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談《炎黃春秋》是否“黨刊”
——鑫森們“拉大旗作虎皮”，云淡水暖膠柱鼓瑟
《炎黃春秋》是海內外引人注目的一個刊物，近日關于其是否“黨刊”問題引起爭論。雙方觀點，可用云淡水暖的一段話概括：
“鑫森老一而再，再而三地把《炎黃春秋》捧上“黨刊”的位置，還贊嘆道“它編委級別據我所知是最高的”，事實已經證明了，《炎黃春秋》鐵定不是中國共產黨的黨刊，那么，非要給它冠以“黨刊”的名頭，草民小聲問一句：是哪個黨？”
我對“炎黃”的看法固然與鑫森異趣，但覺得云淡的文章似也意猶未盡，有深入探討的必要。竊以為：
鑫森將《炎黃春秋》定位為“黨刊”，是“拉大旗作虎皮”，云淡不認可《炎黃春秋》為“黨刊”，未能“與時俱進”，有點膠柱鼓瑟?！ ?/p>
有必要議論嗎？是的。
《炎黃春秋》乃右翼的一面大纛，一貫標榜“自由思想”，雖有國內居統治地位的強勢“三角”與海外跨國壟斷資本的強力支持，但與“體制”若即若離。若定位“黨刊”，則除了欺騙性之外，更可借光“體制”， “拉大旗作虎皮，包著自己嚇唬別人”，軟硬兩手兼得也。
云淡網友質問其“是哪個黨的‘黨刊’”，是問到了點子上。
不過問題不是這么簡單。
《學習時報》不是“黨刊”嗎？
《學習時報》不光是“黨刊”，而且是重頭黨刊。然而，該報的許多重頭文章，與《炎黃春秋》、與香港《明報》、與《美國之音》，難道有區別嗎？它對前30年也即毛澤東時代的否定污蔑，極盡卑鄙之能事，難道較之《炎黃》遜色嗎？
其實，《南方》報系，何嘗不是廣東省委管下的“黨刊”嗎？
“黨刊”與否，其實并不重要。
事物間區別，極為復雜微妙。量與質，名與實，今與往，俱須細細考較?；蛟颇嗵鞙Y、肝膽楚越，或似是而非、貌合神離，或大同小異、彼此彼此，很難簡單論定。
“轉型”時代，世相光怪陸離，認識事物，猶要考辯其名實也。
中共的著名筆桿有所謂“二喬”“兩胡”，“兩胡”者，胡喬木與胡繩也，喬木以《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稱，胡繩以《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名。然胡繩晚年反省，主流話語稱之“回歸自我”，較之喬木，他更像是向胡適“回歸” ：“從一九五七年以后,我越來越感到在我的寫作生活中從來沒有遇到過的矛盾，似乎我的寫作在不是很小的程度內是為了適應某種潮流,而不是寫出了我內心深處的東西.……為順應當時潮流,我寫過若干與實際不符合,在理論上站不住腳的文章?！薄缓K，同一中共的理論權威，前后則肝膽楚越判若兩人也。紀念改革開放，看主流媒體文章，論前30年與后30年，是很難同日而語的。故縱向比較若不能與時俱進，固執于某一定義，難免膠柱鼓瑟。
橫向比較，老人家有句名言，“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李銳與魏巍，同處一個共產黨組織，《炎黃春秋》與《中流》，同為共產黨員所辦，二者能夠同日而語嗎？
一個高舉“普世”“自由”旗幟，不遺余力丑化聲討毛澤東，以美國是非為是非；一個固守馬列，力挺毛澤東為大眾吶喊，高揚愛國聲討買辦。以定義論，都不算“黨刊”，都與“體制”有一定距離。然而，《炎黃》可以肆言無忌，而《中流》則難于見容。而同為中共精英，作為“自由知識分子”大佬的李銳，可以同為華府與十七大會堂的座上客，其自由瀟灑令人羨煞；而“思想僵化”如魏巍，則只能在監護中體驗“自由”。已故的趙ziyang先生也曾貴為總書記，其引退結論還是小平和中央所做，觀其后來言論，竟無一絲一毫馬列共產氣息，也惟其如此，其人不獨為海外各種右翼“敵對勢力”力挺，而且在黨內，在位政要和已退大佬，為之招魂鼓吹，唱和“普世”者亦不乏其人， “炎黃”即其陣地之一?！欠瘛包h刊”云云，固不足道也。
區別事物，用老人家的話，首先要分清“延安還是西安”？
精英則不然，他們講究“到天津”還是“到通州”抑或“楊柳青”，察彼所為，非“與時俱進”不可。
《炎黃春秋》不是“黨刊”，其作用，遠非《求是》等可以望其項背?！秾W習時報》倒是重頭“黨報”，但與《炎黃春秋》不過彼此彼此——雖然它不像《炎黃》那樣清一色。
前蘇聯“轉型”中有個名人叫雅可福列夫，乃黨內意識形態的最高主管，此公專以無所不用其極地作踐共產黨為能事。如果沒有他的“一手硬”，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決不可能實現得那樣順利。雅氏其為“黨刊”乎，“非黨刊”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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