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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中央黨校王長江《黨有自身利益是一種客觀存在》一文

老漢2 · 2010-06-18 · 來源:烏有之鄉
王長江評析 收藏( 評論() 字體: / /

                         共產黨員不要忘了自己的誓言
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終身,為了這個事業可以犧牲個人利益,甚至生命
      評中央黨校王長江教授寫的《黨有自身利益是一種客觀存在》一文

                                                老漢2

  中央黨校王長江教授寫的《黨有自身利益是一種客觀存在》一文,此文編者按歡迎廣大讀者參與討論。本人最近才看到,看了之后,覺得作為一個黨校的教授不應寫出如同商人見解的文章。我們應該寫一篇揭露廣大群眾的利益被權貴搶劫、掠奪的文章、呼吁共產黨不要為自己謀利,要多做保護人民利益的事情。為什么弱者無人保護,強者執政黨還要搶著來保護,還要他們理直氣壯地來維護自己的利益?看著這文章覺得很不是滋味,于是邊看邊評,寫下了如下評論,評論的文字均在括號內:
                 
《黨有自身利益是一種客觀存在》
新華網北京5月5日電 由中央黨校主管主辦的《學習時報》第534期刊登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主任、博士生導師王長江教授的文章《黨有自身利益是一種客觀存在》,以下為原文內容:

  編者按:4月12日本報刊發了《黨沒有自身利益應成為全黨共識》的文章,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并引發不同觀點的爭議。執政黨作為一個政治主體,究竟有沒有自身“利益”?應該如何看待“黨的利益”?這是涉及執政黨建設的重大理論問題,確需經過廣泛深入的討論加以厘清。為此特刊發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主任、博士生導師王長江教授的商榷文章,供讀者參考,也歡迎廣大讀者參與討論。

