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制外思維”與“體制內思維”第四次大論戰
　　——試看余杰再批鄢烈山
　　 朱健國

　　前三次大論戰回顧
　　余杰的理性
　　鄢烈山的誤區
　　網上評議摘要
　　“鄢烈山現象”探源
　　
　　
　　有人問：2006年10月以來的網上熱點“余杰再批鄢烈山”，“鄢烈山再罵余杰”，到底是個人意氣之爭，還是觀念之爭？竊以為，單看“鄢烈山再罵余杰”，似乎“私怨之爭”多于思想爭鳴，而綜合“余杰再批鄢烈山”及其歷史背景細品，則是“體制外思維”與“體制內思維”第四次大論戰，堪稱2006年大陸文化思想界的焦點事件之一，意義深長。
　　
　　前三次大論戰回顧
　　
　　“余杰再批鄢烈山”是下列文化批評事件的延續。
　　1998年9月，我撰寫《20世紀中國雜文真相隨想》（《文學自由談》1998年6期），首次提出“魯迅雜文的本質是‘體制外思維’”，福建師范大學教授姚春樹即在《雜文月刊》上對我進行批評，認為提出“體制外思維”是一種居心叵測；由此開始了“體制外思維”與“體制內思維”理論探討的第一場論戰。鑒于官方對“體制外”一詞的忌諱，這一論戰僅一個回合便被迫沉默，雖然當時有河南雜文家王大海等多名雜文方家聲援“體制外思維”。直到2002年，才有蕭功秦先生在《書屋》（二〇〇二年第一期）發表《當代學者的社會定位》，專題論述了當代中國知識分子已分為“體制外思維”和“體制內思維”兩大陣營，其萌芽可追朔到20多年前的改革開放初期。此前曾有人說朱學勤文章的特色是“軌道外思考”，這是早期對“體制外思維”的委婉避諱之表述。
　　2003年12月15日，詩人趙思運博士在網絡發表《體制外寫作：遲到的命名與吁請》將詩壇熱議“體制外思維”的新潮進行了深入闡述，宣稱“體制外寫作是一種恒久的姿態與立場”，“無論什么體制，都需要一種非體制的力量與之制衡”。這可以算是“體制外思維”與“體制內思維”的第二場論戰。
　　“體制外思維”與“體制內思維”的第三場論戰發生于2005年底。
　　2005年12月24日，《羊城晚報》“花地”推出《2005年文壇九大公案》回顧專版。其中第3大公案是“朱健國‘狀告’鄢烈山誤導雜文”。編者在“裁決”中說：雙方“爭執的焦點在于‘站在哪里’——站在‘體制內’或‘體制外’……因此，在體制外的原告可能要求過苛，在體制之內的被告對原告也要多一些體諒。”
　　鄢烈山即憤憤發表《面糊一團的概念：體制內（外）思維》，先后在《東方早報》、《羊城晚報》等紙媒摘發，又在網絡全文“亮劍”，以反擊“起訴”他“誤導雜文”的“原告”（朱健國）及諸多知名“體制外思維”者（如余杰、標國焦）。鄢文的核心觀點是：“誰在‘體制’之外？”、“人的思維也分體制內外嗎？”，反復強調：中國不存在什么“體制內”與“體制外”，更沒有什么“體制外思維”與“體制內思維”。鄢尤其反感的是，2005年12月19日獨立中文筆會的《寫給吳思的頒獎詞》（余世存撰稿），運用了“體制外思維”——“就是這份倡揚‘自由寫作’和理性寬容的頒獎詞，也采用了什么‘體制內’、‘體制外’、‘體制邊緣’的概念，且將所謂‘體制外寫作’的要求看成一種更高的境界。”
