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明：“右精”是對幾乎眾所周知的兩大崇洋媚外、禍國殃民的政治、社會集團勢力的全稱進行簡化合并后由本人編造的一個新詞，算是對語言的一點豐富吧。

在中國和世界上，韜光養晦喊得最響、用得最多的當屬受茅于軾、吳敬璉等影響的右精集團勢力，而且，他們言行一致，在洋大人面前一直小心伺候、甘當猻子。他們的行徑激起了愛國人士的強烈憤慨，紛紛指責他們其喪權辱國、嚴重損害了國家利益，并善意地提醒他們別忘了“韜光養晦”后面還有一個弟弟“有所作為”。但愛國人士嚴重的冤枉了他們，實際上，他們是“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最忠實和最出色的信仰者和執行者：對于洋大人絕對“韜光養晦”，對于國人、國家和民族絕對“有所作為”，而且是窮兇極惡、禍國殃民的“有所作為”。通過下面幾個重要事例，我們就可以看出他們是如何把這兩個矛盾完美地結合起來的。

最近以來，圍繞紀念改開30年、18億畝耕地紅線、外交政策的軟硬問題、改開的成就歸屬問題，右精集團勢力的骨干代表們在沉寂一段時間后又紛紛粉墨登場，傾情表演。

中國是地球上的第一人口大國，中央政府力排右精勢力的各種干擾，提出確保18億畝耕地紅線，頭腦是清醒的，原則立場是堅定的，采取的政策是符合國家、民族和人民利益的。從反面來看，有些國家已經發生了糧食危機，并引起了比較嚴重的動亂；如果中國的糧食讓別人卡住脖子，結果必然是非常可怕的。但右精集團的骨干成員茅于軾大經濟學家兼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董事長卻不這么看，在美國福特基金會的資助下，茅大經濟學家竟然研究出了會與中央政府截然相反的主張：確保18億畝耕地以保障糧食安全的觀點是錯誤的，甚至是有害的。最近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訪時更是極端頑固地表示“(18億畝紅線)完全沒有必要，17億畝沒有必要，10億畝也沒有必要，任何紅線都沒有必要。” 對此，我們可以作一個簡單推理：如果確保耕地紅線是無害的，那么政策制定者就是正確的、無害的、是利國利民的；如果鼓吹突破耕地紅線是有害的，那么鼓吹者就是錯誤的、有害的、禍國殃民的。事實是，在世界并未真正大同之前，象中國這樣一個人口大國再加上復雜多變的國際關系，解決糧食問題，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一個簡單的例子是：盡管歐美國家同中國的關系這些年來有不同程度的改善，但軍售問題始終毫無松動，因為軍售涉及到力量對比的變化和戰略沖突問題。糧食問題和軍售比較起來，至少是同等重要的問題，如果我們把糧食供給自主權拱手交給歐美國家，難道他們不會象軍售一樣對中國毫不留情地卡脖子嗎？不過，本人估計，有美國基金作后盾的茅大經濟學家和董事長的面子在地球上足夠大，以至于歐美國家都會網開一面特殊處理。右精們不是經常斥責愛國青年們是不理智的憤青、糞青、愛國賊、淺薄、沒教養、義和團，而自己卻標榜非常理性、非常有文化、非常有辦法地愛國嗎？面對歐美國家對中國的武器禁運，很多海外的愛國人士都在為祖國想方設法，我們何不拜托與美國有密切關系的茅大經濟學家和董事長來一次愛國的實際行動、至少通過福特基金會勸說美國允許自己和歐洲賣高技術武器給中國呢？ 請茅董勇敢地站出來說句話吧：你愿不愿意拿出具體的愛國行動？你有沒有這個能力完成這項任務？如果你默默無語或者作否定的回答，那么就請你在耕地紅線問題上閉上你的大嘴，自己去想辦法修理你的腦殘！停止你代表反華勢力從事禍國殃民的罪惡行徑！