我們黨面臨的一項緊迫任務,就是在承認黨也有利益的前提下,按照市場經濟的基本法則、民主政治的基本規律和依法治國的根本要求,一方面理直氣壯地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而不是對利益問題采取回避的、虛無主義的態度;另一方面,對這一利益作出嚴格界定,避免黨的利益的空泛化,不給既得利益留下任何理論的和實踐的空間。這無疑將大大增強黨執政的合法性基礎。(評:王教授說“在承認黨也有利益的前提下”的這一段話他是針對《黨沒有自身利益應成為全黨共識》的一文提出來的,但是在當今的客觀現實中,誰不承認共產黨沒有自身利益,而是共產黨占的利益太多了,《黨沒有自身利益應成為全黨共識》也是針對群眾對共產黨謀私之風太重而發的。請王教授舉出一個例子,哪個黨員工作不拿工資,哪一個黨組織活動不是財政支出的,往往是不該拿的也拿了。不該支付的也支付了。接著王教授說了三個條件:在這三個條件下,就可以理直氣壯地為共產黨謀利了。這三個條件是“按照市場經濟的基本法則、民主政治的基本規律和依法治國的根本要求”,現在我們分析一下,按照這三個條件共產黨就可以為自己謀利了。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有三個:價值規律、供求規律,其中的一條最重要規律是在平等的基礎上自由競爭規律,這種競爭都以追求個人的最大利益為目的,優勝劣汰, 如果共產黨也按市場經濟的基本法則,那么它也應該是市場經濟中的一個實體,但它實行的是一黨專政,處于壟斷地位,它不能像資本主義的政黨那樣允許其他黨和他進行公平的競爭,優勝劣汰,它不能做,因此王教授的話是廢話。 另外按市場經濟法則,也是違背共產黨的宗旨,共產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黨,怎么可以按市場經濟法則去為自己追求最大的利益呢!這還是共產黨嗎?共產黨敢這樣做嗎?能這樣做嗎?資產階級政黨在競選取得勝利后,它在政府里不設總書記這樣的職務,也不設中宣部、中組部這樣的部門,就是說資產階級政黨勝利了,它只是通過政府去執政,不是謀它政黨的自己利益,照王教授的說法,我們共產黨還不如資產階級政黨,還要為自己謀利益。還有按“民主政治的基本規律”, 當今世界上有兩種民主政治制度,一個是資本主義的,一個是社會主義的,資本主義的民主政治制度當然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的,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是為無產階級服務的,這在我國的憲法上有明確的規定,就是以工人階級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治制度,現在這個領導階級已被打入最底層,被砸爛了飯碗,廢除了社會保障,工農聯盟的基礎已經被拆散成了分散的個體戶。共產黨的最大的政治任務,應該是逐步消滅私有制、消滅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制度,最后連自己也消滅掉,進入共產主義。按照這個民主政治基本規律,共產黨在目前連工農的利益都保護不了的情況下,王教授居然說,“共產黨要理直氣壯地維護自己的合法利益”。你的理怎么直,氣怎么壯?請王教授說出來,共產黨還有那些合法的利益受到侵犯,沒有受到保護?按照“依法治國的根本要求”,所謂依法治國,就是依照統治階級的意志治國,一切法律都是為了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鞏固它的統治,如果現在統治階級還是工農勞動大眾,那么首先要恢復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把資產階級從共產黨的隊伍里清理出去。否則法律只是保護少數人的利益,法律就是少數人的意志。比如有人說,真理需要實踐來檢驗,就開展“真理”大討論;但是同一個人,認為爭論會露自己的馬腳,于是來了個不爭論,還挺有道理,說什么爭論誤國。他說基本路線好,那就一百年不動搖,有人說包產到戶好,那就永遠不變,他的嘴就是法律,無需討論。你們說這個不符合憲法,那我就把憲法改了。請問王教授,資改派什么時候依法治國了,幾萬億人民幣跑到美國去了,依的那個法?新疆封網10個多月,依的那個法?去年的國慶60周年和今年玉樹地震為死難者追悼的報道中JXX仍然是黨和國家領導人,還排在第二位,根本不把人代會放在眼里。依法治國就是把非法的變成合法的,這樣堂而皇之地可以為自己謀利了。)    另一方面,對這一利益作出嚴格界定,避免黨的利益的空泛化,不給既得利益留下任何理論的和實踐的空間。這無疑將大大增強黨執政的合法性基礎。(評: 多少共產黨人非法得到了第一桶金,沒有追究法律責任,后來通過《物權法》一洗,不是變成合法了嗎!不給既得利益留下任何理論的和實踐的空間,請問王教授這嚴格的鑒定由誰來做?是由廣大的人民還是像你這樣的人來做?看來這些冠冕堂皇的話,都是騙百姓的話,其目的就是鼓勵共產黨更加的“理直氣壯、名正言順”的撈錢。
按照國民黨的法律,共產黨執政就是非法。合法和非法是看誰按社會發展的規律辦事,誰獲得最廣大的群眾支持,有了這兩條非法可以變成合法,違背了這兩條合法可以變成非法。共產黨人為了爭取執政的地位,無數的革命先烈不惜犧牲自己的利益,甚至獻出了寶貴的生命,從而取得了革命的勝利,今天共產黨能夠執政,是先烈們拋頭顱流鮮血得來的。今天,黨的利益并沒有空泛化,我們每個黨員得到的利益沒有少于普通老百姓的,有權的黨員,他們的利益遠遠超過了普通百姓的利益,這是除了少數人以外是多數人的共識。現在黨群之間的關系是共產黨有史以來是最壞的時期,這也是普通百姓的共識,為什么黨群之間的矛盾如此尖銳,因為共產黨為自己謀私利了,不信可以對黨的各級領導干部做個全民調查。共產黨在執政之前,他的經費:一靠黨費和群眾的支持,二是從敵人那里繳獲。今天共產黨執政了,黨員仍然在交著黨費,各級黨組織的活動都由國家的財政支出,共產黨的各種會議,對外活動,難道都是各級領導自己掏腰包的?連個人的活動有人也用公費報銷,今天共產黨不僅沒有犧牲個人的合法利益,甚至大量地獲得了非法利益。王教授提出要“對這一利益作出嚴格界定”,實際上黨中央幾次制定了黨員廉政準則,不但沒有效果,黨內謀求個人利益,腐敗現象越演越烈,在這樣的時候,王長江教授還要提出共產黨要理直氣壯地為自身謀利,這不是把共產黨往火坑里推嗎?王教授說的,“不給既得利益留下任何理論的和實踐的空間”這句話是完全忽悠老百姓的鬼話。在當今黨員個人利益泛濫的情況下,王長江教授應該寫的文章是讓黨多為群眾的利益服務,少為自己爭利,可是王教授居然變本加厲還要為共產黨鳴冤叫屈。共產黨難道是弱勢群體?它的的利益被強人侵害了,還要它去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共產黨是執政黨,如果他要為自己謀私利,他都可以來制定一個法律把不合法的變成合法。現在黨群關系敗壞,關鍵是黨為人民謀利太少了,而為自己謀利太多了,在這種情況下,“要增強黨執政的合法性基礎”,“基礎”在哪里?在為自己謀利益哪里?基礎在群眾哪里,是要看群眾對你擁護不擁護,支持不支持,共產黨只有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多多考慮為人民謀利,少為自己爭利,共產黨的利益包含在群眾的利益之中,他們做事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考慮的都應該是群眾的利益,得到群眾擁護才能增強黨執政的合法性基礎,而不是一事當先先為自己的利益考慮,這樣最終會被群眾拋棄。)