　　我隨之撰文《鄢烈山為何痛詆“體制外思維”——試論“體制外”與“體制內”》，論證：“體制內”與“體制外”本是中性詞。“鄢病”的癥結之一在于，不知“體制”可有多種：世上并非只有“依‘君臣之義’建構的”“專制體制”，也有“三權分立”的“憲政體制”；“專制體制”有“王道”與“霸道”、“開明”與“腐朽”之形形色色，“社會主義”有“中國特色”和“朝鮮特色”、“古巴特色”，“憲政體制”也有“君主立憲”與“民主約法”之分，有英美傳統、法國傳統、北歐傳統、日本傳統等等，因而“體制內”與“體制外”本是一個極具開放性無關乎褒貶的中性詞。且不說“好體制”的“內”，多有健康人（如美國），“壞體制”的“外”，也多“亞健康者”（如中國）；即使是“壞體制” 的“內”，也不乏追求公平正義為民請命的改革者，“好體制”的“外”，也大有告密同志賣友領獎的“偽現代化者”。“體制”并不能必然決定人性、道德的善惡高低，主義的不同，也并不一定就能保證人性、道德的優劣不同。正如魯迅所說，團體不是豆莢，讓包在里面者始終都是豆。但是，“體制外思維”與“體制內思維”，可以表明其思維的空間大小寬松緊張之不同。就概率而言，大空間中的思維一般比小空間的思維更多元更深沉一些，但這并不能保證，一個“體制外思維”者的思維必然時時事事優于一個“體制內思維”者。猶須注意的是，人們常常“身在曹營心在漢”，“體制內”者可有“體制外思維”，“體制外”者可陷“體制內思維”，“體制外思維”與“體制內思維”的產生，并不完全決定于是否身在體制內外。“體制外”者不會“自來紅”產生健康的“體制外思維”，“體制內”者也非“新階級成份”，必然會陷入惡毒的“體制內思維”。而且，人是復雜多面的，“體制外思維”者有時會用“體制內思維”辦事，“體制內思維”者也會時常冒出一些“體制外思維”，如帝王的忠臣奴才也會時有“腹誹”或“焦大之怒”。
　　這其間，有多名學人參與討論——2006年1月6日，新銳雜文家劉洪波在自己的博客上貼出2003年7月29日撰寫《新派“自來紅”》，對“體制外思維”進行了一些理性批評，反對“按‘體制外’與‘體制內’來分派光榮與恥辱”； 2006年1月12日，余杰與一個海外知名電臺節目主持人陳奎德共同進行了“文化年終回顧：《2005年中國思想文化的動態》，在討論的五個問題中，第四個話題是：《關于“體制內外”的爭議》，專題談論了“鄢烈山否定‘體制內外’”這組概念的背景、理據及關于“體制內外”的事實與價值評估 。余杰說：“從鄢烈山先生（否定‘體制內外’）這一變化，從反面可以看出，近十年來，官方對知識分子的招安收買政策相當成功。在七八年前，鄢烈山先生曾以雜文替（“體制外思維”）民眾呼吁，獲得相當聲譽，今天卻走到這一步，我覺得是非常大的一個遺憾。”
　　
　　余杰的理性
　　
　　有人說余杰近年在公共活動中有過“失策”，這可能不是空穴來風；但余杰近年的文章日益趨向理性、中正、深沉，則是有目共睹的事實，這在余杰此次參與“體制外思維”與“體制內思維”第四次大論戰的文章中特別明顯。
　　理性的力量往往體現出一種從容后發制人的謙讓戰略。
　　此次“余鄢PK”，系鄢烈山首先發難，其勢猶如洪教頭驕橫威逼林沖。
　　2006年9月18日，如洪教頭以“火燒天勢”猛沖三步“棒蓋”林沖一樣，鄢烈山以“匡正文風”的第三篇力作《憤世與媚俗 ——我們今天的言論需要怎樣的文風？》，再次“棒蓋”余杰、標國焦等“體制外思維”者。與鄢的前兩篇“關于文風的文章”（2003年冬的《“建設性”是嘛玩藝兒》和2006年春夏之交的《慎言“網絡暴民”》）相比，此篇以對四種“憤世嫉俗”者的批判與警告為名，向有“體制外思維”的“投機”者（獨立知識分子精英）進行了討伐與威脅，堪稱一篇提醒廟堂進一步清理“體制外思維”者，“文明論壇”的“逐客諫”。
