，b、非律師是該法律機構的經理或官員，c、在這種法律機構中，非律師有權左右律師的職業判斷。美國有110萬律師，每年因為違紀受到懲戒的律師有千余人，因嚴重違紀或違法而被永久開除的律師也有一百多人。美國法律對黑律師的打擊相當的嚴厲，甚至包括前總統尼克松都被勸退其實就是清理出律師隊伍。盡管如此，美國律師鋃鐺入獄的例子在美國每年都會有幾起，對此美國法學界和新聞界都是非常支持的。

美國律師協會為了維護律師職業的聲譽，對律師的約束也非常苛刻，不但要求德才兼備，有些州的律師協會還規定，律師入會前必須交納一定的保證金，如果從事了與職業要求不相符合的事情，或者在代理過程中有違規和越軌的不端行為，在受到紀律處分的同時，還要扣除一定的保證金。假如情節嚴重，已經觸犯了法律，這筆保證金也就永遠的失去了。美國是個講究程序合法的國家，但這不僅是針對法官，同時也針對律師，律師取證必須遵守法律程序，在會見委托人的時候，甚至都不允許出現包括暗示性的言行，因為在一些關鍵性的法庭辯論中，心理學家的分析將作為證據被法官采納。比如李莊跟龔剛模擠眉弄眼，這樣的取證如果發生在美國，如果有證據顯示生活中李莊沒有這種不良表情，法官將相信心理學家提供的分析數據。

不特如此，美國法律對律師在法庭辯論中還有“四不準”，一、對有關事實和法律向法庭作虛假陳述；二、向法庭隱瞞有關重要事實，而這些事實的公開，對避免當事人被認定有犯罪或者欺詐行為是必要的；三、向法庭隱瞞律師知道的能直接影響當事人利益，并且對當事人的律師亦未公開的法律授權（這其實就是說，雖然當事人沒有告訴律師，但律師從其他渠道獲得的某些不利于當事人的消息，也必須向法庭公開。這一條其實是非常厲害的，律師稍有不慎，就會引來牢獄之災。筆者注）；四、提供律師明知是虛假的證據。假如律師向法庭提交這些證據時并不了解其虛假性，但后來才知道，那么律師必須采取補救措施。

其他西方國家給予律師的刑事豁免權更小，有很多西歐國家的法律都規定，律師的刑事豁免權僅限于法庭辯論中，也就是說，在法庭辯論中，律師有言論自由。但也不是絕對的，比如《英格蘭和威爾士律師行業準則》第130條規定，出庭律師不得故意欺騙法院或使法庭產生誤解；第133條還要求，出庭律師出庭時，在任何時候都必須對法院保持應有的禮貌。《意大利訴訟法典》第88條規定，訴訟當事人及辯護律師應當公正、誠實的進行訴訟活動，否則即構成犯罪。德國《律師法》第43條規定，律師必須認真執行職務，在執行職務時或執行職務以外均應表現得值得尊重和信賴。日本《律師道德》第14條規定，律師不得為了使案件的處理有利于自己，而與委托人進行有悖法律和法律精神的溝通。除此之外，英國、美國、法國、日本等國的法律還禁止律師用不正當手段獲得委托包括秘密委托。法國和日本法律還禁止律師從事與律師職業不相干的商業活動。

中國刑法中的306條和307條，一直倍受中國律師們病詬，然而要是與西方國家的法律比較的話，中國法律對律師的要求不過是蜻蜓點水。有些律師特別喜歡拿辛普森一案說事，仿佛李昌鈺的成功不是來自合法渠道，而是實施了合理的欺騙。這不但是對律師的曲解，更是無知。這種理解，分明是說，成功的律師就是成功的欺騙以至是玩弄法官和法律。

律師是靠說服法官來為委托人爭取利益，法官和律師的區別是，法官盯著案件的性質，而律師只盯住案件的一個點，只要這個點有利于委托人，就盡量多的把這個點展示給法官，從而起到以點帶面的效果。換句話說，法官更多的是關注案件的危害性，而律師則提請法官注意，別忘了，黑面里可是還有少許白面，不能因為性質上是黑面，就說他是絕對的黑，與白絲毫不沾邊。而正是這些白面，當它被律師放大以后，就為當事人帶來了某些轉機。美國的律師不喜歡使用正向的辯論法，更喜歡逆向或曰反向辯論法，從法官的邏輯中尋找破綻，比如李昌鈺在辛普森一案中，就是從一點突破，成功的推翻了法官構建的辛普森有罪的邏輯，而法官的邏輯一經解體，辯護人自然就勝訴了。

但李昌鈺也不是神，他也有邏輯上出錯的時候，比如說，李昌鈺勝訴后，辛普森一案的檢察官克拉克掛冠而去，轉行做了節目主持人，也可能是心有不甘，當主持人后把李昌鈺請來做客。節目一開始她就單刀直入，“既然您承認在案發現場的血跡經DNA檢驗是辛普森的，但是您為何仍然幫助辛普森作證？”李昌鈺沉穩的說：“我今天坐在這里接受訪談，假設在訪問中，您美麗的頭發不知何故沾到我的褲子上，回家后，我太太發現了我褲子上有頭發，拿到化驗室去鑒定DNA，結果證實是您的頭發，然后她就查問我今天跟您做了什么見不得人的事情，責問您的頭發為何會跑到我的褲子上來。啊哈，我就有大麻煩了，但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我們沒做任何不軌的事情。因此，即使DNA檢結果證明了某根頭發或某些人的血跡是某人的，也不能直接證明這個人就做了些壞事。”

克拉克竟然被問住了，難怪她在法庭上會敗給李昌鈺，事實上，李昌鈺在這里用了一個調包計，這根頭發看似有可比性，實際上是用偽證據誤導真相。要擊敗他很簡單，克拉克應該這樣反問他：“如果我裙子上有一滴精液，我丈夫經過DNA檢驗后發現是你的，難道說，這也不能直接證明壞事就是你做的嗎。”

律師沒有免罪權，這是國際司法實踐的共識，不要枉費心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