當改革向縱深發展、最終牽涉到政治體制的核心--執政黨的時候,黨的利益問題就成了一個我們繞不過去且必須面對的重大問題。近年來,無論理論工作者,還是實踐工作者,都時常有關于這個問題的思考。筆者本人早在2004年就寫過《要重視對“黨的利益”問題的研究》一文(《載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4年第 4期,《新華文摘》2004年第21期全文轉載),表達了對黨的利益問題的基本看法。最近在《學習時報》上讀到一篇題為“黨沒有自身利益應當成為全黨共識”的文章,也在談這個問題。文章認為,承認黨有利益,不利于廣大黨員正確理解“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宗旨,應當讓“黨沒有自身利益”成為全黨共識。整篇文章言之鑿鑿,情之切切,字里行間,體現了一種強烈的憂黨之心,筆者深為贊賞。
(評:共產黨在沒有執政的時候,它可以不考慮利益,現在坐江山了,老子就要撈本加利了,這就是道道地地資改派的嘴臉。共產黨永遠是個革命黨,如果只執政不革命了,那么共產黨應該可以下臺了。共產黨的目的是為消滅私有制、消滅階級、消滅剝削和壓迫,消滅政黨、消滅國家,為實現一個平等、自由、幸福的共產主義社會而奮斗,這個革命任務還遠著呢!對共產黨來說革命是永遠第一位的 ,所以毛主席提出要繼續革命。共產黨除了這個大利益外沒有黨的私利。我贊成應當讓“黨沒有自身利益”成為全黨共識,黨應該沒有自身利益,黨的利益永遠只能在放在實現群眾的利益之中,沒有群眾利益就沒有黨的利益,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最終才能解放自己。)