　　由于近年“體制外思維”的異議人士頻遭封殺，紙媒網媒皆有“網警”嚴守，鄢文在體制內主流媒體的護航下一時“長驅直入，所向無敵”，先后見諸《中國經濟時報》、《雜文報》顯要版面和在一些網站“置頂”。不料正當“主旋律”欲“論功行賞”時，被洪教頭逼得應戰的林沖，突然一個“撥草尋蛇式”，讓洪教頭“撲地倒了”，“羞顏滿面”——2006年10月18日，獨立作家余杰在海外網媒（后為大陸多家博客轉載）發表《從體制外異見作者的真實處境說起——兼論鄢烈山先生的文風問題》，依據“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理性思想原則，對鄢烈山“替天行道”的“匡正文風”，予以針鋒相對的學術批評。其要點是——
　　通過充分肯定鄢有過“執筆生機勃勃的《南方周末》，其雜文針砭時弊，深受讀者喜愛”之光榮歷史，扼腕痛惜鄢晚節不保：“沒有想到，短短不到十年的時間，幾經波折之后，鄢氏已衰老不堪，勇氣不再，甚至滿口昏話胡話。你的匕首和投槍對準的不再是當權者，而是處境比他艱難得多的同道中人。盡管鄢烈山不承認今日中國的寫作者的身份存在著‘體制外’和‘體制內’的差別，但從其滑落的人生軌跡恰恰可以看出：中共的文宣體制和思想控制，是如何緩慢而精確地讓一名曾經為民請命的好書生變成為坐穩了奴隸的順民。”
　　有什么依據給鄢定位為“一名曾經為民請命的好書生變成為坐穩了奴隸的順民”？
　　余杰一針見血：“鄢氏卻打著‘匡正文風’的幌子，揮刀砍向言論空間已經極度蹇逼的體制外異見作者們。我想，這已不單純是一個‘文人相輕’的問題了。”“鄢烈山認為中國已無文字獄”是“故意美化現狀，以此為官家涂脂抹粉”！此乃“睜著眼睛說瞎話”，“將自己的獻媚建立在別人的眼淚和苦難之上”的諂媚謊言，是對專制者曲意逢迎，近乎無恥告密的“猶大心態”。
　　余杰論證道：“遺憾的是，理應熟諳時事的鄢烈山，卻在多篇文章中大肆傳達與中國現狀完全不符的論調。鄢氏認為今天的中國已經是言論自由的社會，沒有人會因為發表與官方不一致的言論而受到迫害。因此，鄢氏論說那些嚴厲批評官方的異見作家乃是出于‘政治投機’，只有他本人才是‘腳踏實地、埋頭苦干的真人’。作為體制內的成員，鄢氏不是致力于同體制外的同道一起拓展言論空間、推進民主進程，反倒對根本無法與之公開辯論的體制外作者大施討伐。鄢氏這樣寫道：‘不可否認，這些年來，中國取消了反革命罪和政治犯的罪名，日常交談中已不存在反黨反社會主義反對偉大領袖的攻擊罪，單純的言論領域殺頭坐牢的風險可以說已經消失；在境外發表激烈抨擊當局言論的人，只要不涉及實質性重大事務或國家機密，一般也是進出自由。這樣就出現了政治投機的可能。’鄢氏還說：‘有的人非常清楚，隨著執政者的'執政能力'提高，不想升官發財的平民百姓在國內媒體（包括網絡）發表文章并無多大的政治風險……在境外媒體發表'出位'、犯忌的言論也未必出什么大事，仍然可以出國訪問、演講，只要不搞串連、不搞組織活動，不參與實際的政治操作，是不會坐牢的，縱然坐牢一般也不會把牢底坐穿，更不會受到張志新一樣的對待。”
　　余文去皮見骨地展現了鄢烈山最陰毒的“猶大行動”有三招：
　　一是“懇求奴隸主殘酷制裁不愿當奴隸的人”——“鄢烈山攻擊那些走在言論最前沿的寫作者‘有更為精明的利害算計’，‘有的人正是看準了這種政治行情，仔細預測了安全系數，反復評估了成本收益率’”，“鄢氏暗示某些體制外寫作者拿‘美元’”，因此提醒當局別讓“精明的利害算計者”繼續“政治投機”，要取消“異見作家順利拿到海外稿費”的“額外恩賜”，果斷截取其海外稿費和“捐贈”，通過斷其經濟來源而迫其就范或消亡。
