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昌明：“崇洋媚外”思想從何而來?

　　——漫談近代中國社會“團團轉”怪相

　　1840年鴉片戰爭后，中國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從此，中國社會在政治上出現了一種“團團轉”的怪現象，這就是：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

　　“百姓怕官”，這是一種常態。從歷史上看，這也是所有國家的常態。大凡有政權的地方，都存在著百姓怕官的現象。因為在階級社會里，國家政權就是階級壓迫(管、關、殺)的工具。“官”作為國家各級政權的代表——是掌權的統治者;“百姓”，是被統治者，豈能不怕“官”?哪一天如果百姓真的不怕官了，那不就是“造反”了?

　　“官怕洋人”，這是近代中國社會出現的特有現象。官為什么要怕洋人?說白了，因為近代中國統治階級的代表人物，都是洋人的奴才。

　　翻開歷史，無論是清王朝的道光帝還是那拉氏;無論是北洋軍閥時代的袁世凱還是張作霖;無論是國民黨時期的汪精衛還是蔣介石，有哪一個不是唯“洋大人”的馬首是瞻?

　　統治晚清近半個世紀之久的那拉氏，她留下的治國名言是：“寧贈友邦，不予家奴”;“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蔣委員長的治國秘訣，對外是“絕對抱不抵抗主義”;對內是“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漏網一人”!近代中國的統治者，在對外關系上所留下的，無不都是妥協、投降的喪權辱國杰作。

　　你明明是“天朝”皇帝，民國總統、委員長，掌管著上千萬平方公里的國土，擁有4萬萬多的同胞，面對外敵，你怕誰呀?

　　就說1840、1856年那兩場鴉片戰爭，用對軍事頗有研究的恩格斯的話說，“英國人能把廣州城完全毀滅，能攻占沿海一切據點，可是他們所能調集的全部兵力都不足以奪取和扼守廣東和廣西兩省。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有什么辦法呢?”“這是保存中華民族的人民戰爭”，“如果中國人發起民族戰爭來對抗他們，英國人又怎么辦呢?”(恩格斯：《波斯和中國》)

　　恩格斯的結論是明確的：如果中國政府能堅持進行抗英戰爭，英國侵略者必敗無疑。那么，中國的清政府為什么要妥協、投降，直至讓中國淪為西方列強的附庸呢?

　　說到底，清代的皇帝和其后民國的統治者們，是一小撮滿洲貴族和地主、官僚階級的政治代表。他們只關心自己的統治特權和利益，根本無視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與生計。他們脫離廣大人民群眾，只想保住自己的階級私利，結果是不惜犧牲民族利益，寧愿向洋人讓利，妥協、投降;獨獨就怕人民造反，要嚴防“改朝換代”，故無不視百姓為洪水猛獸。

　　1840年6月，鴉片戰爭正式打響，英軍炮擊沿海城市廈門等地，北上攻下定海，仗已經打到了中國頭上，道光皇帝卻不敢下令對英國宣戰。以后他派琦善為欽差到廣州、取代林則徐，目的就是推行妥協、投降政策。新欽差大臣到了廣州，得出“患不在外而在內”的結論，隨即主動拆毀珠江防御工事，解散“民勇”(民兵)。1841年2月，道光帝因琦善(越權)私割香港被激怒，才對英宣戰。他派出“靖逆將軍”奕山(皇侄)，姍姍到達廣州主持戰事。可是這位將軍給皇帝的報告還是：“粵兵皆漢奸，粵民皆賊黨”，頑固推行“以百姓為敵”的方針!明明是洋人打上門來，殺人放火，無惡不作。為什么反視百姓為敵?在琦善、奕山之流看來，凡不受其妥協、投降政策控制的任何民間反抗行為，都是“民粹主義”，都是不能容忍的。(民國時代的蔣委員長，正是繼承清代統治者“傳統”，難怪要推行“愛國有罪”、“攘外必先安內”的反人民政策了!)

　　西方列強為什么要侵略中國?無非就是要變中國為它的殖民地市場和原料基地。任何帝國主義要統治中國，都需要有為它們驅使的走狗、代理人。反之，清代皇帝和民國的統治者們，為了保持反動階級的特權與私利，也都愿意與外敵勾結，——甘做“兒皇帝”，這就是問題的癥結。近代中國，經過西方列強五次侵略戰爭，中、外反動派徹底“合流”，中國的皇帝、總統們，一個個都成了西方列強統治中國人民的馴服工具——洋奴!這就是近代中國出現“官怕洋人”現象的根由。