  但是,對于文中表達的觀點,筆者卻不敢茍同。我認為,承認也好,不承認也好,黨的利益都是一種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這里有幾點看法,提出來大家商榷。
  (評:“黨的利益都是一種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我上面已提到了,黨不僅有利益,而是獲得了太多的的利益,甚至以犧牲群眾利益來謀取自己的利益。)
  黨沒有自身利益的說法,在公眾感受上難以得到認可
  (評:說得很對,要是誰說現在的共產黨沒有自身利益,那是是腦袋進水了, 群眾認可的是黨的利益獲得太多了!)
  黨作為一個客觀存在的組織機體,一旦運行起來,自然會消耗一部分資源。眾所周知,資源是稀缺的。參與稀缺資源的分配,就不得不面對利益。舉個例子:黨要活動,就需要有經費。經費多些少些,對黨開展活動的成效影響甚大。如果黨沒有利益,黨的活動經費算什么?我們既不可能說黨的活動不需要經費,也不可以說,黨的經費和人民的財產不分彼此,是一回事。(評:黨政機關都有各自的財政開支,什么時候,我們沒有聽說過黨因為沒有經費而停止過活動?如果說黨的活動經費占用了人民的財產,那是屬于貪污的問題,應受法律處置,這里不存在像王教授講的黨好像沒有經費似的,這完全是無中生有,其目的是要把共產黨的遮羞布去掉,徹底還其真面目,變為資產階級政黨。)又比如,政黨都有自己的目標。實現目標,第一個條件就是執政。執政才能使政黨目標的實現成為可能。從這個意義上說,執政就是政黨最大利益之所在。(評:共產黨的最大目標不是執政而是革命,如果共產黨放棄革命,就等于放棄了消滅私有制、消滅階級、消滅剝削,最后實現共產主義的遠大目標,就等于放棄了最大利益所在。)再比如,作為一個組織,政黨由個人組成,每個個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如果說,組合成一個集體后便沒有了利益,就很難說明,這個邏輯過程是怎樣完成的。(評:請用事實說明當今共產黨員那個沒有個人利益,比普通群眾的利益只多不少。)所以,對這些實實在在存在的東西,不能采用“鴕鳥政策”,要么視而不見,要么把它和人民利益混為一談。這樣做沒有任何好處,只會徒添公眾對執政黨的不信任。而且,與不講利益相關,在執政中也必然不講成本。我們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不計成本地搞政治運動,公款消費數額之大乃至直到現在都令其他許多國家的執政黨咋舌,很大程度上恐怕正和把黨的利益、國家利益、人民利益混淆在一起有關。(評:各國執政的資產階級政黨,就沒有他們的經費開支,他們的競選等活動經費都由他們所代表的資產階級利益集團掏腰包,他們執政之后也就是為這些資產階級集團利益服務,國家不給活動經費。王教授的例子正好說明我們的黨不是沒有利益,而是利益太多了,以至于“許多國家的執政黨咋舌。”)
 
  從革命領袖的論述看,他們從來沒有說過黨沒有自身利益

  我們要講清一個道理,仍然離不開到領袖語錄中去找依據的習慣。即便如此,沿著這個思路看問題,說黨沒有利益也是缺乏根據的。《共產黨宣言》中有兩段被認為涉及黨的利益問題的話:“共產黨不是同其他工人政黨相對立的特殊政黨。”“在無產者不同民族的斗爭中,共產黨人強調和堅持整個無產階級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斗爭所經歷的各個發展階段上,共產黨人始終代表整個運動的利益。”這兩段話經常被引用作為無產階級領袖不承認黨有利益的佐證。其實,稍加分析就會發現,這種推斷是立不住的。其一,說共產黨不和其他工人階級政黨相對立,只是表明共產黨和其他工人階級政黨立場的一致性,和黨有沒有利益毫無關系。其二,說共產黨代表作為整體的工人階級的利益,這是對的,但并不等于說代表者和被代表者的利益是一回事。就如同人民代表和人民之間是代表和被代表關系,并不意味著人民代表連自己的吃喝拉撒睡都沒有了、連自己的工資都不要了一樣。代表得好,二者可能高度一致;代表不好,不但可能不一致,還很可能發生用代表者的利益侵害被代表者利益的事情。分析革命領袖的上述論斷,我們只能得出一個結論,就是共產黨的利益不能和人民利益相違背,共產黨不能把自己的利益置于人民利益之上,但卻讀不出黨沒有自己利益的內容。
 (評:革命導師說過,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最終才能解放自己,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更應做到這一點,共產黨員為了實現全人類的利益只能把自己的利益放在人民利益之中。只能在實現人民的利益中才能實現自己的利益,共產黨員為了維護人們的利益可以犧牲自己的利益,甚至可以犧牲自己的生命,現在一些共產黨人不去努力實現人民的利益,卻要自己的利益,所以現在連資本家都非常積極地搶著加入共產黨,據統計資本家入黨比例在各階層中為最高,當共產黨員有利可圖呀!)
  承認黨有利益,不等于承認黨要維護自己的特殊利益