　　二是否認今日中國有文字獄和人權問題——鄢烈山說今日入獄的異見思想者（包括程益中、喻華峰、李民英等人因《南方都市報》報道孫志剛事件獲罪），并非是因當局羅織“危害國家安全”和“顛覆國家政權”等罪名，而是因與一些特權者個人有私人利益沖突而陷囹圄。以此貶損“體制外思維”和證明“盛世”真的沒有文字獄，的確“人權已巨大進步”。鄢的原話是：“至于像南都的程、俞，因孫志剛事件涉及到具體的人事、地方官的政績和形象，那就是另一回事了。高與郭的入罪，是因為他們的言行與某些人的直接利益發生了沖突。”
　　三是“損著別人的牙眼”卻不許叫疼——鄢一邊對“體制外寫作者”“落井下石、一棍子打死”，為挽回自己“面子”大行“氣急敗壞的誅心之論”，一面又倡導被壓迫的“體制外寫作者”應該遵照《書經》的“好文風”——“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以“溫文爾雅”禮敬專制者。
　　余杰最后總結了有中國特色的“鄢烈山現象”：“有人愿意當奴隸，有人不愿意當奴隸，這是各自不同人生的選擇。我不批評那些愿意當奴隸的人，但我無法容忍的一種情況是：愿意當奴隸的人懇求奴隸主殘酷制裁不愿當奴隸的人，用魯迅的話來說，叭兒狗往往比主人還要兇。這是中國知識階層中不斷上演的悲劇。……坐穩了奴隸的人無權辱罵不愿做奴隸的人，這是我所堅持的一個常識。倡導‘好文風’的鄢烈山，其文風偏偏最為惡劣。我想，‘鄢烈山現象’對我們任何一個秉持良知的寫作者來說，都是一個極大的警醒！”
　　綜觀余杰全文，除了一兩個詞語不那么“剛而無虐”，皆可稱有理有節有利，可讓洪教頭“欺人意氣總難堪”。
　　
　　 鄢烈山的誤區
　　
　　《水滸》中洪教頭敗陣林沖后是離開柴進莊園，“自投莊外去了”；但今日“洪教頭”可能已“與時俱進”，并非一次戰敗便能“方知驕傲是羞慚”。2006年11月5日，鄢烈山發動“反攻倒算”——在《天涯雜談》和《凱迪文化散論》等論壇發表《這就是皈依上帝后的余杰嗎？》，雖然承認余杰文章所依據的事實基本屬實，雖然第一次公開承認確有體制內外之分，但卻從六個方面苛責余杰批評的動機不公正和“太多自由”——
　　1、 已信仰基督教的余杰豈可尖銳批評人——“聽說余某早已是基督徒，大約不會再說‘我來剝錢穆的皮’、‘余秋雨，你為什么不懺悔’之類狠話，而應該每日自我懺悔”。（鄢難道不知，衡量一個學術批評是否公道，不能憑批評者信仰什么，而是要看是否“有一分證據講一分話”？）
　　2、 只有“年輕有為”者才會沒有骨氣地“為黨國效力”，老人是不會變節的——“我像你余杰這么年輕有為的時候，都沒有想入黨做官沒有想當局重用，如今‘衰老不堪’了，我還犯得著為黨國效力嗎？”（“英雄到老皆入佛”，鄢難道不知毛澤東年輕時主持的《湘江評論》，講民主要自由遠勝于今日《南方周末》的“眾議”，但五十歲后卻變得“比秦始皇專制一百倍”？鄢文中舉證過的汪精衛，不是年輕時曾有“引刀成一快”的反專制勇氣，而晚年卻也為爭專制之權而當漢奸？）
　　3、 余杰此次批鄢是為了擺脫拒絕“熊飛國”一同見布什的困境——“除了想借攻擊我撈回拒郭后的聲譽，還有什么原因呢？”“我知道當局根本不需要我來出謀劃策。只有余杰為抹黑我需要！”（余杰早在2005年就多次批評鄢烈山壓制“體制外思維”，那時并沒有發生“拒絕‘熊飛國’”事件啊！鄢烈山如何解釋那時的“余批鄢”？）
