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主席的教育方針是德智體全面發展，教育方法是以學生自學為主，教育方式是理論與實際相結合，對于教材他主張教材要減輕，課程要減少，對于考試他主張“題目公開，由學生研究、看書去做。例如，出20個題，學生能答出10題，答得好，有創見，可以打100分；20題都答了，也對，但是平平淡淡沒有創見的，給50分、60分”。

喊了多年的素質教育，越喊越是應試——為了應付考試而學而教的教育，教的是填鴨式學的是生搬硬套式，教的學的都痛苦疲累不已。為了一個高考，學生已經頭懸梁錐刺股都嫌不夠了，家長、學校巴不得從孩子一出生就讓他們學習、學習，沒有童年沒有歡樂只有辛苦，越是往上越是痛苦，本來學習應該是快樂的事，現在卻變得如此恐怖。學生到了初二開始，課外活動基本就停止了，到了高中，春游、秋游這些接觸大自然的活動根本就是天方夜譚。學校把所有能拿來學習的時間統統放在講課上了，高一高二要學完三年的功課，還得在題海里苦苦跋涉，應付各種大考小考模擬考統考，早上七點半到校，中午十二點放學，下午兩點半到校，六點放學，晚上七點二十又開始晚自習到十點放學，回家還得背英語單詞，做數理化習題，學生哪里還有玩樂的時間。

最苦最累最沒有樂趣的時光是學生時代。辛辛苦苦擠進大學的門，大一大二輕松點，大三就開始要辛苦的找工作了，如今的孩子，怎一個累字了得。

沒有解決的辦法了嗎？就得一代一代的這樣煎熬痛苦下去嗎？教育這個頑癥就這樣長此折騰下去？

辦法不是沒有，藥方也是現成的，只看我們用不用而已。

毛澤東主席早就給我們一套應對教育頑癥的治療之法。毛澤東主席制定的教育方針很簡單，就三個字：德、智、體，三個簡單的字，卻涵蓋了廣闊寬厚的內容。關于德育，他強調：“青年應該把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50年代他敏銳地覺察到“在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中間，最近一個時期，思想政治工作減弱了，出現了一些偏向。在一些人眼中，好象什么祖國的前途，人類的理想，都沒有關心的必要。好象馬克思主義行時了一陣，現在就不那么行時了”。為此，他認為“現在需要加強思想政治工作。不論是知識分子，還是青年學生，都應當努力學習，除了學習專業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進步，政治上也要有所進步，這就需要“學習馬克思主義，學習時事政治。沒有正確的政治觀點，就等于沒有靈魂。”

關于“智”，毛澤東主席認為青年時代正是“修學儲能”的時期，要認真讀書，力求“積文成學”。他說：“文化課學好了，到處有用”。（注：《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818頁。）

關于體，50年代初期，他曾兩次給當時的教育部長馬敘倫寫信，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學習第二”，他認為青年時期是長身體的時期，如果對青年長身體不重視，那很危險，為此，他提議將學生的睡眠時間由8小時增加到9小時。1953年6月30日，他在接見青年團“二大”主席團時提出：“要使青年身體好、學習好、工作好”。為了不影響學生健康，1965年7月，他給宣傳部長陸定一寫信，建議學校從一切活動總量中砍掉三分之一，以減輕學生的負擔，讓學生以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從事適合自身特點的活動。毛澤東主席所以如此重視青年學生的健康，是因為健康的身體是人的全面發展的基礎，基礎不牢，一切都無從談起。

對于教學方法和教學方式，毛澤東主席認為：“在教學方法中，應堅決采取啟發的、研究的、經驗的方式，以發展學生在學習中的自動性和創造性，而堅決廢止注入式的、強迫性的、空洞的方式”。他多次表示對學校采取的注入式教學方法不滿意，要求予以徹底改革。與啟發式教學相聯系，主張學生主要靠自學。把“自己看書、自己思索”，作為主要教學方法。為強調自學的重要性，他在1964年的春節座談會上，例舉了古今中外一批自學成才、卓有成就的發明家、文學家，說明自學對人才成長的巨大作用。他主張學生“要自學，靠自己學”。毛澤東主席強調教學方法的啟發式和學生在學習過程中以自學為主，目的在于提高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增強學生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在主動學習中得到全面發展。