  怕說黨的利益,從觀念上說,有兩個主要原因。一是對利益的偏見。從古代以來,中國人在儒家文化的影響下,十分倡導“君子不言利”。言利者,俗人也。古人尚且如此,何況共產黨人?由此推論,似乎共產黨人都應是不食人間煙火的,一說利益便不先進、不高尚了。二是搞混了利益和“私利”、“特殊利益”的區別,把利益、私利、特殊利益都當成貶義詞。前一種情況,說明一些傳統的過時觀念還在人們中間有影響。事實上,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的發展早已將這種觀念打得粉碎,無需再作更多說明。對于后一種情況,倒是真需要作一番辨析。其實,利益和“私利”、“特殊利益”在概念上是不能混淆的。這一點,我在2004年的文章中分析過,此處不復贅言。簡言之,“私利”強調其中之“私”,是因為這種利益相對其他人乃至被代表者利益而言具有排他性,和它們有對立和沖突,所以才有“謀私”之說;“特殊利益”強調其中的“特殊”,是因為掌握著資源分配權的人把它放在和其他利益不平等的位置,或者說凌駕于其他利益之上,方顯其特殊。不難看出,革命領袖所強調的正是共產黨不能有這種“私利”、“特殊利益”,而并不否定黨作為一個政治組織和人民當家作主的工具所應有的、正當的利益。
         (評:說得對,市場經濟早已把這種觀念打得粉碎,包括實現共產主義、解放全人類的理想早被打得粉碎。市場經濟提倡的是以實現個人利益最大化為其目標,除了個人利益還是個人利益。我們問一下王教授,廳級以上的干部為離休,工資和現職干部一樣,醫療全報,省級離休干部每人配備工作人員3至5名不等,如汪道涵在世時,1年公費開支達947萬元,醫療開支500多萬元,他在上海錦江賓館、大公館設有兩個集醫療設施的“汪辦(公室)”;另外原12名享有最高級離休特權待遇的高干,每人都配備警衛6名、司機2名、工作人員2 名、秘書2名、廚師1名、保健醫生1名、護士1名。有的還配備由黨政軍現司局級8名人員組成的辦公室。按王教授的分析:“特殊利益”強調其中的“特殊”,是因為掌握著資源分配權的人把它放在和其他利益不平等的位置,或者說凌駕于其他利益之上,方顯其特殊。”上述離休干部的待遇符合王教授對“特殊利益”的分析,那么它應該算是“特殊利益”?可是這都是合法的利益,王教授能把它取消嗎?類似這類“特殊利益”和“私利”到處可見,誰去鑒定,讓老百姓來鑒定,認定它是“特殊的利益”,由當權的既得利益者來鑒定,這是合理的,最后還是合理的,實踐已經告訴了百姓。共產黨只要為自己謀利成為名正言順,那么共產黨就會成為最腐敗的黨。共產黨之所以先進,因為他在與人民、集體利益相矛盾時,可以放棄自己的利益,甚至自己的生命,這樣的黨才能被人民擁護,獲得人民的支持,才有威信領導群眾前進。)