　　4、 揭露余杰有“臭事”，有“臭事”的余杰豈可批評人——“今天我要聲明，他與賀雄飛為稿費分成鬧翻后，賀講的他的臭事，與我無干。”（余杰是否有“臭事”，一未見具體事實，二與此次論戰的觀點無關，何必七拉八扯一些“與本案無關”的事情？人非圣賢，難免都有過病態。按時下“作協如二奶協會”，“某些得獎作家如得寵二奶”的新觀念，鄢不也有涉嫌“當二奶”的“臭事”——為帝包養，代帝立言，為黨國寫專制社論，不算“臭事”？還有十年盜打單位電話（每天下班后用辦公電話說私事，平均每天約一小時），假公濟私，是否“臭事”？豈能以有“臭事”就剝奪人之批評權和言論自由？這不符合“公民寫作”高義吧？）
　　5、 牢記余杰、標國焦有一次沒有拜訪問候他的“失敬之罪”——“那年10月我到武漢動了一個大手術；期間，上頭第一次派人來整頓《南方周末》，他的師兄沈灝被攆出報社，調去參加籌辦南方日報出版社；我被不給任何理由撤銷‘編委’職務，并指令將我調出。1998年底我從武漢回來了，正好賀雄飛帶他與摩羅、朱健國三人炒作賀給他們出的書到了廣州。賀雄飛作為商人，上門到我家去看望我。余杰當然是知道我當時狀況的，但他連電話或口信問候也沒有。”（莫非鄢烈山向來只是“以禮劃線”——凡是恭維拜訪我的人皆朋友，反之則是異類仇敵？有消息說，鄢烈山之所以憤而撰文提醒當局，別讓“邀譽賣直”、“訕君賣直”的“精明的利害算計者”繼續“政治投機”，要果斷截取其海外稿費和“捐贈”，否則，“如今‘賣直’者，看準了行情，一反常態，裝得比誰都激進，皆因假扮‘民主斗士’，不僅可以在民間得到喝彩，而且還可以在境外名利雙收”——其導火線是得知標國焦近年有次到廣州，既不拜訪他，也無電話問候。如此“天沔姑嫂”肚腸的“外交原則”，豈不貽笑大方！）
　　6、 對余杰、標國焦等人至今沒有被關進詔獄，還能自由進出演講，憤憤不平——“余某對此十分清楚，他對政治界限、言與行的區別拿捏得十分精準。……要不，怎么現在（關）在里面的是‘熊飛國’而他照呆在首都北京？”（鄢烈山何必如此心狠，必欲將名聲后來居上的思想新銳余杰、標國焦等人打入死囚？須知，沒有余杰，會有張杰、李杰，沒有標國焦會有王國標、劉國標，在如今這個“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沒幾年”的新時代，你一無獨創理論，二無文采語言，僅是有一點“遠攻近交”的寫意“焦大怒氣”的時評人，豈可自我擁立，覬覦永寵江湖？）
　　
　　 網上評議摘要
　　
　　“鄢烈山再罵余杰”的文章目前主要在《天涯雜談》和《凱迪文化散論》等論壇進行，眾多網蟲進行了點擊與跟帖。其中活躍者有郭金昌、玫瑰馬力、銹刀紅、junli6363、賈寶玉哥哥、爛楊梅、肚腩哥哥、叛變時一定叫上我、周芷若姑娘、永不瞑目、周芷若的奶、天涯一笑、酸文人、axpor、業余生活、kankanguoke、tgby、登昆侖兮食玉英、kyrix、傳說2005、xz333、十四香、陸文等。
　　歸納起來，網蟲的觀點有四類：1、余杰有理；2、支持鄢烈山；3、各打五十大板；4、此類事根本就不該討論。
　　雖然鄢烈山與《天涯雜談》、《凱迪》的斑竹有“特邀作者”之深交，鄢烈山在兩網有深厚的“學生基礎”，一些尖銳跟帖被刪掉，但目前似乎仍以“余杰有理”的跟帖略占多數。各派代表性言論有——
　　
　　kyrix：自由主義作家對罵，是最可悲的了～。
　　
　　十四香：吵個雞毛啊，無聊。
　　
　　x_z333：看鄢烈山這般辯解,象不象一個湖北農村的婦女?