外交方面，由于法國總統及歐洲某些國家多次嚴重干涉中國內政并侮辱中國人民，中國政府被迫采取了適度的反制措施，而且收到了比較好的國內和國際效果。可以看出，現在的中央政府依然是代表國家、民族和人民利益的政府，但他們也吸取了左極端和右極端的教訓，所以，對這個問題的處理可以說做到了有理、有利、有節、理智、熟練的程度，如果按照極左的做法，就會或者降低外交關系、驅逐對方外交人員或者甚至中斷外交關系；而極右的處理方式則是裝聾作啞、裝瘋賣傻、勇做縮頭烏龜以便給洋大人留下溫順謙卑的好形象。但中央政府這樣合情合理的處理方式卻驚動了外交界的大碗前駐法大使、外交學院教授吳建民先生，他自己捏造出“認為中國外交硬就好”的謊言，然后自圓其說“韜光養晦，核心的一點，就是不對抗，不當頭。” 首先，作為一個還算有影響力的外交界老人，竟然歪曲解讀民意和政府的處理方式，并編造謊言為自己的觀點和利益攸關方的法國辯解，實在是不知淺薄為何物的行為。吳先生對《南方周末》大訴衷情，其“淺薄”所指不外乎兩個方面：一是贊成對欺人太甚的法國進行反制的絕大部分愛國網友們，二是順乎民意、代表國家和民族利益的中央政府采取具體措施來反制欺人太甚的法國及其總統，讓他們感到很受傷。請問吳大外交家，中央政府以適度強硬的措施回擊欺人太甚的法國及其自大的總統，在你看來也是淺薄的表現嗎？至于愛國網友們，雖然程度上參差不齊，但在國家和民族利益上他們還沒有到吳先生編造謊言的淺薄程度，因為至少在處理法國挑釁的問題上，他們和中央政府的想法、措施幾乎不謀而合，這至少證明：中國這次對法國的強硬是有強大的民意基礎的，是非常合情合理的。相比之下，因為擔任過駐法大使，就惡意貶低、污蔑自己的同胞和政府去為親自選出自大狂總統的法國人開脫、說好話，這已經不是淺薄的問題了，而是道德、人格、心態和立場的問題。

中國右精集團的一個最大特點就是西方至上主義、全心全意為西方國家服務的洋奴主義，所謂的韜光養晦剛好滿足了他們的急需，于是，他們為了西方國家和自身的利益，不惜犧牲國家、民族、人民、黨和政府的利益，動不動就來與國際接軌，以便從西方國家討一點殘羹剩飯和幾句敷衍塞責的贊美之詞。在他們看來，搞外交就是要勇敢地在洋大人面前永遠做一只縮頭烏龜，永遠夾著尾巴，永遠以韜光養晦為核心，永不對抗、永不當頭。做人做事到了這個份上，也的確難得他們對西方主子們的一片衷心、一片孝心、一片癡心。但問題是，雖然他們在洋大人面前集體洋痿，但他們對自己的同胞卻完全是一副相反的面孔，無不聲色俱厲、極盡貶低、挖苦、污蔑、辱罵之能事，好像他們根本就不是中國人，看來他們夾起尾巴韜光養晦是絕對有條件的，那就是對洋人們奴顏婢膝、百依百順、洋人打了左臉會立馬把右臉也湊過去享受被洋大人痛揍的樂趣；但對同胞和國人，就會依仗洋勢，變得瘋狂乃至殘忍起來。可見，他們并不是真正地信奉“韜光養晦，不對抗，不當頭。”的英明教導，他們的“韜光養晦”是絕對地內外有別、中外分明的。 我曾經也為這些韜光養晦的積極分子和先進分子們所蒙騙，心想做人怎么能做成這個窩囊廢的樣子呢？不過，通過分析，我們發現，這些韜光養晦的積極分子和先進分子們原來也有“淺薄”強硬乃至窮兇極惡的時候，只不過是在打擊、污蔑和侮辱同胞和國人的時候。