  承認黨有利益,才能使依法治國有一個科學的前提
    (評: 莫名其妙地怎么把“承認黨有利益”和“依法治國”掛起鉤來了,不承認黨有自己的利益,依法治國就沒有科學前提了?還是那句話,法是統治階級自己定的,什么時候它都可以說是“依法治國。法總的來說是體現統治階級意志的,因此依法治國的前提是它的階級性,而不是什么科學性。)
如果公開聲稱黨沒有利益,人們就可以對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有正確的理解,黨和人民群眾之間的關系就會變得融洽,黨內由利益引出的種種消極現象就會消失,那么,恕我直言,這種想法確實有點不切實際,把問題看簡單了。市場經濟本身是一種以利益驅動為重要調節手段的機制,不管是資本主義的,還是社會主義的,統統如此。并不會因為不承認它,它就不存在了。恰恰相反,客觀存在的東西,不去研究它,只會使我們無法認識和把握它的規律性,以致走彎路,付出沉重代價。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出現了黨內腐敗分子前“腐”后繼,部門利益、既得利益躲藏在“人民利益”、“國家利益”、“整體利益”的大旗下獲得巨大發展空間這種令人擔憂的狀況。分析起來,原因固然復雜,但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過去對黨的利益問題視若禁區,很少研究,沒有劃清黨的正當利益和這些特殊利益的邊界,使種種不正當的利益可以以種種高尚辭藻的名義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現實不止一次告訴我們,只有實事求是地承認黨的利益的存在,才好客觀地研究各種利益之間的關系,特別是研究人民的利益和他的代表者--黨的利益的關系,把黨的利益擺在恰當的位置上。“文化大革命”時期那種不但不承認黨有利益,而且否定一切利益的虛假“高尚”,已經使我們黨吃了太大的虧,其慘痛代價足以使我們時刻牢記。我們不應當在這個問題上再稀里糊涂地“高尚”下去。
(評:“出現了黨內腐敗分子前“腐”后繼,部門利益、既得利益躲藏在“人民利益”、“國家利益”、“整體利益”的大旗下獲得巨大發展空間這種令人擔憂的狀況。” 難道腐敗分子是在高舉“人民利益”、“國家利益”、“整體利益”的大旗下獲得巨大發展的嗎?卻卻相反,他們是在市場經濟和私有化的浪潮中,而市“場經濟本身是一種以利益驅動為重要調節手段的機制”。改革開放以來,宣傳上只有強調個人利益,用個人利益去調動人的積極性,市場經濟就是追求個人最大的利益,不管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不管他采用什么手段抓的“老鼠”,“老鼠”抓到了,就是好人、就是能人,就是強人。在個人利益無限膨脹下,前腐后繼就洶涌迅速地發展起來了,形成勢不可擋。文化大革命中精英們確實吃了太大的虧,那個時候,走資派要接受群眾監督,精英們要接受工農兵的教育,進行思想改造, 他們不能貪污腐敗、不能把國有財產竊為己有,也不能以權謀私,賣官、買官, 不能坑蒙拐騙偷、吃喝嫖賭抽、打砸搶燒殺、也不能恐洋迷外、也不能出賣人民利益、集體利益、國家利益,以當漢奸為榮, 在王長江教授的眼中這些都是虛假“高尚”的風氣,,他們不再稀里糊涂地“高尚”下去了,他們脫掉了“高尚”的外衣,赤裸裸地為自己謀利了, 看看走資派以及他們的子女已千倍、萬倍地撈回了本錢,他們的財富可以讓他們的子孫的孫孫子坐享其樂直至“共產主義”。
網上對中央黨校有一段順口溜,“遠看一座廟,近看是黨校,仔細看一群腐敗分子在深造”,以前對此貼,沒有實際的感受,看了王長江教授的文章,深切地感到,共產黨中的高官有了像王長江教授為他們提供的謀利的理論根據,全國才有洶涌澎湃的腐敗之風,而且勢不可擋,黨校中像王長江這樣的教授們確實是“功不可沒”!
真正的共產黨人應該記住《共產黨宣言》中提出的“兩個徹底決裂” 原文是:“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這就是說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斗的革命者,要同傳統所有制關系決裂主要是與私有制決裂;同傳統的觀念決裂主要是與私有觀念決裂。馬克思在贊揚巴黎公社的英雄們的時候,特別贊揚了他們采取的以下措施:“從公社委員起,自上而下一切公職人員,都只應領取相當于工人工資的薪金。國家高級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權及支付他們的辦公費,都隨著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王長江應該是個共產黨員,自己對照一下馬克思的教導吧!也不要忘了在入黨時的誓言: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終身,為了這個事業可以犧牲個人利益,甚至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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