　　
　　tgby：感覺摟住（鄢）被氣瘋了，東西雖然分了1、2、3、4、5條，但沒有說服力和邏輯，亂糟糟的。
　　
　　登昆侖兮食玉英：對于余杰，對于鄢老，我都是尊敬的。余杰是很純粹的，純粹的人難免意氣用事。鄢老面對余杰的指責，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這么語無倫次，有失大家風范哦。再者，鄢老對余杰的指責，比如什么拿美元，什么與書商的矛盾，我個人認為不厚道。美元沒有什么不好，只是我拿不到而已。在書商與余杰之間，我寧愿相信余杰。第三，鄢老的言論：“我說得很清楚，對于“單純的言論”一般不追究個人。至于像南都的程、俞，因孫志剛事件涉及到具體的人事、地方官的政績和形象，那就是另一回事了。高與郭的入罪，是因為他們的言行與某些人的直接利益發生了沖突。”這里很不嚴謹。這些案例你回避不了，所以你所總結的那些“寬松”、“進出自由”、“不會坐牢”之語，顯得蒼白無力了。
　　
　　郭金昌：鄢烈山者，道貌岸然，大奸似忠，大詐似信，言偽而辨。鄢烈山見寵，全民癡呆！“稿費文人”，鳩占網絡，不自量力，天涯之羞！
　　
　　業余生活：也許余杰對鄢烈山是苛求了，畢竟不可能誰都像余杰那樣拒絕這個體制那樣堅決。不管誰對誰錯，鄢應該把余的文章也貼出來，供大家比較。
　　
　　axpor：一場不該發生的誤會。
　　
　　酸文人：很尊敬鄢老的雜文，也喜歡余杰。余杰的書一本不落全都收藏了。然而這樣的爭論毫無意義。比如第二條，近乎咬文嚼字無理取鬧。比如說“多收了三五斗”就真是三五斗？鄢老的駁論越來越站不住腳，文字也失去了以往的犀利。大家都在憂國憂民，就不要搞成文人相輕。
　　
　　叛變時一定叫上我：1、鄢烈山你有沒有鼓吹過中國已經言論自由，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你發表的文章刪不掉的，況且又是這么符合主旋律。（2被板主刪）3、鄢烈山你居然有臉在帖子里說什么“但他（余杰）連電話或口信問候也沒有”，你那點狗屁東西也叫“挨整”？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恬不知恥”？余杰前兩年被北京公安局非法拘留、并且直接告之“私下的、不經過合法程序”地拷貝余杰電腦里所有資料，并警告余杰家人，讓他“不要在海外亂說話”，你這個著名“時評家、雜文家”在干什么呢？你還不是當作什么都沒看見？然后又來說什么“來去自由”、“里外通吃”？（4、5）被板主刪）6、鄢烈山你是很聰明的，你的那些評論根本只能騙騙小文青，你對現實的批判力度有多少？你難道不是寫每篇文章都深思熟慮地研究“要罵到什么程度才算安全”么？
　　
　　看到本貼讀者里還有很清醒的人，我個人感到很欣慰。中國人沒有全都和lz一樣壞，一樣蠢！鄢烈山，著名時評家、雜文家，每天計算的就是拿捏分寸，無關痛癢的細節上罵罵政府，撈取“批判社會現實”的革命資本，關鍵時刻P都從來不放一個，那么多獨立知識分子，逃亡的逃亡，被抓的被抓，狗日的鄢烈山居然還說什么“來去自如”、“里外通吃”。余杰的言論基本已經被中國G黨給禁掉了，面對一個幾乎是“啞巴”、基本無力反駁的人，著名時評家鄢烈山拋出如此犀利的一篇雜文，真是大快人心啊。著名時評家鄢烈山依靠他“精明的利害算計”，現在可真是里外通吃，不但以“批判家”的身份混得有聲有色，同時因為在“大是大非”問題上與黨和人民站在一起而備受中國官方推崇。
　　
　　天涯一笑：鄢烈山先生，大抵是個主旋律作家吧。
　　
　　周芷若的奶：余杰的文字現在都差不多被禁了，他根本就發不出聲來！煙烈山同志不知道從哪里讀到有關他的咨訊和文章？讀到之后，不但不表示同情和鼓勵，反而落井下石，百般挑剔，一副甘當朝廷走狗的姿態，真是好笑，是不是老糊涂了？活膩了？為什么不好好買一副棺材回家等死，卻跑出來丟人現眼？文筆爛得跟狗屎一樣，居然還在這里不自量力的攻擊余杰！余杰現在也還擊不了你，因為中國已經沒有他發聲的渠道了。你煙烈山同志卻來攻擊他！
　　
　　陸文：近幾年獨立中文筆會已被抓了五個人，計有張林、司濤、楊天水、力虹、嚴正學，因此不能說發表文章沒有牢獄之災。就此意義上說，鄢烈山先生說話還是少有分寸的。