理論聯系實際是毛澤東主席特別重視的教學方法。“閉門讀書，其學無用，若從天下國家萬事萬物而學之，則汗漫九垓，遍游四宇而已”。（注：《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87頁。）他說：“我是個學生出身的人，在學校養成了一種學習習慣，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學生面前做一點勞動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覺得不象樣子。那時，我覺得世界上干凈的人只有知識分子，工人農民總是比較臟的。知識分子的衣服別人的我可以穿，以為是干凈的；工人農民的衣服，我就不愿穿，以為是臟的，革命了……我才根本地改變了資產階級學校所教給我的那種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感情”。（注：轉引自騰純主編《毛澤東教育活動紀事》，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25頁。）1965年12月，他在杭州一次會議上尖銳地指出：“現在這種教育制度我很懷疑，從小學到大學，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不見稻、粟、菽、黍、稷，看不見工人怎樣做工，看不見農民怎樣種地，看不見商品是怎樣交換的，身體也搞壞了，真是害死人”。（注：《毛澤東教育活動紀事》，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27頁。）毛澤東主席要學生下去搞工業、農業、商業，他認為高中畢業后，先要做點實際工作，單下農村還不行，還要下工廠，下商店，下連隊，這樣搞他幾年，然后讀兩年書就行了，尤其是文科，他主張把整個社會作為工廠。他堅信，實踐出真知，斗爭長才干。青年學生在學校學習期間，就接受一些社會實踐，了解工人、農民是怎樣生產和生活的，具有起碼的社會生活實際知識，這一點很有必要，也很重要，對于青年的健康成長以及他們一生的工作大有益處。毛澤東主席如此重視教育與實踐相結合，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主要是出于兩方面的考慮，一方面，他認為學生天天埋頭讀書，書讀多了，不消化，可能走向反面，成為書呆子；另一方面，學生走向社會，可以拉近知識分子與工農的距離，增強與工農的感情，盡快實現他的“勞動人民要知識化、知識分子要勞動化”的良好愿望，以保證“紅色江山永不變色”。

學校的課程設置和教材建設是毛澤東主席十分關注的事情。他力主精簡課程，縮短學制。1952年，他明確指出：“教材要減輕，課程要減少”。1964年2月，他在教育工作座談會上說：“學制可以縮短”。課程多，壓得太重是很摧殘人的，學制、課程、教學方法、考試方法都要改。“課程可以砍掉一半，學生要有娛樂、游泳、打球、課外自由閱讀的時間”。減少課程門數和份量的目的“為的是全面發展”。再次，他認為有些教材應該有地方特色，要能為本地的經濟建設培養人才。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他一針見血地指出：“鄉村小學校的教材，完全說些城里的東西，不合農村的需要”。所以，不受農民歡迎。50年代中期，他明確指出：“教材要有地方性，應當增加一些鄉土教材。農業課本要由本省編。講點鄉土文學。講自然科學也一樣”。（注：《毛澤東教育活動紀事》，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94頁。）

　　毛澤東主席認為考試制度也要改革。考試要著眼于培養學生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要能啟發學生的創造力，而不是死記硬背。新中國建立后，他曾多次對考試制度進行嚴厲批評，認為現行的考試制度不利于培養青年的德、智、體諸方面生動活潑地主動地得到發展。用出怪題、偏題整學生，是考八股的辦法，應該完全改變。他“主張題目公開，由學生研究、看書去做。例如，出20個題，學生能答出10題，答得好，有創見，可以打100分；20題都答了，也對，但是平平淡淡沒有創見的，給50分、60分”。晚年，他同意高等學校招生廢除考試制度，從有實踐經驗的工農兵中選拔大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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