在國內，右精們不顧中央政府和廣大民眾對30年前的成就的高度評價，一直不停地拿后30年來壓制、貶低、污蔑前30年，從表面上看，似乎他們是在為改開唱贊歌，但實際上，他們卻有著陰險、惡毒的用心，他們不停地為自己涂脂抹粉，其險惡的目的是要釋放煙霧彈以通過掩人耳目的方式綁架黨、政府和社會民意，從而在暗地里制造社會矛盾、破壞和諧社會的建設。他們對黨的主要締造人和新中國的主要建立者毛澤東的污蔑、攻擊更是無所不用其極，其實，他們所在意的不完全是毛澤東本人，而在于企圖制造更大的思想和社會混亂，從而分裂黨、分裂社會并最終學習美國搞垮蘇聯的經驗，在亂中篡黨奪權，最終實現他們主子期盼已久的對中國的和平演變和顏色革命。如果他們真正地在意改開、在意國家和社會的發展、在意人民的福祉，那他們為什么不和中央正確的路線和政策保持一致呢？為什么他們對改開中由他們制造的許多嚴重問題只字不提，卻唯獨和同樣取得輝煌成就并對中國未來發展有借鑒作用的前30年過不去呢？為什么他們至今依然在和民意對著干呢？這充分說明，這些右精勢力只不過是在借改開和所謂的言論自由的大旗，行出賣國家利益、破壞、阻礙社會發展并希望可以繼續綁架黨和政府的險惡用心之實。最近死硬的右精骨干成員茅于軾大經濟學家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訪的時候再次語出驚人泄露天機：“中國改革成功全靠自由派。中國改革的成功，當然自由派也有失敗的地方，但成功的主要原因是自由派主導的。” 那么，茅于軾先生能不能具體說說“自由派也有失敗的地方”具體在那些方面呢？看來改開30年來全中國包括黨和政府都是在右精們的領導之下？對于失敗的地方，茅先生為了集團利益，可能還不敢斗膽踩踏紅線，不過，我估計右精們最失敗的地方不外乎：1. 盡管作了巨大努力，但至今還沒有把某個組織里面真正代表人民、國家和民族利益的成員清除掉(例如，重要領導人在重大國際場所竟然不和右精們保持一致口吐洋文以示對洋大人俯首帖耳)，這一點在右精們十多年年前紅得發紫的時候沒有做到，現在恐怕主要就只能靠夢想和YY了； 2. 在2007年拋出“軍隊國家化”的試探氣球，但被一篇社論嚇得再也不敢越雷池半步； 3. 按照右精們的高論，國家沒必要照顧弱勢群體，富者愈富、貧者愈貧是自由經濟規律，政府沒必要制定扶貧、扶持農村的政策，而應該自覺服從右精們的領導，為富人和右精集團服務。請茅先生自己來說說，你打算怎么糾正右精們失敗的地方啊？

由于越來越多的各界人士認清了右精們的本來面目，他們賴以生存的欺世盜名的卑鄙把戲也早已大白天下，而現在的中央政府實行的國策是以民為本和科學發展，而不是他們主張的以洋為本、絕對韜光養晦，而且，黨和政府已經在開始糾正前些年的人才培養方面的嚴重失誤，正在著手建立起一支又紅又專、德才兼備、真心實意地服務黨、人民、國家和民族利益的人才隊伍，這必然導致這些右精們的高度警覺和驚恐萬狀，在感到自己已經開始被邊緣化以后，他們反而膽子大起來了，準備放手一博，破罐子破摔的危險乃至危害程度。

至于他們的未來，在科學發展觀和科學歷史觀面前，他們的西方至上主義、挑撥離間的陰謀詭計將變得毫無用處，如果他們不改邪歸正、重新做人，必然遲早會被淘汰掉乃至清除掉。

在右精們看來，反左是他們的主要任務之一，哪怕是合理地左，他們也一點不能容忍，因為他們夢想和拼命爭取的就是一手遮天、主宰整個社會的不受限制的權力。經過這20多年來的實踐和他們的反復表演，我們不難發現：右極端和左極端一樣，如果不加以引導和控制，任其自由惡性發展，遲早會給黨、國家、民族和人民帶來無法挽回的巨大損失和災難，所以，對于黨和政府以及人民群眾來說，反對左極端與反對右極端同等重要，切不可厚此薄彼，因為二者最終的結果都是一樣的：禍國殃民、罪惡累累！

當然，經過20多年的繁衍，右精們在中國已經形成了一股強大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勢力，他們敢于跳出來，而且有舞臺提供給他們表演對抗民意和中央政府，正好說明對這股有害勢力的引導、分化、轉化和清除是一項非常嚴峻、艱巨而長期的工作。這項工作的成敗將直接決定黨、政府、國家、民族和民眾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