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黨校最近究竟觸動了誰的神經？》點評

　　近年來，社會上關于中央黨校的議論頗多。既有學員管理方面的（陪），也有思想傾向方面（主）的。前者的起因，與社會上久行不衰的單位創收風有關（然。吾代　王　教授說出他不好意思說的話罷：大環境如此，我所在單位亦難免俗，亦受害者也），批評也好，指責也好，自有它的道理。作為黨和國家的一個部門，自己去從事經濟活動，總有（兩字妙）謀取部門利益之嫌，任何單位（說你單位的事，何苦拉別的單位墊背，有意轉移視線乎，現狀如此，“夫不鳥鴨一般黑”，法不責眾，有恃無恐乎？）這樣做了都不正當（黨校這樣做尤不正當），大眾“不高興”、“不贊成”、“不擁護”理所當然（瞧他姿態之高，口氣之輕松），理應（是領導和權威口氣）接受大眾的批評（接受批評是一回事，改不改是另一回事）。但（妙極！若再糾纏下去，恐越描越黑，故前文蜻蜓點水，點到為止，今只一個“但”字，輕輕一轉，金蟬脫殼，行文毫不勉強，真是羚羊掛角，無跡可求）關于后者，即思想傾向的問題，筆者卻有忍不住想說幾句的沖動。

　　對于中央黨校的思想傾向，最嚴厲的指責，莫過于把中央黨校看作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大本營。這是有關政治責任和政治生命的問題，開不得半點玩笑（真有意思，誰和你開玩笑了？）。因為如果真是那樣，中央黨校就完全沒有存在的必要。前幾天看過一篇對某　高校　教授（光明正大的爭鳴，點名好了，何必遮遮掩掩，不贊成這種文風）的訪談，在他看來，中央黨校發出的聲音，有傾向資本主義的，有傾向資產階級國家競爭式選舉的，有說社會民主主義的，說什么的都有，是社會勢力利益多元化在黨內的反映，宣揚的是多元價值觀。
　　
　　我不知道這里的“資本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傾向所使用的判斷標準是什么。我只知道，改革開放以來，過去的所謂姓“社”姓“資”的標準已經過時（豈止姓資姓社標準呀，照這么推究去，憲法都早過時了），我們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有了全新的認識。在這個新認識的框架下，有許多新情況新問題亟待探索。中央黨校的學員來自執政的第一線，他們把從自己工作領域帶來的問題交給中央黨校的學者，希望他們提供觀察、認識這些問題的方法論。這就迫使中央黨校的學者不能停留在過去的認識上，而必須對新情況新問題作出自己的思考。這種思考的方向是否正確，內容是否貼近現實，提出的可供選擇的方案是否符合實際，都不能由黨校學者自己說了算，而必須回過頭來接受學員和各級領導干部的評判（不，應該是接受人民群眾的評判）。在這種情況下，中央黨校這些年的教學和研究能夠獲得廣大干部和學員的認可（不，應該是獲得人民群眾的認可），至少說明大方向是正確的。如果要在學員依據切身實踐得出的判斷　和個別　教授在書齋里設計出來的所謂標準之間作一個選擇，該取舍哪一個（如果要在網友依據切身實踐得出的判斷　和個別　教授在書齋里撰寫的博文之間作一個選擇，該取舍哪一個？）？答案不言自明。所以，這個“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大概不是某個大學教授可以蓋棺論定（嚴重用詞不當！抗議！汝所在單位及汝這樣的教授都還生機勃勃，談什么“蓋棺”論定，晦氣煞！）的。
　　
　　至于說中央黨校的“多元價值觀”，恐怕更是個“無厘頭”的判斷。就拿上面被提及的“資產階級國家競爭式選舉”來說吧。競爭也好，選舉也好，都是選人的一種方式，怎么上升成了“價值觀”？眾所周知，民主是中國共產黨追求的基本價值（哪里，資本主義國家更追求哩）。作為成體系的制度，民主首先體現在人民授權上。實現人民授權最基本的方式是選舉，這是稍懂一點政治常識的人都明白的道理。正因為此，我們的憲法才鮮明地寫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年滿十八周歲的公民，不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產狀況、居住期限，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條款，并且制定了專門的《選舉法》，黨章中才有“黨的各級領導機關，除它們派出的代表機關和在非黨組織中的黨組外，都由選舉產生”的要求。那么，選舉的本質又是什么？選舉的本質就是由大眾來挑選掌權者（小兒科）。既然是挑選，自然就應是從多個人當中進行選擇。于是，就有了競爭。有競爭，才有真正意義上的選擇。所以，競爭是選舉的題中之義，就像選舉是民主的題中之義一樣。我們可以說現階段讓人們挑選國家領導人（即普選）的條件還不成熟，也可以論證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這種挑選方式更適合中國國情。但把競爭式選舉說成是“資產階級國家”的專利，就有些莫名其妙了。難道只有不競爭的選舉才是“社會主義國家”的？不競爭怎么體現選擇？沒有選擇叫什么選舉？難道只有搞沒有競爭的選舉才體現“社會主義本質”？恕筆者直言，有些人表面上好像在為我國現行制度辯護，其實是將“社會主義”的價值由民主換成了不民主。這樣的“價值”我們是萬萬不可接受的（此一段氣勢洶洶，貌似有理，其實質是否定黨的領導，看清）。