　　
　　肚腩哥哥：本來挺佩服焉先生的，現在看此文,頗覺無聊。先生若把這一念嗔心，放在反貪官與要民主上，可能會比放在證明自身清白上要好許多。
　　
　　爛楊梅：烈山焉也，尚能寫否？通篇帖子皆如小孩拌嘴，唉，曾經的銳利難道真的被磨平了？
　　賈寶玉哥哥：烈山焉同志，我負責的告訴你，你太讓同志們失望了，為了討口飯吃，居然如此窩囊的擠在文人之列。悲哀！
　　
　　junli6363：看鄢的文章軟不拉極，沒有底氣，很失望！可能真的老了，鈍了，沒有了功力！
　　
　　玫瑰馬力：去看了余杰的文章，樓主好象沒反駁到點子上啊，很蒼白很無力的感覺。我只問一個問題，現在中國的言論環境真的象你描述的那樣”單純的言論領域殺頭坐牢的風險可以說已經消失”？果真如此，中國恐怕離民主也只有一步之遙了。無風險人人還能不暢所欲言？可是現實并非如此。人總是要犯錯說錯話，改了就好了。做個正直的人沒什么不好，頂多就是掙錢不多，地位不顯耀罷了。
　　
　　 “鄢烈山現象”探源
　　
　　此次“體制外思維”與“體制內思維”第四次大論戰——“余杰再批鄢烈山”與“鄢烈山再罵余杰”，最重要的理論貢獻，是余杰提出了兩個新觀念：“人分體制內外，文無體制內外”與“鄢烈山現象”。
　　盡管“人分體制內外，文無體制內外”有含糊之處，可能更準確的說法當是“思維分體制內外”，但余杰之說畢竟是“體制外思維”與“體制內思維”的新的一家之言，有利于這一觀念的進一步探討爭鳴。而“鄢烈山現象”之說，則讓人們思考：為什么新世紀的中國犬儒會集中于“鄢烈山現象”？鄢烈山到底是從“魯迅風”變為“郭沫若”，還是從“焦大之怒”淪為“猶大告密”？“鄢烈山現象”到底是被“塞馬糞”后的被迫“自律”，還是被“二奶獎”引誘的主動“臣妾永遠忠于陛下”？
　　一楚天朋友說，“鄢烈山現象”的關鍵是鄢烈山在內心與專制者和解了。這從他現在的一些時評皆是君主可以笑納的“合理化建議”和“上諫”，足可證明。人們可以暫時妥協，“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頭”，但心中還應該堅持對真理的追求。須知，“澤雉（野雞）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乞求）畜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
　　一京城朋友說，“鄢烈山現象”的污染源可能是“黨文化”，你看他“匡正文風”的“三論”，大有毛澤東“反對自由主義”、“反對黨八股”、“改造我們的學習”和“形勢不是小好，不是中好，而是大好”的專制霸氣。一個普通的時評家，居然想到要“掉書袋”制定一個“八榮八恥”標準，統一全國時評、雜文、言論的文風，真是“不在其位也要謀其政”的“螳臂當車”，從幫閑越位到幫忙也。
　　一海外朋友說，有文章說鄢烈山“或許因為從小生為‘土改根子’、‘村支書世家’長子，養成了‘我可批評任何人，誰也不能批評我’的‘土太子脾氣’”，不無道理。誰都知道，毛澤東時代的一村支書，對一方百姓皆有生殺之權，其“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權勢何等了得。而今日鄢烈山對其父輩只有懷念贊揚，毫無一絲反省質疑，可見一個人青少年的生活境遇，對其性志的影響何等根深蒂固。
　　我則以為，以“共生主義”看來，鄢烈山再怎么“蛻化變質”為假厚道真陰毒，也只是一個“偽現代化患者”，并非“體制外思維”的敵人。相信他經此“慘敗”，會“痛定思痛”，早日康復，告別“焦大火氣”、“土太子陋習”和“王倫情結”，停止利用職權封殺異見，放棄“擁立”之夢，尊重后來居上的客觀歷史規律，重返民主自由共生思想之營，加入“魯迅風”與“公民寫作”的“合作化”，接受“體制外思維”與“體制內思維”的“共生態”。
　　
　　
　　 2006年11 月 11 日于深圳“早叫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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