　　“洋人怕百姓”，道理很簡單。洋人來到中國，是以“征服者”的姿態出現的。他們視中國的百姓為“賤民”，在中國土地上胡作非為，為所欲為。百姓忍受不了洋人的欺壓，最終被迫反抗。洋人畢竟人數少，每當他們陷入中國人民的反侵略斗爭的汪洋大海時，其下場必然是可悲的。從鴉片戰爭期間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爭，到1947年初由“沈崇案”引發反美示威與中國學生的“反饑餓、反內戰”運動，中國人民的反侵略斗爭幾乎從來沒有停止過。這就是“洋人怕百姓”的原因。

　　比如鴉片戰爭期間發生的三元里人民自發抗英斗爭。1841年5月底，英軍占領廣州(奕山不戰而降)。其后，英軍四出征糧，“予取予攜，奸淫擄掠，無所不為”，廣州近郊三元里地區為害尤烈。是日，英軍統帥郭富，副軍需總監、陸軍少校畢霞等，帶領英軍第36團、第37團、第47團和孟加拉志愿軍的幾個連，前往三元里搶掠，結果遭到三元里一百零三鄉鄉民的包圍與襲擊。據史料記載，是役，“老弱饋食，丁壯赴戰，一時義憤同赴，不呼而集者數萬人”(梁廷枏：《夷氛聞記》)。雙方較量結果，英軍付出了慘重的傷亡。據美國漢學家衛三畏在《中國總論》中記載，英軍有“14人被殺，120人受傷，大約有300人后因病而死”。(轉引自牟安世：《鴉片戰爭》)

　　再以“百姓”與“洋人”沖突的焦點——近代教案為例。鴉片戰爭后，自1848年外國傳教士在中國制造第一起教案——青浦教案起，到大規模反帝愛國運動——義和團運動爆發前1897年的曹州教案止，前后不過50年，中國大地上就發生了400多起教案!(參見顧長聲：《傳教士與近代中國》)盡管這些教案，使中國人民的反抗斗爭付出了慘重的代價(“百姓”均遭“官”——清政府的懲罰)，但它同時也確實使那些“洋大人”侵略者為之喪膽。至于義和團運動的爆發，那更是洋大人們“災難臨頭”了!

　　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表面看，三者關系是個“團團轉”，但“官”畢竟是中國的執政者，是中國的統治者。因此，“官怕洋人”的客觀事實，自然逐步地內化為中國統治階級的“洋奴”意識、“洋奴”哲學，從而形成“崇洋媚外”思想。

　　馬克思說得深刻;“任何一個時代的統治思想，始終都不過是統治階級的思想。”(《共產黨宣言》)

　　既然近代中國統治階級的思想意識是“懼洋”、“崇洋”，直至崇尚“洋奴”哲學，那么，導致社會上出現“洋奴”的思想意識，形成“崇洋媚外”思潮也就不足為怪了。

　　“崇洋媚外”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統治階級的一種奴才心態，是洋奴哲學的產物，它是近代中國“官怕洋人”思想的畸形變異的怪胎。

　　是毛澤東打破了近代中國社會這一“團團轉”怪象!

　　1949年中國革命勝利，新中國建立，毛澤東思想一掃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遺留下來的“崇洋媚外”思想。特別是通過抗美援朝運動，更是在實踐上批判了“洋奴哲學”，“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思想深入人心，全國人民意氣奮發，出現一派積極向上的精神面貌，極大地增強了中國人民的民族自信心，“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思想大發揚。此后，僅僅經過20幾年，中國人民完全依靠自身的力量，舊貌換新顏：中國從一個“一窮二白”的農業國，一躍而為具有完整工業體系——能制造兩彈一星到核潛艇——的世界第六工業強國!(西方國家的工業化過程，均經歷了兩、三百年的時間)

　　然而，曾幾何時，巨星隕落，人民領袖毛主席逝世，中國的一切全變了：

　　“帝國主義挾著皮包回來了!”“洋奴”哲學又吃香了，漢奸、買辦文人又吃香了，“崇洋迷外”思想流行了，“香蕉人”時髦了┄┄

　　否定毛澤東，否定了毛澤東思想。“批公揚私”，把萬眾一心、眾志成城的社會主義新中國，一下打回到昔日“一盤散沙”的舊中華;“六億神州盡舜堯”的中國人民，再一次淪落為“人為財死，鳥為食亡”——各自覓食的可憐蟲!中國社會重新回復到幾千年來的舊傳統：剝削有功，造反有罪!“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究竟是什么妖精在作怪?究竟是誰在作孽?

　　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

　　聽到否?億萬個聲音在呼喚人民領袖毛澤東!

　　聽到否?中華民族在呼喚毛澤東思想重回神州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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