　　
　　對中央黨校的研究和教學方向之所以存在這些非議，其實并不是這種方向真的有什么問題，真的在理論上站不住腳。真實的情況是，這樣一種研究觸動了一些人的神經。這其中，有兩類人最為典型。
　　
　　一是左的僵化觀點的代表者。改革開放以來，中央黨校義無反顧地扛起了解放思想的大旗。幾次大的思想解放，都和中央黨校或直接或間接地有關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是中央黨校首先發表的；中央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肯定，也首先是在中央黨校透露的；是中央　黨校的　教授沖破姓“公”姓“私”的迷霧，率先主張企業進行股份制改革；還是中央黨校的學者，最早提出了發展非公有制企業中的優秀分子入黨、吸收借鑒國外政黨治國理政經-驗、研究政黨執政規律等等觀點（嗯，確實功不可沒，尤其“發展非公有制企業中的優秀分子入黨”，如今大批私營企業主都進了機關黨委，甚至擔當要職了）。這些觀點，盡管今天已為廣大黨員、干部接受（為什么還不見提群眾？足見群眾在教授心目中的地位，與好干部林嘉祥略同），但對于那些固守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模式、固守傳統思維的人來說，這些觀點不合過去的說教，沖擊了他們死抱著不放的陳舊觀念，無疑是一種大逆不道。如此看來，抓住一切機會，對制造這種沖擊的始作俑者大加討伐，也就不奇怪了（套用您的話，我們也可以這樣講：對于那些迷戀自由經濟模式、崇尚新思維的人來說，真正的共產主義者的觀點不合他們的口味，糟蹋了他們奉若神明的新觀念，無疑是眼中釘肉中刺。如此看來，這些人抓住一切機會，對之大加討伐，也就不足為怪了）。
　　
　　二是既得利益代表者。從政治行政管理學的角度講，有部門，便有部門利益，這可能是科層體制難以擺脫的副產品。就此而論，中央黨校作為中央的一個工作部門，也跳不出這個規律，這是毋庸諱言的（有意將自己所在部門扯進去，不是有自知之明，是因為繞不開，故預先說明，以示公允，封住別人的嘴）。上面講到的許多為群眾所詬病的問題，都與此有關。但是（這個轉折就勉強多了），從全黨的角度，上升到理論的高度，去研究、探索和思考執政中遇到的重大問題，畢竟是黨中央賦予中央黨校的基本職責。在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這通常意味著中央黨校不能不對改革現有的體制、調整現有的利益格局提出自己的看法。問題也便由此產生。因為，既要改革，就不可避免地會冒犯一些個人和部門的既得利益。從本質上看，這種冒犯，只是在關于如何改善黨的領導、黨如何科學執政方面的建言獻策，既扯不上放棄“黨的領導”，也扯不上削弱“黨的權威”（關鍵是有沒有可能改變黨的性質）。那么，為什么總有人把兩者似是而非地（“有關政治責任和政治生命的問題，開不得半點玩笑”，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觀點都鮮明得很，誰似是而非了？）聯系在一起？說穿了，無非是一條，那就是：借“堅持黨的領導”之名，維護和擴張個人和部門的既得利益。你動我的既得利益，便是削弱黨的領導，便說明你的方向有問題（舉個例子？從延遲退休到養老金改革，本網民就沒看出哪些政策動了真正的既得利益者的奶酪），這就是一些人的邏輯。
　　
　　以上感想，純屬筆者個人觀點，與所在單位無關（汝若真代表所在單位觀點，那可真就危險了。不過老夫嚴重懷疑，汝不過是扮演個刺探的角色）。筆者只是認為，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觀點，但如果以為自己有觀點便可以隨便給與自己不同的觀點扣政治大帽子（掌嘴！請問閣下：“左的僵化觀點的代表者”是不是“政治大帽子”？），乃至否定中央黨校在幾十年探索的基礎上確立的，被廣大黨員、干部（依然沒有提及群眾！）所認可的研究方向，至少是有些狂妄（此一句，如將“中央黨校”四個字換成“黨”字，將“黨員、干部”換成“人民群眾”，則活是作者自己的寫照，酷肖）了，有必要作個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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